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卷

共產革命、農民造反與中國共產黨

第二章

　　中共雖因在蘇俄直接指揮下，反對、利用、破壞和背叛北伐，叛變國民革命，而被清除出了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陣營，但是，蓋因蘇俄妄圖顛覆中華民國、移植共產專制制度於中國和變中國為蘇俄附庸的陰謀，並未改變，所以，中共仍在它的繼續指使和指揮下，持續地掀起了叛亂叛國的狂潮。指它叛亂，是指它對北伐和國民革命的繼續叛亂和擴大叛亂。指它叛國，則是指在北伐成功、東北易幟、中華民國初獲統一之後，因中華民國為維護國家主權而遭遇蘇俄對我國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時，中共竟在蘇俄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無視民族，背叛祖國，不僅公開決策“武裝保衛蘇聯”，而且在全國掀起了更大的武裝叛亂高潮，以與蘇俄侵略者“裡應外合”。其間，蘇俄的斯大林反對派托洛斯基，雖為中共制定了一個題為《中國的政治狀況和反對派的任務》的政治綱領，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政治安定和經濟復甦的時期，中共只能要求召開國民會議以解決國家的最重要問題”；原中共領袖陳獨秀，亦在一九二九年七、八月間，連續三次寫信給中共中央，反對中共無視國家民族的“武裝保衛蘇聯”方針，反對中共與蘇俄“裡應外合”的武裝叛亂行為，要求以召開國民會議的方式解決國是。但是，前者於蘇俄遭到了斯大林的迫害，後者卻被中共中央打成“托陳取消派”首領，直至開除了黨籍。此後，中共繼續在蘇俄“武裝保衛蘇聯”的命令下，不僅因殘餘軍閥的叛變而乘機擴大武裝叛亂，而且隨着日本帝國對我國侵略戰爭的公開爆發和逐步升級，將它的叛國行為發展到了公開分裂祖國、即製造兩個中國的“水平”。而蘇俄命令中共叛亂、叛國和中共受命蘇俄叛亂、叛國的主要手段，便是發動武裝叛亂，煽動土地革命，建立認宗蘇俄、背叛祖國的俄屬“蘇維埃政權”。然而，隨着發動城市暴動的徹底失敗和煽動農村造反的日益擴張，中國共產革命既迅速地轉變成了中共農民造反，中國共產黨也就迅速地蛻變成了一個農民造反黨。從此，共產主義革命不過成了它的一件迷人外衣，馬克思主義亦不過成了它賴以造反的宗教教義，而傳統農民革命打天下的舊歷史，竟成為毛澤東和中共發動農民造反以搶天下的新現實。只不過，傳統農民造反的對象，乃是昔日的君主專制統治，而中共和毛澤東造反的對象，卻是推翻了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國家，戰勝了專制復辟，剛剛獲得了和平與統一，正在實行訓政以籌備憲政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

