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鮮明的對照，張國燾統率下的紅四方面軍在他們自己的長征初期只有兩萬人，現在增長到八萬多人。隊伍身強力壯、訓練有術，機關槍、迫擊炮一應俱全，是支真正的勁旅。

以這樣的實力作後盾，李德寫道：張國燾“接待我們好似主人見客，舉止充滿自信，很清楚自己軍事上、行政上的優越……他的幹部控制了這個地區可憐的出產，幾萬大軍的衣食都得靠他”。“他大約四十歲，個子高高的，身材魁梧”，“野心不比毛小”。

毛一直擔心的時刻到了，得跟張國燾“排座次”了。張國燾無論從實力還是從資歷講都應該不掌黨權也掌軍權，但毛無意讓出任何位子。看上去，毛跟張攤牌，似乎處在不利的地位。可是，毛卻占了上風，因為書記處的三個書記——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此時都站在他這一邊。

張聞天沒有毛就當不了第一把手，當初不讓紅軍進四川，他是點了頭的。周恩來一再出於怕毛而由毛擺布。博古照理說是被毛逼下台的，現在應該棄毛而跟張國燾聯手。但元氣大傷的他在毛拖垮中央紅軍時，沒有對毛進行抗爭，現在才出來說話，未免太不像領導人的樣子。總之，中央紅軍被拖垮，整個書記處都有責任。對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人最有利的，還是繼續與毛站在一起。結果是張國燾在書記處里處於一比四的劣勢。
為了推卸責任，毛等人眾口一詞地說中央紅軍是國民黨打垮的。但至今仍強大的紅四方面軍也備受國民黨打擊，而且在蔣介石削弱紅軍的方針下，比中央紅軍所受的打擊厲害得多。為了壓制紅四方面軍的“興師問罪 ”，毛等人扣政治帽子，指責紅四方面軍是“軍閥主義”、“政治落後”、“土匪作風”。

這些帽子激怒了紅四方面軍，兩軍開始互相爭吵。看着中央紅軍的狀況，紅四方面軍問：“這樣的中央和毛澤東還能領導我們嗎？”

中央紅軍的幹部、戰士也紛紛訴苦。幹部指責領導無能，“老是亂跑”，“不知道跑到哪裡去”，“應使全軍得到休息整理”。戰士抱怨“沿途拋棄傷病員，卻要抽調戰士來做轎夫，抬那些要人們和他們的妻子”。

中共領導“坐轎子”是長征中最激起憤怒的事。一位長征老戰士在六十多年後說起來還氣得胸脯起伏：“他們說是說平等，自己坐擔架，地主作風。我們小聲悄悄說，不敢說出來。不過還是有少數人大聲說。”領導給他們“做工作”：“說中央首長很辛苦，雖然他們不走路，沒有背東西，他們的腦筋比我們苦。我們光走路，吃東西，不管事。”這樣的強詞奪理當然不能服人。
“走路不走路”是生死攸關的大事。幹部休養連里的受傷的、生病的、年老的高幹，沒有一個人死，被人抬着走的中央領導沒有一個人死，哪怕受重傷的也沒有一個人死。相反，比他們年輕得多的擔架夫、護士、警衛員，在長征中累死的比比皆是。中央紅軍如今到了幹部多，戰士少的地步。

“ 排座次”的過程中，毛只給了張國燾一個軍委副主席的象徵性職位。軍委那時形同虛設。張國燾不滿，他手下的人堅持要求讓張統率紅軍，毛避而不答。雙方相持不下，中央調不動紅四方面軍。九萬人的兩支大軍，擠在貧瘠的藏區高原一隅，開始斷糧。當地老百姓不可能支撐這麼多外來人口。紅軍自己說，他們是在“與民爭食 ”。田裡未熟的青稞也被大量割去，使藏民來年無糧。毛把這掠奪當作笑話講，對斯諾說：“這是我們唯一的外債。”斯諾說毛“很幽默”。

藏民一有機會就鑽出樹林襲擊紅軍。後來中共出版的長征日記里時有這樣的記載：“沿途死屍甚多，大部是掉隊被番子所害的。”

毛考慮來考慮去給張國燾什麼職位。張聞天提出把他的黨中央第一把手位子給張國燾。毛不同意。他寧願給張國燾軍權，然後用黨的名義來指揮張國燾。實力地位固然要緊，但在共產黨的世界裡，名正言順還是“黨指揮槍”。七月十八日，張國燾被任命為紅軍總政委，任命說他將“直接統率指揮”“一切軍隊”。

八月初，中共制定“夏洮戰役計劃”：全軍北上，先到甘肅的夏河、洮河一帶，然後向蘇聯的衛星地區新疆行進，按毛澤東的話說，“地理靠近蘇聯，政治上物質上能得到幫助，軍事上飛機大炮。”“派支隊到新疆，造飛機場，造兵工廠。”就是在這個北上的戰役行動中，毛澤東搗了個鬼，把張國燾從這條成功之路上甩掉。

按“夏洮戰役計劃”，紅軍分為兩支，主力由張國燾和朱德率領出阿壩北上；另一支叫右路軍，由張國燾手下大將徐向前、陳昌浩統領，走東邊的路經班佑北上。毛自己選擇他和中央部隨右路軍走，中央紅軍主力林彪、彭德懷部也在右路軍里，受徐、陳指揮。

