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卷

共產革命、農民造反與中國共產黨

第六章

第一、中共全方位專制復辟統治對少數民族人民殘害的特殊性

　　之所以稱中共全方位專制復辟統治對少數民族人民的殘害，具有特殊性，是因為中共全方位的專制復辟統治在對漢族和少數民族的殘害上，首先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說，在中共的殘暴專制統治下，凡是漢族人民曾遭受過的種種痛苦，少數民族人民皆不能倖免。在此意義上，少數民族人民與漢族人民可謂“共有一個悲慘的命運”。
　　但是，中共全方位的殘暴專制統治，卻又使得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人民，遭受了較之漢族人民更加可怕和更加痛苦的傷害。
　　原因之一，就是中共“獨尊馬教、殺盡百家”的教政合一專制統治，對崇尚信仰的少數民族人民造成了更大的傷害。因為，少數民族在宗教上的信仰，常常不僅僅是簡單的信仰問題，而且是他們維繫族群生存、團結和發展的重要精神旗幟，是理性和感情的高度結合，甚至是生命意識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是，中共一方面指斥宗教是精神鴉片，一方面卻用權力和暴力強迫人民信仰馬列主義這個新“邪教”，這就對篤信宗教的少數民族人民帶來了“致命”的壓迫。中共和它的軍隊，中共和它的文革，中共和它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實際掌權者們對少數民族宗教、宗教設施及宗教事業的戮力破壞和摧殘，實在不能不說是對少數民族人民心靈的最大傷害和殘害。無知的江澤民先生和朱熔基先生將中共“解放”西藏喻作美國總統林肯對黑奴的解放和對蓄奴制的廢除，甚至妄言，是中共才推倒了壓迫在西藏人民頭上的“ 教政合一反動政體”。殊不知，就前者而論，將黑奴從南方奴隸主那裡解放出來的林肯總統及其繼任者們，並沒有將南方的黑奴們重新變成為自己的奴隸。就後者而言，則推倒了西藏“教政合一反動政體”的中共，卻將人類歷史上最反動和最殘酷的“新馬教教政合一政體”強加到了西藏人民的頭上。正因為如此，自以為對西藏人民“功德無量”的中共，在西藏人民，包括在漢族人民的心裡，卻是罪惡無窮。
　　原因之二，是中共黨領導一切的“黨性原則”，對少數民族民族性的壓迫和摧殘。在中國大陸，雖然每一個少數民族地區都有所謂自治區、自治州和自治縣的招牌，但是，每一個自治區、州、縣政府的主要領導人，都必須是漢人，或必須是已經完全皈依了中共的人，都必須接受中共同級自治區、州、縣地方黨委全方位專制領導，這就將少數民族地區的所謂自治，全然翻作了一篇篇假話。這在漢族地區，人民尚因為自己是漢人而少了一分民族情緒上的反感，但是，在少數民族地區，少數民族人民則無疑會對這種完全虛假的自治，充滿憤懣之情。特別是中共早已在實行的“先赤化而後漢化”的策略，即在少數民族地區遷居大量漢族移民，和由漢人對少數民族人民施行長期專制統治的事實，實已造成了少數民族人民對中共、直至對漢族和中國的痛恨與日俱深。
　　原因之三，是中共以馬列的“階段鬥爭”理論和毛澤東的“民族鬥爭問題說到底還是階級鬥爭問題”的“鬥爭理論”為根據，在少數民族地區以進行階級鬥爭來實行民族鎮壓，不僅造成了少數民族人民的更大災難，而且造成了少數民族人民對於漢族人民、直至對於整個中國的巨大離心力量。因為，無論中共怎樣地壓迫和殘害漢族人民，都還不會造成漢族人民的民族分裂和民族獨立意識。甘當“馬列子孫”的一代又一代中共黨人，雖然他們人人宣稱“等到他們死了，他們就要去向馬克思報到”，但他們畢竟是漢人的一個部分，說“逆子叛孫”也行。但是，對於同漢族人民不同種，不同族，甚至是不同文字、不同文化和宗教的少數民族地區人民來說，中共用鬥爭的方法，專政的方式，特別是暴力鎮壓的手段來對付少數民族人民，無疑只能形成由民族壓迫所造成的民族對抗局面。而由民族壓迫所導致的民族對抗，其最後的結局，不是少數民族的消亡，便是少數民族的分離和獨立。由是，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問題，就勢必要演化成為少數民族地區人民與漢族人民的關係問題，直至和中國的關係問題。並且，國家認同和國家分裂的問題便會接踵而來。今天，在中國西藏、新疆、內蒙，包括同種、同族、同文化的台灣，所已經發生和發展着的，要從中國分離出去的民族運動和非民族的政治獨立運動，便是現實的明證。中國國家統一的進程非但沒有加速，相反，中國國家分裂的危險卻反而在急劇增強。