一　　蘇俄命令並指揮中共實行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

第一、蘇俄命令並指揮中共背叛北伐、叛變國民革命

　　蘇俄命令並指揮中共背叛北伐和叛變國民革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蘇俄蓄謀指使中共陰謀背叛北伐和叛變國民革命，第二階段為蘇俄直接指揮中共背叛北伐和叛變國民革命。
　　在第一階段，指蘇俄“蓄謀”，是因為蘇俄“幫助”中國國民革命和指使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目的，就是為了將中國的國民革命誘逼為俄式共產革命。此其一。
　　其二、指蘇俄蓄謀指使中共利用北伐，就是指蘇俄向中共傳授十月背叛的經驗，要中共利用北伐勝利的條件，在剛剛建立了國民革命新政權的後方，發動土地革命 ，煽動農民造反，並一心要造成中共暴民政權和國民革命新政權並存的政治局面，直至取代國民革命新政權。據共產國際派駐中國代表羅易稱：“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按：北伐出師後四個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確定了一個新的問題，問題的中心之點是，中國革命從何時開始，將發展為土地革命。” ⁰¹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的全會上，布哈林即在第一個報告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支持民族革命戰線，同時着手解決土地問題和農民問題。”並批評中共“對農民問題注意不夠，過分畏懼農民運動的開展，在國民黨占領區（按：即在建立了國民革命政權的北伐軍後方）進行土地改革，不夠堅決 —— 這就是錯誤的主要方面”。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中國委員會發表了“論中國革命前途”的演說，稱“中國革命的領導者和倡導者，中國農民的領袖，必不可避免地要由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來擔任……立即滿足農民一些最迫切的要求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最必要條件……中國未來政權的性質是無產階級和農民民主專政之類的政權”。後來，當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時，斯大林曾於會前接見部分中共代表，其時，“他身穿軍裝和皮靴，意味深長地指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農民戰爭。中國共產黨的成績大小，要取決於它在領導這場戰爭中能夠組織多少聽它指揮的武裝力量。’” ⁰²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共產國際“七大”通過了羅易起草的“關於中國局勢的決議”，稱：“土地問題已經開始表現為各種尖銳的形式，這是當前形勢的中心問題。哪一個階級有決心去解決這個根本問題，並能提出徹底的解決辦法，那一個階級就將成為革命的領導者。在中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下，無產階級是唯一能夠執行徹底的土地政策的階級。”
　　一九二七年五月斯大林對中共的訓令（即五月指示），和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共產國際給中共的七條指令，均針對南京國民黨已經“清黨”和武漢國民黨就要“分共”的嚴峻形勢，指示中共“要進一步開展土地革命”。
　　顯然，如果沒有蘇俄直接或假手共產國際，給中共發出了上述種種發動土地革命的指示，就不會有中共要在北伐勝利後方發動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政權的“二月政綱”（一九二六年二月，參見本卷第一章），更沒有嗣後在兩湖高叫“一切權力歸農會”的農民運動。
　　其三、蘇俄蓄謀指使中共背叛北伐、叛變國民革命的手段，就是指示中共要建立工農武裝，準備武裝叛變。斯大林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演說中就曾說過：“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 ⁰³ 顯然，斯大林在這裡所指的反革命不是軍閥，而是正在領導和進行北伐打倒軍閥偉業的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下同）。
　　馬日事變後，共產國際執委第八次全會就已經指示中共說：“目前，我們應該刻不容緩地考慮到下列問題：改編軍隊，建立完全可靠的革命軍隊，建立軍隊同工人組織及農民組織之間的聯繫……應特別注意組織完全可靠的革命農工部隊，使共產黨員和堅定的國民黨左派滲入到部隊中，以肅清反革命分子，建立工人赤衛隊。”緊接着斯大林又給中共發來了“五月指示”。如前所說，這個指示曾極其明確地說道：“必須根除對不可靠的將軍們的依賴性”；“必須嚴懲那些壞蛋”；“動員兩萬左右的共產黨員，加上湖南、湖北約五萬的革命工農，編成幾個新軍……組織（目前還不遲）一支可靠的軍隊……”
　　於是，羅易立即寫信給正在鄭州與汪精衛談判的馮玉祥，要他站出來“把反革命的大本營根本破壞”，並說“除非把反革命大本營根本破壞，武漢難保不變成他們的第二個擒獵品”。 ⁰⁴ 蘇俄蓄謀指使中共武裝叛亂已經箭在弦上。
　　然而，恰恰是斯大林指使中共準備武裝叛亂的“五月指示”和共產國際命令中共準備武裝叛亂的種種指令，以及中共在武漢、上海等地自組工農赤衛隊以準備武裝叛亂的行動，才最終地把汪精衛逼上了決心“驅俄分共”的道路。對此，布哈林後來曾批評羅易說：“竟將共產國際的秘密指示真誠地送給汪精衛看，這完全是一種糊塗、愚笨的做法。”⁰⁵ 他在後來對中共“六大”的報告中，甚至檢討“沒有幫助中共武裝工農”，並指責鮑羅廷說，“共產國際曾要求中共建立七個工農師，而鮑羅廷不辦”。
　　在第二階段，蘇俄的根本用心就是要中共武裝顛覆中華民國及其再生的南京政權，並在中國建立附庸俄國的“紅色蘇維埃政權”，以達到直接移植共產專制制度於中國的目的。從此，在中國“發動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運動，就不僅成為蘇俄一心之所與，而且成為它直接指揮中共公開背叛北伐和公然叛變國民革命的根本目標。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當蘇俄對國民黨親俄派的希望尚未死絕之時，蘇聯《真理報》已在題為“國民黨左派的危機”的社論中指稱：“共產黨員應該毫不懷疑地着手宣傳蘇維埃思想，以便一旦爭取國民黨的鬥爭失敗，出現新的革命高潮時，能動員號召群眾成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斯大林本人在《真理報》上發表“時事問題簡評”時，曾評論中共“革命”說：“在當前革命發展階段上，在新的革命高潮條件下，成立蘇維埃將是一個完全成熟的問題。”
　　一九二七年蘇聯第七、第八期《布爾什維克》雜誌，還在社論“中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說：“退出國民黨的號召和立即在中國建立蘇維埃的口號，是同現在舉行起義的策略相一致的。”
　　於是，蘇俄乃假手共產國際，於八月九日向中共首次提出了“要在中國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任務”。  ⁰⁶ 這樣，命令中共發動武裝叛亂以背叛北伐和叛變國民革命，就和在中國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任務和目標，完全地結合了起來。為此，中國雖驅逐了鮑羅廷，斯大林卻派來了又一個親信羅明拉茲，以“糾正過去所有錯誤，指導中共中央工作”。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說，“共產國際召回鮑羅廷和派出羅明拉茲，歸根到底是為了實行中國政策的革命轉變。”。 ⁰⁷ 而這個轉變，就是要指使中共用武裝暴動的手段，來建立認宗蘇俄和附庸蘇俄的“俄屬蘇維埃政權”。
　　隨着羅明拉茲的到來，由蘇俄直接指揮的中共武裝叛亂，也就緊密地圍繞着建立俄屬蘇維埃政權這樣一個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根本任務，在中國國民黨領導北伐打倒軍閥和中國國民革命就要成功、又尚未成功的歷史關頭，被急切地煽動和發動起來了。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羅明拉茲在武漢秘密主持了中共的八七會議，作了“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並使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執委會告全黨黨員書”。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總方針”。要求各地普遍發動武裝暴動，以奪取大城市為主要目標。確立了資產階級為打倒的對象，認為只有先打倒資產階級才能打倒帝國主義。強調工人階級和工人領袖在中共黨內的領導。
　　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羅明拉茲主持召開了臨時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由羅提名，改組了中共中央領導機關。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羅明拉茲再一次主持召開了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徹底拋棄國民黨和國民革命旗幟，首次為中共提出了“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口號。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和十日，羅明拉茲和共產國際派來接替他的米特凱維奇在上海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通過了由羅明拉茲起草的《中國現狀和共產黨的任務的決議案》。該決議案認為，現時中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的形勢”；現時中共革命的任務“是發動工農，組織工農革命軍，開展游擊戰爭，建立農村革命割據地，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發動工人鬥爭，發動城市暴動，使城市暴動成為自發的農民暴動的中心和指導者……”；現時中共革命的策略“是努力使群眾自發的革命鬥爭有最高限度的組織的原則……努力使互相隔離零星散亂的農民暴動形成儘可能的大範圍內的農民總暴動……努力保證工人階級的爆發和農民暴動互相贊助、互相聯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羅明拉茲在莫斯科召開的“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宣稱：“現在廣東以及其他一些省，黨（按：指中共）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奪取政權和組織武裝起義。黨在蘇維埃這個總口號下進行鬥爭……現在可以直接了當地提出政權問題了。”就在羅明拉茲於莫斯科發言的時候，中國廣州不僅爆發了由蘇俄直接命令和指揮的武裝叛亂（即中共廣州暴動），成立了第一個蘇維埃政權，而且蘇俄駐廣州諸領事及工作人員均參加了這一叛亂。蘇俄駐中國廣州的領事館則是指揮中共武裝叛亂的巢穴。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共產國際第九次全會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該決議案高度讚揚廣州武裝叛亂說：“廣州起義應當被看作中國工人及其偉大的英雄主義的範例。” ⁰⁸ 但該決議案卻指責指揮廣州暴動的共產國際代表紐曼“準備工作做得不夠”。蘇俄命令並指揮中共發動武裝叛亂的行徑，可謂不打自招。
　　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言，“一九二七年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後，中共蘇維埃運動已經開始，那時蘇維埃政府是想在一個中心城市建立起來。攻打長沙沒有進展，所以沒有提出蘇維埃，而廣州暴動的政權就稱為廣州蘇維埃。”⁰⁹ 難怪一九三一年三、四月間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十一次全會決議案》曾稱，“共產國際的成就之一就是中國蘇維埃的興起”，並說，“在中國，革命危機表現於蘇維埃與紅軍的組織”，“中國蘇維埃運動進一步發展，正在引起整個殖民地的世界革命”。
　　其後，當蘇俄直接指揮的中共武裝叛亂和建立蘇維埃政權運動，已經在中國被發動起來時，一九二八年八月，共產國際又在其“六大”的提綱和決議中指示中共：“革命鬥爭將使黨（指中共）面臨完成武裝暴動的任務，準備通過武裝暴動這一完成民主革命的唯一道路，去打倒帝國主義、軍閥、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權 —— 國民黨政權。” 當中共發動的中心城市武裝暴動遭遇了巨大失敗和連續失敗時，一九二九年二月八日，蘇俄則在第一封《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與中國共產黨書》中，批評中共誇大革命運動失敗的程度，要求中共反右傾。當中共在發動農村武裝暴動的過程中，出現了未打倒富農的情形時，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蘇俄又在《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關於農民問題的信》即共產國際第二封指示信中，指責中共“聯合富農，這無論是什麼條件下都是不允許的。從列寧的公式中，絕對得不出結論說，在中國黨的一些文件中所提出的聯合富農這個口號是正確的。這個結論，對中國來說更是不對。”當中共在蘇俄的命令和指揮下，決策了瘋狂的暴動計劃，發動了殘酷的武裝暴動，即被後來的中共稱為“左傾冒險主義”的行動時，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蘇俄又發來了“共產國際執委致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信”即共產國際的第三封指示信。這封指示信宣布：“中國進入了深刻的革命危機的時期” —— 據中共黨史專家解讀，即是指“進入了奪取全國勝利的時期”。 ¹⁰ 從而向中共提出了“變軍閥戰爭為階級的國內戰爭”和“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政權”的緊急口號，並指示中共“堅固並且擴大游擊戰爭，尤其是在滿州以及朱、毛區域裡，堅決地反對黨內對於農民戰爭以及游擊戰爭估計不足，（否則）便是對群眾的自動能力和革命能力估計不足”。此時，正值蘇俄為維護沙皇俄國在我國的中東路主權，而對統一後的中華民國發動大規模武裝侵略的關鍵時刻。中共在蘇俄命令和指揮下的武裝叛亂，亦因此而轉變成了與蘇俄“裡應外合”的武裝叛國。

第二、蘇俄命令和指揮中共背叛國家民族以“武裝保衛蘇聯”

