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卷

共产革命、农民造反与中国共产党

第二章

　　中共虽因在苏俄直接指挥下，反对、利用、破坏和背叛北伐，叛变国民革命，而被清除出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阵营，但是，盖因苏俄妄图颠覆中华民国、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和变中国为苏俄附庸的阴谋，并未改变，所以，中共仍在它的继续指使和指挥下，持续地掀起了叛乱叛国的狂潮。指它叛乱，是指它对北伐和国民革命的继续叛乱和扩大叛乱。指它叛国，则是指在北伐成功、东北易帜、中华民国初获统一之后，因中华民国为维护国家主权而遭遇苏俄对我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时，中共竟在苏俄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无视民族，背叛祖国，不仅公开决策“武装保卫苏联”，而且在全国掀起了更大的武装叛乱高潮，以与苏俄侵略者“里应外合”。其间，苏俄的斯大林反对派托洛斯基，虽为中共制定了一个题为《中国的政治状况和反对派的任务》的政治纲领，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政治安定和经济复苏的时期，中共只能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家的最重要问题”；原中共领袖陈独秀，亦在一九二九年七、八月间，连续三次写信给中共中央，反对中共无视国家民族的“武装保卫苏联”方针，反对中共与苏俄“里应外合”的武装叛乱行为，要求以召开国民会议的方式解决国是。但是，前者于苏俄遭到了斯大林的迫害，后者却被中共中央打成“托陈取消派”首领，直至开除了党籍。此后，中共继续在苏俄“武装保卫苏联”的命令下，不仅因残余军阀的叛变而乘机扩大武装叛乱，而且随着日本帝国对我国侵略战争的公开爆发和逐步升级，将它的叛国行为发展到了公开分裂祖国、即制造两个中国的“水平”。而苏俄命令中共叛乱、叛国和中共受命苏俄叛乱、叛国的主要手段，便是发动武装叛乱，煽动土地革命，建立认宗苏俄、背叛祖国的俄属“苏维埃政权”。然而，随着发动城市暴动的彻底失败和煽动农村造反的日益扩张，中国共产革命既迅速地转变成了中共农民造反，中国共产党也就迅速地蜕变成了一个农民造反党。从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过成了它的一件迷人外衣，马克思主义亦不过成了它赖以造反的宗教教义，而传统农民革命打天下的旧历史，竟成为毛泽东和中共发动农民造反以抢天下的新现实。只不过，传统农民造反的对象，乃是昔日的君主专制统治，而中共和毛泽东造反的对象，却是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家，战胜了专制复辟，刚刚获得了和平与统一，正在实行训政以筹备宪政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

一　　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实行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

