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现核工业的十二年计划，毛需要更多的农产品来偿付。他制定了个有关农业的十二年计划，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要求农民到一九六七年时年产一万亿斤粮食。这个数字是毛根据十二年中需要多少农产品出口推算出来的，比历史最高年产量一九三六年的三千亿斤，高出两倍多。
这个指标完全不切实际，遭到几乎整个政治局的反对。出声最高的是负责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的周恩来，为他撑腰的是刘少奇。大家都很清楚，如按《纲要》征粮，已经在饿饭的千百万农民就得饿死。
一九五六年二月，一向顺从的周恩来把计划中的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投资砍掉大约四分之一。周知道中国没有条件买毛要的所有的东西。他的打算是集中资金发展核工业和主要项目，把次要项目放一放。其实不放也不行，中国没有足够的钢铁、水泥、木材等物资。周的这一举动，被称为“反冒进”。
毛要的是所有项目一齐上马。毛对经济是外行。薄一波说，毛那时要听管经济的部委汇报，但听得非常吃力：“毛主席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他带着疲乏的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累的原因是：“汇报材料很不理想，只有干巴巴的条条或数字，没有事例，使他听起来非常吃力。”一次，听一位部长汇报，毛紧皱眉头，抬起头来说，这是使他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周恩来某次检讨说，他给毛的报告是材料数字一大堆，没有故事性。
数字跟毛无缘。南斯拉夫第二号人物卡德尔（Edvard Kardelj）跟毛打交道后说：“数字对他是不必抠死的。比方说，他说：‘要两百年的时间，或者四十年。’”苏联在华经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Ivan Arkhipov）对我们叹着气说，毛对经济“完全不通，一窍不通”。
毛对自己想达到的目标却一点儿也不糊涂。四月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叫把砍掉的部分加回去。政治局没有从命，坚持他们的意见。毛怒而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去找毛，想说服毛，最后实在无法时冒出一句，说他“从良心上不能同意” 毛的做法。周恩来跟毛讲良心，使毛怒不可遏。但毛无可奈何。
毛的同事们跟他顶撞，原因是毛的要求太过分，后果太严重。这时莫斯科发生的一件大事，也使他们的胆子格外壮。这年二月二十四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秘密报告反斯大林，谴责斯大林的肃反杀人、独断专行，还有斯大林的工业化措施。中共领导人现在纷纷就这些问题批评斯大林。刘少奇说斯大林的错误第一是“肃反扩大化”，还有“农业上犯错误。苏联至今没有解决农业问题”。张闻天说：“苏联内政主要错误是没有把农业搞好，粮食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太偏重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苏联轻工产品几十年无改进，我在苏联当大使时去商店几乎没什么可买。粮食也一直很紧。……值得从中吸取教训。”四月二十日，周恩来在国务院说：“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对的，但忽视了农业就会犯大错误。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些问题上对斯大林的批评打在毛泽东身上。毛反守为攻，规定对斯大林必须“三七开”，“正确是七分，是主要的；错误是三分，是次要的。”错的三分不是别的，仅是斯大林怎样虐待了毛：“这些事想起来就有气。”
但毛不能公开跟赫鲁晓夫翻脸。赫鲁晓夫代表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哥”。毛离不开赫鲁晓夫，他的军工项目、原子弹，都得从赫鲁晓夫那里来。赫鲁晓夫出其不意地大反斯大林，也让毛对他刮目相看。毛觉得这个人不简单，多次若有所思地讲：“赫鲁晓夫有胆量，敢去碰斯大林”，“这确实需要点勇气。”毛拿不准赫鲁晓夫，他得小心从事。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当他的同事们赞同赫鲁晓夫而反对他的政策时，毛没有一榔头打过去。他忍下了。无从发泄的怒火使他拂袖而去，离开北京到了外省。中国各省的“第一书记”，都是毛特别挑选的。
毛这次离开北京的方式不同以往。他在深夜亲自给空军司令刘亚楼打电话，要他准备飞机。毛一向认为飞机危险而不愿意坐，上次还是在一九四五年，他不得不飞到重庆去跟蒋介石谈判。毛这次要坐飞机了，可见他是多么迫不及待地要离开北京。
毛第一次坐由中国人驾驶的飞机。为了照顾他的生活习惯，机舱里放了张木板床。登机前一刻，机组人员才得知乘坐飞机的是毛。这是五月三日早上，一个难得的好天气。毛跟机组握手，接着站着不动，良久不作声。刘亚楼提醒他上了飞机后，他坐下再度陷入沉思，手里夹着的香烟烟灰结得老长也未弹去。突然他像醒过来似的命令起飞。
首站是武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候机大厅里立了座毛的立体塑像，这大概在全中国尚属第一。当时赫鲁晓夫刚谴责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毛对塑像表示不满意，叫王任重“一定要搬掉，不然唯你是问。”王翻来覆主地想，搬好还是不搬好，最后决定不搬，塑像就留了下来。
