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九三五年六月两支红军会师时,毛率领的中央红军处在悲惨的境地。剩下的这一万来人身体拖垮了,重武器差不多丢光了,步枪平均每支只有五颗子弹。曾是张国焘老朋友的朱德私下对张说:中央红军“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头。”
作为鲜明的对照,张国焘统率下的红四方面军在他们自己的长征初期只有两万人,现在增长到八万多人。队伍身强力壮、训练有术,机关枪、迫击炮一应俱全,是支真正的劲旅。
以这样的实力作后盾,李德写道:张国焘“接待我们好似主人见客,举止充满自信,很清楚自己军事上、行政上的优越……他的干部控制了这个地区可怜的出产,几万大军的衣食都得靠他”。“他大约四十岁,个子高高的,身材魁梧”,“野心不比毛小”。
毛一直担心的时刻到了,得跟张国焘“排座次”了。张国焘无论从实力还是从资历讲都应该不掌党权也掌军权,但毛无意让出任何位子。看上去,毛跟张摊牌,似乎处在不利的地位。可是,毛却占了上风,因为书记处的三个书记——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此时都站在他这一边。
张闻天没有毛就当不了第一把手,当初不让红军进四川,他是点了头的。周恩来一再出于怕毛而由毛摆布。博古照理说是被毛逼下台的,现在应该弃毛而跟张国焘联手。但元气大伤的他在毛拖垮中央红军时,没有对毛进行抗争,现在才出来说话,未免太不像领导人的样子。总之,中央红军被拖垮,整个书记处都有责任。对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最有利的,还是继续与毛站在一起。结果是张国焘在书记处里处于一比四的劣势。
为了推卸责任,毛等人众口一词地说中央红军是国民党打垮的。但至今仍强大的红四方面军也备受国民党打击,而且在蒋介石削弱红军的方针下,比中央红军所受的打击厉害得多。为了压制红四方面军的“兴师问罪 ”,毛等人扣政治帽子,指责红四方面军是“军阀主义”、“政治落后”、“土匪作风”。
这些帽子激怒了红四方面军,两军开始互相争吵。看着中央红军的状况,红四方面军问:“这样的中央和毛泽东还能领导我们吗?”
中央红军的干部、战士也纷纷诉苦。干部指责领导无能,“老是乱跑”,“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应使全军得到休息整理”。战士抱怨“沿途抛弃伤病员,却要抽调战士来做轿夫,抬那些要人们和他们的妻子”。
中共领导“坐轿子”是长征中最激起愤怒的事。一位长征老战士在六十多年后说起来还气得胸脯起伏:“他们说是说平等,自己坐担架,地主作风。我们小声悄悄说,不敢说出来。不过还是有少数人大声说。”领导给他们“做工作”:“说中央首长很辛苦,虽然他们不走路,没有背东西,他们的脑筋比我们苦。我们光走路,吃东西,不管事。”这样的强词夺理当然不能服人。
“走路不走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干部休养连里的受伤的、生病的、年老的高干,没有一个人死,被人抬着走的中央领导没有一个人死,哪怕受重伤的也没有一个人死。相反,比他们年轻得多的担架夫、护士、警卫员,在长征中累死的比比皆是。中央红军如今到了干部多,战士少的地步。
“ 排座次”的过程中,毛只给了张国焘一个军委副主席的象征性职位。军委那时形同虚设。张国焘不满,他手下的人坚持要求让张统率红军,毛避而不答。双方相持不下,中央调不动红四方面军。九万人的两支大军,挤在贫瘠的藏区高原一隅,开始断粮。当地老百姓不可能支撑这么多外来人口。红军自己说,他们是在“与民争食 ”。田里未熟的青稞也被大量割去,使藏民来年无粮。毛把这掠夺当作笑话讲,对斯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斯诺说毛“很幽默”。
藏民一有机会就钻出树林袭击红军。后来中共出版的长征日记里时有这样的记载:“沿途死尸甚多,大部是掉队被番子所害的。”
毛考虑来考虑去给张国焘什么职位。张闻天提出把他的党中央第一把手位子给张国焘。毛不同意。他宁愿给张国焘军权,然后用党的名义来指挥张国焘。实力地位固然要紧,但在共产党的世界里,名正言顺还是“党指挥枪”。七月十八日,张国焘被任命为红军总政委,任命说他将“直接统率指挥”“一切军队”。
八月初,中共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全军北上,先到甘肃的夏河、洮河一带,然后向苏联的卫星地区新疆行进,按毛泽东的话说,“地理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派支队到新疆,造飞机场,造兵工厂。”就是在这个北上的战役行动中,毛泽东捣了个鬼,把张国焘从这条成功之路上甩掉。
