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 论　　 民族英雄 —— 蒋介石与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

　　为什么说蒋介石是民族英雄？
　　第一、就历史而言，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外国或外族的全面入侵，其中有两次被亡国：一次是宋，一次是明。唯一没有亡国、并且全面战胜了侵略的，便是中华民国。那么，既然亡国之国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诸反抗侵略的人物，都能被历史称为民族英雄，则领导了中华民族长期守土抗战，并最终赢得了胜利的蒋介石先生，倒反而不能被称为民族英雄吗？
　　第二、就二次大战而言，凡被德、日、意侵略的国家，在欧洲除掉苏俄，在亚洲除掉中国，没有不亡的。英国本土只遭轰炸，未遭登陆，故不在此列。由是，未亡国家的领袖，如苏俄的斯大林，其沦陷的土地既不比中国小，伤亡的人数亦不比中国少；被亡国家的领袖，如法国的戴高乐，都能身负民族英雄的荣耀；相反，非但没有亡国，并且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竟有卓越贡献的战胜国 —— 中华民国的领袖蒋介石，倒反而不能称为民族英雄了？
　　第三、就二战期间各国的国内情形而言，应该说，没有一个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比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更加难以领导。因为刚刚统一了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所面临的，不仅有外患，更有内忧；不仅有日本的侵略，而且有赤色帝国苏俄的颠覆；不仅有军阀残余的连续反叛，而且有中共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和叛国。当是之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虽然面临“数面作战、国无同类”的困境，却仍能团结国人，内平叛乱叛国，外抗强敌侵略，非但没有亡国，并且正是在这一场反法西斯战争中，荡尽了百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奇耻大辱 —— 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主权，以一积弱之国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争得了举世公认的荣耀。如是，作为中华民国伟大卫国战争之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先生，如若他不是民族英雄，则谁可夸之？
　　第四、指蒋介石是民族英雄，还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华民国的领袖和他拥有领导中华民国抗战的功绩，其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实际原因，就是如同他曾亲自指挥北伐战争一样，他同样是那一场伟大卫国战争的实际指挥者和参加者。可以说，他修好、建设西南的国策，和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期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轨的思想，尤其是他根据国际国内条件而决策的持久战大战略，和他亲自指挥抗战、亲赴前线、历尽艰险的英勇行为，就更是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民族英雄的本相。⁸³ 若要将他与那个在局部抗战的前六年一心只想在苏俄指挥下叛乱叛国，在全面抗战的后八年一心只要“日蒋火并”，心心念念只想乘国难以抢天下的毛泽东相比，则毛都能够做成“中国人民的大救星”，难道蒋介石先生只做一个区区的民族英雄都不够格吗？
　　一九二七年秋，蒋介石赴日时曾回答记者说，他最佩服的历史人物是岳飞、文天祥，最崇拜的伟大人物是孙中山。而蒋介石先生本人作为一位在伟大卫国战争中保存了中华民族血脉的民族英雄，他岂但当之无愧，而且功垂千秋。

