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铮《静水流深》（7）第二部镇压 1 第一章嫉妒之火-东亮山-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长春法轮功学员在长春地质宫前炼功（明慧网资料）

谨以此书献给走向未来纪元的人们
《静水流深》（7）第二部镇压 1

第一章嫉妒之火

作者：曾铮

树大招风

我并不知道，在我所看到的法轮功世界之外，还有许多我没有看到和不知道的事悄然发生。比如，我不知道《转法轮》曾获选十大畅销书，也不知中国新闻出版署在同年便发通知禁止《转法轮》发行。我只知道市面上的法轮功书籍从来没断过，可能是因法轮功的书籍畅销，削尖了脑袋的盗版书商不放过这个大好机会吧。那个禁令好象既没人知道，也没人执行。

　　每当有新的法轮功书籍出版，卖书的摊贩马上就会进货，跟得特别快。小书摊对法轮功一共已经出了多少本书了如指掌。我那时常去永定门附近的一个小书摊买书，只要对书摊老板说“来一套法轮功的书”，他保证会给我打点好一整套，一本都不少。别人书摊逛半天，可能一本都没买，只有买法轮功书的人，一套一套地拎走，所以那时书摊都特别愿意销法轮功的书。

　　树大招风。中国大陆从80年代起出现气功热以来，各种名目的气功有如雨后春笋，最多时有好几千种。到了90年代以后，许多气功又同样迅速地销声匿迹了。法轮功作为气功的一种，在1992年传出，除了在92、93两年的“东方健康博览会”引起广大回响外，表面看来与其他气功差不多，参加北京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仅200多人，到94年底李洪志先生在广州开办54期学习班的最后一期，总共只有几万人次参加过这种面授课程。那时法轮功也没在任何媒体做过广告或宣传，不过是学了功的、亲身体验炼功效果的人热心向家人朋友、同事乡亲推荐，就这么人传人、心传心，在短短几年，学炼法轮功的便扩展至七千万到一亿人。

1997年，5000多名武汉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列队组字，上部分为法轮图形，下部分为“真善忍”。（明慧网资料）

　　在中国这样一党专制、党要牢牢控制一切的社会，这样庞大一个群体岂能不引起当权者注意？作为一个非民主选举而上台的政党，当权者什么都不怕，就怕宝座不稳。这么多人在炼同一种功，他们要干什么？

　　还有，学法轮功的人因受益很大，每当提到法轮功或“师父”李洪志先生，言谈总是无限敬仰和感激。

　　后来当局镇压法轮功，皆谓法轮功要和党“争夺群众”。是独裁者的妒嫉之心才引发这场空前的灾难吗？这似乎让人难以置信，却很可能是真的。

　　国外问得最多的是：为什么要镇压法轮功？西方民主国家觉得不可思议。那么为什么中国会发生“反右”、“大跃进”、“文革”呢？事过境迁，连中国的老百姓都觉得荒唐；可是它们当时就是发生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法轮功作为一种全新的、独立的思想体系，在一片人民从来没有真正思想自由的土地上迅速崛起，不可避免要引发专制者的恐惧。虽然法轮功只是一种个人信仰和自我修炼，无任何政治诉求，但处于恐惧中的专制者却会给自己树立假想的敌人，而将“敌人”打倒的唯一办法就是“斗争”。共产党从诞生开始就崇尚暴力，上个世纪人类三项死亡人数最高的事件，共产主义首当其冲，超过纳粹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在共产主义国家遭屠杀和非正常死亡的人数高达8450万，两倍于二战死亡总数；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又高居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之首。据国际社会和中国问题专家调查，最保守估计是 2000万人，最高达8000万之巨。

　　中共八十多年的历史，“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各式各样的运动和“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毛泽东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表面看来好象经济上开放自由，事实上专制本质并无改变，某些方面甚至还在加强，江泽民一人同时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的“三位一体”就是第一次出现。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能随时随意调用一切国家资源的独裁者，不会认为有什么压制不下去的。“六四”事件时，北京游行抗议最多时一天一百万人，但坦克一进城、机关枪一扫射，几天内大街便恢复了“秩序”。包括所有曾强烈谴责镇压的西方国家，过了没多久也照样跟中国恢复正常关系。

　　从1996年官方媒体《光明日报》攻击法轮功开始，一股暗流就已涌动。1997年起，公安部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许多公安人员乔装学员打入法轮功内部，一边跟着练功，一边明查暗访。

　　然而全国调查所搜集到的情报都是一样的：法轮功学员除了炼功很投入、向别人介绍法轮功很热心、遇到事情“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向内找”、“修心性”、“重德”以外，没有任何劣迹和问题。

