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斗会结束后，他们被分开看管。他们最后又见了一面，那是八月五日，毛《炮打司令部》一文问世一周年。蒯大富计划大搞一场批斗会，组织几十万人，“把刘少奇揪到天安门广场，搭一个大平台，把他们抓出来斗。江青支持我们的意见，她把意见整个地原封不动地转给中央。”蒯大富连台子都搭好了。可是毛掂量再三，否决了这个做法。他一直对外国人声称野蛮低劣的批斗方式和语言都是红卫兵搞的。如果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外国人无疑会认为这是毛的支使，对他“世界革命领袖” 形象将十分不利。外国“毛主义者”们许多已经对毛的大清洗非常反感了。西欧毛派中最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比利时的杰克·格瑞巴（Jacques Grippa），自己曾在纳粹集中营里受过刑，知道受折磨的滋味。他写信给刘少奇表示支持。信寄到中南海，被退回来，上面写着：“查无此人。”
毛还有一怕，怕刘少奇夫妇开口。迄今的批斗已使他领教了他们锐利的反驳。斯大林在清洗政敌时曾搞过假模假样的公开审判，因为他的政敌事前已乖乖就范。毛不敢对拒绝就范的刘少奇夫妇搞这套把戏。他只得决定在中南海内部由中央警卫团的战士穿着便衣，跟中南海工作人员一道批斗他们。
八月五日那天，中国第二、第三号最大“走资派”邓小平、陶铸，也在中南海自家的院子里同时挨斗。毛要打倒他们，是因为他们不愿同毛合作搞文革。毛仇恨他们的程度远不如像对刘少奇，对他们的批斗也就温和了不少。陶铸夫人曾志是毛早期的朋友，毛对她格外开恩。批斗会上，当她丈夫被揪着“坐喷气式”，挨打受骂时，她还可以坐着。曾志看见人群里有个女人跳起来要抓她，这时有人朝那女人摇摇头，女人马上就放开了手。曾志明白，这是毛在保她。
她也清楚，毛的保护是有条件的。当患癌症的陶铸被流放外地时，汪东兴问她要不要陪陶铸去。大家都明白，曾志要是去了，就会惹恼毛，她和唯一的女儿也就完了。于是，她和丈夫商量后决定不去。陶铸孤单地死在合肥。
刘少奇在中南海批斗会上，沉着有条理地对冲着他咆哮的人群进行答辩，但很快就被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打断，小红书向他劈头盖脸地打去。他和妻子被乱扯乱拉，头发狠狠地揪向后面，让他们扭曲的脸对着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这些镜头是给毛看的。操纵批斗会的中办代主任戚本禹的秘书，担心斗得不够狠，怕拍到镜头里“气氛不够”，一度宣布休会，重新布置。批斗会再开始时，从电影里可以看到，刘少奇被打倒在地，一堆人对他又踩又踢。
刘的孩子们，包括六岁的小女儿，被带到会场看父母挨打受辱。毛的女儿李讷也在场，做毛的特别观察员。
毛也许很解气。但他不可能看不出，他打不垮刘少奇夫妇的意志。批斗会上有一刻，王光美突然挣脱扭住她的人，扑到丈夫身边，一把紧紧抓住他的衣角。在拳脚交加下，他们俩挣扎着死死地手拉着手，挺直身子互相对视。
王光美为她的无畏加倍付出了代价。一个月后，她被正式逮捕，罪名是“美国特务”，外加“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她在秦城监狱度过了十二个春秋。有相当长时间，她只许坐在铺板上，不许走路，一年半没有放过风，致使她多年腰不能直。专案组建议枪毙她，被毛泽东否决，毛要让王光美生不如死。
王光美的亲属也受到牵连。七十多岁的母亲被多次揪斗并关进监狱，几年后死在里面。刘的孩子被赶出家门，有的被批斗，有的被关押，一个被逼得卧轨自杀。至于刘少奇本人，他备受煎熬的囚室，就是他在中南海的住处，离毛的房子不过一箭之遥。
刘这时快七十岁了，与妻子诀别后不到几个月，身体就完全垮了。他多年来靠安眠药睡觉，现在药量被大大减少，同时又强迫他改变多年来为了与毛的作息时间同步而形成的白天睡觉夜里工作的习惯，白天不准他睡觉。这使刘永远处于一种无法睡眠、神思恍惚的状态。他多次晕厥，一条腿拖拉着抬不起来，吃饭由卧室到餐厅，二十几公尺远，要走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吃饭时，手嘴不能配合。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有关部门的报告说，原则是让刘半死地活着：“能保证刘吃饱，饿不死就行。”致命的病，像肺炎、糖尿病，给治，医生来诊病时先骂刘一通。对刘神经病变引起的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等，则听之任之，让病况一天天严重。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九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用毛泽东时代的典型语言写道：“〔刘〕装糊涂的事越来越多。比如用梳子、肥皂刷牙，袜子穿在鞋上，短裤穿在长裤外面，有时把两条腿穿在一个裤腿里，装疯卖傻，尽出丑态。”
这年夏天，毛两次通过汪东兴对医护、看守人员说，对刘“要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治病不是为了救人，而是为了“保护活证据，向‘九大’献礼。”毛想在“九大”上把刘开除出党。要是那时刘已经不在人世，这幕戏就会失掉光彩。“九大”一过，就可以任“活靶子”死去。