　　显然，只有在论证了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尤其是蒋介石先生非但不是“消极抵抗、积极妥协，只打内战、不打外仗”的民族罪人，相反，却是真正的抗日政府，抗日政党和民族英雄之后，我们才能将中共幕后策反，张、杨台前发动，和斯大林作为最高决策者的西安事变，其作为一场阴谋武装政变的政治本质和历史遗祸，辨析清楚。
　　西安事变，于今早已不是历史悬案。作为一九四九年夺权的胜利者，中共早已一再地、并且是赤裸裸地夸耀过它“英明策划”和“和平调停”的两面漂亮手段。同时，即便是西安事变的主要肇事者张学良本人，亦同样没有对自己当年的“兵谏”、即武装叛变讳莫如深。
　　然而，作为历史事件的西安事变虽未完全清楚，而作为遗祸历史的西安事变，就更是在海内外不能形成共识。尤其是作为政变阴谋策划者和发动者的历史罪恶，非但没有受到历史的认真清算— 如历史对袁氏窃国的一再清算那样，甚至反被当作英雄和豪杰，既在中国大陆被中共着意加以渲染，热情歌颂；又在海外被某些学者专家闹得纷纷扬扬，名声历久而不衰。从而使那一场险些卖了国家，断了国脉，至今仍在祸害着中国大陆人民的阴谋武装政变，尤其是它的“罪魁”与“祸首”，在今天仍被渲染着神秘的色彩，图画着英雄的形象，伪饰着要抗日救国的花环。由是，不仅使蒋介石先生因之而坐冤难申，更使这一伙当年置民族危亡、人民祸福于不顾的新旧军阀，竟成为人间灵杰而受人唏嘘、感慨和尊重。这无疑又是一个历史的“倒错”，是历史的是非曲直遭到混淆和曲解的严重恶果。因此，厘清事变的幕后人物、台前人物和决策人物，指证其叛国毁国的严重性质，道明它祸害民族的历史重罪，不仅是对历史的澄清，更是今天中国大陆人民要“思历史、决国是”的迫切需要。

第一、西安事变的幕后人物

　　一言以蔽之，西安事变的幕后人物是中国共产党。
　　中共之所以是西安事变的幕后人物，只因为其时逃亡在陕的中共二万残余红军正面临“被剿灭的绝境”。彼时，如果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虽能因“国难”而给万分垂危的中共以生机，但已经时不待我的中共，为了救命，才决策了“联张反蒋抗日”的阴谋。而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就正是中共这一“假抗日真反蒋”之阴谋策略所结的“果实”。诚如西安事变发生当天，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所称，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扬坚决与蒋分裂”（详见下卷第三章第二节）。此其一。
　　其二、之所以说中共是西安事变的阴谋策动者，盖因中共于夺权胜利后曾一再称西安事变乃为它所领导，所解决。所谓不打自招。尤其是一九八九年后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现代史著述已经明白无误地说道：“一九三五年秋，中共即令南汉宸派人向杨虎城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⁸⁴ “同年十二月，中共又派汪锋对杨虎城及西北军将领做工作。”⁸⁵ “一九三六年春王炳南则奉中共指派专从德国回国去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⁸⁶ 九十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共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华儿女》杂志，已专门发表吹捧王炳南是如何成为杨虎城幕僚，并如何胜利完成策反杨、张和参加策划西安事变的。
　　其三、实际上，在上述“冠冕堂皇”的用词用语下面，却是中共对杨虎城的“谋合”和对张学良的“挖心”。如同中共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间，曾借参加国民党而与国民党中的亲俄派“谋合”，以对国民党“挖心”一样。
　　首先，就中共对杨的“谋合”而论，应该说，在一九三五年冬，当刘少奇带着毛泽东“反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阴谋，抵达天津恢复中共北方局之后，他的三大使命之一，就是派人打入西北军和东北军，策反其上层将领。另两件则是煽动学潮和策动文化界“闹抗日”（参见下卷第三章）。中共党员魏以畴、南汉宸、蒋听松、刘子华迅速在杨部担任了要职。杨的办公厅主任韩威西、秘书宋绮霞都是中共党员。杨的宪兵第二营营长也是中共党员。中共党员王炳南曾为杨保送德国留学，受苏俄命令归国后由中共派做杨的工作。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南汉宸派代表见杨，同月中共又派汪锋与杨直接谋谈，一九三六年二月南汉宸的代表再与杨约谈，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共专派回国的王炳南与杨一再地“深谈和合谋”。由是，中共终与杨结盟。一九三六年六月，杨的富县王劲哉旅已用军用合作社的名义开设了中共的联络站，将大批的无线电器材、医用药品等运往延安。杨甚至已在西安设立了两个联络站，一个在杨部一位团长严揆要的防地，一个在杨的宪兵第二营内，营长为中共地下党员。中共往返西安、延安，进入内地，回归陕北，路条均由杨的十七路军提供。国民政府命令剿共的杨部，非但已与中共暗通款曲，甚至已经同流合污。然后，再由杨虎城去谋合已经被中共包围、“挖心”的张学良。
　　其次，就中共对张的“挖心”而言，一是仿照蒋介石庐山训练团而建立的“西安南郊王曲镇军官训练团”，虽由张、杨任正付团长，其实权却完全握在中共党员刘澜涛、应德田手中。中共党员应德田作为张学良的少将处长，更是张发动西安事变的秘密策划者之一。中共党员申伯纯即称：“王曲军官训练团训练时间虽然只有两个月，但对于改造思想，灌输联共抗日的主张却收效很大”。⁸⁷ 军官团学员就曾在西安事发前七天狂言“不要让蒋介石站着走出去，而应该爬着滚出去”。⁸⁸
　　二是以张学良为首的“抗日同志会”，实际负责人亦为中共党员刘澜涛、应德田等人。其创立时的十五人，全部是中共党员和“左倾”分子。尤为重要的是，这个组织还掌管了张学良一切秘密活动，一切与共产党联系的技术工作，以及东北军全军的人事工作。⁸⁹
　　三是西安事变后第二天就更名为“东北军政治大队”的学生队，有队员三百人，大部分是北平中共地下党介绍去的，其中更有一部分是中共地下党员。由是，中共及其地下党员们，乃抓住张学良和东北军丧土失家的“情结”，投合他，接近他，然后包围他，从而使“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揽大权”，“未作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浪漫狂慡、忿事急躁”的“少帅”张学良，终于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他的是非观，以使他在某种特殊条件下，能够作出有利于中共的决定。中共幕后教唆的工作，终于使杨、张阴谋发动武装政变的“火候”到了。

