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 论　　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

　　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在内战中的失败，招致了中国国民党数十年护国护法的惨痛失败和最大失败。但是，一九四九年后，由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在台湾坚守国统、法统，并致力民生发展的结果，却最终地带来了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理想在中华民国台湾的实现。
　　应该说，除掉台湾人民于半个世纪以来的艰难奋斗之外，盖因蒋介石先生能够坚守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才奠定了台湾和平发展的基石；亦因蒋经国先生对经济建设的倾心推动和对民主政治的有心推进，才把台湾推向了经济全面繁荣和民主政治迅速发展的境界；同样，也正是李登辉总统的努力，才推开了台湾全面民主化的历史性进程，在台湾完成了向民主的全面过渡。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李登辉总统当政时期，正值中共因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内在的恐惧，对台湾由统转压，由和转吓，打压越来越甚的时期。由于李登辉总统在这一特殊而又复杂的历史阶段，一方面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使国际更为赞赏；一方面又因不低头，不示软，并于中共飞弹之下，坚定地实行并完成了全民直接选举总统，因而为全世界所推崇；从而使“利在大陆”的各国，仍然能够“心在台湾”。所谓“抗共有功”。近年来，欧洲议会及众多世界进步人士对台湾的推崇和对中共的厌绝，及其不断呼吁“现在是好好了解台湾的时候了”的话，以及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在它被承认的世界各国几成“无效护照”，⁰⁶ 而一本中华民国护照，在它不被承认的国家里却能够畅行无阻的事实，都实在地证明了今日台湾在世界上的实际名声和地位。
　　纵观台湾五十年来的巨大历史变迁，前两位已故的蒋总统，历史功绩自无庸讳言，历史地位早已确定。但对于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总统和中国国民党领袖而言，其历史的功绩和地位却尚难确定。这是因为，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先生曾为他们留下了一个“护国护法 ”的历史重任。这个重任，孙先生曾为之奋斗、拼搏过十数年；这个重任，虽为蒋介石先生所曾完成，却因他在一九四九年内战中的失败，和两位蒋先生相继成为历史人物，而将它留给了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领袖们。并且只要他们一天尚承认自己是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领袖，他们就对继续护国和护法的历史重任，有着不容推卸的重大历史责任。李登辉总统在中华民国第九任总统的就职演说中不仅宣称：“中华民国本来就是一个主权国家。海峡两岸没有民族与文化认同的问题，有的只是制度与生活方式之争。”而且明确指出：“中华民国要在未来国家统一的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李登辉总统确实言之不虚。因为对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领袖来说，他们既具有孙先生和两位蒋先生所不曾具有的“护国护法”之大好历史条件，又具有孙先生和两位蒋总统所不曾欣遇过的重大历史机遇。
　　第一、就历史条件而言，首先，孙中山先生自一九一三年开始护国，一九一七年开始护法，直到他辞世，不仅几波几折，几兴几衰，而且，陈炯明叛变时，孙先生护国护法的“本钱”，已徒剩一艘中山舰而已。蒋介石先生虽曾是夺取了护国护法成功的胜利者，但他又是一九四九年那一场护国护法巨大失败的代表者。其后，他能在国际、尤其是中共大陆专制政权的强大压力下，于台湾坚守中华民国的国统与法统，直至其辞世，虽然功不可没，但他毕竟未能完成在全中国护国护法成功的历史重任。蒋经国先生为推动台湾进步和发展的功劳自不待言，但他作为执掌中国国民党党权和中华民国国政的过渡性人物，却无幸在他的有生之年，拥有在全中国夺取护国护法胜利的国际和国内条件。
　　第二、就历史的机遇而言，夺取全中国范围内护国护法最后胜利的关键，乃在于中国大陆民心的全面觉醒。诚如一九九四年十月《纽约时报》所指出的那样，“国民党也许失掉了大陆，但是，台湾已经赢得了大陆的民心”。尤其是近十余年来，在中国大陆社会因广泛深入的历史反思运动而出现的，对于国民党时代和蒋介石先生之普遍怀念情结；以及“认三民主义之祖、归中华民国之宗” 的理念在中国大陆知识界和普通民众当中的应运而生；特别是中共大陆政权在中国大陆人民心中已经败亡的事实和在实际上必将败亡的前景；就更是为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领袖们完成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套用一九零四年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今日之中国大陆，正处在一场伟大民主变革的前夜，中共专制复辟统治正在迅速地走向灭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燃成燎原之势。”⁰⁷
　　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领袖们，一是拥有一个富强的台湾，她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实力及潜力，实为孙先生及两位蒋先生所不能比，更为北伐前已在广东一隅立足的革命政府所不堪比。二是如前所说，她虽然迭遭中共打压，但世界各国乃“利在大陆”、却“心在台湾”的复杂国际心态，又是一百年来孙、蒋三代领袖护国护法所从来不曾拥有过的有利国际条件。世界各国蛮横干涉中国民主进步的时代，毕竟已经一去不返；孙、蒋所曾遭遇的东西方列强一味支持、甚至以武力支援中国反动势力的时代，毕竟不会再来。
　　由是，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领袖们，应基于三种境界而为后人鉴：
　　第一、面对难得的条件和机遇完成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其必将功在中华民族和功在千秋。
　　第二、保住台湾，发展台湾，使台湾成为中共不能咬、不敢咬也咬不动的一块铁牛筋，为中国人民有资格、有能力实现和实行民主政治作证，为中国大陆人民留下一片希望的阳光，则他们今日的现实地位就是他们来日的历史地位。诚然，一根火柴就能燃遍大陆的现实机遇，一只 “悼念”邓小平的花圈便能叫统治者心惊肉跳的中共统治现状，一阵组党风潮就能逼迫中共重开杀戒的恐怖现实，倘若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领袖们，能够敏锐地抓取之，促进之，发展之和成功之，以完成孙中山先生和两位蒋先生所交付的护国护法重任，则他们作为二十世纪中华民族之第三位、第四位和第五位伟大人物的历史地位，又何需再论之与再辩之。
　　第三、或因苟安而为中共所专制一统，或为一念之差而脱离中国。其结果因只能造成助纣为虐或亡台裂国的局面，则非但不是功在历史，而只能是罪在历史；非但不能功在千秋，而只能是罪在万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