张国焘在长征中与毛会师时，拥有雄兵八万，毛只有残兵一万。但几个月工夫，毛就成功地破坏了他的军队，抢先联系上苏联，被莫斯科首肯为中共领袖。重逢时，张国焘是灰溜溜地来的，军队也只剩下一半。毛仍不放过他，因为他仍然是书记处书记，他的四万军队仍然是毛的一倍。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打到外蒙古边境去接收苏联武器时，毛用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当先锋，要在蒋介石的重重阻兵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失败后，红四方面军的两万一千八百人被隔在黄河彼岸，成为孤军一支。这时莫斯科询问中共可不可能改道去新疆接收武器。这一路长达一千五百公里，大部分是杏无人烟的沙漠，控制在极端反共、凶悍无情的穆斯林马家军手里。毛明知前景毫无希望，但他抓住莫斯科的建议，把这支孤军派去。这就是“西路军”。

毛把这支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孤军在沙漠里调来调去，向他们发出忽而这样、忽而那样的指示，迫使他们打一场又一场的恶战。指挥员徐向前说，给他们的任务是“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西路军最后实在无法支撑下去，要求返回延安，毛却命令他们“就地坚持”，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更电令他们“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

到三月中旬，张国焘手下的这支劲旅几乎全军覆没。被俘的红军遭到残忍杀害。甘肃西部的最后一场血战下来，一千多人被活埋。活埋以前，俘虏们被集中起来照了相。从照片上看，他们还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命运。两千名女战士被强奸，被凌辱后杀害，被卖身为奴。两万多人中二只有四百来人在四月底挣扎到了新疆。苏联飞机运给他们武器、食物和香烟，另外每人一副碗筷。

少数逃回陕北的西路军官兵死在自己人手上。当时在延安的司马璐先生目击一个当地干部这样津津有味地“丑表功”：
当四方面军从甘肃被国民党军队追得无路可走到达我们关中苏区的时候，我们首先很客气的接应他们，又举行欢迎会招待他们，然后缴下他们的武器，就对他们说：“同志，你们辛苦了，调你们到后方休息去。”再把他们一批批一批批骗到山沟里，把这些王八龟孙子的四方面军都活埋了。

活埋的时候，那才好玩呢。开始，我们笑嘻嘻地对他们说：“同志，把坑挖好了，我们要活埋国民党军队了。”他们果真起劲的挖，一锹一锹的挖下去，抹抹脸上的汗珠，还笑着说：“再挖深一点，让这些国民党军队躺在里面舒服些。”我们也笑笑，挖好了，我们把他们一个个推进去，踢进去，起初他们还以为咱们开玩笑呢，等到我们提起铁锹填土的时候，才大声呼叫：“同志，我们不是国民党军队呀！”我们骂：“妈的，管你们是不是国民党军队，老予要你死，你就死……”

他正说得得意，听的人愤怒了，大声呵斥他：“同志，如果你们真的这么做，你们就错了……你们太过火了，我相信这绝不是党的命令。”

讲故事的人大声反驳：“什么，不是党的命令，是我们过火了？难道我个人和他们过不去。我那时是个支队长，咱们团长要我们这么干的，团长说是高岗同志的命令，高岗同志当然又是奉的毛主席的命令。咱们只认得毛主席，毛主席叫咱干啥，咱就干啥。”

西路军一朝覆没，毛泽东就对在延安的张国焘下手，说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结果，在红四方面军干部面前批斗张国焘。毛企图把张国焘赶出政治局，只是因为莫斯科不同意而没有得逞。
用张国焘后来的话说：他“受尽了折磨”，是“毛泽东在后面掌舵”。毛的秘书把他撵出他的住宅，让给毛住；他的警卫员被捕。一次，张国焘看见儿子在学校演戏时被派演“托派”张慕陶，“扮成奇形怪状的汉奸样子……等我走到文艺会场的时候，一群人正在捉弄我的儿子，毛泽东也正在那里凑热闹，奸笑着说张国焘的儿子扮演张慕陶，再适合不过。我恰恰走进去，目击这种情形，就将孩子所戴的假面具撕掉，牵着他离开会场，一面走一面高声申斥说：‘野蛮、残忍、禽兽不如。’”

