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软禁的彭德怀一九六一年十月被允许回乡一次。从地方干部到普通村民都听说他为老百姓仗义执言受了罪，给了他英雄般的欢迎。一两千人涌到他下榻的老屋来看他，有的拖着半饥半饱的身子走了一百多公里路。人们跟他有说不完的话，彭德怀天天不停地讲，嗓子都讲哑了。
如果这时按党章规定召开“九大”，毛有可能被选掉。文革中“四人帮”之一张春桥强道明了毛的担心：“想想多可怕，如果运动〔文革〕前召开‘九大’，很可能刘少奇当主席，毛主席做名誉主席。”
干部们纷纷要求召开党代会，讨论这前所未有的大灾难。毛泽东决定“九大”“不开了”。他想了个主意，开一个不存在选举问题的大会。全国各部委、省市、地县、大厂矿，都派第一、二把手等几个人来北京开会。
这就是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中共党史上规模最大的会议。这是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因为大饥荒就是在会后停止的。可是人们至今不知道，这一成就的取得，是由于刘少奇在会上对毛搞“突然袭击”。
毛召开七千人大会，完全没有改变政策的意思。他在提议开会的时候指鹿为马地说：“现在不是没有东西〔指农产品〕，猪是少，但其他有，就是收不上来。”毛还说一九六二年要大抓一年，各方面都要“跃进”。毛想让大会像橡皮图章一样认可他的政策，逼代表们回去继续横征暴敛。
毛照老办法把参加会议的人按行政大区分成小祖，由大区的第一书记掌握，使代表们在顶头上司面前不敢乱说话。一月十一日大会开始那天，没有开全体会议宣布开幕，代表们每人领到一份事先准备好的《书面报告》，要他们在小组内学习讨论。毛这是在给大会定调子。报告说：“我们的国内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了”，“将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的时期”。报告提到“缺点和错误”，但具体是什么？责任何在，非常含糊。
代表们得到通知，要讲责任就只能讲自己的责任，“不要把责任往上推，往下推。”有人给省委提了意见，被一棒子打回来，叫他们“发言要端正”。正如一位勇敢的代表给毛和中央写信说的：开会就是“大家坐在那里磨时间”。
磨时间毛很中意。会埸设在天安们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舆中南海遥遥相望。毛在那里有间套房，照他一贯的保密作风叫“一一八”。每天毛躺在大床上，由女伴陪着翻看大会简报，看各组人都说了些什么。他的计划是一月二十七日来个仅此一次的全体会议，由刘少奇念讨论后的《书面报告》，然后宣布大会结束。这个过场一走，他的政策，过去的、未来的，还有他本人，就等于被大会集体认可。
一月二十七日，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在这天的全体会议上，一向谨慎小心的刘少奇，当着毛泽东的面，对着七千名中共政权骨干，讲了一番跟《书面报告》迥然不同的话。刘说，形势不好，“人民吃的粗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刘又说：“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他甚至暗示要重新考虑毛的治国方针：“ 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
毛泽东一贯把他制造的灾难说成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刘少奇直接针对毛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毛马上插话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这种地区不少。刘反驳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刘的讲话在与会者心里激起强烈共鸣。有国家主席出头，当天的小组讨论就像洪水开了闸，与前些天大不一样。干部们争先恐后地发言，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反对大跃进政策再继续下去。激烈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毛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亲手提拔的刘少奇居然会来这么一下。刘不念《书面报告》，是毛会前同意的，说刘可以“放开讲一讲”。毛的狂怒不难想像。但毛压住怒火。刘显然有七千名中共政权骨干的支持，毛不能跟他们硬碰硬。他也不能把代表们现在就放走，要先把对他的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再说。于是毛装作他跟刘之间并无不同政策的样子，宣布延长会议，对代表们说这是让他们“出气”：“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背地里，他把最后一句改为“完全放屁”。