　　為了了解中共“武裝保衛蘇聯”這個武裝叛國口號的由來，首先有必要將“中東路事件”的來龍去脈，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如前所述，十月背叛以後，蘇俄為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邀買人心，曾兩度宣稱“對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終止沙皇俄國在中國東北的特權，將中東路權無條件地歸還給中國”。第一次，北洋政府沒有理睬它。第二次，蘇俄已在給北京政府的正式行文中自行取消了關鍵條款（參見上卷第三章）。直至一九二四年與北京政府簽訂“中俄協定”時，雖明定“中東路由中俄兩國共同經營”，但是在實際上，中東路仍由蘇俄一方人員任意管理，鐵路局長既由俄人擔任，人權和財權亦由俄人把持，從而使沙皇俄國在我國的特權由蘇俄繼續得以維護。一九二八年底，東北易幟，中華民國初獲統一之後，蘇俄與沙俄一樣，為對我國東北的野心所驅使，亦為方便指揮中共的武裝叛亂，竟將它駐哈爾濱領事館、中東路以及駐我國東北的商業機構，作為指揮中共武裝叛亂的據點，中共亦於此時建立了滿州地下組織，並接受其領導。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華民國東北地方政府因接到報告，認定蘇共於哈爾濱領事館內召開中共地下人員秘密會議，遂派軍警前往搜查，因果然查獲眾多中共人員和蘇俄指示中共實行武裝叛亂的許多文件，¹¹ 東北地方政府遂監禁了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的領事，逮捕了其他人員三十九人，並命令以武力接管中東路及其附屬機構，封閉了蘇俄於我境內開設的蘇聯國家遠東貿易局、商船局、煤油局等商業機構，將捕獲之重要分子押送滿洲里遞解回國，不允許再進入中國。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四日，蘇聯政府對中華民國政府發出通牒，誓言要保護它在中國東北的特權和它在中東路的利益。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六日，中華民國政府復照蘇聯政府稱：中國在中東路所採取的措施，是“維護主權”和“維持中國社會安寧”所不得不採取的適當之處置。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八日，蘇聯政府發表聲明與中華民國政府斷絕外交關係，同時調集八萬軍隊集結於中蘇邊境，並於八月中旬大舉向中國東北邊境發動了武裝侵略。由於張學良的無能，更由於殘餘軍閥的武裝叛變和中共的武裝叛亂，使得中華民國政府無力增兵東北，於是，蘇軍很快占領了我國境內的富錦、密山、東寧、汪清、滿洲里、杜蘭若爾、海拉爾等重要城鎮和大片土地。東三省兩邊國境線上的重要門戶，幾乎全部被蘇俄所侵占。中華民國政府在軍事失利後，乃被迫與蘇俄在伯力談判，並於是年十二月，忍辱與蘇俄簽訂了《中蘇協定》，恢復了前沙俄在我國中東路的特權，恢復甦方人員的一切職務。因恢復甦俄駐我領事館的談判未果，即已迎來了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中蘇談判遂以終止。
　　誠然，中東路事件在我國，是為維護主權；在蘇俄，則為蘇俄對沙俄掠奪我國主權的繼續。尤其是為了維護舊沙皇俄國在我國東北的特權，新沙皇俄國竟能發動對我國的大規模侵略戰爭，從而成為中華民國成立後第一個公然和公開侵略我國的惡鄰。所以，此時此地，再由新沙皇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為中共發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命令，甚至命令中共在“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下發動更大的武裝叛亂，以與蘇聯對我國的侵略戰爭“裡應外合” —— 這在蘇俄，就絕不僅僅是要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的問題，而是欺我民族，侵我祖國，辱我人民和撼我社稷；這在中共，就更不僅僅是武裝叛亂的問題，而已經完全成為對祖國和民族之史無前例的公開出賣和背叛，即武裝叛國了。難怪彼時陳獨秀曾為了中共的“形象”，而立即站出來公開反對中共這個“無國家、反民族”的口號和決議，更難怪後來的中共黨史專家們對此一口號和決議，亦多少有些不以為然。但是，這個徹底地出賣和背叛了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口號、決議和行動，卻由於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堅決命令和指揮，由於中共中央的堅決執行和發動，不僅將彼時的中共武裝叛亂推向了瘋狂地步，而且由於日本對我國侵略戰爭的爆發而升級，從此竟成為中共武裝叛亂的總口號和最高原則，從而將中共的武裝叛亂賦予了武裝叛國的根本性質，為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歷史所絕無和僅有。
　　其實，蘇俄公然命令中國共產黨保衛蘇聯，既非自中東路始，亦非只命令中共一黨而已。據中共黨史專家說：“一九二八年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明確把‘保衛蘇聯’作為各國共產黨和國際無產階級的基本任務。因此，各國無產階級應‘有義務促進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並用一切方法保衛蘇聯不受資本列強的侵犯’。”¹² 斯大林更是赤裸裸地指示說：“有一個問題可以作為各種各樣的集團、派別和政黨之間的分水嶺，可以檢驗出它的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目前這個問題就是保衛蘇聯問題，即無條件地、絕對地保衛蘇聯免受帝國主義侵犯的問題。”他還說：“誰決心……絕對地、毫不動搖地、無條件地捍衛蘇聯，誰就是革命者。”。¹³
　　但是，在中東路事件上，蘇聯才是真正的帝國主義者，是企圖強行占有和武裝占有別國主權者。而由中東路事件所導致的戰爭，又是蘇聯侵略中國的戰爭。由是，在自己祖國遭受蘇聯大規模侵略時，蘇聯命令中共發動武裝叛亂以反對祖國和保衛蘇聯，甚至在日本已經公然侵略我國，占領了我國東北，卻並不曾侵略蘇聯時，蘇聯又進一步命令中共不要為保衛自己祖國而戰，卻要為保衛蘇聯而在自己的祖國發動更大的武裝叛亂，以趁機推翻本國正在實行抗戰的政府 —— 蘇俄對一個鄰國的無恥野心，實為史所罕見。
　　蘇俄命令並指揮中共武裝叛國亦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一九二九年中東路事件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
　　據中共黨史專家稱：“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七日，蘇聯政府宣布與國民黨政府絕交，撤回蘇聯任命的一切駐華外交、商務及在鐵路等方面供職的人員。就在這一天，共產國際執委向各國工人階級和革命群眾號召對中國軍閥的暴行，必須以革命的行動來答覆，要不畏一切的犧牲，來擁護蘇聯和保衛世界無產階級的堡壘 —— 蘇聯。”¹⁴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當蘇聯已經對我國東北發動了大規模的侵略戰爭，並已經占領了我國東北大片領土時，共產國際又借發出反對中國國民黨改組派的信，不僅“從十個方面分析中國已經陷入全民族的危機之中”，並且向中共發出了五條指示，命令中共裡應外合，發動更大規模的武裝叛亂，顛覆中華民國，出賣中華民族，以保衛蘇聯。這五條指示是：
　　一、必須竭力利用現已開始的軍閥混戰，以便進一步發展獨立的革命運動。必須最大限度地通過出版物、傳單、群眾性的口頭宣傳和呼籲書來揭露國民黨各個集團的反革命作用。黨應當推翻統治各地區的一切軍閥集團的政權（南方的南京集團、張發奎集團等，北方的閻錫山集團、馮玉祥集團、奉系集團等）變軍閥戰爭為國內階級戰爭的口號，以及推翻資產階級地主聯盟政權的口號，應當成為党進行群眾宣傳的主要的現實的口號。
　　二、因改組派對帝國主義者的奴顏婢膝的態度，他們在中東鐵路衝突上猖狂地形同法西斯般地詆毀中傷蘇聯，所以要加緊同改組派的鬥爭。¹⁵
　　三、黨應當特別關注工人的罷工鬥爭。必須在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相結合的情況下，採取準備總同盟政治大罷工的方針，設法使革命的工會運動脫離地下狀態。
　　四、黨應當更加關注開展和領導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特別是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反帝運動。蓬勃開展的反帝運動將給予正在興起的工人運動以巨大革命化影響，使工人運動活躍起來。由於滿州的衝突，必須在保衛蘇聯的公開口號下組織一個運動，揭露國民黨包括“改組派”在內的各派系帝國主義代理人的面目。
　　五、加強和擴大游擊戰爭，特別是在滿州地區，在毛澤東、賀龍活動的地區……要把廣東、福建、湖南和湖北工農軍隊的分散行動協調起來。
　　另外，指示信還要求中共“應當全力興起和激化階級衝突，領導群眾暴動，隨着衝突的進一步發展提出更高的要求，把革命鬥爭引向越來越高的發展階段。”
　　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明確指出的那樣：“應當指出，共產國際推動李立三等中共領導人組織武裝暴動的目的，是為了武裝保衛蘇聯，也即是為了適應中東路戰爭的需要。”（黑體為引者所加）即為了適應蘇聯對中國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需要。此可謂一語賣盡“天機”。¹⁶
　　然而，當侵華戰爭已經因斯大林重新奪取了它在中國的特權而停止以後，蘇俄不僅要求中共“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不能有絲毫改變，甚至更進一步地命令中共要繼續在“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下，擴大武裝叛國。
　　一九三零年初，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馬基亞爾發表了“無產階級在遠東的勝利”一文，該文指出“把中東鐵路衝突的順利解決看成是結尾，看成是終場，那將是極大的錯誤。這一衝突不是戲的結尾，更象是一場戲的序幕……”
　　為了使中東路戰爭成為中共繼續武裝叛國的序幕而非尾聲，一九三零年三月二十日，馬基亞爾又寫了“中國的危機與革命運動”一文，並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的社論發表。它說：“中國革命正在準備武裝暴動，建立工農專政的蘇維埃政府。”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十三日，共產國際召開了第十一次全會，如前所述，其決議稱“共產國際成就之一就是中國蘇維埃的興起……中國蘇維埃運動的發展，正在引起整個殖民地的世界革命”。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又在蘇聯《真理報》發表了“迎接即將到來的中國革命風暴”一文，指出“中國無產階級的鬥爭還在繼續上升……”，要求中共“為迎接即將到來的革命風暴而堅決地戰鬥”。
　　一九三一年五月，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開會，作出了“共產國際主席團關於中國共產黨任務的決議案”，指責中共黨內有“右傾機會主義與剝削分子的聯合……放棄和輕視了為擴大蘇維埃運動的鬥爭。”
　　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因中共進攻長沙曾一度得手，蘇聯《真理報》乃立即發表社論，稱之為“中國革命的巨大成就”，並稱：“建立蘇維埃政府在中國現在已經成為提上議事日程的任務……武漢、上海和整個中國工業中心的無產階級應當起來投入戰鬥。”共產國際的《國際通訊》立即轉載了這篇社論。
　　第二階段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至一九三四年八月蘇俄命令中共提出“反日民族統一戰線”。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乘我削平殘餘軍閥叛亂的戰爭剛剛勝利結束，中共在蘇俄指揮下的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正甚囂塵上，乃陰謀發動九一八事變，迅速地侵占了我國的東三省。
　　九一八事變之後，共產國際在為紀念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發出的呼籲書中曾稱：“侵占滿州 —— 這不是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戰爭，這是對中國勞苦群眾、對中國革命的戰爭，這也是對我們的戰爭。” 從而進一步號召中共“武裝保衛蘇聯”。由是，中共乃假託日本侵略我國的目的是為了侵略他們“工人階級的祖國 —— 蘇聯”，而加緊了武裝叛亂的步伐。此後，中華民國與蘇聯雖然於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間談判並恢復了外交關係，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已經互派了大使，但是，在此期間和在此之後，蘇俄仍然在指揮中共繼續叛國，直至指揮中共製造“兩個中國”。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指出的那樣，共產國際仍希望中共“通過革命戰爭來推翻蔣介石國民黨的全國政權”。¹⁷ 由是，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十二次全會，就繼續向中共提出了“發展蘇區與紅軍”和“推翻國民黨”等六大任務。
　　一九三三年九月，共產國際又派出軍事顧問李德抵瑞金，任中共“蘇維埃國”軍事顧問，控制紅軍指揮權，與在莫斯科的王明遙相呼應，堅持命令並指揮中共繼續武裝叛國。
　　此時，雖然日本帝國的侵略日漸擴張，中華民族的危難日趨深入，但據中共黨史專家“揭露”說，唯“共產國際認為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中國革命形勢很好，稱這個時期為革命戰爭和武裝干涉時期”。共產國際所指的“武裝干涉”，自然是中華民國政府軍對叛亂和叛國者的圍剿，而非日本帝國對中國的侵略戰爭。¹⁸
　　於是，一九三四年六月五日，《共產國際通訊》發表米夫“只有蘇維埃才能夠救中國”一文，稱：“現在各國無產階級和全世界被壓迫人民都熱烈地希望中國蘇維埃運動的勝利。”同時用各種文字精裝出版毛澤東鼓吹“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和只有煽動農民造反、建立蘇維埃政權、堅持武裝割據才能顛覆中華民國”的小冊子（參見下文）。蘇俄欲假手中共武裝顛覆中華民國的願望，顯然一時難收。

