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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嫻來接我，史書翰和計蘇華也來了。我在住院前先和嫻去看看母親。

經濟緊張後，老家的情況越來越拮据。近幾個個月母親的身體很不好，得了高血壓性心臟病。母親有時一天只吃一頓飯，不單是因物資緊張，也是沒有胃口。我這兩年來東奔西跑，嫻也早出晚歸。母親帶兩個孩子太累，可是也沒有別的辦法讓她輕鬆點。

回到家裡，母親對我的病很擔心，看我瘦了這麼多，她哭了。我不想讓她擔心，加重她的病情，回家幾分鐘後就去北京醫院住院。
      
經過各種檢查，確診是十二指腸潰瘍出血。內科主任吳潔是我的前輩；在成都華西壩我念醫學院時，他已經在教課了。他主張不要做手術，我也不願手術治療。開始飲食及服藥結合施治，住院起第參天起，大便已經沒有血了。
      
住在我隔壁的是位部長的夫人，非常健談。她知道我在毛處工作，而且剛從廬山回來，就千方百計的套我的話。打聽毛和江青的事，鬧得我很煩，又無法應付。院長計蘇華幫我換了病房。
      
我住院的第六天下午，嫻打電話到醫院告訴我，母親病重，讓我立刻回去看看。我要了個車子趕回家中，母親是心絞痛，已經垂危。我同嫻抬她到車上送入同仁醫院救。
      
母親的心肌梗死範圍不大，急救比較及時而得當，很快脫離了病危狀態。就在同仁醫院病房住下。兩個孩子暫時由我的舅母看管。好在同仁醫院就在北京醫院旁邊，我常常去看她。嫻則每天傍晚先來看我，然後我們一同去同仁醫院看母親。
      
北京醫院是我的庇護所。此時反右傾運動正如火如荼的進行著。住院可以避過這個政治風頭。在北京市市長彭真的布置下，長安大街上，每隔二、參十米就橫掛著紅綢長幅，上寫著“毛主席萬歲”、“總路線萬歲”、“大躍進萬歲”、“人民公社萬歲”。我在衛生部工作的同父異母的大哥已被點名受批判，但是不知道詳細情況。我大哥在五零年代初期的參反運動中被降職處分，但仍任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長。我大哥是個忠貞的共產黨員，但從未有一次運動他能倖免於難。嫻要我向保健局或衛生部打聽一下。我說不能打聽，打聽出來也沒有辦法，弄到誰的頭上，也只能逆來順受。別人幫不上忙。
      
我全心全意想離開一組的工作。我想離開的原因並不是和毛工作上出了問題，而是我和葉子龍與李銀橋之間的勃溪已發展到難以忍受的地步。他兩在一組待久了，與我格格不入。我看不慣他們的行為。但他們對我頤指氣使，要我負責和保健毫不相干的廚師問題。此外，我還得一天到晚做江青和她護士之間的調停人。我已經四十歲了，還在做一般的保健工作。我仍想做外科工作。
      
計蘇華說不要做外科了，目前醫院的保健辦公室沒有人管，不如去保健辦公室。我沒有同意，因為在中南海時做保健，到醫院仍然在保健的圈子裡，豈不是換湯不換藥。我趁住院恢復期間向上海和南京打聽工作消息。
      
到九月下旬，毛回到北京，九月廿八日李根橋和毛的機要秘書羅光祿到醫院來看我。他們問我什麼時候出院，並且告訴我，今年是建國十周年，要舉行大慶祝會。過去十個月來，數以百萬計的群眾趕工完成毛的十大工程，以迎接十周年國慶。天安門廣場擴建到今日的規模，廣場可容納五十萬群眾。廣場兩側分別是巍巍的人民大會堂和革命歷史博物館。屆時將有壯觀的閱兵和煙火。李和羅都覺得錯過了這場盛會很可惜。但我不想去觀禮。

我沒有同毛上天安門。建國十周年慶來了又去，我仍住在醫院裡。
      
到十一月中，母親病情有了變化。一天早上起來後，她自己到衛生間去洗浴，可能水熱了些，她昏倒在浴池內。經急救檢查，是廣泛的心肌梗死。這次可不同於上次了。她處於休克狀態，一直沒有好轉，我趕到同仁醫院病房的急救室，她的血壓已經很低了。內科主任同我說，很難搶救過來了。數小時後，母親於傍晚時分撒手人間。她最後一句話是，想看看兩個孩子。
      
我們沒有為她舉行葬禮。保健局給聯繫好火葬場。第參天火葬後，我將骨灰盒放在我的書柜上，不願將它送往八寶山。也許上海或南京那邊的醫院會要我去，如果離開北京，可以帶上一起走。
      
母親去世，琉璃廠的老家怎麼辦呢？只留兩個孩子在那裡是不可能的。我去找羅道讓。他仍在主管警衛局的行政事務工作。他不同意我住在老家。他說︰“主席並沒有說，你可以不必回來工作。你住到老家去，他再叫你回來工作，孩子誰管呢？”我說嫻可以管。羅又說︰“你好好想想看，如果主席要你回去，一年到頭常出差，這個家不是散了。不如都搬進中南海來，南樓內再給你一間房子。”

我同嫻商量半天，也只好這樣辦。大孩子已上學，可以騎車來往。中南海內有食堂，不必自己做飯。小孩子送入衛生部托兒所日夜全托。後來又轉送北海幼兒園，這裡離中南海近一些。
      
將這些安頓好了以後，嫻勸我再住院治療，我又住到北京醫院。周末嫻帶著兩個孩子來看我。她說︰“你要準備真有可能回一組。照你現在的體質，去了又會病，還是再治治好。”
      
琉璃廠的老家空出來，我們家裡沒有人去住。北京市房屋管理局趁機讓我們交出房產所有權。十年前天真熱情的回到祖國來服務，十年後我成了名副其實的無產者，被共產了。我感覺十分惆悵和傷心。我失去了珍貴的祖產。日本侵略中國後，我和母親逃往蘇州，一去十七年，我童年時光是在老家度過的。回中國後，最美好的回憶也是根植在老家中。
      
嫻和我總將老家看作我們的快樂小天地，在這小天地里可以無拘束地談論說笑。現在我們再也沒有辦法保有自己的這塊自由土地。我們永遠失去老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