一九三八年春，忍无可忍的张国焘，抓住毛泽东处境不妙的机会，要跟王明等人联起手来倒毛。四月四日，作为陕甘宁边区主席，他离开延安去附近的黄帝陵，跟国民党官员一起祭陵。祭祀完毕，他钻进一辆国民党的汽车，到了西安，随后前往武汉，去找在那里的王明、周恩来、博古。

项英作为新四军的负责人就在武汉附近。这是一个天赐良机，书记处中不赞成毛的五个人都不在延安，不在毛的控制之下。张国焘到底跟王明等人说了些什么，至今是中共的秘密。根据延安向莫斯科的报告，张国焘在武汉时“企图分裂党的团结”。可以肯定，张国焘力主马上倒毛。但是他未能说动武汉三人，最可能的原因是，这三人认为莫斯科不会同意。张国焘是走投无路，只能铤而走险。但王明正踌躇满志，察觉不到毛其实只是外表服从。

张国焘在武汉跟三人谈了一星期，绝望后，他投奔了国民党。他接着给留在延安的怀孕的妻子写信，要她来武汉，把他们十二岁的孩子也带出来。毛拖了两个月，等到确定张国焘没有造成什么危害，才放他们离开了。张国焘的妻子经过武汉时，周恩来要她转告张国焘：“不要对党做得太绝了。”张听从了周的“规劝”。张国焘曾一度担任中共军事部部长，负责在国民党军队里安插间谍，但他一个名字也没透露。他的回忆录千页之长，但没有泄漏多少内幕。可说他为国民党是什么也没干，国民党对他非常失望。中共掌权后，他逃离大陆，后来托人带信想送儿子进广东中山医学院学医，中共爽快地同意了。一九七九年张国焘八十二岁时死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老人院里，死前一年，他皈依了基督教。

张国焘投靠了国民党，毛正好名正言顺马上将他开除出党，并在他的旧部面前把他搞臭。据国民党情报头子戴笠给蒋介石的报告，驻在陕北边上的忠实于张的红四方面军官兵不少对此“极表不满”，他们秘密开会，“讨论应付办法”，结果被“全部包围，随即秘密悉数解决，当时被活埋者计达二百余人”。

经过两个月的考虑，莫斯科在六月份批准开除张国焘。这时，斯大林结束了在共产国际的清洗。毛的黑材料继续存档，十年后斯大林还会来翻阅它们。但眼下，毛泽东被“解放”了。

毛一得知这些消息，立即着手对付他的下一个政敌王明。

毛此时在莫斯科安插的人是王稼祥。两年前，跟莫斯科的电讯联系刚恢复，毛就三番五次给莫斯科打电报，要王稼祥去苏联治伤，实际上是借此把王派到莫斯科去。王稼祥在王明回国后当上了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九三八年六月，张国焘被扳倒，毛电召王稼祥返国，目的是带回一句共产国际对他的地位表态的话。王离苏之前去见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提起党内不团结，套出季米特洛夫一句话：有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毛利用这句话，消除了威胁，巩固了地位——也改变了中共的抗战政策。

王稼祥八月底回到延安，毛叫他电召王明等人回延安开中央全会，“听取共产国际重要指示的传达”。上一次中央全会还是长征以前开的。四年来，不知道有多少“共产国际重要指示”，毛从来没有召开全会传达过。当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临时首都武汉遭日军进攻的紧急时刻，毛泽东却要开大会，把中共领导从武汉，军事将领从战地统统召回，齐聚远离抗日战场的延安。王明质疑这种做法，建议要开会到武汉去开。毛强硬地宣布：“我就坐镇清凉山，哪里也不去！”王稼祥打电报威胁王明说：服从中央的意见，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王明只好在九月十五日来了。在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话，毛跟着就把在“七大”上以头号人物作政治报告的身份，从王明那里夺了过来。王明没有抵抗。中央全会二十九日在延安的大教堂召开。主席台上的列宁像下，王稼祥向出席者把季米特洛夫的话又重复了一遍，等于向中共高层宣布莫斯科要毛做他们的领袖。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