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卷

共產革命、農民造反與中國共產黨

第四章

中共假言抗日以圖存、藉口抗日以擴張（下） 
 

　　中共的借抗日以擴張，是不擇手段的。而所謂借抗日以擴張，並不是說，中共乃是一邊抗日一邊擴張，倘若真是如此，倒也罷了。問題的關鍵是，中共為了擴張，非但不打敵軍，而且專打友軍，非但不向敵人占領地區進攻，甚至向一切敵後地區和戰爭區域的己方進攻。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毛澤東在向中共中央東南局寫出的指示信中，即要求“在一切敵後地區和戰爭區域，應強調同一性，不應強調特殊性……即均有敵人，均在抗戰。因此，我們均能夠發展，均應該發展。這種發展的方針，中央曾多次給你們指出來了。所謂發展，就是不受國民黨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範圍，不要別人委託，不靠上級發餉，獨立自主地放手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在這種根據地上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建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向一切敵人占領區域發展。例如在江蘇境內，應不顧顧祝同、冷欣、韓德勤等反共分子批評、限制和壓迫，西起南京，東至東海，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儘可能迅速地、並有步驟有計劃地將一切可能控制的區域控制在我們手中，獨立自主地擴大軍隊，建立政權，設立財政機關，徵收抗日捐稅，設立經濟機關，發展工農商業，開辦各種學校，大批培養幹部。中央前要你們在一年內，在江浙兩省敵後地區，擴大武裝至十萬人和迅速建立政權等項，不知你們具體布置如何？過去已經失去了時機，若再失去今年的時間，將來就更困難了。”⁴²
　　對此，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記》裡寫道：“中共軍隊放棄前線陣地，向與國民黨軍隊接界的地區調動，這種政治醜聞突然在重慶傳開了。中國的很多組織要求把特區和中共軍隊無條件地移交給中央政府主席管轄，重慶氣憤地談到了共產黨的出賣，把國土拱手讓給了侵略者。”⁴³
　　中共借抗日以擴張，不僅不擇手段，而且，如前所說，當全面抗戰尚未開始，西安事變尚未策動成功，中共就已經藉口宣傳抗日來重建地下組織，再造共產革命。及至西安事發，全面抗戰開始後，中共就更加迫不及待地拾起它昔日的舊戰術，對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國民國革命軍重新大加滲透和“挖心”。等到中共的擴張已經頗有成就，其實力已經大大增強，已經很有一副“你奈我何”的神氣時，中共在政治、軍事、思想、文化上對大後方的擴張，已經是無所不用其極。毛澤東在同一封指示信里就曾指示說：“在國民黨統治區域的方針，則和戰爭區域、敵後區域不同。在那裡，是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反對急性和暴露……利用國民黨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會習慣所允許的範圍，穩紮穩打地進行鬥爭和積蓄力量。在黨員被國民黨強迫入黨時，即加入之；對於地方保甲團體、教育團體、經濟團體、軍事團體，應廣泛地打入之；在中央軍和雜牌軍中，應該廣泛地展開統一戰線的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在一切國民黨區域，黨的基本方針，同樣是發展進步勢力（發展黨的進步組織和民眾運動），爭取中間勢力（民族資產階級、開明士紳、雜牌軍隊、國民黨內的中間派，中央軍中的中間派，上層小資產階級和各小黨派，共七種），孤立頑固勢力。……在國民黨區域，黨的機關應極端保密，東南局和各省委、各特委、各縣委、各區委的工作人員（從書記到伙夫）應該一個一個地加以嚴密的審查，決不允許稍有嫌疑的人留在各級領導機關之內。”（黑體為引者所加，上下同）⁴⁴
　　在對所謂國統區的滲透和“挖心”中，毛澤東和他的中共，不僅因利用了三十年代就已經培養和組織成功的“無產階級文藝戰士們”，而卓有建樹，並陰謀通過發展“抗戰文藝”的方式，以進行滲透和“挖心”，從而在相當程度上達到了中共在其它“戰場”上所達不到的，“打進去和拉出來”的巨大成效。一九三九年以後，在大後方，中共利用文藝對國民政府、國民黨的滲透、“挖心”和進攻，已愈來愈走向了成功。據中共黨史專家稱，當時，“周恩來出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使第三廳成為黨（按：指共產黨，下同）領導下的統一戰線機構……”⁴⁵
　　一九三八年夏，中共中央甚至根據周恩來的建議，“確認郭沫若為魯迅的繼承者。他主持的第三廳、文工會成為黨在文化方面公開工作的司令部”。⁴⁶ “自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抗戰文藝轉入了一個新的方向，即暴露與諷刺國統區的黑暗……”⁴⁷ “從一九四四年一月到一九四五年十月，其特點是文藝匯入了‘民主運動’。其一，廣大文藝工作者自覺地站在民主運動的前列；其二，對國民黨文藝政策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抨擊；其三，創作了一批揭露國民黨黑暗統治區的作品；其四，毛澤東文藝思想得以傳播……”。⁴⁸
　　中共種種志在擴張的陰謀製造了中國抗戰陣營的嚴重分裂。如果戰前的地方軍事勢力和各派軍事力量都起來紛紛效法中共假抗日、真擴張，互相大加滲透，大搞挖心，中國的抗戰將完全可能失敗在自身的分裂和內訌之中。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由是才被迫制定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企圖限制中共假抗日和真擴張的行徑，雖是亡羊補牢，卻為時已晚。因為已經謀奪了巨大擴張成果的毛澤東和中共，已經不再害怕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雖然，為了以防萬一，以不使一九二七年被清除出國民革命陣營的“悲劇”重演，毛澤東乃窮思竭慮地設計了一整套繼續擴張和公然擴張的辦法 —— 包括理論、策略和種種手段，並在“反對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義下，採取明暗兩手，以反擊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對他們假抗日、真擴張之陰謀賣國路線的揭露、反對和限制。