第三、蘇俄與共產國際要求中共絕對服從命令聽指揮

　　應該說，中共自建黨以來就將蘇俄的任何指令當作聖旨，即令有想不通之時，最後也都是按照蘇俄的命令辦，即所謂“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一九二七年之後，已經被國民黨清除出了國民革命陣營的中共，就更是以蘇俄為依賴，樣樣以服從俄命為天職，直至不惜以叛國為效忠。誠如中共一位黨史專家所言：“在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下，中共六大（一九二八年六月於莫斯科召開）所通過的黨章極其強調共產國際集中領導，極其強調對共產國際的隸屬關係，極其強調服從共產國際。”¹⁹ 如前所述，中共“六大”通過的黨章曾專門寫下一章，規定“中共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命名為‘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支部”。黨章另有十二處規定了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領導與被領導關係。所以，一旦中共叛亂叛國失敗，就一定是中共沒有堅決執行蘇俄的命令和指揮，罪過只能在中共，絕不允許諉於蘇俄或共產國際。再則，儘管中共對蘇俄的命令和指揮已經照辦執行，但稍有不足或稍有逾越，或者僅僅是自產自銷了一些土政策，蘇俄亦絕不容許。其最為典型的表現，便是蘇俄在中共黨內“倒李扶王”事件的發生。
　　在中共的黨史上有一次著名的路線鬥爭，即第一次路線鬥爭，用中共的話來說，就是王明路線同立三路線之間的殘酷鬥爭。但是，中共黨史專家們卻說，王明路線和立三路線都是左傾路線，都來源於蘇俄共產國際的理論和路線。他們說：“共產國際理論和路線的重要影響，是立三路線形成的一個直接原因；共產國際第三時期理論是立三路線制定武裝暴動戰略總方針的理論根據；把俄國武裝起義經驗的絕對化是形成立三路線城市中心論的主要緣由；共產國際和俄共中央反布哈林的錯誤鬥爭是造成立三路線大反右傾的重要因素。立三路線從整體上來看，來源於共產國際。”²⁰ 並且，“無論是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還是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都是在共產國際的長期指導下發生的，他們的左傾路線從根本上說也都是來源於共產國際……”。只不過“王明的特點是洋教條，完全不折不扣地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辦；而李立三則搞了不少土政策，別出心裁地制定冒險主義暴動計劃，成立總行動委員會等等。……雖然王明在某些左傾冒險做法上有所收斂，但在實質上比立三路線更左。用王明的眼光來看立三路線的錯誤，自然也就要得出立三路線是右傾的結論”。²¹
　　但是，中共黨史專家們的話，也過於地輕描淡寫了一點。蘇俄之所以要掉馬換將，打擊李立三，扶植王明，其根本原因，一是李立三在一省或幾省發動叛亂和叛國的行動失敗了，共產國際必須諉罪於李而不能自張其罪；二是李立三未經共產國際批准，就擅自通過了他的叛亂和叛國計劃，並敢對共產國際稱大和鬧獨立，所以共產國際才深感權威發生動搖；²² 三是李立三為了中國共產革命的成功而設計的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計劃，居然就敢將蘇聯拖進危險的境地，²³ 這自然使得一切都必須服從蘇聯和聽命斯大林的共產國際，無法容忍和不敢容忍。然而，最重要的，還是蘇俄必須在中共黨內扶植一個絕對恭順的奴才。於是，彼時“不要祖國和沒有祖國”的王明，便扶搖直上了。
　　王明之所以能夠被蘇俄相中的自身條件，一是他在蘇俄時就是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的弟子和紅人，曾參預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對蘇共的“大清洗”，甚至利用大清洗打擊和打倒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內的異己力量；二是在中東路事件發生，蘇俄大舉入侵我國時，王明居然能夠一口氣寫出十二篇文章，鼓吹“中共必須武裝起來保衛蘇聯”，並把反對“武裝保衛蘇聯”的陳獨秀罵得狗血噴頭，其忠於蘇俄和叛變祖國的積極表現，從此獲得了蘇俄的歡心；三是賣命反對立三路線，狠批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²⁴ 提出兩條路線鬥爭的口號，以明確反對“立三路線”，鮮明地擁護“國際路線”，從而既為共產國際命令和指揮中共叛亂、叛國的失敗作了辯護，又在推倒了立三路線之後，能夠更加堅定地執行共產國際的命令。總此三條，終於促使共產國際派米夫來中國強行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並強行扶王明上台，使一個在中共黨內名不見經傳的學生娃，竟成為中共一黨的領袖，從而保證了中共對蘇俄和共產國際命令的絕對執行，保證了中共在任何時候都能堅持“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將叛亂和叛國推向一個又一個新高潮。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論，“值得注意的是，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的決議，充分地表達了米夫、王明等人的觀點，認為只要舉起‘兩條路線’鬥爭和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鞭子，就可以把國際路線貫徹到蘇區和紅軍中去，實行王明左傾錯誤對蘇區和紅軍的控制。”²⁵ 新沙皇俄國及其工具共產國際，對中華民族和中華民國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實在要比老沙皇遠遠地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共雖因在蘇俄直接指揮下，反對、利用、破壞和背叛北伐，叛變國民革命，而被清除出了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陣營，但是，蓋因蘇俄妄圖顛覆中華民國、移植共產專制制度於中國和變中國為蘇俄附庸的陰謀，並未改變，所以，中共仍在它的繼續指使和指揮下，持續地掀起了叛亂叛國的狂潮。指它叛亂，是指它對北伐和國民革命的繼續叛亂和擴大叛亂。指它叛國，則是指在北伐成功、東北易幟、中華民國初獲統一之後，因中華民國為維護國家主權而遭遇蘇俄對我國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時，中共竟在蘇俄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無視民族，背叛祖國，不僅公開決策“武裝保衛蘇聯”，而且在全國掀起了更大的武裝叛亂高潮，以與蘇俄侵略者“裡應外合”。其間，蘇俄的斯大林反對派托洛斯基，雖為中共制定了一個題為《中國的政治狀況和反對派的任務》的政治綱領，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政治安定和經濟復甦的時期，中共只能要求召開國民會議以解決國家的最重要問題”；原中共領袖陳獨秀，亦在一九二九年七、八月間，連續三次寫信給中共中央，反對中共無視國家民族的“武裝保衛蘇聯”方針，反對中共與蘇俄“裡應外合”的武裝叛亂行為，要求以召開國民會議的方式解決國是。但是，前者於蘇俄遭到了斯大林的迫害，後者卻被中共中央打成“托陳取消派”首領，直至開除了黨籍。此後，中共繼續在蘇俄“武裝保衛蘇聯”的命令下，不僅因殘餘軍閥的叛變而乘機擴大武裝叛亂，而且隨着日本帝國對我國侵略戰爭的公開爆發和逐步升級，將它的叛國行為發展到了公開分裂祖國、即製造兩個中國的“水平”。而蘇俄命令中共叛亂、叛國和中共受命蘇俄叛亂、叛國的主要手段，便是發動武裝叛亂，煽動土地革命，建立認宗蘇俄、背叛祖國的俄屬“蘇維埃政權”。然而，隨着發動城市暴動的徹底失敗和煽動農村造反的日益擴張，中國共產革命既迅速地轉變成了中共農民造反，中國共產黨也就迅速地蛻變成了一個農民造反黨。從此，共產主義革命不過成了它的一件迷人外衣，馬克思主義亦不過成了它賴以造反的宗教教義，而傳統農民革命打天下的舊歷史，竟成為毛澤東和中共發動農民造反以搶天下的新現實。只不過，傳統農民造反的對象，乃是昔日的君主專制統治，而中共和毛澤東造反的對象，卻是推翻了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國家，戰勝了專制復辟，剛剛獲得了和平與統一，正在實行訓政以籌備憲政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