第二、中共對漢族文明統一理念的破壞和未來國家分裂的危險及責任

一、漢族國家文明統一理念的逐步發展和形成
　　中共這群“馬列子孫”對於漢族文明的摧殘固已不待言，但中共對漢族國家文明統一理念的破壞，卻給我們這個文明的古國，製造了當代國家分裂的巨大危險性。歷史的事實是﹕中國古代帝王們造長城，固是為了守遍而非為了侵略，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故事，則說明了漢文明的重教化而非重殺戮。雖然漢初六十年的和親政策，乃因國勢不強而被迫為之，但唐王朝太宗、玄宗兩代君主都是在反侵略戰爭勝利之後，竟以和親政策與和平政策對待土藩即西藏，恰恰說明了漢族文明統一國家理念的發展和成就。至清，康熙帝不僅率先邀請五世達賴喇嘛訪問北京，而且親赴遠離北京二十公里處迎接賓客，與五世達賴喇嘛平起平坐以飲茶論事。一位絕不承認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法國記者曾在他鼓吹藏獨的書中說，一九零四年，英國曾為野心，竟能以“商業任務”的名義派出三千英軍在西藏南部發動對西藏的喋血進攻，造成西藏軍隊潰不成軍，西藏政府遂在英軍武力威脅下被迫簽訂了屈辱的“拉薩條約”。同是這位法國記者，卻在同一本書中說道﹕“一七二零年，清軍曾應邀進入西藏拉薩，驅逐入侵的蒙古人，監督西藏對蒙古的防衛，卻從未干涉過西藏政府的統治”。這位法國記者雖在同一本書中指責說﹕“一九零九年六月，十三世達賴喇嘛訪華歸去後，清庭曾決定派兵入藏。一九一零年二月兩千名川軍入藏，軍紀敗壞，迫使十三世達賴喇嘛逃往印度。”然而，作者卻說，“一九一零年的軍事行動卻是清政府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裝侵略’”。¹⁶
　　讀者顯然能夠從這裡看見漢族文明統一國家理念的逐步形成，和中國以往統治者們對少數民族高度自治的認可。至於清政府一九一零年對西藏的唯一一次“武裝侵略”，究竟是清政府要“侵略”西藏，還僅僅是因為一個眼看就要敗亡的王朝在滅亡前的“腐敗軍事現象”，那也只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漢文明在國家統一理念上的表現和發展，雖然證據豐富，但是，這種標誌着文明的進步，卻在孫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義思想之後，得到了質的提升。因為，孫中山的民族革命理論，曾十分明確地指出“反滿並不是要殺滿”，不是要報滿人滅我漢族大明江山的仇恨，而是要對外爭取民族獨立，對內實現“五族共和”與“各民族一律平等”，即要實現漢族與各少數民族“共享”共和平等的歷史目標。至於辛亥前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綱領，不過是要“藉助民族革命之義，為推翻滿族君主專制統治之一助”罷了。新生的中華民國在外患內憂的艱難歲月里，既恪守了孫中山先生的民族問題理念，又繼承了漢文明在國家統一問題上的進步遺產，自始至終沒有對少數民族採取武力統一和武力壓迫，尤未在各方面進行瘋狂摧殘的政策。可以說，自一九一一至一九四九年間，雖然多有少數民族趁亂作亂和趁亂附亂的現象，卻鮮有中華民國政府對少數民族的武力鎮壓事實。然而，漢文明在國家文明統一理念和國家文明統一實踐上的發展和成就，漢民族與各少數民族在長達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所逐步結成的良好民族關係，卻因為一九四九年的一聲槍響，而歸於灰飛煙滅。