張國燾和他那支部隊出發後九天，毛開始搞名堂。八月十五日，他以中央的名義發電報給張國燾，要張不攻阿壩了，改變路線，靠到右路軍這邊來，“即以主力從班佑向夏河急進”。毛就這樣一手更改了剛剛制定的“夏洮戰役計劃”，要張國燾跟他的幾萬大軍驟然改變行程。

張國燾八月十九日回電說他已經在阿壩附近，一兩天內即可攻下，那是條陽光大道，“有三四條平行路向阿壩北進，人糧甚多”，而班佑那條路是個未知數：“至班佑路更不知”。

毛利用他控制的中央給張國燾施加壓力。第二天，政治局作出決議說張國燾走得太靠西，本來那條路是大家都同意的，現在成了“機會主義之投降困難，走抵抗最小的道路”，“是不適當的，是極不利的”，“客觀上正適合敵人的要求”。

毛用如此荒唐的譴責，要叫張國燾改道，是因為他發現張國燾走的路線是一條坦途，完全可能比他早到北邊，跟蘇聯先取得聯繫。毛決不能讓這樣的事發生。毛要張國燾跟在他後面走。

這時毛也了解到，他本人選擇的經班佑的路極其難走，將穿過一片險惡的大草地，走完它要一個星期。草地是積滿水的低洼沼澤地，一步不小心，有毒的泥淖會把人整個吸進去。這裡杳無人煙，吃住無着。氣候惡劣多變，一會兒是瘴氣滿目，一會兒是冰雹暴雨，而且樹木稀少，很難生堆像樣的篝火取暖烤衣。八月的夜間溫度也在攝氏零度以下。所有這些艱難困苦，外加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高原氣候，使過草地如穿地獄。張國燾的主力跟在毛屁股後面將會更慘，因為連野菜也被前面的部隊吃光，灌木也被前面的部隊燒完。

在把政治局譴責張國燾的決議發給張後，毛坐着擔架上了路，走前輕裝扔下一堆他最喜歡的《二十四史》。第一天行軍後林彪的總結是：“途中無人煙，須過五次河，有三次無橋”，“三百餘人全無雨具，通身透濕”，“今晚各部均在雨中擁坐”。

李德留下了一幅生動的畫畫：“草地看上去是一張誘人的綠被，但下面是殺機四伏的黑色沼澤。誰要是失腳離開那狹窄的小徑而踏上綠地，薄薄的一層便在腳下斷裂，人被吸了下去……我們趕着當地的牛馬，他們能直覺地找到危險最小的途徑。地面上總是掛着灰色的霧，一天總有好幾次冷雨紛紛，晚上又變成濕漉漉的雪或凍雨。沒有屋子，沒有樹，眼睛望穿也望不見灌木叢。我們都在小丘似的地面上蹲坐着睡覺。薄薄的毛毯，寬沿的草帽，蠟紙傘，還有個別偷來的披風，這些就是我們唯一的防護。早上總有些醒不來的——寒冷和疲憊的犧牲品。這還是八月中呢！……赤痢、傷寒，又開始了它們的征服……”

李維漢回憶道：“過草地時，紅軍沒有東西吃，馬死了就剝掉皮吃。前面的部隊吃馬肉，後面的部隊啃骨頭。實在沒有東西吃，就吃草根，嚼皮帶。”“我看見一條毯子蓋着幾個戰士，怕他們掉隊，就趕快下馬，揭開毯子想喊他們起來一起走，仔細一看，四個同志已停止了呼吸。”

劉英說：
好多人支持不住，倒下去，犧牲了。走到第五、六天，每天早晨起來走，周圍不斷見到同伴的屍體。長征的一路上我沒有犯過病，但第六天，也開始瀉肚子了。那時也顧不得害羞，隨時蹲下來就拉，系好褲帶又趕快趕部隊。一直拉了兩天，我咬着牙挺過來了。

在草地走了七天七夜，那完全是一個杳無人煙的世界。第八天，走出了草地，看到了村莊，看見了群眾，看到了牛羊和炊煙，看到了田裡有大蘿蔔，真是高興極了。過草地犧牲最大。這七個晝夜是長征中最艱難的日子。到班佑，我覺得仿佛是從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間。

在只有一二十間屋子的小村落班佑過一夜，住進以氂牛屎為牆，以氂牛屎為屋頂的牛屎房，在氂牛屎作燃料的火堆上烤乾衣裳，是不可思議的豪華，只有倖存者才能享受到的豪華。僅林彪的一軍團就有四百人死亡，占全軍團人數百分之十五。

這就是毛澤東要張國燾的數萬大軍放棄平坦的大道，轉兵前來經歷的折磨。以政治局的名義，毛給張國燾打了一封封電報，要他迅速走班佑路。在一封他出草地後發的電報里，毛謊稱路不長，可供宿營的處所也多：“毛兒蓋通班佑，路短棚多，提議以三至四個團掩護能行之傷病員及資材，從卓克基經毛兒蓋緩緩前進”。(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