一　　蘇俄命令並指揮中共實行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

第一、蘇俄命令並指揮中共背叛北伐、叛變國民革命

　　蘇俄命令並指揮中共背叛北伐和叛變國民革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蘇俄蓄謀指使中共陰謀背叛北伐和叛變國民革命，第二階段為蘇俄直接指揮中共背叛北伐和叛變國民革命。
　　在第一階段，指蘇俄“蓄謀”，是因為蘇俄“幫助”中國國民革命和指使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目的，就是為了將中國的國民革命誘逼為俄式共產革命。此其一。
　　其二、指蘇俄蓄謀指使中共利用北伐，就是指蘇俄向中共傳授十月背叛的經驗，要中共利用北伐勝利的條件，在剛剛建立了國民革命新政權的後方，發動土地革命 ，煽動農民造反，並一心要造成中共暴民政權和國民革命新政權並存的政治局面，直至取代國民革命新政權。據共產國際派駐中國代表羅易稱：“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按：北伐出師後四個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確定了一個新的問題，問題的中心之點是，中國革命從何時開始，將發展為土地革命。” ⁰¹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的全會上，布哈林即在第一個報告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支持民族革命戰線，同時着手解決土地問題和農民問題。”並批評中共“對農民問題注意不夠，過分畏懼農民運動的開展，在國民黨占領區（按：即在建立了國民革命政權的北伐軍後方）進行土地改革，不夠堅決 —— 這就是錯誤的主要方面”。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中國委員會發表了“論中國革命前途”的演說，稱“中國革命的領導者和倡導者，中國農民的領袖，必不可避免地要由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來擔任……立即滿足農民一些最迫切的要求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最必要條件……中國未來政權的性質是無產階級和農民民主專政之類的政權”。後來，當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時，斯大林曾於會前接見部分中共代表，其時，“他身穿軍裝和皮靴，意味深長地指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農民戰爭。中國共產黨的成績大小，要取決於它在領導這場戰爭中能夠組織多少聽它指揮的武裝力量。’” ⁰²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共產國際“七大”通過了羅易起草的“關於中國局勢的決議”，稱：“土地問題已經開始表現為各種尖銳的形式，這是當前形勢的中心問題。哪一個階級有決心去解決這個根本問題，並能提出徹底的解決辦法，那一個階級就將成為革命的領導者。在中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下，無產階級是唯一能夠執行徹底的土地政策的階級。”
　　一九二七年五月斯大林對中共的訓令（即五月指示），和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共產國際給中共的七條指令，均針對南京國民黨已經“清黨”和武漢國民黨就要“分共”的嚴峻形勢，指示中共“要進一步開展土地革命”。
　　顯然，如果沒有蘇俄直接或假手共產國際，給中共發出了上述種種發動土地革命的指示，就不會有中共要在北伐勝利後方發動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政權的“二月政綱”（一九二六年二月，參見本卷第一章），更沒有嗣後在兩湖高叫“一切權力歸農會”的農民運動。
　　其三、蘇俄蓄謀指使中共背叛北伐、叛變國民革命的手段，就是指示中共要建立工農武裝，準備武裝叛變。斯大林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演說中就曾說過：“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 ⁰³ 顯然，斯大林在這裡所指的反革命不是軍閥，而是正在領導和進行北伐打倒軍閥偉業的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下同）。
　　馬日事變後，共產國際執委第八次全會就已經指示中共說：“目前，我們應該刻不容緩地考慮到下列問題：改編軍隊，建立完全可靠的革命軍隊，建立軍隊同工人組織及農民組織之間的聯繫……應特別注意組織完全可靠的革命農工部隊，使共產黨員和堅定的國民黨左派滲入到部隊中，以肅清反革命分子，建立工人赤衛隊。”緊接着斯大林又給中共發來了“五月指示”。如前所說，這個指示曾極其明確地說道：“必須根除對不可靠的將軍們的依賴性”；“必須嚴懲那些壞蛋”；“動員兩萬左右的共產黨員，加上湖南、湖北約五萬的革命工農，編成幾個新軍……組織（目前還不遲）一支可靠的軍隊……”
　　於是，羅易立即寫信給正在鄭州與汪精衛談判的馮玉祥，要他站出來“把反革命的大本營根本破壞”，並說“除非把反革命大本營根本破壞，武漢難保不變成他們的第二個擒獵品”。 ⁰⁴ 蘇俄蓄謀指使中共武裝叛亂已經箭在弦上。
　　然而，恰恰是斯大林指使中共準備武裝叛亂的“五月指示”和共產國際命令中共準備武裝叛亂的種種指令，以及中共在武漢、上海等地自組工農赤衛隊以準備武裝叛亂的行動，才最終地把汪精衛逼上了決心“驅俄分共”的道路。對此，布哈林後來曾批評羅易說：“竟將共產國際的秘密指示真誠地送給汪精衛看，這完全是一種糊塗、愚笨的做法。”⁰⁵ 他在後來對中共“六大”的報告中，甚至檢討“沒有幫助中共武裝工農”，並指責鮑羅廷說，“共產國際曾要求中共建立七個工農師，而鮑羅廷不辦”。
　　在第二階段，蘇俄的根本用心就是要中共武裝顛覆中華民國及其再生的南京政權，並在中國建立附庸俄國的“紅色蘇維埃政權”，以達到直接移植共產專制制度於中國的目的。從此，在中國“發動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運動，就不僅成為蘇俄一心之所與，而且成為它直接指揮中共公開背叛北伐和公然叛變國民革命的根本目標。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當蘇俄對國民黨親俄派的希望尚未死絕之時，蘇聯《真理報》已在題為“國民黨左派的危機”的社論中指稱：“共產黨員應該毫不懷疑地着手宣傳蘇維埃思想，以便一旦爭取國民黨的鬥爭失敗，出現新的革命高潮時，能動員號召群眾成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斯大林本人在《真理報》上發表“時事問題簡評”時，曾評論中共“革命”說：“在當前革命發展階段上，在新的革命高潮條件下，成立蘇維埃將是一個完全成熟的問題。”
　　一九二七年蘇聯第七、第八期《布爾什維克》雜誌，還在社論“中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說：“退出國民黨的號召和立即在中國建立蘇維埃的口號，是同現在舉行起義的策略相一致的。”
　　於是，蘇俄乃假手共產國際，於八月九日向中共首次提出了“要在中國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任務”。  ⁰⁶ 這樣，命令中共發動武裝叛亂以背叛北伐和叛變國民革命，就和在中國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任務和目標，完全地結合了起來。為此，中國雖驅逐了鮑羅廷，斯大林卻派來了又一個親信羅明拉茲，以“糾正過去所有錯誤，指導中共中央工作”。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說，“共產國際召回鮑羅廷和派出羅明拉茲，歸根到底是為了實行中國政策的革命轉變。”。 ⁰⁷ 而這個轉變，就是要指使中共用武裝暴動的手段，來建立認宗蘇俄和附庸蘇俄的“俄屬蘇維埃政權”。
　　隨着羅明拉茲的到來，由蘇俄直接指揮的中共武裝叛亂，也就緊密地圍繞着建立俄屬蘇維埃政權這樣一個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根本任務，在中國國民黨領導北伐打倒軍閥和中國國民革命就要成功、又尚未成功的歷史關頭，被急切地煽動和發動起來了。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羅明拉茲在武漢秘密主持了中共的八七會議，作了“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並使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執委會告全黨黨員書”。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總方針”。要求各地普遍發動武裝暴動，以奪取大城市為主要目標。確立了資產階級為打倒的對象，認為只有先打倒資產階級才能打倒帝國主義。強調工人階級和工人領袖在中共黨內的領導。
　　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羅明拉茲主持召開了臨時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由羅提名，改組了中共中央領導機關。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羅明拉茲再一次主持召開了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徹底拋棄國民黨和國民革命旗幟，首次為中共提出了“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口號。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和十日，羅明拉茲和共產國際派來接替他的米特凱維奇在上海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通過了由羅明拉茲起草的《中國現狀和共產黨的任務的決議案》。該決議案認為，現時中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的形勢”；現時中共革命的任務“是發動工農，組織工農革命軍，開展游擊戰爭，建立農村革命割據地，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發動工人鬥爭，發動城市暴動，使城市暴動成為自發的農民暴動的中心和指導者……”；現時中共革命的策略“是努力使群眾自發的革命鬥爭有最高限度的組織的原則……努力使互相隔離零星散亂的農民暴動形成儘可能的大範圍內的農民總暴動……努力保證工人階級的爆發和農民暴動互相贊助、互相聯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羅明拉茲在莫斯科召開的“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宣稱：“現在廣東以及其他一些省，黨（按：指中共）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奪取政權和組織武裝起義。黨在蘇維埃這個總口號下進行鬥爭……現在可以直接了當地提出政權問題了。”就在羅明拉茲於莫斯科發言的時候，中國廣州不僅爆發了由蘇俄直接命令和指揮的武裝叛亂（即中共廣州暴動），成立了第一個蘇維埃政權，而且蘇俄駐廣州諸領事及工作人員均參加了這一叛亂。蘇俄駐中國廣州的領事館則是指揮中共武裝叛亂的巢穴。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共產國際第九次全會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該決議案高度讚揚廣州武裝叛亂說：“廣州起義應當被看作中國工人及其偉大的英雄主義的範例。” ⁰⁸ 但該決議案卻指責指揮廣州暴動的共產國際代表紐曼“準備工作做得不夠”。蘇俄命令並指揮中共發動武裝叛亂的行徑，可謂不打自招。
　　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言，“一九二七年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後，中共蘇維埃運動已經開始，那時蘇維埃政府是想在一個中心城市建立起來。攻打長沙沒有進展，所以沒有提出蘇維埃，而廣州暴動的政權就稱為廣州蘇維埃。”⁰⁹ 難怪一九三一年三、四月間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十一次全會決議案》曾稱，“共產國際的成就之一就是中國蘇維埃的興起”，並說，“在中國，革命危機表現於蘇維埃與紅軍的組織”，“中國蘇維埃運動進一步發展，正在引起整個殖民地的世界革命”。
　　其後，當蘇俄直接指揮的中共武裝叛亂和建立蘇維埃政權運動，已經在中國被發動起來時，一九二八年八月，共產國際又在其“六大”的提綱和決議中指示中共：“革命鬥爭將使黨（指中共）面臨完成武裝暴動的任務，準備通過武裝暴動這一完成民主革命的唯一道路，去打倒帝國主義、軍閥、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權 —— 國民黨政權。” 當中共發動的中心城市武裝暴動遭遇了巨大失敗和連續失敗時，一九二九年二月八日，蘇俄則在第一封《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與中國共產黨書》中，批評中共誇大革命運動失敗的程度，要求中共反右傾。當中共在發動農村武裝暴動的過程中，出現了未打倒富農的情形時，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蘇俄又在《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關於農民問題的信》即共產國際第二封指示信中，指責中共“聯合富農，這無論是什麼條件下都是不允許的。從列寧的公式中，絕對得不出結論說，在中國黨的一些文件中所提出的聯合富農這個口號是正確的。這個結論，對中國來說更是不對。”當中共在蘇俄的命令和指揮下，決策了瘋狂的暴動計劃，發動了殘酷的武裝暴動，即被後來的中共稱為“左傾冒險主義”的行動時，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蘇俄又發來了“共產國際執委致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信”即共產國際的第三封指示信。這封指示信宣布：“中國進入了深刻的革命危機的時期” —— 據中共黨史專家解讀，即是指“進入了奪取全國勝利的時期”。 ¹⁰ 從而向中共提出了“變軍閥戰爭為階級的國內戰爭”和“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政權”的緊急口號，並指示中共“堅固並且擴大游擊戰爭，尤其是在滿州以及朱、毛區域裡，堅決地反對黨內對於農民戰爭以及游擊戰爭估計不足，（否則）便是對群眾的自動能力和革命能力估計不足”。此時，正值蘇俄為維護沙皇俄國在我國的中東路主權，而對統一後的中華民國發動大規模武裝侵略的關鍵時刻。中共在蘇俄命令和指揮下的武裝叛亂，亦因此而轉變成了與蘇俄“裡應外合”的武裝叛國。

第二、蘇俄命令和指揮中共背叛國家民族以“武裝保衛蘇聯”