　　不仅如此，许多打入法轮功内部的公安人员，一来二去还变成法轮功修炼者。一个典型的故事发生在一次法轮功学员的心得交流会。那天有一个曾吸毒，浑身都是恶习，堪称地方一霸的学员上台发言。炼功后他戒掉毒品，洗心革面。当他到那些以前被他骗过、抢过的人家去还欠债时，刚开始人家都吓一跳，以为他又来找麻烦。他的发言刚结束，台下一人就一个箭步窜上台，将手里的录音机举得老高，激动地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公安局派来“卧底”的！我不知道法轮功这么好！我抓吸毒的抓了这么多年，从没见过吸上了毒能戒掉的！法轮功太神了！我再也不干这缺德事儿了！我也要学法轮功！说完，他取出录音带当众砸掉了。

1993年12月，李洪志先生在北京公安大学礼堂为公安部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做义务演讲。（明慧网资料）

　　类似的事还有很多。这样更加大某些人的恐慌。就像一首诗描述的：“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阴暗的灵魂不能理解高尚的心灵和行为，也不相信世上真有人活得坦坦荡荡。1998年公安部发布通知调查法轮功，许多省市都有公安强行驱散炼功群众、抄家、私闯民宅、没收个人财产等事件，已经为日后的镇压做了预演。

　　不过，那时我专注自我修炼，不断折服于修炼的体悟，对外在环境几乎不曾关心，也不知表面看不到的一切。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8年北京电视台事件发生。

　　 1998年夏一个星期六，我到公园炼功，听说前些天北京电视台播出一个不实报导，诬蔑诽谤法轮功，炼功点上有些功友准备第二天去电视台反映法轮功的实情。我也约了第二天一起去。

　　回家后，我心里却有些不安。我想，“六四”就要到了，正是政治敏感期，李洪志老师反复强调修炼者不参与政治，而且当谈到为什么不跟大家见面，也流露不愿意有大规模群众聚集，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我越想越觉得不该去，就作罢了。

　　但我们炼功点上有好几个人去，再加上别的炼功点、一些河北省来的，前前后后共有好几百人。电视台的领导接待其中一些学员，听他们讲述修炼的真实故事，感受这些人并无恶意，不过是想帮助电视台改正错误的报导，以免伤害法轮功和电视台自身声誉。电视台的领导了解后公开为不实报导致歉，并惩处报导的记者，这件事在当时算是不错的结果。

　　接着，我不觉得外部的形势与过去有什么不同，还是照常炼功，直到1999年的“4.25”。

　　 1999年4月24日，刚好又是星期六，一位功友打电话问我知不知道天津的事，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写了一篇《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攻击法轮功。何在文中引用已被证实是不实的案例，他说练法轮功会得精神病，他本人已得到9起跳楼自杀造成8死1伤的报告。他还暗示法轮功会像义和团一样使中国毁灭，“其毒害青少年的程度”比起“以理杀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看完这篇文章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练法轮功很危险，会导致“走火入魔”、得精神病，甚至跳楼自杀。

　　事实上，从1979年中国第一次发表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的报导后，学术界对特异功能是否存在及应否研究的争论，一直很激烈，赞成派以曾主持制造及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为代表，反对派则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为代表，两派互有消长。

　　这种现象照理是正常的，甚至有助科学的研究发展。然而由于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涉及马列主义称为“迷信”、“封建”和“唯心”的东西，所以学术的争论很快便成为政治问题，惊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发表批示。在中央高层和科学界大老支持和反对两种观点并存之下，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82年6月，也就是法轮功问世前十年，发布对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报导的“三不政策”，即 “不宣传”、“不批评”、“不争论”。

　　所以，何祚庥那篇文章在天津市教育学院的杂志《青少年博览》发表后，天津法轮功学员觉得它诋毁法轮功名誉，造成很坏的影响，同时也违反中央的“三不政策”，因此有责任去匡正视听。他们找到天津市教育学院及相关机构，希望表达这种意思，并反应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但前往陈情的法轮功学员却遭到防暴警察的伏击、驱逐和殴打，有学员当场被打得流血、受伤，还有45名学员被捕。有更多的学员要求放人，天津市政府说，这件事公安部已经插手，要想解决问题必须去北京找中央。

　　打电话给我的功友说，他与另一功友决定明天去国务院信访办上访，问我去不去。我说想先看何祚麻那篇文章再做决定。

　　读了何祚庥的文章我非常吃惊，不敢相信这样的文章是出于一个中科院院士之手。何祚庥说，气功为何能让人得神经病，科学尚不得而知，但气功能导致人得神经病确定无疑。这种说法不但犯了科学的错误，连逻辑都说不通。