第一、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背叛北伐、叛变国民革命

　　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背叛北伐和叛变国民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苏俄蓄谋指使中共阴谋背叛北伐和叛变国民革命，第二阶段为苏俄直接指挥中共背叛北伐和叛变国民革命。
　　在第一阶段，指苏俄“蓄谋”，是因为苏俄“帮助”中国国民革命和指使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就是为了将中国的国民革命诱逼为俄式共产革命。此其一。
　　其二、指苏俄蓄谋指使中共利用北伐，就是指苏俄向中共传授十月背叛的经验，要中共利用北伐胜利的条件，在刚刚建立了国民革命新政权的后方，发动土地革命 ，煽动农民造反，并一心要造成中共暴民政权和国民革命新政权并存的政治局面，直至取代国民革命新政权。据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罗易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按：北伐出师后四个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确定了一个新的问题，问题的中心之点是，中国革命从何时开始，将发展为土地革命。” ⁰¹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的全会上，布哈林即在第一个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支持民族革命战线，同时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并批评中共“对农民问题注意不够，过分畏惧农民运动的开展，在国民党占领区（按：即在建立了国民革命政权的北伐军后方）进行土地改革，不够坚决 —— 这就是错误的主要方面”。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发表了“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演说，称“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倡导者，中国农民的领袖，必不可避免地要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任……立即满足农民一些最迫切的要求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必要条件……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之类的政权”。后来，当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斯大林曾于会前接见部分中共代表，其时，“他身穿军装和皮靴，意味深长地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的成绩大小，要取决于它在领导这场战争中能够组织多少听它指挥的武装力量。’” ⁰²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共产国际“七大”通过了罗易起草的“关于中国局势的决议”，称：“土地问题已经开始表现为各种尖锐的形式，这是当前形势的中心问题。哪一个阶级有决心去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并能提出彻底的解决办法，那一个阶级就将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在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下，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执行彻底的土地政策的阶级。”
　　一九二七年五月斯大林对中共的训令（即五月指示），和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共产国际给中共的七条指令，均针对南京国民党已经“清党”和武汉国民党就要“分共”的严峻形势，指示中共“要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
　　显然，如果没有苏俄直接或假手共产国际，给中共发出了上述种种发动土地革命的指示，就不会有中共要在北伐胜利后方发动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的“二月政纲”（一九二六年二月，参见本卷第一章），更没有嗣后在两湖高叫“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农民运动。
　　其三、苏俄蓄谋指使中共背叛北伐、叛变国民革命的手段，就是指示中共要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叛变。斯大林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演说中就曾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 ⁰³ 显然，斯大林在这里所指的反革命不是军阀，而是正在领导和进行北伐打倒军阀伟业的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下同）。
　　马日事变后，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就已经指示中共说：“目前，我们应该刻不容缓地考虑到下列问题：改编军队，建立完全可靠的革命军队，建立军队同工人组织及农民组织之间的联系……应特别注意组织完全可靠的革命农工部队，使共产党员和坚定的国民党左派渗入到部队中，以肃清反革命分子，建立工人赤卫队。”紧接着斯大林又给中共发来了“五月指示”。如前所说，这个指示曾极其明确地说道：“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必须严惩那些坏蛋”；“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
　　于是，罗易立即写信给正在郑州与汪精卫谈判的冯玉祥，要他站出来“把反革命的大本营根本破坏”，并说“除非把反革命大本营根本破坏，武汉难保不变成他们的第二个擒猎品”。 ⁰⁴ 苏俄蓄谋指使中共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
　　然而，恰恰是斯大林指使中共准备武装叛乱的“五月指示”和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准备武装叛乱的种种指令，以及中共在武汉、上海等地自组工农赤卫队以准备武装叛乱的行动，才最终地把汪精卫逼上了决心“驱俄分共”的道路。对此，布哈林后来曾批评罗易说：“竟将共产国际的秘密指示真诚地送给汪精卫看，这完全是一种糊涂、愚笨的做法。”⁰⁵ 他在后来对中共“六大”的报告中，甚至检讨“没有帮助中共武装工农”，并指责鲍罗廷说，“共产国际曾要求中共建立七个工农师，而鲍罗廷不办”。
　　在第二阶段，苏俄的根本用心就是要中共武装颠覆中华民国及其再生的南京政权，并在中国建立附庸俄国的“红色苏维埃政权”，以达到直接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的目的。从此，在中国“发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运动，就不仅成为苏俄一心之所与，而且成为它直接指挥中共公开背叛北伐和公然叛变国民革命的根本目标。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当苏俄对国民党亲俄派的希望尚未死绝之时，苏联《真理报》已在题为“国民党左派的危机”的社论中指称：“共产党员应该毫不怀疑地着手宣传苏维埃思想，以便一旦争取国民党的斗争失败，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能动员号召群众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斯大林本人在《真理报》上发表“时事问题简评”时，曾评论中共“革命”说：“在当前革命发展阶段上，在新的革命高潮条件下，成立苏维埃将是一个完全成熟的问题。”
　　一九二七年苏联第七、第八期《布尔什维克》杂志，还在社论“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说：“退出国民党的号召和立即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是同现在举行起义的策略相一致的。”
　　于是，苏俄乃假手共产国际，于八月九日向中共首次提出了“要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  ⁰⁶ 这样，命令中共发动武装叛乱以背叛北伐和叛变国民革命，就和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和目标，完全地结合了起来。为此，中国虽驱逐了鲍罗廷，斯大林却派来了又一个亲信罗明拉兹，以“纠正过去所有错误，指导中共中央工作”。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说，“共产国际召回鲍罗廷和派出罗明拉兹，归根到底是为了实行中国政策的革命转变。”。 ⁰⁷ 而这个转变，就是要指使中共用武装暴动的手段，来建立认宗苏俄和附庸苏俄的“俄属苏维埃政权”。
　　随着罗明拉兹的到来，由苏俄直接指挥的中共武装叛乱，也就紧密地围绕着建立俄属苏维埃政权这样一个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根本任务，在中国国民党领导北伐打倒军阀和中国国民革命就要成功、又尚未成功的历史关头，被急切地煽动和发动起来了。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罗明拉兹在武汉秘密主持了中共的八七会议，作了“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并使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执委会告全党党员书”。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要求各地普遍发动武装暴动，以夺取大城市为主要目标。确立了资产阶级为打倒的对象，认为只有先打倒资产阶级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强调工人阶级和工人领袖在中共党内的领导。
　　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罗明拉兹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由罗提名，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罗明拉兹再一次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彻底抛弃国民党和国民革命旗帜，首次为中共提出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和十日，罗明拉兹和共产国际派来接替他的米特凯维奇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由罗明拉兹起草的《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该决议案认为，现时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现时中共革命的任务“是发动工农，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割据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发动工人斗争，发动城市暴动，使城市暴动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和指导者……”；现时中共革命的策略“是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有最高限度的组织的原则……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形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和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罗明拉兹在莫斯科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宣称：“现在广东以及其他一些省，党（按：指中共）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夺取政权和组织武装起义。党在苏维埃这个总口号下进行斗争……现在可以直接了当地提出政权问题了。”就在罗明拉兹于莫斯科发言的时候，中国广州不仅爆发了由苏俄直接命令和指挥的武装叛乱（即中共广州暴动），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而且苏俄驻广州诸领事及工作人员均参加了这一叛乱。苏俄驻中国广州的领事馆则是指挥中共武装叛乱的巢穴。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该决议案高度赞扬广州武装叛乱说：“广州起义应当被看作中国工人及其伟大的英雄主义的范例。” ⁰⁸ 但该决议案却指责指挥广州暴动的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准备工作做得不够”。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发动武装叛乱的行径，可谓不打自招。
　　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言，“一九二七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中共苏维埃运动已经开始，那时苏维埃政府是想在一个中心城市建立起来。攻打长沙没有进展，所以没有提出苏维埃，而广州暴动的政权就称为广州苏维埃。”⁰⁹ 难怪一九三一年三、四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十一次全会决议案》曾称，“共产国际的成就之一就是中国苏维埃的兴起”，并说，“在中国，革命危机表现于苏维埃与红军的组织”，“中国苏维埃运动进一步发展，正在引起整个殖民地的世界革命”。
　　其后，当苏俄直接指挥的中共武装叛乱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运动，已经在中国被发动起来时，一九二八年八月，共产国际又在其“六大”的提纲和决议中指示中共：“革命斗争将使党（指中共）面临完成武装暴动的任务，准备通过武装暴动这一完成民主革命的唯一道路，去打倒帝国主义、军阀、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 —— 国民党政权。” 当中共发动的中心城市武装暴动遭遇了巨大失败和连续失败时，一九二九年二月八日，苏俄则在第一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中，批评中共夸大革命运动失败的程度，要求中共反右倾。当中共在发动农村武装暴动的过程中，出现了未打倒富农的情形时，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苏俄又在《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即共产国际第二封指示信中，指责中共“联合富农，这无论是什么条件下都是不允许的。从列宁的公式中，绝对得不出结论说，在中国党的一些文件中所提出的联合富农这个口号是正确的。这个结论，对中国来说更是不对。”当中共在苏俄的命令和指挥下，决策了疯狂的暴动计划，发动了残酷的武装暴动，即被后来的中共称为“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时，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苏俄又发来了“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即共产国际的第三封指示信。这封指示信宣布：“中国进入了深刻的革命危机的时期” —— 据中共党史专家解读，即是指“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时期”。 ¹⁰ 从而向中共提出了“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和“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的紧急口号，并指示中共“坚固并且扩大游击战争，尤其是在满州以及朱、毛区域里，坚决地反对党内对于农民战争以及游击战争估计不足，（否则）便是对群众的自动能力和革命能力估计不足”。此时，正值苏俄为维护沙皇俄国在我国的中东路主权，而对统一后的中华民国发动大规模武装侵略的关键时刻。中共在苏俄命令和指挥下的武装叛乱，亦因此而转变成了与苏俄“里应外合”的武装叛国。

第二、苏俄命令和指挥中共背叛国家民族以“武装保卫苏联”

