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 論　　 民族英雄 —— 蔣介石與陰謀武裝政變 —— 西安事變

　　為什麼說蔣介石是民族英雄？
　　第一、就歷史而言，中國歷史上有三次外國或外族的全面入侵，其中有兩次被亡國：一次是宋，一次是明。唯一沒有亡國、並且全面戰勝了侵略的，便是中華民國。那麼，既然亡國之國的岳飛、文天祥、史可法諸反抗侵略的人物，都能被歷史稱為民族英雄，則領導了中華民族長期守土抗戰，並最終贏得了勝利的蔣介石先生，倒反而不能被稱為民族英雄嗎？
　　第二、就二次大戰而言，凡被德、日、意侵略的國家，在歐洲除掉蘇俄，在亞洲除掉中國，沒有不亡的。英國本土只遭轟炸，未遭登陸，故不在此列。由是，未亡國家的領袖，如蘇俄的斯大林，其淪陷的土地既不比中國小，傷亡的人數亦不比中國少；被亡國家的領袖，如法國的戴高樂，都能身負民族英雄的榮耀；相反，非但沒有亡國，並且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竟有卓越貢獻的戰勝國 —— 中華民國的領袖蔣介石，倒反而不能稱為民族英雄了？
　　第三、就二戰期間各國的國內情形而言，應該說，沒有一個國家的反法西斯戰爭比中國的反法西斯戰爭更加難以領導。因為剛剛統一了中華民國的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所面臨的，不僅有外患，更有內憂；不僅有日本的侵略，而且有赤色帝國蘇俄的顛覆；不僅有軍閥殘餘的連續反叛，而且有中共大規模的武裝叛亂和叛國。當是之時，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雖然面臨“數面作戰、國無同類”的困境，卻仍能團結國人，內平叛亂叛國，外抗強敵侵略，非但沒有亡國，並且正是在這一場反法西斯戰爭中，盪盡了百年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奇恥大辱 —— 廢除了不平等條約，收回了東北、台灣及澎湖列島的主權，以一積弱之國而成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領袖國之一，爭得了舉世公認的榮耀。如是，作為中華民國偉大衛國戰爭之最高統帥的蔣介石先生，如若他不是民族英雄，則誰可夸之？
　　第四、指蔣介石是民族英雄，還不僅僅因為他是中華民國的領袖和他擁有領導中華民國抗戰的功績，其中，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實際原因，就是如同他曾親自指揮北伐戰爭一樣，他同樣是那一場偉大衛國戰爭的實際指揮者和參加者。可以說，他修好、建設西南的國策，和為爭取抗戰勝利而期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軌的思想，尤其是他根據國際國內條件而決策的持久戰大戰略，和他親自指揮抗戰、親赴前線、歷盡艱險的英勇行為，就更是表現了他作為一個民族英雄的本相。⁸³ 若要將他與那個在局部抗戰的前六年一心只想在蘇俄指揮下叛亂叛國，在全面抗戰的後八年一心只要“日蔣火併”，心心念念只想乘國難以搶天下的毛澤東相比，則毛都能夠做成“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難道蔣介石先生只做一個區區的民族英雄都不夠格嗎？
　　一九二七年秋，蔣介石赴日時曾回答記者說，他最佩服的歷史人物是岳飛、文天祥，最崇拜的偉大人物是孫中山。而蔣介石先生本人作為一位在偉大衛國戰爭中保存了中華民族血脈的民族英雄，他豈但當之無愧，而且功垂千秋。