第一、毛澤東指罵揭露他們假抗日真擴張者為投降派和頑固派

　　一九三九年十月，毛澤東在“必須制裁反動派”一文中，指責國民黨“《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的內容全部是反動的，是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的，是不利於抗戰、不利於團結、不利於進步的。”並指責在《限制異黨活動辦法》中所指出的“共產黨搗亂、八路軍、新四軍游而不擊、不聽指揮、陝甘寧邊區實行割據、向外擴張、共產黨陰謀推翻政府等，均為假消息，假報導，假文件、假決議。”更指罵說，“現在偏偏有那些投降派、反動派、頑固派在抗戰的隊伍中鬧磨擦，鬧分裂……”，毛甚至還要反問一句“這種行為對不對呢？”⁴⁹
　　雖然毛澤東利用“在野黨”的優勢對國民党進行了反誣，但由於毛澤東深感中共假抗日和真擴張的陰謀賣國路線，已經引起了廣泛的警覺，為防止在群情憤怒之下，國民黨當真會暫時置抗日於不顧，重複“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集中兵力再來一次圍剿，於是，他才迫不及待地警告他的黨人說：“我黨各級領導和全體同志，應該提高對當前時局的警覺性，用全力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我們的黨，鞏固黨所領導的軍隊和政權，以準備對付可能的危害中國革命（按：不是抗日）的突然風波，使黨和群眾在可能的突然事變中不致遭到意外的損失……在應付可能的全國性的突然事變的問題上，也只有採取鬥爭的方式，才能使全黨全軍在精神上有所準備，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則，就會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錯誤。”⁵⁰

第二、毛澤東製造了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革命理論”

　　為了“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為了在全國造成“國民黨反共、共產黨無辜”的輿論，為了拉攏一切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心懷異志者，為了能夠以進為退地將中共的假抗日、真擴張合法化和合理化，一言以蔽之，就是為了保住共產黨已有的擴張勢力和繼續擴張共產黨的勢力，毛澤東認為必須設計和製造出一整套理論、策略和軍事行動，以反擊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對他們的揭露、批評和限制。他說：“如果我們能夠提出正確的革命理論對於他們的反革命的理論給以堅決的打擊；如果我們能夠在政治上採取適合時宜的策略步驟，對於他們的反共反進步政策給以堅決的打擊；如果我們能夠採取適當的軍事步驟，對於他們的軍事進攻給以堅決的打擊；那末，就有可能限制他們實施反動政策的範圍，就有可能發展進步勢力，而使他們陷於孤立。”⁵¹