　　为了了解中共“武装保卫苏联”这个武装叛国口号的由来，首先有必要将“中东路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如前所述，十月背叛以后，苏俄为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邀买人心，曾两度宣称“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终止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将中东路权无条件地归还给中国”。第一次，北洋政府没有理睬它。第二次，苏俄已在给北京政府的正式行文中自行取消了关键条款（参见上卷第三章）。直至一九二四年与北京政府签订“中俄协定”时，虽明定“中东路由中俄两国共同经营”，但是在实际上，中东路仍由苏俄一方人员任意管理，铁路局长既由俄人担任，人权和财权亦由俄人把持，从而使沙皇俄国在我国的特权由苏俄继续得以维护。一九二八年底，东北易帜，中华民国初获统一之后，苏俄与沙俄一样，为对我国东北的野心所驱使，亦为方便指挥中共的武装叛乱，竟将它驻哈尔滨领事馆、中东路以及驻我国东北的商业机构，作为指挥中共武装叛乱的据点，中共亦于此时建立了满州地下组织，并接受其领导。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华民国东北地方政府因接到报告，认定苏共于哈尔滨领事馆内召开中共地下人员秘密会议，遂派军警前往搜查，因果然查获众多中共人员和苏俄指示中共实行武装叛乱的许多文件，¹¹ 东北地方政府遂监禁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的领事，逮捕了其他人员三十九人，并命令以武力接管中东路及其附属机构，封闭了苏俄于我境内开设的苏联国家远东贸易局、商船局、煤油局等商业机构，将捕获之重要分子押送满洲里递解回国，不允许再进入中国。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四日，苏联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发出通牒，誓言要保护它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和它在中东路的利益。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六日，中华民国政府复照苏联政府称：中国在中东路所采取的措施，是“维护主权”和“维持中国社会安宁”所不得不采取的适当之处置。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八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与中华民国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同时调集八万军队集结于中苏边境，并于八月中旬大举向中国东北边境发动了武装侵略。由于张学良的无能，更由于残余军阀的武装叛变和中共的武装叛乱，使得中华民国政府无力增兵东北，于是，苏军很快占领了我国境内的富锦、密山、东宁、汪清、满洲里、杜兰若尔、海拉尔等重要城镇和大片土地。东三省两边国境线上的重要门户，几乎全部被苏俄所侵占。中华民国政府在军事失利后，乃被迫与苏俄在伯力谈判，并于是年十二月，忍辱与苏俄签订了《中苏协定》，恢复了前沙俄在我国中东路的特权，恢复苏方人员的一切职务。因恢复苏俄驻我领事馆的谈判未果，即已迎来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中苏谈判遂以终止。
　　诚然，中东路事件在我国，是为维护主权；在苏俄，则为苏俄对沙俄掠夺我国主权的继续。尤其是为了维护旧沙皇俄国在我国东北的特权，新沙皇俄国竟能发动对我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从而成为中华民国成立后第一个公然和公开侵略我国的恶邻。所以，此时此地，再由新沙皇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中共发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命令，甚至命令中共在“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下发动更大的武装叛乱，以与苏联对我国的侵略战争“里应外合” —— 这在苏俄，就绝不仅仅是要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的问题，而是欺我民族，侵我祖国，辱我人民和撼我社稷；这在中共，就更不仅仅是武装叛乱的问题，而已经完全成为对祖国和民族之史无前例的公开出卖和背叛，即武装叛国了。难怪彼时陈独秀曾为了中共的“形象”，而立即站出来公开反对中共这个“无国家、反民族”的口号和决议，更难怪后来的中共党史专家们对此一口号和决议，亦多少有些不以为然。但是，这个彻底地出卖和背叛了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口号、决议和行动，却由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坚决命令和指挥，由于中共中央的坚决执行和发动，不仅将彼时的中共武装叛乱推向了疯狂地步，而且由于日本对我国侵略战争的爆发而升级，从此竟成为中共武装叛乱的总口号和最高原则，从而将中共的武装叛乱赋予了武装叛国的根本性质，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所绝无和仅有。
　　其实，苏俄公然命令中国共产党保卫苏联，既非自中东路始，亦非只命令中共一党而已。据中共党史专家说：“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明确把‘保卫苏联’作为各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基本任务。因此，各国无产阶级应‘有义务促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并用一切方法保卫苏联不受资本列强的侵犯’。”¹² 斯大林更是赤裸裸地指示说：“有一个问题可以作为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之间的分水岭，可以检验出它的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目前这个问题就是保卫苏联问题，即无条件地、绝对地保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问题。”他还说：“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¹³
　　但是，在中东路事件上，苏联才是真正的帝国主义者，是企图强行占有和武装占有别国主权者。而由中东路事件所导致的战争，又是苏联侵略中国的战争。由是，在自己祖国遭受苏联大规模侵略时，苏联命令中共发动武装叛乱以反对祖国和保卫苏联，甚至在日本已经公然侵略我国，占领了我国东北，却并不曾侵略苏联时，苏联又进一步命令中共不要为保卫自己祖国而战，却要为保卫苏联而在自己的祖国发动更大的武装叛乱，以趁机推翻本国正在实行抗战的政府 —— 苏俄对一个邻国的无耻野心，实为史所罕见。
　　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武装叛国亦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
　　据中共党史专家称：“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七日，苏联政府宣布与国民党政府绝交，撤回苏联任命的一切驻华外交、商务及在铁路等方面供职的人员。就在这一天，共产国际执委向各国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号召对中国军阀的暴行，必须以革命的行动来答复，要不畏一切的牺牲，来拥护苏联和保卫世界无产阶级的堡垒 —— 苏联。”¹⁴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当苏联已经对我国东北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并已经占领了我国东北大片领土时，共产国际又借发出反对中国国民党改组派的信，不仅“从十个方面分析中国已经陷入全民族的危机之中”，并且向中共发出了五条指示，命令中共里应外合，发动更大规模的武装叛乱，颠覆中华民国，出卖中华民族，以保卫苏联。这五条指示是：
　　一、必须竭力利用现已开始的军阀混战，以便进一步发展独立的革命运动。必须最大限度地通过出版物、传单、群众性的口头宣传和呼吁书来揭露国民党各个集团的反革命作用。党应当推翻统治各地区的一切军阀集团的政权（南方的南京集团、张发奎集团等，北方的阎锡山集团、冯玉祥集团、奉系集团等）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阶级战争的口号，以及推翻资产阶级地主联盟政权的口号，应当成为党进行群众宣传的主要的现实的口号。
　　二、因改组派对帝国主义者的奴颜婢膝的态度，他们在中东铁路冲突上猖狂地形同法西斯般地诋毁中伤苏联，所以要加紧同改组派的斗争。¹⁵
　　三、党应当特别关注工人的罢工斗争。必须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情况下，采取准备总同盟政治大罢工的方针，设法使革命的工会运动脱离地下状态。
　　四、党应当更加关注开展和领导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反帝运动。蓬勃开展的反帝运动将给予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以巨大革命化影响，使工人运动活跃起来。由于满州的冲突，必须在保卫苏联的公开口号下组织一个运动，揭露国民党包括“改组派”在内的各派系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面目。
　　五、加强和扩大游击战争，特别是在满州地区，在毛泽东、贺龙活动的地区……要把广东、福建、湖南和湖北工农军队的分散行动协调起来。
　　另外，指示信还要求中共“应当全力兴起和激化阶级冲突，领导群众暴动，随着冲突的进一步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把革命斗争引向越来越高的发展阶段。”
　　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应当指出，共产国际推动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组织武装暴动的目的，是为了武装保卫苏联，也即是为了适应中东路战争的需要。”（黑体为引者所加）即为了适应苏联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需要。此可谓一语卖尽“天机”。¹⁶
　　然而，当侵华战争已经因斯大林重新夺取了它在中国的特权而停止以后，苏俄不仅要求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不能有丝毫改变，甚至更进一步地命令中共要继续在“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下，扩大武装叛国。
　　一九三零年初，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马基亚尔发表了“无产阶级在远东的胜利”一文，该文指出“把中东铁路冲突的顺利解决看成是结尾，看成是终场，那将是极大的错误。这一冲突不是戏的结尾，更象是一场戏的序幕……”
　　为了使中东路战争成为中共继续武装叛国的序幕而非尾声，一九三零年三月二十日，马基亚尔又写了“中国的危机与革命运动”一文，并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的社论发表。它说：“中国革命正在准备武装暴动，建立工农专政的苏维埃政府。”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十三日，共产国际召开了第十一次全会，如前所述，其决议称“共产国际成就之一就是中国苏维埃的兴起……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正在引起整个殖民地的世界革命”。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又在苏联《真理报》发表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革命风暴”一文，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还在继续上升……”，要求中共“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而坚决地战斗”。
　　一九三一年五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开会，作出了“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指责中共党内有“右倾机会主义与剥削分子的联合……放弃和轻视了为扩大苏维埃运动的斗争。”
　　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因中共进攻长沙曾一度得手，苏联《真理报》乃立即发表社论，称之为“中国革命的巨大成就”，并称：“建立苏维埃政府在中国现在已经成为提上议事日程的任务……武汉、上海和整个中国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应当起来投入战斗。”共产国际的《国际通讯》立即转载了这篇社论。
　　第二阶段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至一九三四年八月苏俄命令中共提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乘我削平残余军阀叛乱的战争刚刚胜利结束，中共在苏俄指挥下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正甚嚣尘上，乃阴谋发动九一八事变，迅速地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
　　九一八事变之后，共产国际在为纪念十月革命十四周年发出的呼吁书中曾称：“侵占满州 —— 这不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战争，这是对中国劳苦群众、对中国革命的战争，这也是对我们的战争。” 从而进一步号召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由是，中共乃假托日本侵略我国的目的是为了侵略他们“工人阶级的祖国 —— 苏联”，而加紧了武装叛乱的步伐。此后，中华民国与苏联虽然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间谈判并恢复了外交关系，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已经互派了大使，但是，在此期间和在此之后，苏俄仍然在指挥中共继续叛国，直至指挥中共制造“两个中国”。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共产国际仍希望中共“通过革命战争来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的全国政权”。¹⁷ 由是，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就继续向中共提出了“发展苏区与红军”和“推翻国民党”等六大任务。
　　一九三三年九月，共产国际又派出军事顾问李德抵瑞金，任中共“苏维埃国”军事顾问，控制红军指挥权，与在莫斯科的王明遥相呼应，坚持命令并指挥中共继续武装叛国。
　　此时，虽然日本帝国的侵略日渐扩张，中华民族的危难日趋深入，但据中共党史专家“揭露”说，唯“共产国际认为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中国革命形势很好，称这个时期为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时期”。共产国际所指的“武装干涉”，自然是中华民国政府军对叛乱和叛国者的围剿，而非日本帝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¹⁸
　　于是，一九三四年六月五日，《共产国际通讯》发表米夫“只有苏维埃才能够救中国”一文，称：“现在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都热烈地希望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同时用各种文字精装出版毛泽东鼓吹“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和只有煽动农民造反、建立苏维埃政权、坚持武装割据才能颠覆中华民国”的小册子（参见下文）。苏俄欲假手中共武装颠覆中华民国的愿望，显然一时难收。