毛从武汉飞往广州，接他的是另一个对他五体投地的省委书记陶铸。江青也在那里。毛的别墅是美丽的大庄园“小岛”，靠在珠江边上。因为毛来了，江上交通运输都停了下来，附近江面也封锁起来。毛的随从奉命不许见客，不许写信，不许打电话，更不必说出门走一走了。天气又闷又热，毛的房间里放了五桶冰块也无济于事。花园里的热带花草茂盛，蚊子到处乱飞，从香港买来灭蚊的DDT杀虫剂，但漏网分子众多。毛怪工作人员灭蚊不力，发了脾气。
真正使毛心情烦躁的是北京。刘少奇、周恩来继续地不听话，还在那里砍军工项目。五月底，毛离开广州飞回武汉。他要用游长江的方式，给刘、周们发出一个严厉而又意味深长的警告：他身强力壮，有体魄、有决心斗到底。
长江宽阔流急，游泳似乎有风险。但就像毛的警卫所说，毛游泳“是有限度的，没有把握和冒风险的事他是不会做的”。后来他想游三峡，警卫告诉他那里的水情险恶，他就没有游。在武汉，王任重带领几十个人先试游，找暗流，探漩涡。当毛游泳时，若干训练有素的警卫按照规定的位置，把毛围起来，使他万无一失。旁边还有三条船，以便他略感不适或有任何不测时，可以随时上船。
毛连游了三天。风大，浪也高，但是毛怡然自得，写了首词，称自己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最后那天下着小雨，长江两岸组织了几万人从远处观看毛游泳，“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不断。
在北京，六月四日，政治局进一步决定更多的项目下马。毛在这天下午回到北京，他的“回銮”并未影响同事们的决心。
十二日，刘少奇把他安排写的“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送给毛看。社论批评说：“一切工作，不分轻重缓急，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贪多图快而造成浪费”。社论还说：急躁情绪“首先存在在上面”，“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毛后来说，社论“尖锐地针对我”。他在稿上批了三个字：“不看了”，就退给了刘少奇。尽管毛明显恼怒，社论照样在二十日登出。
这时的毛心里很不踏实，甚至比跟斯大林较劲时还不踏实。毛了解斯大林，但赫鲁晓夫是个未知数。赫鲁晓夫摒弃了斯大林主义，天晓得这个莽汉下一步会干什么。特别是赫鲁晓夫刚把匈牙利的斯大林信徒拉科西弄下了台。金日成的同事们，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所鼓舞，也差点儿把看去地位牢不可破的“伟大领袖”在八月党的全会上选下台。
毛泽东本人面临他掌权以来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八大”。大会即将在九月召开，改期是不可能的，赫鲁晓夫时期的新精神是按章程办事，大会宣传也已作出。毛担心他要是跟政治局闹翻了，逼急了他们也许会在党代会上对他来这么一手，比方说给他一个有职无权的职位，或者是把他的政纲的灾难性后果在大会上公开，这样一来把他选掉也未可知。共产党的党代会当然都是精心操纵的，但问题是谁来操纵，毛平时都是靠政治局，现在政治局跟他处在“交战 ”状态。莫斯科派来参加“八大”的代表又是米高扬，正是此人在几个星期前具体策画把拉科西拉下马。
为了使“八大”不会危及自己，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提醒同事们不要想入非非。九月十日，“八大”开幕前的一次预备会议上，毛仿佛推心置腹似的说：“有些话我过去也没有讲过，我想在今天跟你们谈一谈。”接着他长篇大论地讲起从前他受到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 ”毛承认：“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毛还说：“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如此等等。毛的坦诚并非心血来潮作检讨，他是在强调：再犯错误，造成再大的灾难，我毛泽东也垮不了，谁也奈何不了我。
毛的主要步骤还是表现得通情达理，愿意让步。他同意在党章中不提“毛泽东思想”。当然，他用别的办法来补偿。党章报告中把他称为英明领袖，“从来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反个人崇拜的潮流被他导向对他有利的方向。“朱总司令万岁！”这类口号一律不准喊了，中共其他领导人的肖像一律去掉，只留他一个人的肖像。毛对外国人说起时，好像他是不得已而为之：“过去我们游行中拿着马、恩、列、斯的像，拿着几个中国人——毛、刘、周、朱的像和兄弟党领袖的像。现在我们采取了“打倒一切 ”的办法：谁的像都不拿……但是有五个死人——马、恩、列、斯、孙的像，和一个活人——毛泽东的像还挂着。挂就挂吧。”
毛在别的方面也给人印象他在妥协。“八大”推崇法制，刘少奇的政治报告说要“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毛泽东统治的法宝“搞运动”被批评为：“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不过，“八大”一完，法制也就完了。
毛最大的让步是同意他的以军工为核心的工业化走得慢一点。在政治报告上，毛删去他喜欢的口号：“又多、又快”；允许把他“十五年”内实现工业化的提法改成“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忍耐了对他的批评，如暗示他犯了“‘左’倾的错误”，“冒险主义的错误”，“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使人民的负担过重”，“造成浪费”。
由于毛的退让，军工项目减少，一九五六年人民吃粮水准是毛二十七年统治下最高的：四百一十斤。一九五七年，经毛点头，军工投资继续下降百分之二十一。
一年工夫，他将卷土重来。(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