二、中共對漢族國家文明統一理念的破壞與未來國家分裂的危險及責任
　　其一、中共從來就是分裂國家的罪魁禍首。本書下卷早已揭露了中共於三十年代在蘇俄命令下分裂祖國和製造兩個中國的事實。現在我們同樣有必要將中共在民族問題上前後兩個截然不同的“政策”予以釐清。因為中共為蘇俄一手扶植和豢養，所以，在奪權前為了適應和執行斯大林專制帝國的對外擴張及顛覆政策，中共曾在建黨後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宣稱﹕“必須要讓蒙古、西藏及新疆自治，並且將他們轉化為民主聯邦。”實際是要他們“化入蘇俄聯邦”。一九二五年，中共即在蘇俄的授意下，贊成外蒙古獨立，並贊成蘇俄在外蒙古駐軍。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宣稱﹕“如果不承認民族的自決權及分離權，中國是無法統一的。” 一九二九年，蘇俄曾為中華民國政府要收回在東北的主權而大舉侵略中國，這也是孫中山創建的中華民國第一次遭受外敵的大規模侵略。但彼時的中共，卻決策“武裝保衛蘇聯”以裡應外合，並連續發出十數號通告，命令中共江西紅軍發動大規模武裝叛亂，命令中共城市地下組織發動大規模武裝暴動，以策應蘇俄對我國的大規模侵略戰爭。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後，中華民國雖然國難當頭，中共卻在蘇俄命令下，於是年蘇俄國慶節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人民政府 ”，其“憲法”竟明文規定﹕“各民族有民族自決權，少數民族有分離及宣告獨立的權力……”然而，一九三九年，當中共因決策日蔣火併和假抗日真擴張的陰謀策略，而擴張成了擁有五十萬不抗日的農民造反大軍之時，毛澤東乃第一次提出了“民族問題說道底還是階級鬥爭的問題”的理論，並從此將階級鬥爭的原則視為解決民族問題的方針。這個方針，在中共奪取政權後終於成為中共決策少數民族問題的根本方針，中共亦從此為了在全中國建立和實行他們的全方位專制復辟統治，而在這個“鬥爭理論”的指導下，居然對自己曾決策的上述“民族政策”遺忘罄盡。
　　其二、中共製造了迄今為止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民族裂痕、民族矛盾與民族仇恨。正因為漢族文明統一理念在歷史的長期發展中逐步得以形成，所以，中國境內民族之間的矛盾、裂痕和仇恨亦在逐漸地減少，大規模的和持續的民族衝突，已經基本得以消泯。但是，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奪取政權之後，這種矛盾卻在一派虛假的輝煌團結局面之下，在武裝和暴力的統治和壓迫之下，迅速地、並且是劇烈地發生和發展起來了。首先，對少數民族實行自治的允諾，蓋因自治區州、縣黨委的同時成立，而變成了轍頭轍尾的假話。其次，“民族鬥爭問題說到底還是階級鬥爭問題”的理論，又驅使着中共在少數民族地區，對少數民族人民實行“分而治之”的專制統治策略，以造成少數民族內部的分裂和對抗。再者，在上述行為得手之後，中共即開始以“馬教”來誘導和壓迫少數民族的宗教，既誘使部分少數民族人民轉移宗教信仰，以製造少數民族地區在信仰上的分裂，又逐步地、並且是迅速地企圖用“馬教”代替少數民族的宗教，以在少數民族地區建立和健全中共獨尊“馬教”的反動教政合一政體，並以決策大量漢族移民的辦法，企圖將少數民族地區的人民，變成少數民族地區真正的少數民族。自然，這一切均必須在中共暴力專政的前提之下以進行之。但中共的收穫，卻是終於逼迫着少數民族人民開始了對他們的暴力反抗。由是，中共亦因“圖窮匕首現 ”，而開始大規模地和殘酷地鎮壓少數民族的“叛亂”，亦不管這個叛亂是自發還是自覺，是有理還是無理，是中共陰謀誘發還是由少數民族人民自己發動。一九五零年中共炮轟大小涼山，意在對彝族人民轟盡殺絕的滅族之舉，其誘因乃是中共自食其言，才迫使彝族人民要求中共兌現曾經答應給予的自治權力。¹⁷ 一九五九年的所謂西藏叛亂，便是中共在青海“誘發”的結果。¹⁸ 一九七零年代在內蒙古發生的“內人黨”事件，便是中共利用一個蒙族共產黨作家的所謂交待，而對蒙古人民所進行的大規模血腥鎮壓。¹⁹ 八十年代西藏的歷次“叛亂”，雖然大多數是西藏人民對中共暴政的自發反抗，但是，西藏人民自發反抗和有組織反抗中共對他們的長期殘暴專制統治，不僅有理，而且值得同情和支持。因為數十年來，中共對西藏、西藏人民和西藏宗教文明所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已使得這一反抗具有正義性和合理性。否則中國大陸人民反對和反抗中共一黨專政的民主抗爭，也就無理可言了。一個對自己的同族人民尚且能夠多次施行公開鎮壓和屠殺的專制政黨，其對少數民族地區人民反抗的血腥鎮壓和屠殺，不僅可以想見，而且不難想象。在中共當政的近五十年歲月里，在中共至少殘害了七千萬無辜同胞生命的統治“實績”里，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人民究竟被中共無辜殺害了多少，也只有在中共殺人檔案解密的時候，才能為世所知。
　　顯然，中共對少數民族進行瘋狂迫害和鎮壓的明顯惡果，便是對在數千年中才逐步形成的漢族文明國家統一理念的徹底破壞，便是民族裂痕和民族仇恨的急劇加深和民族問題的急劇惡化。特別是隨着中共專制統治的被迫弱化及其對“亡黨亡國”的日益擔憂，中共為強化專制統治而對本族人民和少數民族人民所進行的更加殘酷的鎮壓，實際上正在給中國境內民族問題的爆發，埋下了巨大而且深重的歷史性危機。