第三、苏俄与共产国际要求中共绝对服从命令听指挥

　　应该说，中共自建党以来就将苏俄的任何指令当作圣旨，即令有想不通之时，最后也都是按照苏俄的命令办，即所谓“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一九二七年之后，已经被国民党清除出了国民革命阵营的中共，就更是以苏俄为依赖，样样以服从俄命为天职，直至不惜以叛国为效忠。诚如中共一位党史专家所言：“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中共六大（一九二八年六月于莫斯科召开）所通过的党章极其强调共产国际集中领导，极其强调对共产国际的隶属关系，极其强调服从共产国际。”¹⁹ 如前所述，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曾专门写下一章，规定“中共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党章另有十二处规定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所以，一旦中共叛乱叛国失败，就一定是中共没有坚决执行苏俄的命令和指挥，罪过只能在中共，绝不允许诿于苏俄或共产国际。再则，尽管中共对苏俄的命令和指挥已经照办执行，但稍有不足或稍有逾越，或者仅仅是自产自销了一些土政策，苏俄亦绝不容许。其最为典型的表现，便是苏俄在中共党内“倒李扶王”事件的发生。
　　在中共的党史上有一次著名的路线斗争，即第一次路线斗争，用中共的话来说，就是王明路线同立三路线之间的残酷斗争。但是，中共党史专家们却说，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都是左倾路线，都来源于苏俄共产国际的理论和路线。他们说：“共产国际理论和路线的重要影响，是立三路线形成的一个直接原因；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是立三路线制定武装暴动战略总方针的理论根据；把俄国武装起义经验的绝对化是形成立三路线城市中心论的主要缘由；共产国际和俄共中央反布哈林的错误斗争是造成立三路线大反右倾的重要因素。立三路线从整体上来看，来源于共产国际。”²⁰ 并且，“无论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还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都是在共产国际的长期指导下发生的，他们的左倾路线从根本上说也都是来源于共产国际……”。只不过“王明的特点是洋教条，完全不折不扣地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办；而李立三则搞了不少土政策，别出心裁地制定冒险主义暴动计划，成立总行动委员会等等。……虽然王明在某些左倾冒险做法上有所收敛，但在实质上比立三路线更左。用王明的眼光来看立三路线的错误，自然也就要得出立三路线是右倾的结论”。²¹
　　但是，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也过于地轻描淡写了一点。苏俄之所以要掉马换将，打击李立三，扶植王明，其根本原因，一是李立三在一省或几省发动叛乱和叛国的行动失败了，共产国际必须诿罪于李而不能自张其罪；二是李立三未经共产国际批准，就擅自通过了他的叛乱和叛国计划，并敢对共产国际称大和闹独立，所以共产国际才深感权威发生动摇；²² 三是李立三为了中国共产革命的成功而设计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计划，居然就敢将苏联拖进危险的境地，²³ 这自然使得一切都必须服从苏联和听命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无法容忍和不敢容忍。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苏俄必须在中共党内扶植一个绝对恭顺的奴才。于是，彼时“不要祖国和没有祖国”的王明，便扶摇直上了。
　　王明之所以能够被苏俄相中的自身条件，一是他在苏俄时就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弟子和红人，曾参预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对苏共的“大清洗”，甚至利用大清洗打击和打倒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内的异己力量；二是在中东路事件发生，苏俄大举入侵我国时，王明居然能够一口气写出十二篇文章，鼓吹“中共必须武装起来保卫苏联”，并把反对“武装保卫苏联”的陈独秀骂得狗血喷头，其忠于苏俄和叛变祖国的积极表现，从此获得了苏俄的欢心；三是卖命反对立三路线，狠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²⁴ 提出两条路线斗争的口号，以明确反对“立三路线”，鲜明地拥护“国际路线”，从而既为共产国际命令和指挥中共叛乱、叛国的失败作了辩护，又在推倒了立三路线之后，能够更加坚定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总此三条，终于促使共产国际派米夫来中国强行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并强行扶王明上台，使一个在中共党内名不见经传的学生娃，竟成为中共一党的领袖，从而保证了中共对苏俄和共产国际命令的绝对执行，保证了中共在任何时候都能坚持“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将叛乱和叛国推向一个又一个新高潮。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论，“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的决议，充分地表达了米夫、王明等人的观点，认为只要举起‘两条路线’斗争和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鞭子，就可以把国际路线贯彻到苏区和红军中去，实行王明左倾错误对苏区和红军的控制。”²⁵ 新沙皇俄国及其工具共产国际，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民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实在要比老沙皇远远地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共虽因在苏俄直接指挥下，反对、利用、破坏和背叛北伐，叛变国民革命，而被清除出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阵营，但是，盖因苏俄妄图颠覆中华民国、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和变中国为苏俄附庸的阴谋，并未改变，所以，中共仍在它的继续指使和指挥下，持续地掀起了叛乱叛国的狂潮。指它叛乱，是指它对北伐和国民革命的继续叛乱和扩大叛乱。指它叛国，则是指在北伐成功、东北易帜、中华民国初获统一之后，因中华民国为维护国家主权而遭遇苏俄对我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时，中共竟在苏俄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无视民族，背叛祖国，不仅公开决策“武装保卫苏联”，而且在全国掀起了更大的武装叛乱高潮，以与苏俄侵略者“里应外合”。其间，苏俄的斯大林反对派托洛斯基，虽为中共制定了一个题为《中国的政治状况和反对派的任务》的政治纲领，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政治安定和经济复苏的时期，中共只能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家的最重要问题”；原中共领袖陈独秀，亦在一九二九年七、八月间，连续三次写信给中共中央，反对中共无视国家民族的“武装保卫苏联”方针，反对中共与苏俄“里应外合”的武装叛乱行为，要求以召开国民会议的方式解决国是。但是，前者于苏俄遭到了斯大林的迫害，后者却被中共中央打成“托陈取消派”首领，直至开除了党籍。此后，中共继续在苏俄“武装保卫苏联”的命令下，不仅因残余军阀的叛变而乘机扩大武装叛乱，而且随着日本帝国对我国侵略战争的公开爆发和逐步升级，将它的叛国行为发展到了公开分裂祖国、即制造两个中国的“水平”。而苏俄命令中共叛乱、叛国和中共受命苏俄叛乱、叛国的主要手段，便是发动武装叛乱，煽动土地革命，建立认宗苏俄、背叛祖国的俄属“苏维埃政权”。然而，随着发动城市暴动的彻底失败和煽动农村造反的日益扩张，中国共产革命既迅速地转变成了中共农民造反，中国共产党也就迅速地蜕变成了一个农民造反党。从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过成了它的一件迷人外衣，马克思主义亦不过成了它赖以造反的宗教教义，而传统农民革命打天下的旧历史，竟成为毛泽东和中共发动农民造反以抢天下的新现实。只不过，传统农民造反的对象，乃是昔日的君主专制统治，而中共和毛泽东造反的对象，却是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家，战胜了专制复辟，刚刚获得了和平与统一，正在实行训政以筹备宪政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