　　為了了解中共“武裝保衛蘇聯”這個武裝叛國口號的由來，首先有必要將“中東路事件”的來龍去脈，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如前所述，十月背叛以後，蘇俄為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邀買人心，曾兩度宣稱“對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終止沙皇俄國在中國東北的特權，將中東路權無條件地歸還給中國”。第一次，北洋政府沒有理睬它。第二次，蘇俄已在給北京政府的正式行文中自行取消了關鍵條款（參見上卷第三章）。直至一九二四年與北京政府簽訂“中俄協定”時，雖明定“中東路由中俄兩國共同經營”，但是在實際上，中東路仍由蘇俄一方人員任意管理，鐵路局長既由俄人擔任，人權和財權亦由俄人把持，從而使沙皇俄國在我國的特權由蘇俄繼續得以維護。一九二八年底，東北易幟，中華民國初獲統一之後，蘇俄與沙俄一樣，為對我國東北的野心所驅使，亦為方便指揮中共的武裝叛亂，竟將它駐哈爾濱領事館、中東路以及駐我國東北的商業機構，作為指揮中共武裝叛亂的據點，中共亦於此時建立了滿州地下組織，並接受其領導。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華民國東北地方政府因接到報告，認定蘇共於哈爾濱領事館內召開中共地下人員秘密會議，遂派軍警前往搜查，因果然查獲眾多中共人員和蘇俄指示中共實行武裝叛亂的許多文件，¹¹ 東北地方政府遂監禁了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的領事，逮捕了其他人員三十九人，並命令以武力接管中東路及其附屬機構，封閉了蘇俄於我境內開設的蘇聯國家遠東貿易局、商船局、煤油局等商業機構，將捕獲之重要分子押送滿洲里遞解回國，不允許再進入中國。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四日，蘇聯政府對中華民國政府發出通牒，誓言要保護它在中國東北的特權和它在中東路的利益。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六日，中華民國政府復照蘇聯政府稱：中國在中東路所採取的措施，是“維護主權”和“維持中國社會安寧”所不得不採取的適當之處置。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八日，蘇聯政府發表聲明與中華民國政府斷絕外交關係，同時調集八萬軍隊集結於中蘇邊境，並於八月中旬大舉向中國東北邊境發動了武裝侵略。由於張學良的無能，更由於殘餘軍閥的武裝叛變和中共的武裝叛亂，使得中華民國政府無力增兵東北，於是，蘇軍很快占領了我國境內的富錦、密山、東寧、汪清、滿洲里、杜蘭若爾、海拉爾等重要城鎮和大片土地。東三省兩邊國境線上的重要門戶，幾乎全部被蘇俄所侵占。中華民國政府在軍事失利後，乃被迫與蘇俄在伯力談判，並於是年十二月，忍辱與蘇俄簽訂了《中蘇協定》，恢復了前沙俄在我國中東路的特權，恢復甦方人員的一切職務。因恢復甦俄駐我領事館的談判未果，即已迎來了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中蘇談判遂以終止。
　　誠然，中東路事件在我國，是為維護主權；在蘇俄，則為蘇俄對沙俄掠奪我國主權的繼續。尤其是為了維護舊沙皇俄國在我國東北的特權，新沙皇俄國竟能發動對我國的大規模侵略戰爭，從而成為中華民國成立後第一個公然和公開侵略我國的惡鄰。所以，此時此地，再由新沙皇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為中共發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命令，甚至命令中共在“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下發動更大的武裝叛亂，以與蘇聯對我國的侵略戰爭“裡應外合” —— 這在蘇俄，就絕不僅僅是要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的問題，而是欺我民族，侵我祖國，辱我人民和撼我社稷；這在中共，就更不僅僅是武裝叛亂的問題，而已經完全成為對祖國和民族之史無前例的公開出賣和背叛，即武裝叛國了。難怪彼時陳獨秀曾為了中共的“形象”，而立即站出來公開反對中共這個“無國家、反民族”的口號和決議，更難怪後來的中共黨史專家們對此一口號和決議，亦多少有些不以為然。但是，這個徹底地出賣和背叛了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口號、決議和行動，卻由於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堅決命令和指揮，由於中共中央的堅決執行和發動，不僅將彼時的中共武裝叛亂推向了瘋狂地步，而且由於日本對我國侵略戰爭的爆發而升級，從此竟成為中共武裝叛亂的總口號和最高原則，從而將中共的武裝叛亂賦予了武裝叛國的根本性質，為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歷史所絕無和僅有。
　　其實，蘇俄公然命令中國共產黨保衛蘇聯，既非自中東路始，亦非只命令中共一黨而已。據中共黨史專家說：“一九二八年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明確把‘保衛蘇聯’作為各國共產黨和國際無產階級的基本任務。因此，各國無產階級應‘有義務促進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並用一切方法保衛蘇聯不受資本列強的侵犯’。”¹² 斯大林更是赤裸裸地指示說：“有一個問題可以作為各種各樣的集團、派別和政黨之間的分水嶺，可以檢驗出它的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目前這個問題就是保衛蘇聯問題，即無條件地、絕對地保衛蘇聯免受帝國主義侵犯的問題。”他還說：“誰決心……絕對地、毫不動搖地、無條件地捍衛蘇聯，誰就是革命者。”。¹³
　　但是，在中東路事件上，蘇聯才是真正的帝國主義者，是企圖強行占有和武裝占有別國主權者。而由中東路事件所導致的戰爭，又是蘇聯侵略中國的戰爭。由是，在自己祖國遭受蘇聯大規模侵略時，蘇聯命令中共發動武裝叛亂以反對祖國和保衛蘇聯，甚至在日本已經公然侵略我國，占領了我國東北，卻並不曾侵略蘇聯時，蘇聯又進一步命令中共不要為保衛自己祖國而戰，卻要為保衛蘇聯而在自己的祖國發動更大的武裝叛亂，以趁機推翻本國正在實行抗戰的政府 —— 蘇俄對一個鄰國的無恥野心，實為史所罕見。
　　蘇俄命令並指揮中共武裝叛國亦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一九二九年中東路事件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
　　據中共黨史專家稱：“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七日，蘇聯政府宣布與國民黨政府絕交，撤回蘇聯任命的一切駐華外交、商務及在鐵路等方面供職的人員。就在這一天，共產國際執委向各國工人階級和革命群眾號召對中國軍閥的暴行，必須以革命的行動來答覆，要不畏一切的犧牲，來擁護蘇聯和保衛世界無產階級的堡壘 —— 蘇聯。”¹⁴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當蘇聯已經對我國東北發動了大規模的侵略戰爭，並已經占領了我國東北大片領土時，共產國際又借發出反對中國國民黨改組派的信，不僅“從十個方面分析中國已經陷入全民族的危機之中”，並且向中共發出了五條指示，命令中共裡應外合，發動更大規模的武裝叛亂，顛覆中華民國，出賣中華民族，以保衛蘇聯。這五條指示是：