　　其三、中共將留下中華民族民族問題的痛苦遺產。一個不幸的事實即是，由於在近五十年的時間裡，中共乃是中國大陸的統治者，並且中共政權又是一個漢人的政權，所以，在一個極其廣闊的社會層面之上，甚至是在廣闊人心的約定俗成之中，中共政權就是漢人政權固不待言，而且“中共就是中國”的錯誤認識，亦得到了國內少數民族和海外華人的廣泛“認同”。特別是在少數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人民心裡，這種認同就更是難以改變的了。由是，厭惡中共和反對中共，便會迅速地轉化成為反對漢族和厭惡漢族，直至走向對中國的厭惡、否認和反對。由中共所製造的民族矛盾、民族裂痕和民族仇恨，終於招致了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巨大危險和危機。這個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危險和危機，一方面因為中共仍然在使用殘酷鎮壓的辦法來解決民族問題而愈益加重，一方面又得到了某些國際輿論的支持；一方面卻給一些心懷叵測的政客以積極利用的機會。由是，中國國家分裂的危險就不僅成為中國一國的問題，而且成為世界某些國家所關心、甚至想插手的問題。這既給中國民族問題的解決帶來了異常的複雜性，而且為中國的國家分裂製造了更大的危險，並將為中國大陸在即的偉大民主變革，帶來了解決民族問題的困境，甚至為民主變革過程中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現象的有可能出現，帶來了可以想象的責難和非難，即所謂“正是民主變革才造成了中國民族和國家的分裂”。猶如某些心懷叵測者正在借用前蘇聯共產專制制度崩解後其“加盟”民族的必然分裂，以煽惑人心地指責說，它正是俄羅斯民主變革的惡果一樣。因此，必須首先指明的是，當代中國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危險，既由中共的專制統治所造成，那麼，中國未來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責任就必須由中共及其專制政權來承當。也就是說，如果中國在將來的民主變革進程中，出現了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嚴重問題，它將不是民主變革之罪。因而，屆時如果有人指責是搞民主搞壞了，或者指責造成了中國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原因乃是民主變革本身，就不但是毫無道理的，而且一定是某些別有用心者的陰險責難而已。
　　其四、我們的歷史使命 ——對孫中山“五族共和”思想的再繼承。當代中國有可能出現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嚴峻事實已在提醒我們，在中共實行了近五十年專制復辟統治的中國大陸，在人民正在堅決反對中共專制統治、艱難追求民主與自由的中國大陸，在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就要來臨的中國大陸，中國大陸的民主力量，包括海外和港台的民主力量，和一切關心祖國、熱愛祖國、渴望中國走上“民主統一”而非“專制一統”的中國人，我們的一個共同歷史使命，就是要向一切關心中國民主進步和中國民族問題者說明，一是中共專制政權不能代表中國，更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國。二是中共政權雖然是漢人的政權，但是這個漢人政權同樣不能代表廣大漢人和整個漢民族。三是以漢族人民為主體的中國各族人民，今天正在艱難追求着的民主變革，其目的，就是要終結這個在中國大陸已經喪盡人心的中共專制政權。因此，漢族人民在反抗中共專制暴政上，是和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奮鬥目標完全相一致的。四是漢族人民對民主的追求和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對推翻中共專制壓迫的追求，本身就具有相當的一致性，並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所以，民族問題的解決，完全不必為難漢族人民的民主追求；同樣，漢族人民對民主的追求，更不應該犧牲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解放鬥爭。而是應該將中國大陸少數民族反抗中共暴政的鬥爭，和漢族人民對於民主自由的追求結合起來，建立各民族反對中共專制統治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線，互相支持，相互援助，共同防止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為既能實現中國的民主統一大業，又能實現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真正的和高度的民族自治而共同奮鬥。
　　繼承孫中山先生“五族共和”的思想，認清中共與中國的區別，研究民主問題和民族問題的關係，追尋民族解放和祖國統一的道路，這才是中國境內各民族人民的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