一、毛澤東製造了“國民黨頑固派”的概念
　　這個“革命理論”的製造，不過是二十年代中國國民黨有聯俄容共做法之時，蘇聯顧問鮑羅廷所使用過的伎倆，即再一次將國民黨直至其它社會成份劃為左、中、右三派，卻又將名稱改變為“進步派、中間派和頑固派”，並決策“發展進步派、團結中間派和打擊頑固派”。由是，毛澤東說：“頑固勢力目前就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勢力。這些階級，現在分為降日派和抗日派。目前大資產階級抗日派是和降日派有區別的。他們採取兩面政策，一面尚在主張抗日，一面又執行摧殘進步勢力的極端反動政策，作為將來準備投降的步驟。”⁵²
　　在此，毛澤東提出了頑固派的階級概念（按：他早已“忘記”中共在“四項保證”里所提出的“停止階級鬥爭的保證”了），又指出了頑固派的兩種不同類型，一是投降派，二是抗日派，並且“即便是抗日派，將來也要去投降，現在他們反共就是為了將來的投降”。實際上是要將正在抗日的國民黨也定性成為投降派。
　　毛澤東在得出了這樣一個與事實悖反的陰謀結論之後，又說道：“現在的國民黨中，頑固派還站在支配其政策的地位。”⁵³ 也就是說，正在領導着艱苦抗戰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領袖們，就是他所指明的頑固派，即投降派，也就是“即使今天沒有投降，將來也會投降者”。
　　然而，歷史的事實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非但在當時不曾投降，而且在後來更沒有投降。同時，他們不僅領導全民族抗戰有功，而且因對反法西斯戰爭的卓越貢獻，而使我們的祖國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戰勝國和領袖國。所以，毛澤東指罵他們是正在投降和必將投降的頑固派，便是徹底的栽贓。

二、毛澤東炮製了“打擊頑固派、團結中間派和發展進步勢力”的理論
　　毛澤東雖指國民黨頑固派“現在還具有支配國民黨政策的地位”，但又說他們在“數量上只占少數，他的大多數黨員（很多是掛名黨員）並不是頑固派。”他還說“這一點必須認識清楚，才能利用他們的矛盾，採取分別對待的政策，用極大力量去團結國民黨中的中間派和進步派。”⁵⁴ 此與當年鮑羅廷對國民黨實行挖心的政策如出一徹。此其一。
　　其二、毛澤東說：“發展進步勢力，就是發展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就是放手擴大八路軍新四軍，就是廣泛地創立抗日民主根據地，就是發展共產黨的組織到全中國，就是發展全國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兒童等等的民眾運動，就是爭取全國的知識分子，就是擴大爭民主的憲政運動到廣大人民中間去……發展進步勢力，是一個嚴重的鬥爭過程……須同頑固派做殘酷的鬥爭……”在此，毛澤東已經指明要和正在艱難領導抗日的“頑固派”做殘酷的鬥爭了。⁵⁵
　　其三、對於中間勢力，毛澤東則明確指出：“爭取中間勢力，就是爭取中等資產階級，爭取開明士紳，爭取地方勢力派……地方勢力派包括有地盤的勢力派和無地盤的雜牌軍兩種力量在內。”他還說：“爭取中間勢力，是我們在抗日時期的極嚴重的任務，”⁵⁶ 這個“極嚴重”的任務，說穿了，就是如同一九二七年前後那樣，要再一次製造國民黨的內部分裂，以瓦解正在堅持領導抗戰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
　　時值抗戰進入艱苦的相持階段，時值日本侵略者正在對我大後方發動一次又一次的大規模進攻，時值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以及除中共以外的中國軍隊，正浴血拼搏在西北、華東、華中和華南戰場上，毛澤東和他的中共，非但無一言一語一行以倡抗日，而且為達到他們假抗日、不抗日和真擴張的目的，竟將對國民黨抗戰政策“具有支配地位”的蔣介石和“國民黨頑固派”，當作他們的死敵，處心積慮地建立製造抗戰陣營分裂的理論。如果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以及各派政治力量和各派軍事力量，也和他們一樣，則中國的抗戰非但不存，中國的滅亡也只能成為定數了。