　　顯然，只有在論證了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尤其是蔣介石先生非但不是“消極抵抗、積極妥協，只打內戰、不打外仗”的民族罪人，相反，卻是真正的抗日政府，抗日政黨和民族英雄之後，我們才能將中共幕後策反，張、楊台前發動，和斯大林作為最高決策者的西安事變，其作為一場陰謀武裝政變的政治本質和歷史遺禍，辨析清楚。
　　西安事變，於今早已不是歷史懸案。作為一九四九年奪權的勝利者，中共早已一再地、並且是赤裸裸地誇耀過它“英明策劃”和“和平調停”的兩面漂亮手段。同時，即便是西安事變的主要肇事者張學良本人，亦同樣沒有對自己當年的“兵諫”、即武裝叛變諱莫如深。
　　然而，作為歷史事件的西安事變雖未完全清楚，而作為遺禍歷史的西安事變，就更是在海內外不能形成共識。尤其是作為政變陰謀策劃者和發動者的歷史罪惡，非但沒有受到歷史的認真清算— 如歷史對袁氏竊國的一再清算那樣，甚至反被當作英雄和豪傑，既在中國大陸被中共着意加以渲染，熱情歌頌；又在海外被某些學者專家鬧得紛紛揚揚，名聲歷久而不衰。從而使那一場險些賣了國家，斷了國脈，至今仍在禍害着中國大陸人民的陰謀武裝政變，尤其是它的“罪魁”與“禍首”，在今天仍被渲染着神秘的色彩，圖畫着英雄的形象，偽飾着要抗日救國的花環。由是，不僅使蔣介石先生因之而坐冤難申，更使這一夥當年置民族危亡、人民禍福於不顧的新舊軍閥，竟成為人間靈傑而受人唏噓、感慨和尊重。這無疑又是一個歷史的“倒錯”，是歷史的是非曲直遭到混淆和曲解的嚴重惡果。因此，釐清事變的幕後人物、台前人物和決策人物，指證其叛國毀國的嚴重性質，道明它禍害民族的歷史重罪，不僅是對歷史的澄清，更是今天中國大陸人民要“思歷史、決國是”的迫切需要。

第一、西安事變的幕後人物

　　一言以蔽之，西安事變的幕後人物是中國共產黨。
　　中共之所以是西安事變的幕後人物，只因為其時逃亡在陝的中共二萬殘餘紅軍正面臨“被剿滅的絕境”。彼時，如果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雖能因“國難”而給萬分垂危的中共以生機，但已經時不待我的中共，為了救命，才決策了“聯張反蔣抗日”的陰謀。而陰謀武裝政變 —— 西安事變，就正是中共這一“假抗日真反蔣”之陰謀策略所結的“果實”。誠如西安事變發生當天，毛澤東給斯大林的電報所稱，西安事變是“根據張、楊、共三角聯盟抗日反蔣的協議而發生的，中共中央已積極推動張、揚堅決與蔣分裂”（詳見下卷第三章第二節）。此其一。
　　其二、之所以說中共是西安事變的陰謀策動者，蓋因中共於奪權勝利後曾一再稱西安事變乃為它所領導，所解決。所謂不打自招。尤其是一九八九年後在中國大陸出版的現代史著述已經明白無誤地說道：“一九三五年秋，中共即令南漢宸派人向楊虎城傳達了中國共產黨的八一宣言。”⁸⁴ “同年十二月，中共又派汪鋒對楊虎城及西北軍將領做工作。”⁸⁵ “一九三六年春王炳南則奉中共指派專從德國回國去做爭取楊虎城的工作。”⁸⁶ 九十年代初，在中國大陸出版的中共共青團中央機關刊物《中華兒女》雜誌，已專門發表吹捧王炳南是如何成為楊虎城幕僚，並如何勝利完成策反楊、張和參加策劃西安事變的。
　　其三、實際上，在上述“冠冕堂皇”的用詞用語下面，卻是中共對楊虎城的“謀合”和對張學良的“挖心”。如同中共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間，曾借參加國民黨而與國民黨中的親俄派“謀合”，以對國民黨“挖心”一樣。
　　首先，就中共對楊的“謀合”而論，應該說，在一九三五年冬，當劉少奇帶着毛澤東“反蔣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陰謀，抵達天津恢復中共北方局之後，他的三大使命之一，就是派人打入西北軍和東北軍，策反其上層將領。另兩件則是煽動學潮和策動文化界“鬧抗日”（參見下卷第三章）。中共黨員魏以疇、南漢宸、蔣聽松、劉子華迅速在楊部擔任了要職。楊的辦公廳主任韓威西、秘書宋綺霞都是中共黨員。楊的憲兵第二營營長也是中共黨員。中共黨員王炳南曾為楊保送德國留學，受蘇俄命令歸國後由中共派做楊的工作。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南漢宸派代表見楊，同月中共又派汪鋒與楊直接謀談，一九三六年二月南漢宸的代表再與楊約談，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共專派回國的王炳南與楊一再地“深談和合謀”。由是，中共終與楊結盟。一九三六年六月，楊的富縣王勁哉旅已用軍用合作社的名義開設了中共的聯絡站，將大批的無線電器材、醫用藥品等運往延安。楊甚至已在西安設立了兩個聯絡站，一個在楊部一位團長嚴揆要的防地，一個在楊的憲兵第二營內，營長為中共地下黨員。中共往返西安、延安，進入內地，回歸陝北，路條均由楊的十七路軍提供。國民政府命令剿共的楊部，非但已與中共暗通款曲，甚至已經同流合污。然後，再由楊虎城去謀合已經被中共包圍、“挖心”的張學良。
　　其次，就中共對張的“挖心”而言，一是仿照蔣介石廬山訓練團而建立的“西安南郊王曲鎮軍官訓練團”，雖由張、楊任正付團長，其實權卻完全握在中共黨員劉瀾濤、應德田手中。中共黨員應德田作為張學良的少將處長，更是張發動西安事變的秘密策劃者之一。中共黨員申伯純即稱：“王曲軍官訓練團訓練時間雖然只有兩個月，但對於改造思想，灌輸聯共抗日的主張卻收效很大”。⁸⁷ 軍官團學員就曾在西安事發前七天狂言“不要讓蔣介石站着走出去，而應該爬着滾出去”。⁸⁸
　　二是以張學良為首的“抗日同志會”，實際負責人亦為中共黨員劉瀾濤、應德田等人。其創立時的十五人，全部是中共黨員和“左傾”分子。尤為重要的是，這個組織還掌管了張學良一切秘密活動，一切與共產黨聯繫的技術工作，以及東北軍全軍的人事工作。⁸⁹
　　三是西安事變後第二天就更名為“東北軍政治大隊”的學生隊，有隊員三百人，大部分是北平中共地下黨介紹去的，其中更有一部分是中共地下黨員。由是，中共及其地下黨員們，乃抓住張學良和東北軍喪土失家的“情結”，投合他，接近他，然後包圍他，從而使“未足而立之年，即負方面，獨攬大權”，“未作過任何人部下，未有過任何長官”，“浪漫狂慡、忿事急躁”的“少帥”張學良，終於不知不覺地改變了他的是非觀，以使他在某種特殊條件下，能夠作出有利於中共的決定。中共幕後教唆的工作，終於使楊、張陰謀發動武裝政變的“火候”到了。