一　　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实行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

第一、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背叛北伐、叛变国民革命

　　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背叛北伐和叛变国民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苏俄蓄谋指使中共阴谋背叛北伐和叛变国民革命，第二阶段为苏俄直接指挥中共背叛北伐和叛变国民革命。
　　在第一阶段，指苏俄“蓄谋”，是因为苏俄“帮助”中国国民革命和指使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就是为了将中国的国民革命诱逼为俄式共产革命。此其一。
　　其二、指苏俄蓄谋指使中共利用北伐，就是指苏俄向中共传授十月背叛的经验，要中共利用北伐胜利的条件，在刚刚建立了国民革命新政权的后方，发动土地革命 ，煽动农民造反，并一心要造成中共暴民政权和国民革命新政权并存的政治局面，直至取代国民革命新政权。据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罗易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按：北伐出师后四个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确定了一个新的问题，问题的中心之点是，中国革命从何时开始，将发展为土地革命。” ⁰¹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的全会上，布哈林即在第一个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支持民族革命战线，同时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并批评中共“对农民问题注意不够，过分畏惧农民运动的开展，在国民党占领区（按：即在建立了国民革命政权的北伐军后方）进行土地改革，不够坚决 —— 这就是错误的主要方面”。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发表了“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演说，称“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倡导者，中国农民的领袖，必不可避免地要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任……立即满足农民一些最迫切的要求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必要条件……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之类的政权”。后来，当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斯大林曾于会前接见部分中共代表，其时，“他身穿军装和皮靴，意味深长地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的成绩大小，要取决于它在领导这场战争中能够组织多少听它指挥的武装力量。’” ⁰²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共产国际“七大”通过了罗易起草的“关于中国局势的决议”，称：“土地问题已经开始表现为各种尖锐的形式，这是当前形势的中心问题。哪一个阶级有决心去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并能提出彻底的解决办法，那一个阶级就将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在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下，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执行彻底的土地政策的阶级。”
　　一九二七年五月斯大林对中共的训令（即五月指示），和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共产国际给中共的七条指令，均针对南京国民党已经“清党”和武汉国民党就要“分共”的严峻形势，指示中共“要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
　　显然，如果没有苏俄直接或假手共产国际，给中共发出了上述种种发动土地革命的指示，就不会有中共要在北伐胜利后方发动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的“二月政纲”（一九二六年二月，参见本卷第一章），更没有嗣后在两湖高叫“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农民运动。
　　其三、苏俄蓄谋指使中共背叛北伐、叛变国民革命的手段，就是指示中共要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叛变。斯大林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演说中就曾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 ⁰³ 显然，斯大林在这里所指的反革命不是军阀，而是正在领导和进行北伐打倒军阀伟业的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下同）。
　　马日事变后，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就已经指示中共说：“目前，我们应该刻不容缓地考虑到下列问题：改编军队，建立完全可靠的革命军队，建立军队同工人组织及农民组织之间的联系……应特别注意组织完全可靠的革命农工部队，使共产党员和坚定的国民党左派渗入到部队中，以肃清反革命分子，建立工人赤卫队。”紧接着斯大林又给中共发来了“五月指示”。如前所说，这个指示曾极其明确地说道：“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必须严惩那些坏蛋”；“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
　　于是，罗易立即写信给正在郑州与汪精卫谈判的冯玉祥，要他站出来“把反革命的大本营根本破坏”，并说“除非把反革命大本营根本破坏，武汉难保不变成他们的第二个擒猎品”。 ⁰⁴ 苏俄蓄谋指使中共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
　　然而，恰恰是斯大林指使中共准备武装叛乱的“五月指示”和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准备武装叛乱的种种指令，以及中共在武汉、上海等地自组工农赤卫队以准备武装叛乱的行动，才最终地把汪精卫逼上了决心“驱俄分共”的道路。对此，布哈林后来曾批评罗易说：“竟将共产国际的秘密指示真诚地送给汪精卫看，这完全是一种糊涂、愚笨的做法。”⁰⁵ 他在后来对中共“六大”的报告中，甚至检讨“没有帮助中共武装工农”，并指责鲍罗廷说，“共产国际曾要求中共建立七个工农师，而鲍罗廷不办”。
　　在第二阶段，苏俄的根本用心就是要中共武装颠覆中华民国及其再生的南京政权，并在中国建立附庸俄国的“红色苏维埃政权”，以达到直接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的目的。从此，在中国“发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运动，就不仅成为苏俄一心之所与，而且成为它直接指挥中共公开背叛北伐和公然叛变国民革命的根本目标。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当苏俄对国民党亲俄派的希望尚未死绝之时，苏联《真理报》已在题为“国民党左派的危机”的社论中指称：“共产党员应该毫不怀疑地着手宣传苏维埃思想，以便一旦争取国民党的斗争失败，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能动员号召群众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斯大林本人在《真理报》上发表“时事问题简评”时，曾评论中共“革命”说：“在当前革命发展阶段上，在新的革命高潮条件下，成立苏维埃将是一个完全成熟的问题。”
　　一九二七年苏联第七、第八期《布尔什维克》杂志，还在社论“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说：“退出国民党的号召和立即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是同现在举行起义的策略相一致的。”
　　于是，苏俄乃假手共产国际，于八月九日向中共首次提出了“要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  ⁰⁶ 这样，命令中共发动武装叛乱以背叛北伐和叛变国民革命，就和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和目标，完全地结合了起来。为此，中国虽驱逐了鲍罗廷，斯大林却派来了又一个亲信罗明拉兹，以“纠正过去所有错误，指导中共中央工作”。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说，“共产国际召回鲍罗廷和派出罗明拉兹，归根到底是为了实行中国政策的革命转变。”。 ⁰⁷ 而这个转变，就是要指使中共用武装暴动的手段，来建立认宗苏俄和附庸苏俄的“俄属苏维埃政权”。
　　随着罗明拉兹的到来，由苏俄直接指挥的中共武装叛乱，也就紧密地围绕着建立俄属苏维埃政权这样一个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根本任务，在中国国民党领导北伐打倒军阀和中国国民革命就要成功、又尚未成功的历史关头，被急切地煽动和发动起来了。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罗明拉兹在武汉秘密主持了中共的八七会议，作了“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并使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执委会告全党党员书”。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要求各地普遍发动武装暴动，以夺取大城市为主要目标。确立了资产阶级为打倒的对象，认为只有先打倒资产阶级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强调工人阶级和工人领袖在中共党内的领导。
　　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罗明拉兹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由罗提名，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罗明拉兹再一次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彻底抛弃国民党和国民革命旗帜，首次为中共提出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和十日，罗明拉兹和共产国际派来接替他的米特凯维奇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由罗明拉兹起草的《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该决议案认为，现时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现时中共革命的任务“是发动工农，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割据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发动工人斗争，发动城市暴动，使城市暴动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和指导者……”；现时中共革命的策略“是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有最高限度的组织的原则……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形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和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罗明拉兹在莫斯科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宣称：“现在广东以及其他一些省，党（按：指中共）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夺取政权和组织武装起义。党在苏维埃这个总口号下进行斗争……现在可以直接了当地提出政权问题了。”就在罗明拉兹于莫斯科发言的时候，中国广州不仅爆发了由苏俄直接命令和指挥的武装叛乱（即中共广州暴动），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而且苏俄驻广州诸领事及工作人员均参加了这一叛乱。苏俄驻中国广州的领事馆则是指挥中共武装叛乱的巢穴。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该决议案高度赞扬广州武装叛乱说：“广州起义应当被看作中国工人及其伟大的英雄主义的范例。” ⁰⁸ 但该决议案却指责指挥广州暴动的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准备工作做得不够”。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发动武装叛乱的行径，可谓不打自招。
　　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言，“一九二七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中共苏维埃运动已经开始，那时苏维埃政府是想在一个中心城市建立起来。攻打长沙没有进展，所以没有提出苏维埃，而广州暴动的政权就称为广州苏维埃。”⁰⁹ 难怪一九三一年三、四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十一次全会决议案》曾称，“共产国际的成就之一就是中国苏维埃的兴起”，并说，“在中国，革命危机表现于苏维埃与红军的组织”，“中国苏维埃运动进一步发展，正在引起整个殖民地的世界革命”。
　　其后，当苏俄直接指挥的中共武装叛乱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运动，已经在中国被发动起来时，一九二八年八月，共产国际又在其“六大”的提纲和决议中指示中共：“革命斗争将使党（指中共）面临完成武装暴动的任务，准备通过武装暴动这一完成民主革命的唯一道路，去打倒帝国主义、军阀、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 —— 国民党政权。” 当中共发动的中心城市武装暴动遭遇了巨大失败和连续失败时，一九二九年二月八日，苏俄则在第一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中，批评中共夸大革命运动失败的程度，要求中共反右倾。当中共在发动农村武装暴动的过程中，出现了未打倒富农的情形时，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苏俄又在《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即共产国际第二封指示信中，指责中共“联合富农，这无论是什么条件下都是不允许的。从列宁的公式中，绝对得不出结论说，在中国党的一些文件中所提出的联合富农这个口号是正确的。这个结论，对中国来说更是不对。”当中共在苏俄的命令和指挥下，决策了疯狂的暴动计划，发动了残酷的武装暴动，即被后来的中共称为“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时，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苏俄又发来了“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即共产国际的第三封指示信。这封指示信宣布：“中国进入了深刻的革命危机的时期” —— 据中共党史专家解读，即是指“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时期”。 ¹⁰ 从而向中共提出了“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和“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的紧急口号，并指示中共“坚固并且扩大游击战争，尤其是在满州以及朱、毛区域里，坚决地反对党内对于农民战争以及游击战争估计不足，（否则）便是对群众的自动能力和革命能力估计不足”。此时，正值苏俄为维护沙皇俄国在我国的中东路主权，而对统一后的中华民国发动大规模武装侵略的关键时刻。中共在苏俄命令和指挥下的武装叛乱，亦因此而转变成了与苏俄“里应外合”的武装叛国。

第二、苏俄命令和指挥中共背叛国家民族以“武装保卫苏联”