第二、西安事变的台前人物

　　众所周知的是，事变的台前人物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就此二人的历史而言，张学良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作霖则是十七年军阀复辟混战的主要军阀之一，所谓坏军阀中的坏军阀。张学良本人乃一介花花公子，从未有过一件勋劳，从未打过一场胜仗，由封建的传承关系，因子承父业而成为东北王。其后，只是迫于日本压力和内部异动，⁹⁰ 加上年轻气盛，有一定的爱国情绪，而同意“东北易帜”，归属中华民国以为功。但这并没有改变他作为一个封建军阀的根本性质。至于杨虎城，原是西北军将领、倒戈军阀冯玉祥旧部，是谓旧军人出身的新军阀。既参加过冯的叛变，又是拥一省军政大权的军政领袖。新军阀们并不真懂共和、民主为何物，甚至不懂中华民国为 “何国”。他们不仅身染民初军阀混战和北伐之后新旧军阀叛乱的积习，而且身受三十年代上半期地方残余军事势力“假抗日以叛乱”的影响。特别是他们要保存和扩张一己军事势力的私欲，一旦时机成熟，契机出现，就会促成叛变的应运而生。距西安事变仅半年的两广六一叛变，其打着抗日旗号的鲜明特征，就不能不说是西安事发的先声。由是，“正在汹涌澎拜的民族主义浪潮（抗日浪潮）便夹杂着杨虎成的野心和老练沉着，夹杂着张学良的冲动和任所欲为的性格，更深藏着中共于危亡之中图存的机心和周密策划”，⁹¹ 终于酿成了一场茅头直指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尤其是针对蒋本人的“阴谋武装政变”，从而在三十年代残余军阀的武装叛乱史上，又推起了一股叛乱的恶浪，更在中共十年叛乱叛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最为罪恶的实绩。蒋介石卫士排六十七名战士倒在血泊中的惨痛景象，最近在中国大陆报刊上公开揭露出来的，“张学良决心杀蒋并已选定杀蒋人选”的事实，以及张、杨要和中共联合打倒南京、建立“西京”，即事变一旦成功便要成立“西安联合国民政府”的阴谋图划，⁹² 实在是把他们作为一伙叛乱成性之旧军人和旧军阀的本质，以及西安事变的阴谋武装政变性质揭穿无疑。张、杨两人虽然共有着旧军人、旧军阀的本质特征，但两人的城府却一深一浅。因而，中共虽为整个事变的幕后教唆者和策反者，杨则为张的幕后策划者。