到十月，刘少奇已是靠鼻胃管灌食维持生命，随时都可能死亡。开“九大”的时机对毛还不成熟，毛只得匆忙召开了个中央全会，把刘开除出党。“全会”不全，出席者只占中央委员的百分之四十七，其他的都被清洗掉了。全会还撤销了刘的党外职务——国家主席，连“人大”的过场也不走。
毛给刘定罪的调子是把刘打成“特务”。这样既可以置刘于死地，又避免涉及到毛。毛怕人向刘提问，怕刘开口回答问题，连刘的专案组也不许审讯刘，甚至见刘也不准。这在办案上恐怕还是件新鲜事。为了找“罪证”，专案组大肆抓人，五十年代由苏联设计的“中国第一政治监狱”秦城，在文革初期扩建一倍半，关的不少是跟刘有关的人。一九六六年第一名囚犯，代号“六六○一”，就是曾在刘少奇与斯大林之间做过翻译的师哲，逼他交代的问题有“斯大林是怎样发展刘少奇当特务的？”同时关在这里的还有美国人李敦白，四十年代他与王光美有过一面之交，现在逼他承认是他把王光美，甚至刘少奇，发展为美国情报部门的特务。李敦白看得出来，审讯他的人尽管歇斯底里地叫喊，自己也不相信这一指控。被关押的国民党特务头子沉醉也反覆被审，要他说王光美是军统特务。
被审的人大都尽了最大努力不撒谎。坚持说真话的人中有两位是前中共领导李立三、张闻天。为此，他们和家庭都遭到监禁，两人也过早地辞世。李立三夫人李莎是俄罗斯人，三十年代李立三在苏联大肃反中坐牢时，曾共过患难。这位为爱情付出巨大牺牲的女性，如今在毛泽东的铁窗后度过了漫长的八年。
刘少奇专案组的成员也有不愿造假证据的，专案组因此三次换人，两名负责人锒铛入狱。当然，捏造证据跟拿不出证据一样危险。毛在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说：“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说他一九四六年冬季和美国勾结，组织反共同盟军，要美国大规模出兵打共产党，并且要沈其震经过司徒雷登介绍去见杜鲁门、艾奇逊。有的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耍我们的。美国大批出兵，当时国民党都还不愿意呢。”最后专案组只好罗列一串莫须有的罪名，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这份《审查报告》由周恩来在中央全会上宣读。专案组曾建议对刘处以极刑，毛不同意。要刘死他有别的法子。
刘死前的痛苦毛一清二楚。不仅有呈送给他的报告，还有为他拍摄的照片。从其中两张可以看到，刘在极度难受中紧紧握住两个硬塑胶瓶子，瓶子被他捏得变了形，成了两个“小葫芦”。“九大”开幕时，毛用完全无动于衷、连假慈悲也不屑于装的声音宣布：刘快死了。
刘少奇到死也保持着尊严。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一日，他曾为自己写了最后一份答辩，中间提到毛早年就是个专制者，二十年代初期他在毛那里开会时就“根本无法发言，最后，总是照毛主席的意见办理。”为了这些话，江青等人气急败坏，批示说刘“恶毒的攻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反革命放毒要批臭”等等。任这些人去暴跳如雷，刘少奇从此一个字不写，一句话不说，用沉默表示他独特的抗议。
一九六九年十月一个寒冷的夜晚，刘在一床被子下半裸着身体，被抬上飞机送往开封。当地医生要求给刘透视诊病，上面不准。在刘病危时要求送医院或会诊抢救，也被拒绝。死亡在十一月十二日到来。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刻，刘的尸体被秘密运往火葬场火化，脸用白布包着。火葬场的人接到通知说死者患有急性传染病，要他们全部离开，只留两名工人看炉点火。火葬单上填的是假名字。
刘少奇的死极端保密，毛直到咽气也没敢对中国人民公布。权势熏天的人在除掉政敌后往往喜欢张扬庆祝。毛却怕人知道，怕刘的死讯传出会激起人们对刘的同情。刘死后的这些年，毛不断在媒体上批刘，给人印象刘还活着。毛虽然报了仇，但心虚已极。
除了刘，毛最恨的人要数彭德怀了。毛让他也吃够了苫头，结果是同样的不能令他称心如意。文革开始后，毛派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到四川把彭抓来北京。造反派领袖朱成昭，在回京的火车上同彭德怀长谈，彭把庐山会议的大致情况讲给他听。他幡然醒悟，佩服彭德怀，不仅一路保护彭，回北京后还给毛写信，说整彭整错了。信寄出后，朱成昭从几十万人的指挥转眼变成阶下囚。牢狱多年，他仍不后悔。另外一个造反派首领，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在批斗彭时打过彭。后来韩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后悔。
在北京，彭被几十个单位轮番批斗，被大皮鞋当胸踢，被木棍打断骨头，在批斗台上昏过去、醒过来。由于毛怀疑他曾跟赫鲁晓夫商讨过倒毛，他被提审二百六十余次，最后精神出现错乱。在监狱里，他写下一生的经历，对毛的指控做出坚决的反驳。一九七○年九月完成的自述结尾写道：“我仍然挺起胸脯，大喊百声，问心无愧！”
彭体魄强壮，他受的磨难也就比刘少奇长久——一直持续了八年，直到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终于倒在直肠癌下。像刘一样，他的火化也在极端保密的状况下进行，用的是假名字。像刘一样，他的死在毛生前也没有敢公布。(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