　　从逻辑上说，如果所有人一练气功就得神经病，那么练气功是得神经病的充分条件；如果所有得神经病的人必得要练气功才能得神经病，那么练气功是得神经病的必要条件。而实际的情况呢？有那么多练气功的人没得神经病；精神病院也没几个人是练气功的。所以练气功既不是得神经病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当然就更不是充分必要条件了。练气功和得神经病之间毫无因果关系，这点道理还用讲吗？

　　 25日早上六点多，我和两位功友来到国务院信访办所在地——中南海外的府右街。街上的执勤警察告诉我们，信访办八点才上班，让我们等一等。为了不影响交通，我们退到周围的小胡同，各自找地方坐下静静等待，很多人四面八方潮水般地涌进小胡同。

　　我预料会有别的功友也来，但没想到会来这么多。没有一人大声说话，个个神色庄严肃穆。

　　我坐在小胡同一户人家门口台阶上，看着这些人从我面前一个一个走过，突然莫名泪下。我说不清原因，只模糊地感到我是被他们感动，我为他们骄傲。

　　后来才知道他们当中有人是写了遗书出来的。以共产党的残暴，十年前“六四”大屠杀的枪声仿佛还响在耳边，这样大规模的集体请愿，会有什么后果，谁也不知道。那天我身边一位四十多岁非常文静的中年妇女微笑着说，如果今天警察说谁敢站出来维护法轮功就枪毙谁，那我第一个就站出来。

　　有很多人就是因为那天的事件开始了解法轮功，走入法轮功的修炼。美国Baylor医学院免疫学终身教授封莉莉在“4.25”一周年时发表了一篇《善哉，永远的“4.25”》的文章，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我是在本地报纸上看到了一篇关于4.25法轮功的人到中南海请愿的一篇报导。他们安详的举止和平和的面容令我的心悸动不已。我惊讶，面对如此严厉的政府，什么人置身家性命不顾．斗胆死谏？我感叹，什么人竟然这么天真地对有残暴名声的政府呈上这样的赤子之心？我觉得不可思议，是什么理念竟然使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显得如此地坦荡？我扪心自问，我做不到。世态的炎凉和生活的辛劳把曾是一腔热血的我修整得精疲力竭，谁又不是呢？”

　　 “在得知这些人奉行的是真善忍的当天，我决定了修法轮大法。没有什么可犹豫的。能在短短七年内使中国人变得如此不凡的法一定是超常的。我原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但我更知道人性和民族性是改变不了的。这一定是神创的奇迹！”

　　八点左右，我们从小胡同来到府右街。中南海在马路东侧，警察让我们站在马路的西侧等待领导接待。这时人已经很多，为了不妨碍交通，我们努力退到人行道的盲道之后，虽然挤得很难受，大家还是坚持不往前去。刚开始有人想坐下等，马上有人说，别坐，坐下就像静坐示威，站着更像来等解决问题。但恐怕许多年龄大的人久站太累，就自动形成前两、三排站着，年龄大的坐在队伍后面。大家都静静地，不因人多而混乱。

　　我所在的位置几乎正对着中南海的西门，左右望去，看不清到底有多少人。后来听说整个府右街从北至南，长安街从西单到天安门，以及中南海北边的那条街上都是人。据官方报导：有一万多人“围攻”中南海。

　　九点左右，我听见有人：“看！朱镕基！”我朝对面一看，只见朱镕基正从中南海的大门走出来，周围有五六个神色紧张的保镖簇拥着他。这时队伍有点骚动，有人不自觉朝前涌，立刻有人说：“别动！”动的人意识到不该动，就退回原处。这个过程非常短，朱镕基才刚走到马路中间。

　　几秒钟后，人群突然爆发热烈的掌声，欢迎总理亲自出来接待我们，整个气氛非常友好祥和。朱镕基走进我们的队伍，与正对着大门的学员说了些什么，然后转身回返，身后跟着几个法轮功学员，其中一个手里还拿着一本《转法轮》。

　　我看到这里非常高兴，与身边的功友议论说：看！《转法轮》进了中南海！

　　跟着朱镕基进去的第一批代表没多久就出来了，后来又进去两批，第三批进去后就再也没看到他们出来。但我们没有焦燥，安静地等待，虽然很累，大家一直坚持着。

　　上午街上的警车和警察较少，不时有公共汽车和行人通过。有人匆匆走过，也有人停下来问怎么回事。到了下午，警察和警车越来越多，警察不停地用对讲机联系，气氛有些紧张，行人和公共汽车也不见了。我们估计警察封锁了街两旁出入口。下午三点左右，有些警察走过来，沿着我们的队伍发通知，通知上盖着红图章，要大家不要相信谣言，迅速离开，共同维持社会秩序等，对天津法轮功学员被抓被打的事只字未提。