第二、西安事變的台前人物

　　眾所周知的是，事變的台前人物是張學良和楊虎城。就此二人的歷史而言，張學良是奉系軍閥張作霖之子。張作霖則是十七年軍閥復辟混戰的主要軍閥之一，所謂壞軍閥中的壞軍閥。張學良本人乃一介花花公子，從未有過一件勳勞，從未打過一場勝仗，由封建的傳承關係，因子承父業而成為東北王。其後，只是迫於日本壓力和內部異動，⁹⁰ 加上年輕氣盛，有一定的愛國情緒，而同意“東北易幟”，歸屬中華民國以為功。但這並沒有改變他作為一個封建軍閥的根本性質。至於楊虎城，原是西北軍將領、倒戈軍閥馮玉祥舊部，是謂舊軍人出身的新軍閥。既參加過馮的叛變，又是擁一省軍政大權的軍政領袖。新軍閥們並不真懂共和、民主為何物，甚至不懂中華民國為 “何國”。他們不僅身染民初軍閥混戰和北伐之後新舊軍閥叛亂的積習，而且身受三十年代上半期地方殘餘軍事勢力“假抗日以叛亂”的影響。特別是他們要保存和擴張一己軍事勢力的私慾，一旦時機成熟，契機出現，就會促成叛變的應運而生。距西安事變僅半年的兩廣六一叛變，其打着抗日旗號的鮮明特徵，就不能不說是西安事發的先聲。由是，“正在洶湧澎拜的民族主義浪潮（抗日浪潮）便夾雜着楊虎成的野心和老練沉着，夾雜着張學良的衝動和任所欲為的性格，更深藏着中共於危亡之中圖存的機心和周密策劃”，⁹¹ 終於釀成了一場茅頭直指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尤其是針對蔣本人的“陰謀武裝政變”，從而在三十年代殘餘軍閥的武裝叛亂史上，又推起了一股叛亂的惡浪，更在中共十年叛亂叛國的歷史上留下了最為罪惡的實績。蔣介石衛士排六十七名戰士倒在血泊中的慘痛景象，最近在中國大陸報刊上公開揭露出來的，“張學良決心殺蔣並已選定殺蔣人選”的事實，以及張、楊要和中共聯合打倒南京、建立“西京”，即事變一旦成功便要成立“西安聯合國民政府”的陰謀圖劃，⁹² 實在是把他們作為一夥叛亂成性之舊軍人和舊軍閥的本質，以及西安事變的陰謀武裝政變性質揭穿無疑。張、楊兩人雖然共有着舊軍人、舊軍閥的本質特徵，但兩人的城府卻一深一淺。因而，中共雖為整個事變的幕後教唆者和策反者，楊則為張的幕後策劃者。