　　为了了解中共“武装保卫苏联”这个武装叛国口号的由来，首先有必要将“中东路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如前所述，十月背叛以后，苏俄为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邀买人心，曾两度宣称“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终止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将中东路权无条件地归还给中国”。第一次，北洋政府没有理睬它。第二次，苏俄已在给北京政府的正式行文中自行取消了关键条款（参见上卷第三章）。直至一九二四年与北京政府签订“中俄协定”时，虽明定“中东路由中俄两国共同经营”，但是在实际上，中东路仍由苏俄一方人员任意管理，铁路局长既由俄人担任，人权和财权亦由俄人把持，从而使沙皇俄国在我国的特权由苏俄继续得以维护。一九二八年底，东北易帜，中华民国初获统一之后，苏俄与沙俄一样，为对我国东北的野心所驱使，亦为方便指挥中共的武装叛乱，竟将它驻哈尔滨领事馆、中东路以及驻我国东北的商业机构，作为指挥中共武装叛乱的据点，中共亦于此时建立了满州地下组织，并接受其领导。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华民国东北地方政府因接到报告，认定苏共于哈尔滨领事馆内召开中共地下人员秘密会议，遂派军警前往搜查，因果然查获众多中共人员和苏俄指示中共实行武装叛乱的许多文件，¹¹ 东北地方政府遂监禁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的领事，逮捕了其他人员三十九人，并命令以武力接管中东路及其附属机构，封闭了苏俄于我境内开设的苏联国家远东贸易局、商船局、煤油局等商业机构，将捕获之重要分子押送满洲里递解回国，不允许再进入中国。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四日，苏联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发出通牒，誓言要保护它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和它在中东路的利益。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六日，中华民国政府复照苏联政府称：中国在中东路所采取的措施，是“维护主权”和“维持中国社会安宁”所不得不采取的适当之处置。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八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与中华民国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同时调集八万军队集结于中苏边境，并于八月中旬大举向中国东北边境发动了武装侵略。由于张学良的无能，更由于残余军阀的武装叛变和中共的武装叛乱，使得中华民国政府无力增兵东北，于是，苏军很快占领了我国境内的富锦、密山、东宁、汪清、满洲里、杜兰若尔、海拉尔等重要城镇和大片土地。东三省两边国境线上的重要门户，几乎全部被苏俄所侵占。中华民国政府在军事失利后，乃被迫与苏俄在伯力谈判，并于是年十二月，忍辱与苏俄签订了《中苏协定》，恢复了前沙俄在我国中东路的特权，恢复苏方人员的一切职务。因恢复苏俄驻我领事馆的谈判未果，即已迎来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中苏谈判遂以终止。
　　诚然，中东路事件在我国，是为维护主权；在苏俄，则为苏俄对沙俄掠夺我国主权的继续。尤其是为了维护旧沙皇俄国在我国东北的特权，新沙皇俄国竟能发动对我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从而成为中华民国成立后第一个公然和公开侵略我国的恶邻。所以，此时此地，再由新沙皇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中共发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命令，甚至命令中共在“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下发动更大的武装叛乱，以与苏联对我国的侵略战争“里应外合” —— 这在苏俄，就绝不仅仅是要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的问题，而是欺我民族，侵我祖国，辱我人民和撼我社稷；这在中共，就更不仅仅是武装叛乱的问题，而已经完全成为对祖国和民族之史无前例的公开出卖和背叛，即武装叛国了。难怪彼时陈独秀曾为了中共的“形象”，而立即站出来公开反对中共这个“无国家、反民族”的口号和决议，更难怪后来的中共党史专家们对此一口号和决议，亦多少有些不以为然。但是，这个彻底地出卖和背叛了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口号、决议和行动，却由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坚决命令和指挥，由于中共中央的坚决执行和发动，不仅将彼时的中共武装叛乱推向了疯狂地步，而且由于日本对我国侵略战争的爆发而升级，从此竟成为中共武装叛乱的总口号和最高原则，从而将中共的武装叛乱赋予了武装叛国的根本性质，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所绝无和仅有。
　　其实，苏俄公然命令中国共产党保卫苏联，既非自中东路始，亦非只命令中共一党而已。据中共党史专家说：“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明确把‘保卫苏联’作为各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基本任务。因此，各国无产阶级应‘有义务促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并用一切方法保卫苏联不受资本列强的侵犯’。”¹² 斯大林更是赤裸裸地指示说：“有一个问题可以作为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之间的分水岭，可以检验出它的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目前这个问题就是保卫苏联问题，即无条件地、绝对地保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问题。”他还说：“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¹³
　　但是，在中东路事件上，苏联才是真正的帝国主义者，是企图强行占有和武装占有别国主权者。而由中东路事件所导致的战争，又是苏联侵略中国的战争。由是，在自己祖国遭受苏联大规模侵略时，苏联命令中共发动武装叛乱以反对祖国和保卫苏联，甚至在日本已经公然侵略我国，占领了我国东北，却并不曾侵略苏联时，苏联又进一步命令中共不要为保卫自己祖国而战，却要为保卫苏联而在自己的祖国发动更大的武装叛乱，以趁机推翻本国正在实行抗战的政府 —— 苏俄对一个邻国的无耻野心，实为史所罕见。
　　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武装叛国亦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
　　据中共党史专家称：“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七日，苏联政府宣布与国民党政府绝交，撤回苏联任命的一切驻华外交、商务及在铁路等方面供职的人员。就在这一天，共产国际执委向各国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号召对中国军阀的暴行，必须以革命的行动来答复，要不畏一切的牺牲，来拥护苏联和保卫世界无产阶级的堡垒 —— 苏联。”¹⁴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当苏联已经对我国东北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并已经占领了我国东北大片领土时，共产国际又借发出反对中国国民党改组派的信，不仅“从十个方面分析中国已经陷入全民族的危机之中”，并且向中共发出了五条指示，命令中共里应外合，发动更大规模的武装叛乱，颠覆中华民国，出卖中华民族，以保卫苏联。这五条指示是：