毛采取紧急步骤，把老搭档、国防部长林彪即刻推出来保驾。一月二十九日，再开全体会议时，第一个讲话的就是林彪。林彪大谈这些年只是有“一些缺点”，是必要的“付学费”，说什么“事实证明，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林讲完后，毛第一个鼓掌，跟着自己向大会宣布：“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林彪救了毛。
只是在这时，毛才胆敢威胁刘少奇。夸奖林彪后，他不阴不阳地说：“少奇同志的口头报告，口说无凭，也请他整理一下。”“口说无凭”四个字，埋下了杀机。
林彪讲话之后，毛叫各省领导和中央管农业的、管经济的，一一上台检讨自己，承担责任，为他开脱。
刘少奇明白事情糟了。据他夫人讲，他喃喃地说：“林彪来，又那么说，有问题。”掌握军队的元帅这样百分之百地站在毛一边，用的又是强词夺理的专横讲法，立刻使代表们小心翼翼，不敢放开揭问题，更不敢抨击毛。结果，大会没有像刘希望的那样彻底改变毛的政策。
毛总得对七千人有个交代，在三十日那天做了个“自我批评”，这是掌权以来的头一遭。他仔细地遗词造句，给人的印象是他在以高姿态承担责任：“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但既然承认犯了错误，毛只好改变政策。他被迫容忍从一九六二年起，把征粮指标大幅度降低。数千万人因此免于一死。
二月七日，七千人大会一结束，毛就甩袖子去了上海，跟亲信柯庆施待在一起。在随后的日子里，毛眼看着刘少奇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对他的政策作了大量修改。虽然基础性的核项目未受影响，但核潜艇一类昂贵而又不切实际的项目下马了。军工投资减少了，而对民生工业的投资大增。向世界推销毛主义的努力也受了点挫折，一九六二年的外援几乎等于零。毛的大把对外撒钱但凡知道点内幕的人没有不心痛的，曾具体承办对外军援的总参外事局常务副局长朱开印说：“每看到一次援助协议的签署后外国人的笑脸时，我内心就会产生一种对人民犯了罪的沉痛之感！”
对农业的投资史无前例。许多地方还实行“包产到户”、“责任田”，缓解了饥荒，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就是在为这一政策辩护的背景下，邓小平说了那句著名的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城里人的工作时间缩短了。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多了一些家庭生活和个人支配的时间。不到一年，人民的生活明显改善，也很少再饿死人。
中共政权甚至允许一批人出境。通常试图越境的人抓住后不是劳改就是枪毙。这次当局在通往香港的边界铁丝网上开了个大口子，让五万人逃出去。那些天香港新界遍野都是人在跑，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往外跑。边防军还帮助把小孩举起来送过铁丝网。
一九六二年，中国享受着毛上台后罕有的放松的时光。刘少奇等人为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千万人平反，同时试图给五七到五八年打的右派分子“摘帽”。文学艺术有了点欣欣向荣的景象。正是在这一年，班禅喇嘛敢于把他的七万言书交给周恩来。西藏的状况有了好转，抓的人在放，有的寺庙在修复，藏民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得到些尊重。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突然袭击”对毛的惊吓，在毛掌权后还是第一次。毛最害怕突然袭击，只有这才可能使他转瞬间失去权力。毛恨刘少奇，恨之入骨。他也恨参加会议的人，因为他们跟刘站在一起，迫使他改变政策。复仇成了毛刻骨铭心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在数年之后，毛发起文化大革命，让刘少奇、与会的绝大部分人、以及他们代表的其他干部，都饱受折磨，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就像江青所说：毛“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文革不光是复仇，也是大换班。毛看得很明白，现有干部不愿意按他的意图来管理国家。他要清洗他们，换上另一套人马。
参加七千人大会的不少人既佩服刘少奇，又为刘担心。刘本人也知道，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毛决不会饶了他。但是面对数千万人继续饿死的前景，刘少奇于心不忍，不得不铤而走险。在这一段“非常时期”里，通常沉默寡言、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刘，是不寻常的冲动，不寻常的慷慨激昂，有着“豁出去”了的气概。
几年过去了。刘少奇等人在着力于恢复中国的元气，而毛泽东，他在策划复仇。(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