第三、西安事變的最高處理者與和平調停者

　　如前所說，中共既是西安事變的“幕後教唆者與策反者”，為什麼西安事發之後它又成了一個“和平調停者”，甚至成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天使”，並在中國大陸自吹自擂了整整半個世紀呢？
　　這是因為，西安事變雖為殘餘軍閥於台前所發動，更為中共在幕後所策反。但是，中共作為一個武裝叛國集團，十年來，它的一切叛亂和叛國行為，都必須服從那個境外顛覆勢力 —— 蘇俄的需要和指揮。一九三五年八月以前，蘇俄一心要的是顛覆新中國 —— 中華民國，以便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所以，中共便在它的指使和指揮下，實行公然叛亂和公開叛國。一九三五年八月後，當蘇俄面對來自德、日兩個法西斯強鄰的威脅，為自保而必須改變策動他國共產勢力顛覆本國政府的陰謀時，它又要求各國共產黨必須與本國政府結成反德、反日的統一戰線，以共同保衛他們的“工人階級祖國 —— 蘇聯”。由於意在殺蔣的西安事變，只能造成中國群龍無首和分裂、混亂，進而造成中國迅速為日本所亡，其結果必然導致蘇俄面臨日本侵略的巨大危險，因此，斯大林才會一聽到事變的消息，立即親自擬電命令中共，一是懷疑西安事變是“日本間諜所為”，二是絕不容許中共殺蔣。斯大林的這個電報指示，中共無疑要絕對服從。因而，原來已經將殺蔣之意隱藏在字裡行間，任由張、楊去領會，並且“打算站在後面讓張、楊去打頭陣”的毛澤東，在接到斯大林的電報之後，只好於自嘲的狂笑聲中，決定由他們這一夥策劃殺蔣者，去說服張、楊不要殺蔣。這樣，中國的西安事變，雖由殘餘軍閥所發動，由中共所策反，然而，處理事變的最高決策者，卻是俄國的新沙皇 —— 斯大林（參見下卷第三章）。⁹³
　　於是，作為事變主要陰謀策反者之一的周恩來，便搖身一變而成為一個“和平使者”。只因他既遇上了一個年少無知、輕信盲從的張學良，又遇上了一個“重然若、儒氣太深”⁹⁴ 的中華民國領袖蔣介石先生。前者因自知闖下滔天大禍，遭到全國全世界反對，⁹⁵ 因而才在深自懊悔之中，將“捉曹演成了放曹”；後者則因周恩來開口“校長”，閉口“校長”，並一再向他保證能將被扣留在蘇俄的蔣經國弄回國，讓他父子團圓，對他動以“天倫之情”，從而才最終地博得了蔣的原諒和許諾。中共叛國集團和他的使者周恩來，終於在他們的俄國領袖命令下，由陰謀策反者而成為出賣張、楊者，及“和平調停者”，從而成為陰謀武裝政變 —— 西安事變的“全面勝利者”。周恩來這個人鬼兩面的共產派政治家，卻因此而凸顯了他的“光輝形象和倜儻風流”。