　　一、必须竭力利用现已开始的军阀混战，以便进一步发展独立的革命运动。必须最大限度地通过出版物、传单、群众性的口头宣传和呼吁书来揭露国民党各个集团的反革命作用。党应当推翻统治各地区的一切军阀集团的政权（南方的南京集团、张发奎集团等，北方的阎锡山集团、冯玉祥集团、奉系集团等）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阶级战争的口号，以及推翻资产阶级地主联盟政权的口号，应当成为党进行群众宣传的主要的现实的口号。
　　二、因改组派对帝国主义者的奴颜婢膝的态度，他们在中东铁路冲突上猖狂地形同法西斯般地诋毁中伤苏联，所以要加紧同改组派的斗争。¹⁵
　　三、党应当特别关注工人的罢工斗争。必须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情况下，采取准备总同盟政治大罢工的方针，设法使革命的工会运动脱离地下状态。
　　四、党应当更加关注开展和领导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反帝运动。蓬勃开展的反帝运动将给予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以巨大革命化影响，使工人运动活跃起来。由于满州的冲突，必须在保卫苏联的公开口号下组织一个运动，揭露国民党包括“改组派”在内的各派系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面目。
　　五、加强和扩大游击战争，特别是在满州地区，在毛泽东、贺龙活动的地区……要把广东、福建、湖南和湖北工农军队的分散行动协调起来。
　　另外，指示信还要求中共“应当全力兴起和激化阶级冲突，领导群众暴动，随着冲突的进一步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把革命斗争引向越来越高的发展阶段。”
　　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应当指出，共产国际推动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组织武装暴动的目的，是为了武装保卫苏联，也即是为了适应中东路战争的需要。”（黑体为引者所加）即为了适应苏联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需要。此可谓一语卖尽“天机”。¹⁶
　　然而，当侵华战争已经因斯大林重新夺取了它在中国的特权而停止以后，苏俄不仅要求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不能有丝毫改变，甚至更进一步地命令中共要继续在“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下，扩大武装叛国。
　　一九三零年初，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马基亚尔发表了“无产阶级在远东的胜利”一文，该文指出“把中东铁路冲突的顺利解决看成是结尾，看成是终场，那将是极大的错误。这一冲突不是戏的结尾，更象是一场戏的序幕……”
　　为了使中东路战争成为中共继续武装叛国的序幕而非尾声，一九三零年三月二十日，马基亚尔又写了“中国的危机与革命运动”一文，并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的社论发表。它说：“中国革命正在准备武装暴动，建立工农专政的苏维埃政府。”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十三日，共产国际召开了第十一次全会，如前所述，其决议称“共产国际成就之一就是中国苏维埃的兴起……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正在引起整个殖民地的世界革命”。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又在苏联《真理报》发表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革命风暴”一文，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还在继续上升……”，要求中共“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而坚决地战斗”。
　　一九三一年五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开会，作出了“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指责中共党内有“右倾机会主义与剥削分子的联合……放弃和轻视了为扩大苏维埃运动的斗争。”
　　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因中共进攻长沙曾一度得手，苏联《真理报》乃立即发表社论，称之为“中国革命的巨大成就”，并称：“建立苏维埃政府在中国现在已经成为提上议事日程的任务……武汉、上海和整个中国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应当起来投入战斗。”共产国际的《国际通讯》立即转载了这篇社论。
　　第二阶段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至一九三四年八月苏俄命令中共提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乘我削平残余军阀叛乱的战争刚刚胜利结束，中共在苏俄指挥下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正甚嚣尘上，乃阴谋发动九一八事变，迅速地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
　　九一八事变之后，共产国际在为纪念十月革命十四周年发出的呼吁书中曾称：“侵占满州 —— 这不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战争，这是对中国劳苦群众、对中国革命的战争，这也是对我们的战争。” 从而进一步号召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由是，中共乃假托日本侵略我国的目的是为了侵略他们“工人阶级的祖国 —— 苏联”，而加紧了武装叛乱的步伐。此后，中华民国与苏联虽然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间谈判并恢复了外交关系，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已经互派了大使，但是，在此期间和在此之后，苏俄仍然在指挥中共继续叛国，直至指挥中共制造“两个中国”。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共产国际仍希望中共“通过革命战争来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的全国政权”。¹⁷ 由是，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就继续向中共提出了“发展苏区与红军”和“推翻国民党”等六大任务。
　　一九三三年九月，共产国际又派出军事顾问李德抵瑞金，任中共“苏维埃国”军事顾问，控制红军指挥权，与在莫斯科的王明遥相呼应，坚持命令并指挥中共继续武装叛国。
　　此时，虽然日本帝国的侵略日渐扩张，中华民族的危难日趋深入，但据中共党史专家“揭露”说，唯“共产国际认为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中国革命形势很好，称这个时期为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时期”。共产国际所指的“武装干涉”，自然是中华民国政府军对叛乱和叛国者的围剿，而非日本帝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¹⁸
　　于是，一九三四年六月五日，《共产国际通讯》发表米夫“只有苏维埃才能够救中国”一文，称：“现在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都热烈地希望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同时用各种文字精装出版毛泽东鼓吹“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和只有煽动农民造反、建立苏维埃政权、坚持武装割据才能颠覆中华民国”的小册子（参见下文）。苏俄欲假手中共武装颠覆中华民国的愿望，显然一时难收。