按“夏洮战役计划”,红军分为两支,主力由张国焘和朱德率领出阿坝北上;另一支叫右路军,由张国焘手下大将徐向前、陈昌浩统领,走东边的路经班佑北上。毛自己选择他和中央部随右路军走,中央红军主力林彪、彭德怀部也在右路军里,受徐、陈指挥。
张国焘和他那支部队出发后九天,毛开始搞名堂。八月十五日,他以中央的名义发电报给张国焘,要张不攻阿坝了,改变路线,靠到右路军这边来,“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毛就这样一手更改了刚刚制定的“夏洮战役计划”,要张国焘跟他的几万大军骤然改变行程。
张国焘八月十九日回电说他已经在阿坝附近,一两天内即可攻下,那是条阳光大道,“有三四条平行路向阿坝北进,人粮甚多”,而班佑那条路是个未知数:“至班佑路更不知”。
毛利用他控制的中央给张国焘施加压力。第二天,政治局作出决议说张国焘走得太靠西,本来那条路是大家都同意的,现在成了“机会主义之投降困难,走抵抗最小的道路”,“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客观上正适合敌人的要求”。
毛用如此荒唐的谴责,要叫张国焘改道,是因为他发现张国焘走的路线是一条坦途,完全可能比他早到北边,跟苏联先取得联系。毛决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毛要张国焘跟在他后面走。
这时毛也了解到,他本人选择的经班佑的路极其难走,将穿过一片险恶的大草地,走完它要一个星期。草地是积满水的低洼沼泽地,一步不小心,有毒的泥淖会把人整个吸进去。这里杳无人烟,吃住无着。气候恶劣多变,一会儿是瘴气满目,一会儿是冰雹暴雨,而且树木稀少,很难生堆像样的篝火取暖烤衣。八月的夜间温度也在摄氏零度以下。所有这些艰难困苦,外加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高原气候,使过草地如穿地狱。张国焘的主力跟在毛屁股后面将会更惨,因为连野菜也被前面的部队吃光,灌木也被前面的部队烧完。
在把政治局谴责张国焘的决议发给张后,毛坐着担架上了路,走前轻装扔下一堆他最喜欢的《二十四史》。第一天行军后林彪的总结是:“途中无人烟,须过五次河,有三次无桥”,“三百余人全无雨具,通身透湿”,“今晚各部均在雨中拥坐”。
李德留下了一幅生动的画画:“草地看上去是一张诱人的绿被,但下面是杀机四伏的黑色沼泽。谁要是失脚离开那狭窄的小径而踏上绿地,薄薄的一层便在脚下断裂,人被吸了下去……我们赶着当地的牛马,他们能直觉地找到危险最小的途径。地面上总是挂着灰色的雾,一天总有好几次冷雨纷纷,晚上又变成湿漉漉的雪或冻雨。没有屋子,没有树,眼睛望穿也望不见灌木丛。我们都在小丘似的地面上蹲坐着睡觉。薄薄的毛毯,宽沿的草帽,蜡纸伞,还有个别偷来的披风,这些就是我们唯一的防护。早上总有些醒不来的——寒冷和疲惫的牺牲品。这还是八月中呢!……赤痢、伤寒,又开始了它们的征服……”
李维汉回忆道:“过草地时,红军没有东西吃,马死了就剥掉皮吃。前面的部队吃马肉,后面的部队啃骨头。实在没有东西吃,就吃草根,嚼皮带。”“我看见一条毯子盖着几个战士,怕他们掉队,就赶快下马,揭开毯子想喊他们起来一起走,仔细一看,四个同志已停止了呼吸。”
刘英说:
好多人支持不住,倒下去,牺牲了。走到第五、六天,每天早晨起来走,周围不断见到同伴的尸体。长征的一路上我没有犯过病,但第六天,也开始泻肚子了。那时也顾不得害羞,随时蹲下来就拉,系好裤带又赶快赶部队。一直拉了两天,我咬着牙挺过来了。
在草地走了七天七夜,那完全是一个杳无人烟的世界。第八天,走出了草地,看到了村庄,看见了群众,看到了牛羊和炊烟,看到了田里有大萝卜,真是高兴极了。过草地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到班佑,我觉得仿佛是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
在只有一二十间屋子的小村落班佑过一夜,住进以牦牛屎为墙,以牦牛屎为屋顶的牛屎房,在牦牛屎作燃料的火堆上烤干衣裳,是不可思议的豪华,只有幸存者才能享受到的豪华。仅林彪的一军团就有四百人死亡,占全军团人数百分之十五。
这就是毛泽东要张国焘的数万大军放弃平坦的大道,转兵前来经历的折磨。以政治局的名义,毛给张国焘打了一封封电报,要他迅速走班佑路。在一封他出草地后发的电报里,毛谎称路不长,可供宿营的处所也多:“毛儿盖通班佑,路短棚多,提议以三至四个团掩护能行之伤病员及资材,从卓克基经毛儿盖缓缓前进”。(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