第三、西安事变的最高处理者与和平调停者

　　如前所说，中共既是西安事变的“幕后教唆者与策反者”，为什么西安事发之后它又成了一个“和平调停者”，甚至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天使”，并在中国大陆自吹自擂了整整半个世纪呢？
　　这是因为，西安事变虽为残余军阀于台前所发动，更为中共在幕后所策反。但是，中共作为一个武装叛国集团，十年来，它的一切叛乱和叛国行为，都必须服从那个境外颠覆势力 —— 苏俄的需要和指挥。一九三五年八月以前，苏俄一心要的是颠覆新中国 —— 中华民国，以便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所以，中共便在它的指使和指挥下，实行公然叛乱和公开叛国。一九三五年八月后，当苏俄面对来自德、日两个法西斯强邻的威胁，为自保而必须改变策动他国共产势力颠覆本国政府的阴谋时，它又要求各国共产党必须与本国政府结成反德、反日的统一战线，以共同保卫他们的“工人阶级祖国 —— 苏联”。由于意在杀蒋的西安事变，只能造成中国群龙无首和分裂、混乱，进而造成中国迅速为日本所亡，其结果必然导致苏俄面临日本侵略的巨大危险，因此，斯大林才会一听到事变的消息，立即亲自拟电命令中共，一是怀疑西安事变是“日本间谍所为”，二是绝不容许中共杀蒋。斯大林的这个电报指示，中共无疑要绝对服从。因而，原来已经将杀蒋之意隐藏在字里行间，任由张、杨去领会，并且“打算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的毛泽东，在接到斯大林的电报之后，只好于自嘲的狂笑声中，决定由他们这一伙策划杀蒋者，去说服张、杨不要杀蒋。这样，中国的西安事变，虽由残余军阀所发动，由中共所策反，然而，处理事变的最高决策者，却是俄国的新沙皇 —— 斯大林（参见下卷第三章）。⁹³
　　于是，作为事变主要阴谋策反者之一的周恩来，便摇身一变而成为一个“和平使者”。只因他既遇上了一个年少无知、轻信盲从的张学良，又遇上了一个“重然若、儒气太深”⁹⁴ 的中华民国领袖蒋介石先生。前者因自知闯下滔天大祸，遭到全国全世界反对，⁹⁵ 因而才在深自懊悔之中，将“捉曹演成了放曹”；后者则因周恩来开口“校长”，闭口“校长”，并一再向他保证能将被扣留在苏俄的蒋经国弄回国，让他父子团圆，对他动以“天伦之情”，从而才最终地博得了蒋的原谅和许诺。中共叛国集团和他的使者周恩来，终于在他们的俄国领袖命令下，由阴谋策反者而成为出卖张、杨者，及“和平调停者”，从而成为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的“全面胜利者”。周恩来这个人鬼两面的共产派政治家，却因此而凸显了他的“光辉形象和倜傥风流”。