　　一、必須竭力利用現已開始的軍閥混戰，以便進一步發展獨立的革命運動。必須最大限度地通過出版物、傳單、群眾性的口頭宣傳和呼籲書來揭露國民黨各個集團的反革命作用。黨應當推翻統治各地區的一切軍閥集團的政權（南方的南京集團、張發奎集團等，北方的閻錫山集團、馮玉祥集團、奉系集團等）變軍閥戰爭為國內階級戰爭的口號，以及推翻資產階級地主聯盟政權的口號，應當成為党進行群眾宣傳的主要的現實的口號。
　　二、因改組派對帝國主義者的奴顏婢膝的態度，他們在中東鐵路衝突上猖狂地形同法西斯般地詆毀中傷蘇聯，所以要加緊同改組派的鬥爭。¹⁵
　　三、黨應當特別關注工人的罷工鬥爭。必須在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相結合的情況下，採取準備總同盟政治大罷工的方針，設法使革命的工會運動脫離地下狀態。
　　四、黨應當更加關注開展和領導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特別是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反帝運動。蓬勃開展的反帝運動將給予正在興起的工人運動以巨大革命化影響，使工人運動活躍起來。由於滿州的衝突，必須在保衛蘇聯的公開口號下組織一個運動，揭露國民黨包括“改組派”在內的各派系帝國主義代理人的面目。
　　五、加強和擴大游擊戰爭，特別是在滿州地區，在毛澤東、賀龍活動的地區……要把廣東、福建、湖南和湖北工農軍隊的分散行動協調起來。
　　另外，指示信還要求中共“應當全力興起和激化階級衝突，領導群眾暴動，隨着衝突的進一步發展提出更高的要求，把革命鬥爭引向越來越高的發展階段。”
　　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明確指出的那樣：“應當指出，共產國際推動李立三等中共領導人組織武裝暴動的目的，是為了武裝保衛蘇聯，也即是為了適應中東路戰爭的需要。”（黑體為引者所加）即為了適應蘇聯對中國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需要。此可謂一語賣盡“天機”。¹⁶
　　然而，當侵華戰爭已經因斯大林重新奪取了它在中國的特權而停止以後，蘇俄不僅要求中共“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不能有絲毫改變，甚至更進一步地命令中共要繼續在“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下，擴大武裝叛國。
　　一九三零年初，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馬基亞爾發表了“無產階級在遠東的勝利”一文，該文指出“把中東鐵路衝突的順利解決看成是結尾，看成是終場，那將是極大的錯誤。這一衝突不是戲的結尾，更象是一場戲的序幕……”
　　為了使中東路戰爭成為中共繼續武裝叛國的序幕而非尾聲，一九三零年三月二十日，馬基亞爾又寫了“中國的危機與革命運動”一文，並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的社論發表。它說：“中國革命正在準備武裝暴動，建立工農專政的蘇維埃政府。”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十三日，共產國際召開了第十一次全會，如前所述，其決議稱“共產國際成就之一就是中國蘇維埃的興起……中國蘇維埃運動的發展，正在引起整個殖民地的世界革命”。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又在蘇聯《真理報》發表了“迎接即將到來的中國革命風暴”一文，指出“中國無產階級的鬥爭還在繼續上升……”，要求中共“為迎接即將到來的革命風暴而堅決地戰鬥”。
　　一九三一年五月，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開會，作出了“共產國際主席團關於中國共產黨任務的決議案”，指責中共黨內有“右傾機會主義與剝削分子的聯合……放棄和輕視了為擴大蘇維埃運動的鬥爭。”
　　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因中共進攻長沙曾一度得手，蘇聯《真理報》乃立即發表社論，稱之為“中國革命的巨大成就”，並稱：“建立蘇維埃政府在中國現在已經成為提上議事日程的任務……武漢、上海和整個中國工業中心的無產階級應當起來投入戰鬥。”共產國際的《國際通訊》立即轉載了這篇社論。
　　第二階段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至一九三四年八月蘇俄命令中共提出“反日民族統一戰線”。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乘我削平殘餘軍閥叛亂的戰爭剛剛勝利結束，中共在蘇俄指揮下的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正甚囂塵上，乃陰謀發動九一八事變，迅速地侵占了我國的東三省。
　　九一八事變之後，共產國際在為紀念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發出的呼籲書中曾稱：“侵占滿州 —— 這不是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戰爭，這是對中國勞苦群眾、對中國革命的戰爭，這也是對我們的戰爭。” 從而進一步號召中共“武裝保衛蘇聯”。由是，中共乃假託日本侵略我國的目的是為了侵略他們“工人階級的祖國 —— 蘇聯”，而加緊了武裝叛亂的步伐。此後，中華民國與蘇聯雖然於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間談判並恢復了外交關係，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已經互派了大使，但是，在此期間和在此之後，蘇俄仍然在指揮中共繼續叛國，直至指揮中共製造“兩個中國”。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指出的那樣，共產國際仍希望中共“通過革命戰爭來推翻蔣介石國民黨的全國政權”。¹⁷ 由是，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十二次全會，就繼續向中共提出了“發展蘇區與紅軍”和“推翻國民黨”等六大任務。
　　一九三三年九月，共產國際又派出軍事顧問李德抵瑞金，任中共“蘇維埃國”軍事顧問，控制紅軍指揮權，與在莫斯科的王明遙相呼應，堅持命令並指揮中共繼續武裝叛國。
　　此時，雖然日本帝國的侵略日漸擴張，中華民族的危難日趨深入，但據中共黨史專家“揭露”說，唯“共產國際認為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中國革命形勢很好，稱這個時期為革命戰爭和武裝干涉時期”。共產國際所指的“武裝干涉”，自然是中華民國政府軍對叛亂和叛國者的圍剿，而非日本帝國對中國的侵略戰爭。¹⁸
　　於是，一九三四年六月五日，《共產國際通訊》發表米夫“只有蘇維埃才能夠救中國”一文，稱：“現在各國無產階級和全世界被壓迫人民都熱烈地希望中國蘇維埃運動的勝利。”同時用各種文字精裝出版毛澤東鼓吹“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和只有煽動農民造反、建立蘇維埃政權、堅持武裝割據才能顛覆中華民國”的小冊子（參見下文）。蘇俄欲假手中共武裝顛覆中華民國的願望，顯然一時難收。