第四、西安事變的政治性質、現實結局和歷史後果

　　西安事變既是北伐成功以後，自中華民國統一至全面抗戰爆發的十年間，由殘餘軍閥勢力所發動的最後一次公開武裝叛亂，又是由殘餘軍閥勢力和中共武裝叛國集團首次聯手，以在抗日的旗號下，意在共同顛覆中華民國的首次陰謀武裝政變。首先，它使“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二星期（至多一個月，）可竟全功者，幾乎隳於一旦”。“而西北國防交通，經濟建設，竭國家社會數十年之心力，經營敷飾，粗有規模，經此變化，損失難計。欲使地方秩序，經濟信用恢復舊觀，又決非咄嗟可辦。質言之，建設進程，至少要後退三年，可痛至此”。⁹⁶ 此其一。
　　其二、由西安事變所表現出來的中國人民高漲的民氣，全國團結一致的氣氛，特別是蔣介石先生能夠凝聚全民族力量的人格和威望，終於使早已橫言“ 對西安事變絕不做壁上觀”的日本軍閥，深有“此時不滅中國，將無來時”的感喟（參見下卷第三章），從而提前了全面侵華戰爭的時間表。西安事變後僅半年，那一場由中共所一心盼望的“被侵略戰爭”，便終於在日本軍閥的瘋狂發動下，甚至是在中共的直接誘發下（參見本章注二），全面爆發了。不僅使我民族遭遇了亙古未有的巨大戰爭創傷，更為未來的中國歷史埋下了赤禍蔓延的悲慘結局。
　　其三、西安事變終於使中共因以而得救，使這一夥原來已經瀕於絕境的武裝叛國集團，不僅獲得了半年的喘息和整頓，而且乘機向國民政府和國民黨提出了“四項保證”，並因此而能立即與國民黨中殘存的親俄、親共派結縭，尤其是利用了那個二十世紀最無知的女人 —— 那個“一人便能夠抵得上百萬共產黨員的宋慶齡”，⁹⁷ 在國民黨內展開了一場緊鑼密鼓的連台大戲：名為要求國共再度“合作”，實為中共求得合法存在和擴張。由是，國民黨內部分裂再現。一九三七年二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一方面在以宋慶齡為首的原親俄派國民黨人進攻下，通過了所謂“實行孫中山三大政策遺囑”的提案，一方面則在反共派的堅持下，在會上通過了“關於根除赤禍之決議案”。雖然打了平手，但會議決議卻稱：“今者共產黨人於窮蹙邊隅之際，倡輸誠受命之說，本黨以博愛為懷，決不斷人自新之路。唯使鑒思往來，不容再誤……”國民黨的迂腐竟一至於此。
　　緊接着，蘆溝橋事變爆發，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中共方面固然加緊了“為抗戰而要求國民黨再度容共”的步伐，再度向國民政府和國民黨提出了“四項保證”，明確表示“願意在蔣委員長領導下，一致團結對外，抵抗日本侵略”。中華民國政府方面，則迫於大敵當前，只能明確表示“國內任何派別，只要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禦侮的旗幟下，共同奮鬥者，政府無不開誠接納……”。
　　中國共產黨不僅由是而獲得了合法的存在，而且當即重演對國民党進行“挖心戰術”的舊戲，直至在八年全面抗戰中不但迅速造成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而且，將對國民黨的滲透做到了令人嘆為觀止的地步。當天真的國民黨正在高興地看到全國團結抗戰的局面終於形成時，他們又如何能夠想到，中國共產黨早已在它的黨內決策了要使“日蔣火併”、而它自己卻要“到敵人後方去”搶地盤的“抗日”總策略（參見下卷第三章）。
　　其四、中華民族的命運，中華民國的命運，中國國民革命的命運，中國國民黨的命運，中國大陸人民的厄運，似乎就在“華清池槍聲驟響“的那一剎那間，就已經被確定了下來。蔣介石衛士排六十七名年輕戰士為領袖留下的鮮血，非但沒有改變蔣介石與國民黨人的“忠恕之道”，卻成為前驅者的血，為後來中共在中國大陸全面復辟殘暴的專制統治，留下了血跡斑斑的歷史前證。袁世凱、張勳、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孫傳芳，和包括張作霖在內的一個個反動軍閥們，雖然都不能改變中國國民革命的進程，不能推翻孫中山所締造的中華民國，不能阻止現代中國由專制向民主的過渡，更沒有在中國大陸實現長久的專制復辟統治，然而，由張學良、楊虎城的叛亂槍響而造成的，八年剿匪功虧一簣的歷史局面，從此竟為中國共產黨在共產革命名義下推行專制復辟，製造了千載難逢的歷史良機，更使得中國大陸人民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里，遭遇了亙古未有的劫難。
　　對於由陰謀武裝政變 —— 西安事變所造就的，如此巨大的歷史性悲劇效應，難道除掉中國共產黨之外，作為政變直接發動者的舊軍閥和叛亂者 張學良和楊虎城們，竟不應作為歷史的罪人，而受到人民和歷史的永恆審判嗎？再言之，如果張學良、楊虎城們，是在一九四九年後的西安發動了那一場陰謀武裝政變，其要殺害的乃是毛澤東，則他們的下場和“名聲”又將如何呢？
　　至少，中共領袖劉少奇、彭德懷等人的“冤魂”，能夠作出最為痛切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