　　看完通知，我们没有一个人离开，后来他们就不再发通知，只留一些人在对街看着我们。我们一直静静或站或坐，有人低声说话，有人看自己带来的书。队伍不时有人将大家用过的矿泉水瓶或饭盒收走，顺便也将路上的垃圾和警察扔的烟头捡走。

　　从早上一直站到下午，我一面觉得很疲倦，一面又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太阳都落山了。

　　天完全黑了后，我们确认街上不再有行人过来，才原地坐下稍事休息。

　　晚上九、十点钟左右，里面代表传话出来，请大家先回去，北京学员帮助外地学员解决一下住宿问题。

　　等了一天，什么结果都没有，就这么回去了？有人提出异议，并问传话的小伙子：“你是学员吗？”问话的人显然在怀疑小伙子的身份。我左边有位孕妇证实：“他是学员，我认识他。”

　　我虽不知中南海里面发生什么事，但直觉我们应该回去了，于是：“大家不要互相猜疑，我相信他，我们回去吧。”说完我就与同来的两位功友一起离开，有人也跟着走了。后来听说二十分钟内，所有的人秩序井然走得干干净净。

　　值得一提的是，那天我们离开后，地上连张碎纸片都没有。这件事看起来简单，但了解中国国民素质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太难了！镇压法轮功后，中央台的电视播出一个节目，邀请两位专家“漫谈”法轮功，其中一人分析：“4.25”那天那么多人，却保持那么高的纪律，是中国几千年史无前例的，因此法轮功后面一定有重大的“阴谋”。

　　据说镇压法轮功的决策者看到学员“4.25”维持那么良好的秩序，走后场地那么干净，更进一步痛下镇压决心，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经过严密训练的团体，是一个潜在的政治劲敌。

　　后来报上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发言人的讲话，说明“对各种练功健身活动，各级政府从未禁止过，群众有练某种功的自由，也有不练某种功的自由，练不练气功是群众个人的事，政府不表态。”又重申希望广大群众不要听信谣言，保持安定团结等。

　　表面看来，事情似乎有了结局，天津被抓的学员也于“4.25”当天释放。海外媒体将这件事炒得火热，盛赞“4.25”开创“中国政府开明接受民众建议”以及“中国民众素质提高”的先河。

　　然而，在国内表面的平静下，更大的暗流在涌动。当局采取一贯“内紧外松”政策，一面彻底封锁所有外电报导和评论，让老百姓对此事件一无所知，另一面如临大敌，紧急召开会议制定对策。江泽民更于“4.25”当晚亲自写信致政治局常委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共产党如果战胜不了法轮功，那将是天大的笑话”。这封信被当作内部文件层层向下传达。公安部门严阵以待，各种关于法轮功又有新行动的谣言和猜测漫天乱飞。

　　不久军队各单位又下达一个“三不一严禁”密令，规定不许信法轮功、不许炼法轮功、不许参加法轮功活动，以及严禁在军队营院和企事业单位内部设立法轮功炼功点。

　　此后，全国各地法轮功学员的炼功活动受到不同程度的骚扰，辅导员被监视、跟踪，电话被监听。而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何祚庥，原来还是当时的政法委主任，以及后来专为镇压法轮功而成立的“610办公室”头目罗干的连襟。

　　台湾《中央日报》1999年5月4日发表报导，援引一知情人士的话，指罗干为捞取政治资本“刻意扭曲”法轮功，并称“4.25”事件是“罗干表功祸延中央 ”。如此看来，在中央已宣布对气功的“三不政策”后，何祚庥为什么要写那篇文章攻击法轮功，也不是一件单纯的事。

　　五月初的一天，单位一位同事突然问我：你们炼法轮功的是不是准备在你们师父生日那天，到香山去集体自杀？他的问题让我瞠目结舌。这谣言哪里来的？一时间，我不知如何向他解释：一、我根本不知道师父的生日是哪天，从来没关心过；二、法轮功虽讲“大道无形”，没有任何外在的形式或清规戒律，然而对于不能杀生和不能自杀这两条，却有明确的说明。我修炼后连蚊子都尽量不打，怎么突然间冒出个集体自杀？这个说法对我来说太离谱，只耸耸肩给他一个否定的答复，没再多想。我哪里知道，这么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后面所隐藏的可怕阴谋。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个说法是公安部门蓄意散布的。他们期待真的有人信了这个说法而跑到香山去“自杀”，那他们就抓到镇压的把柄了。

　　据说后来到了“自杀”那一天，真正到香山去的，除了警察没别人。虽然没有等到“自杀”的人，这个谣也没有白造──听过这种谣言的人，从此对法轮功有了负面的印象和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