第四、西安事变的政治性质、现实结局和历史后果

　　西安事变既是北伐成功以后，自中华民国统一至全面抗战爆发的十年间，由残余军阀势力所发动的最后一次公开武装叛乱，又是由残余军阀势力和中共武装叛国集团首次联手，以在抗日的旗号下，意在共同颠覆中华民国的首次阴谋武装政变。首先，它使“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乎隳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十年之心力，经营敷饰，粗有规模，经此变化，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恢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设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此”。⁹⁶ 此其一。
　　其二、由西安事变所表现出来的中国人民高涨的民气，全国团结一致的气氛，特别是蒋介石先生能够凝聚全民族力量的人格和威望，终于使早已横言“ 对西安事变绝不做壁上观”的日本军阀，深有“此时不灭中国，将无来时”的感喟（参见下卷第三章），从而提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时间表。西安事变后仅半年，那一场由中共所一心盼望的“被侵略战争”，便终于在日本军阀的疯狂发动下，甚至是在中共的直接诱发下（参见本章注二），全面爆发了。不仅使我民族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巨大战争创伤，更为未来的中国历史埋下了赤祸蔓延的悲惨结局。
　　其三、西安事变终于使中共因以而得救，使这一伙原来已经濒于绝境的武装叛国集团，不仅获得了半年的喘息和整顿，而且乘机向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提出了“四项保证”，并因此而能立即与国民党中残存的亲俄、亲共派结缡，尤其是利用了那个二十世纪最无知的女人 —— 那个“一人便能够抵得上百万共产党员的宋庆龄”，⁹⁷ 在国民党内展开了一场紧锣密鼓的连台大戏：名为要求国共再度“合作”，实为中共求得合法存在和扩张。由是，国民党内部分裂再现。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一方面在以宋庆龄为首的原亲俄派国民党人进攻下，通过了所谓“实行孙中山三大政策遗嘱”的提案，一方面则在反共派的坚持下，在会上通过了“关于根除赤祸之决议案”。虽然打了平手，但会议决议却称：“今者共产党人于穷蹙边隅之际，倡输诚受命之说，本党以博爱为怀，决不断人自新之路。唯使鉴思往来，不容再误……”国民党的迂腐竟一至于此。
　　紧接着，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共方面固然加紧了“为抗战而要求国民党再度容共”的步伐，再度向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提出了“四项保证”，明确表示“愿意在蒋委员长领导下，一致团结对外，抵抗日本侵略”。中华民国政府方面，则迫于大敌当前，只能明确表示“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的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
　　中国共产党不仅由是而获得了合法的存在，而且当即重演对国民党进行“挖心战术”的旧戏，直至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不但迅速造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而且，将对国民党的渗透做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当天真的国民党正在高兴地看到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终于形成时，他们又如何能够想到，中国共产党早已在它的党内决策了要使“日蒋火并”、而它自己却要“到敌人后方去”抢地盘的“抗日”总策略（参见下卷第三章）。
　　其四、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华民国的命运，中国国民革命的命运，中国国民党的命运，中国大陆人民的厄运，似乎就在“华清池枪声骤响“的那一刹那间，就已经被确定了下来。蒋介石卫士排六十七名年轻战士为领袖留下的鲜血，非但没有改变蒋介石与国民党人的“忠恕之道”，却成为前驱者的血，为后来中共在中国大陆全面复辟残暴的专制统治，留下了血迹斑斑的历史前证。袁世凯、张勋、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孙传芳，和包括张作霖在内的一个个反动军阀们，虽然都不能改变中国国民革命的进程，不能推翻孙中山所缔造的中华民国，不能阻止现代中国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更没有在中国大陆实现长久的专制复辟统治，然而，由张学良、杨虎城的叛乱枪响而造成的，八年剿匪功亏一篑的历史局面，从此竟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革命名义下推行专制复辟，制造了千载难逢的历史良机，更使得中国大陆人民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劫难。
　　对于由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所造就的，如此巨大的历史性悲剧效应，难道除掉中国共产党之外，作为政变直接发动者的旧军阀和叛乱者 张学良和杨虎城们，竟不应作为历史的罪人，而受到人民和历史的永恒审判吗？再言之，如果张学良、杨虎城们，是在一九四九年后的西安发动了那一场阴谋武装政变，其要杀害的乃是毛泽东，则他们的下场和“名声”又将如何呢？
　　至少，中共领袖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冤魂”，能够作出最为痛切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