第三、苏俄与共产国际要求中共绝对服从命令听指挥

　　应该说，中共自建党以来就将苏俄的任何指令当作圣旨，即令有想不通之时，最后也都是按照苏俄的命令办，即所谓“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一九二七年之后，已经被国民党清除出了国民革命阵营的中共，就更是以苏俄为依赖，样样以服从俄命为天职，直至不惜以叛国为效忠。诚如中共一位党史专家所言：“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中共六大（一九二八年六月于莫斯科召开）所通过的党章极其强调共产国际集中领导，极其强调对共产国际的隶属关系，极其强调服从共产国际。”¹⁹ 如前所述，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曾专门写下一章，规定“中共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党章另有十二处规定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所以，一旦中共叛乱叛国失败，就一定是中共没有坚决执行苏俄的命令和指挥，罪过只能在中共，绝不允许诿于苏俄或共产国际。再则，尽管中共对苏俄的命令和指挥已经照办执行，但稍有不足或稍有逾越，或者仅仅是自产自销了一些土政策，苏俄亦绝不容许。其最为典型的表现，便是苏俄在中共党内“倒李扶王”事件的发生。
　　在中共的党史上有一次著名的路线斗争，即第一次路线斗争，用中共的话来说，就是王明路线同立三路线之间的残酷斗争。但是，中共党史专家们却说，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都是左倾路线，都来源于苏俄共产国际的理论和路线。他们说：“共产国际理论和路线的重要影响，是立三路线形成的一个直接原因；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是立三路线制定武装暴动战略总方针的理论根据；把俄国武装起义经验的绝对化是形成立三路线城市中心论的主要缘由；共产国际和俄共中央反布哈林的错误斗争是造成立三路线大反右倾的重要因素。立三路线从整体上来看，来源于共产国际。”²⁰ 并且，“无论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还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都是在共产国际的长期指导下发生的，他们的左倾路线从根本上说也都是来源于共产国际……”。只不过“王明的特点是洋教条，完全不折不扣地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办；而李立三则搞了不少土政策，别出心裁地制定冒险主义暴动计划，成立总行动委员会等等。……虽然王明在某些左倾冒险做法上有所收敛，但在实质上比立三路线更左。用王明的眼光来看立三路线的错误，自然也就要得出立三路线是右倾的结论”。²¹
　　但是，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也过于地轻描淡写了一点。苏俄之所以要掉马换将，打击李立三，扶植王明，其根本原因，一是李立三在一省或几省发动叛乱和叛国的行动失败了，共产国际必须诿罪于李而不能自张其罪；二是李立三未经共产国际批准，就擅自通过了他的叛乱和叛国计划，并敢对共产国际称大和闹独立，所以共产国际才深感权威发生动摇；²² 三是李立三为了中国共产革命的成功而设计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计划，居然就敢将苏联拖进危险的境地，²³ 这自然使得一切都必须服从苏联和听命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无法容忍和不敢容忍。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苏俄必须在中共党内扶植一个绝对恭顺的奴才。于是，彼时“不要祖国和没有祖国”的王明，便扶摇直上了。
　　王明之所以能够被苏俄相中的自身条件，一是他在苏俄时就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弟子和红人，曾参预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对苏共的“大清洗”，甚至利用大清洗打击和打倒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内的异己力量；二是在中东路事件发生，苏俄大举入侵我国时，王明居然能够一口气写出十二篇文章，鼓吹“中共必须武装起来保卫苏联”，并把反对“武装保卫苏联”的陈独秀骂得狗血喷头，其忠于苏俄和叛变祖国的积极表现，从此获得了苏俄的欢心；三是卖命反对立三路线，狠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²⁴ 提出两条路线斗争的口号，以明确反对“立三路线”，鲜明地拥护“国际路线”，从而既为共产国际命令和指挥中共叛乱、叛国的失败作了辩护，又在推倒了立三路线之后，能够更加坚定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总此三条，终于促使共产国际派米夫来中国强行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并强行扶王明上台，使一个在中共党内名不见经传的学生娃，竟成为中共一党的领袖，从而保证了中共对苏俄和共产国际命令的绝对执行，保证了中共在任何时候都能坚持“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将叛乱和叛国推向一个又一个新高潮。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论，“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的决议，充分地表达了米夫、王明等人的观点，认为只要举起‘两条路线’斗争和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鞭子，就可以把国际路线贯彻到苏区和红军中去，实行王明左倾错误对苏区和红军的控制。”²⁵ 新沙皇俄国及其工具共产国际，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民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实在要比老沙皇远远地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