第三、蘇俄與共產國際要求中共絕對服從命令聽指揮

　　應該說，中共自建黨以來就將蘇俄的任何指令當作聖旨，即令有想不通之時，最後也都是按照蘇俄的命令辦，即所謂“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一九二七年之後，已經被國民黨清除出了國民革命陣營的中共，就更是以蘇俄為依賴，樣樣以服從俄命為天職，直至不惜以叛國為效忠。誠如中共一位黨史專家所言：“在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下，中共六大（一九二八年六月於莫斯科召開）所通過的黨章極其強調共產國際集中領導，極其強調對共產國際的隸屬關係，極其強調服從共產國際。”¹⁹ 如前所述，中共“六大”通過的黨章曾專門寫下一章，規定“中共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命名為‘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支部”。黨章另有十二處規定了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領導與被領導關係。所以，一旦中共叛亂叛國失敗，就一定是中共沒有堅決執行蘇俄的命令和指揮，罪過只能在中共，絕不允許諉於蘇俄或共產國際。再則，儘管中共對蘇俄的命令和指揮已經照辦執行，但稍有不足或稍有逾越，或者僅僅是自產自銷了一些土政策，蘇俄亦絕不容許。其最為典型的表現，便是蘇俄在中共黨內“倒李扶王”事件的發生。
　　在中共的黨史上有一次著名的路線鬥爭，即第一次路線鬥爭，用中共的話來說，就是王明路線同立三路線之間的殘酷鬥爭。但是，中共黨史專家們卻說，王明路線和立三路線都是左傾路線，都來源於蘇俄共產國際的理論和路線。他們說：“共產國際理論和路線的重要影響，是立三路線形成的一個直接原因；共產國際第三時期理論是立三路線制定武裝暴動戰略總方針的理論根據；把俄國武裝起義經驗的絕對化是形成立三路線城市中心論的主要緣由；共產國際和俄共中央反布哈林的錯誤鬥爭是造成立三路線大反右傾的重要因素。立三路線從整體上來看，來源於共產國際。”²⁰ 並且，“無論是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還是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都是在共產國際的長期指導下發生的，他們的左傾路線從根本上說也都是來源於共產國際……”。只不過“王明的特點是洋教條，完全不折不扣地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辦；而李立三則搞了不少土政策，別出心裁地制定冒險主義暴動計劃，成立總行動委員會等等。……雖然王明在某些左傾冒險做法上有所收斂，但在實質上比立三路線更左。用王明的眼光來看立三路線的錯誤，自然也就要得出立三路線是右傾的結論”。²¹
　　但是，中共黨史專家們的話，也過於地輕描淡寫了一點。蘇俄之所以要掉馬換將，打擊李立三，扶植王明，其根本原因，一是李立三在一省或幾省發動叛亂和叛國的行動失敗了，共產國際必須諉罪於李而不能自張其罪；二是李立三未經共產國際批准，就擅自通過了他的叛亂和叛國計劃，並敢對共產國際稱大和鬧獨立，所以共產國際才深感權威發生動搖；²² 三是李立三為了中國共產革命的成功而設計的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計劃，居然就敢將蘇聯拖進危險的境地，²³ 這自然使得一切都必須服從蘇聯和聽命斯大林的共產國際，無法容忍和不敢容忍。然而，最重要的，還是蘇俄必須在中共黨內扶植一個絕對恭順的奴才。於是，彼時“不要祖國和沒有祖國”的王明，便扶搖直上了。
　　王明之所以能夠被蘇俄相中的自身條件，一是他在蘇俄時就是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的弟子和紅人，曾參預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對蘇共的“大清洗”，甚至利用大清洗打擊和打倒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內的異己力量；二是在中東路事件發生，蘇俄大舉入侵我國時，王明居然能夠一口氣寫出十二篇文章，鼓吹“中共必須武裝起來保衛蘇聯”，並把反對“武裝保衛蘇聯”的陳獨秀罵得狗血噴頭，其忠於蘇俄和叛變祖國的積極表現，從此獲得了蘇俄的歡心；三是賣命反對立三路線，狠批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²⁴ 提出兩條路線鬥爭的口號，以明確反對“立三路線”，鮮明地擁護“國際路線”，從而既為共產國際命令和指揮中共叛亂、叛國的失敗作了辯護，又在推倒了立三路線之後，能夠更加堅定地執行共產國際的命令。總此三條，終於促使共產國際派米夫來中國強行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並強行扶王明上台，使一個在中共黨內名不見經傳的學生娃，竟成為中共一黨的領袖，從而保證了中共對蘇俄和共產國際命令的絕對執行，保證了中共在任何時候都能堅持“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將叛亂和叛國推向一個又一個新高潮。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論，“值得注意的是，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的決議，充分地表達了米夫、王明等人的觀點，認為只要舉起‘兩條路線’鬥爭和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鞭子，就可以把國際路線貫徹到蘇區和紅軍中去，實行王明左傾錯誤對蘇區和紅軍的控制。”²⁵ 新沙皇俄國及其工具共產國際，對中華民族和中華民國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實在要比老沙皇遠遠地有過之而無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