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合写《宣言》时，均不到30岁。1842年他们在巴黎结识，并在1847年至1848年间完成了《宣言》的写作。1848年2月出版时，正好赶上欧洲各地的革命热潮，但《宣言》对英国工人却似乎并没有产生影响。

按照马恩在《宣言》中所表述的，“所有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资产阶级是“无怜悯心、赤裸裸的自私自利、无耻、直接、粗暴的剥削”，正是资产阶级造就了可怜的无产阶级(现代工业的劳动阶层)，这些可怜的劳工，把自己一块块地卖给资本家，只有在找到工作时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在能用劳工来增加资本时，才找得到工作。随着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恶化，资产阶级愈来愈不适合治理社会；社会内部会产生动乱，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摧毁私人财产。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在自掘坟墓，因此，“无产阶级除了手铐和脚镣之外，没什么好损失的，他们可以赢得整个世界。”

那么，当时英国产业界的实际情况如何呢？George Boyer教授经过研究发现，1840年时，英国成年男性劳动力中，有47.3%在产业界工作；而在1900年之前，西欧没有任何国家的工人比例这么高过。不过，1861年之前，整个英国还称不上是“一座工厂”，大型的工厂很少，而且大都是棉纺厂，这些棉纺厂主要集中在英国中西部的曼彻斯特。

George Boyer教授的结论是，《宣言》过度渲染了工人的悲惨，其实，大部份的工人还是在传统的小型工厂就业，真正被系统地剥削的大型棉纺厂很少，而且只是集中在曼彻斯特。

以撰写《美国的民主》而闻名的法国政治思想家Alexis de Tocqueville，1835年参观曼彻斯特与伯明翰（1840年代英国的第2大工业城）时，说曼彻斯特“有一些大资本家，几千个穷苦的工人和少数中产阶级”，而伯明翰有“有少数大产业，有许多小工业。工人在自己家里工作，或在小型工厂内和老板一起工作。工人看起来较健康，生活较好，较有秩序，也比较有道德”。

George Boyer教授认为问题就出在马恩自身。因为恩格斯的家族在曼彻斯特有棉纺工厂，但他并没有在伯明翰住过，因此把曼彻斯特的状况当成普遍的情形。而马克思则一半靠恩格斯的转述，一半靠从报章杂志的断章取义，从而导致《宣言》过度渲染了劳工阶级被剥削的惨状。

根据马恩的解释，曼彻斯特工人的悲惨生活是源于他们被“资本家无情地剥削”，但现代经济史学者却认为，是由于当时英国正处于“1840年的饥荒”。

资料显示，1841年曼彻斯特有128家工厂，有32%的棉花工人在规模大于500个工人的工厂里就业。当时城里的街道狭窄，路面没铺设，到处是污泥、排泄物、恶心的臭味，肮脏的环境让传染病迅速散布。劳工、机械工的平均死亡年龄是17岁，曼彻斯特57%的孩童在5岁之前死亡，而在在乡村地区的Ruthland，平均死亡年龄是38岁。但是工人们宁愿在曼彻斯特工作，是因为这里的工资是Ruthland的2倍。

而恩格斯参观曼彻斯特的时间是1842年11月，正是饥饿时期：英国经济不景气，棉纺业陷入困境，资本家破产；失业率在1841年为15%，1848年更高达18.6%。虽有国家救济，但仍是杯水车薪。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与工人阶级出现了暴动的倾向，如1842年8月7日，就有一万名工人发动罢工，要求“合理的工作与合理的工资”。罢工者拔掉了工厂的动力设备，破坏生产工具，军队介入逮捕了带头者。罢工事件3个月后，恩格斯来到了曼彻斯特，看到了罢工后的残破景象。

于是，恩格斯把在曼彻斯特的见闻转告给了马克思，马克思由此得出了前述结论。

然而，英国在经历了40年代的饥饿时期后，从1850年开始迅速进入了“维多利亚繁荣期”。1856-73年间，英国工人每小时的生产力，每年增长1.3%，这项增长率直到1951-73年间才被超越过。也就是说，《宣言》里所预测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资会下降”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一时期，工人的生活水准大幅提高，实质工资在1851-73年间增加了26%，在1851-81年间增加了38%。经济好转后，工人组织全国性的工会，保障工人的福利，不必依靠国家来救助。

正是因为工人生活水准的提高，当1848年《宣言》出版后，人们对斗争自然无法产生兴趣。不过，马恩对此并未死心，仍然期盼着下一波的经济危机会再带来革命的热潮。然而，他们还是失望了，只好转而批评英国工人的“狭隘心态”。他们所期待的共产党革命终于在1917年的俄国发生了，但却是一场夺取民主政权的政变。

George Boyer教授认为，《宣言》所传达的信息，从现代的眼光来看，显然是从一个较短的事件时间，对单一产业（棉纺）与单一城市（曼彻斯特）做了较狭隘的观察后，提出过度悲观的结论（资本制度必亡），也过度高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显而易见，马恩对于经济的理解与分析也是相当片面的。那些赋予煽动性、迷惑性的词藻除了将这个世界带入你死我活的斗争外，似乎别无他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