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恩合寫《宣言》時，均不到30歲。1842年他們在巴黎結識，並在1847年至1848年間完成了《宣言》的寫作。1848年2月出版時，正好趕上歐洲各地的革命熱潮，但《宣言》對英國工人卻似乎並沒有產生影響。

按照馬恩在《宣言》中所表述的，“所有社會的歷史，就是一部階級鬥爭史”，資產階級是“無憐憫心、赤裸裸的自私自利、無恥、直接、粗暴的剝削”，正是資產階級造就了可憐的無產階級(現代工業的勞動階層)，這些可憐的勞工，把自己一塊塊地賣給資本家，只有在找到工作時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在能用勞工來增加資本時，才找得到工作。隨着工人階級生活條件的惡化，資產階級愈來愈不適合治理社會；社會內部會產生動亂，爆發為公開的革命，推翻資產階級，摧毀私人財產。資產階級的所作所為，其實都是在自掘墳墓，因此，“無產階級除了手銬和腳鐐之外，沒什麼好損失的，他們可以贏得整個世界。”

那麼，當時英國產業界的實際情況如何呢？George Boyer教授經過研究發現，1840年時，英國成年男性勞動力中，有47.3%在產業界工作；而在1900年之前，西歐沒有任何國家的工人比例這麼高過。不過，1861年之前，整個英國還稱不上是“一座工廠”，大型的工廠很少，而且大都是棉紡廠，這些棉紡廠主要集中在英國中西部的曼徹斯特。

George Boyer教授的結論是，《宣言》過度渲染了工人的悲慘，其實，大部份的工人還是在傳統的小型工廠就業，真正被系統地剝削的大型棉紡廠很少，而且只是集中在曼徹斯特。

以撰寫《美國的民主》而聞名的法國政治思想家Alexis de Tocqueville，1835年參觀曼徹斯特與伯明翰（1840年代英國的第2大工業城）時，說曼徹斯特“有一些大資本家，幾千個窮苦的工人和少數中產階級”，而伯明翰有“有少數大產業，有許多小工業。工人在自己家裡工作，或在小型工廠內和老闆一起工作。工人看起來較健康，生活較好，較有秩序，也比較有道德”。

George Boyer教授認為問題就出在馬恩自身。因為恩格斯的家族在曼徹斯特有棉紡工廠，但他並沒有在伯明翰住過，因此把曼徹斯特的狀況當成普遍的情形。而馬克思則一半靠恩格斯的轉述，一半靠從報章雜誌的斷章取義，從而導致《宣言》過度渲染了勞工階級被剝削的慘狀。

根據馬恩的解釋，曼徹斯特工人的悲慘生活是源於他們被“資本家無情地剝削”，但現代經濟史學者卻認為，是由於當時英國正處於“1840年的饑荒”。

資料顯示，1841年曼徹斯特有128家工廠，有32%的棉花工人在規模大於500個工人的工廠里就業。當時城裡的街道狹窄，路面沒鋪設，到處是污泥、排泄物、噁心的臭味，骯髒的環境讓傳染病迅速散布。勞工、機械工的平均死亡年齡是17歲，曼徹斯特57%的孩童在5歲之前死亡，而在在鄉村地區的Ruthland，平均死亡年齡是38歲。但是工人們寧願在曼徹斯特工作，是因為這裡的工資是Ruthland的2倍。

而恩格斯參觀曼徹斯特的時間是1842年11月，正是飢餓時期：英國經濟不景氣，棉紡業陷入困境，資本家破產；失業率在1841年為15%，1848年更高達18.6%。雖有國家救濟，但仍是杯水車薪。在這種情況下，整個社會與工人階級出現了暴動的傾向，如1842年8月7日，就有一萬名工人發動罷工，要求“合理的工作與合理的工資”。罷工者拔掉了工廠的動力設備，破壞生產工具，軍隊介入逮捕了帶頭者。罷工事件3個月後，恩格斯來到了曼徹斯特，看到了罷工後的殘破景象。

於是，恩格斯把在曼徹斯特的見聞轉告給了馬克思，馬克思由此得出了前述結論。

然而，英國在經歷了40年代的飢餓時期後，從1850年開始迅速進入了“維多利亞繁榮期”。1856-73年間，英國工人每小時的生產力，每年增長1.3%，這項增長率直到1951-73年間才被超越過。也就是說，《宣言》裡所預測的“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工資會下降”是完全錯誤的。因為這一時期，工人的生活水準大幅提高，實質工資在1851-73年間增加了26%，在1851-81年間增加了38%。經濟好轉後，工人組織全國性的工會，保障工人的福利，不必依靠國家來救助。

正是因為工人生活水準的提高，當1848年《宣言》出版後，人們對鬥爭自然無法產生興趣。不過，馬恩對此並未死心，仍然期盼着下一波的經濟危機會再帶來革命的熱潮。然而，他們還是失望了，只好轉而批評英國工人的“狹隘心態”。他們所期待的共產黨革命終於在1917年的俄國發生了，但卻是一場奪取民主政權的政變。

George Boyer教授認為，《宣言》所傳達的信息，從現代的眼光來看，顯然是從一個較短的事件時間，對單一產業（棉紡）與單一城市（曼徹斯特）做了較狹隘的觀察後，提出過度悲觀的結論（資本制度必亡），也過度高估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可能性與可行性。

顯而易見，馬恩對於經濟的理解與分析也是相當片面的。那些賦予煽動性、迷惑性的詞藻除了將這個世界帶入你死我活的鬥爭外，似乎別無他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