第三、毛澤東制定了同“國民黨頑固派”作鬥爭的陰謀原則和手段

一、毛澤東提出了與“國民黨頑固派”作鬥爭的三個陰謀原則
　　由於中共軍隊在一九三九年八月至一九四零年二月共襲擊國民黨抗日軍隊九次，先後消滅了山東的秦啟榮部和河北的張蔭梧部，積累了“專打友軍、不打敵軍”的經驗，一九四零年春天，毛澤東在他後來題名為“目前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指示中，竟提出了對國民黨頑固派進行殘酷鬥爭的三原則。他說：“同頑固派鬥爭必須注意下列幾項原則。第一是自衛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就是說，決不無故進攻人家，也不可在被人家攻擊時不予還擊。這就是鬥爭的防禦性。對於頑固派的軍事進攻，必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之。第二是勝利原則，不鬥則已，斗則必勝，決不可舉行無計劃、無準備、無把握的鬥爭。應懂得利用頑固派的矛盾，決不可同時打擊許多頑固派，應擇其最反動者首先打擊之。這就是鬥爭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戰原則，在一個時期內把頑固派的進攻打退之後，……決不可無止境地每日每時地斗下去，決不可被勝利沖昏頭腦。這就是鬥爭的暫時性。”⁵⁷
　　毛澤東的所謂三原則，第二條是真、第一條是假。因為既然是“決不可舉行無計劃、無準備、無把握的鬥爭”，並且要“利用頑固派的矛盾，應擇其最反動者打擊之”，那就決不可能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恰恰相反，而是“人不犯我，我也犯人，人若犯我，我更犯人”。再者，就是毛澤東所謂“不鬥則已，斗則必勝”和“對頑固派的進攻，必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之”這樣一些“指示”，它不僅表現了毛澤東在打內戰上的“狠勁”，而且證明了毛澤東不抗日和假抗日的“真情”。因為在整個抗戰的歷史中，毛澤東從來沒有對要亡我中華的日寇說過一句這樣的“狠話”，更沒有要求中共軍隊打過一場這樣的“狠仗”。至於毛澤東所言“絕不可無止境地每日每時的斗下去，絕不可被勝利沖昏頭腦”的指示，無非是因為時候未到罷了。

二、毛澤東擬定了與“國民黨頑固派”作堅決鬥爭的三個陰謀手段
　　其一、毛澤東強調要在各方面對正在領導抗日的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毛澤東明確指出：“對於一切反共頑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傳、批評，不論是理論上的、政治上的、軍事上的、原則上均應堅決地反抗之……我們應提出針鋒相對的辦法和他們作堅決的鬥爭。例如：他們要四、五支隊南下，我們則以無論如何不能南下的態度對付之；他們要葉、張兩部北上，我們則以請准徵調南下的態度對付之；他們說我們破壞兵役，我們就請他們擴大新軍的募兵區域；他們說我們的宣傳錯誤，我們就請他們取消一切反共宣傳、取消一切磨擦法令；他們要向我們舉行軍事進攻，我們就實行軍事反攻以破壞之……”⁵⁸
　　其二、毛澤東強調要以軍事進攻及軍事發展來壓迫和打擊正在領導抗日的國民黨“頑固派”。在中共中央給東南局的同一封指示信里，毛澤東還命令道：“四、五支隊反對韓德勤、李宗仁向皖東進攻的自衛戰爭，李先念反對頑固派向鄂中和鄂東進攻的自衛戰爭，彭雪楓支隊在淮北的堅決鬥爭，葉飛在江北的發展，以及八路軍二萬餘人南下淮北、皖東和蘇北，均不但是絕對必要和絕對正確的，而且是使頑固派不敢輕易地在皖南、蘇南向你們進攻的必要步驟。即是說，江北愈勝利，愈發展，則顧祝同在江南愈不敢輕動，你們在皖南、蘇南的文章就愈好做。同樣，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遊擊隊，在西北、華北、華南愈發展，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愈發展，則克服投降危險爭取時局好轉的可能性愈增加，我黨在全國的文章愈好做。”⁵⁹
　　其三、毛澤東強調要以陰陽兩謀的慣技對外“高喊團結抗戰”以欺騙輿論。早在一九三九年十月，當國民黨、國民政府和一些抗日軍隊揭露了中共假抗日、真擴張和專打友軍、不打敵軍的賣國行為之後，毛澤東就在對外發表的“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一文中，開始高喊“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和“堅持抗戰、反對投降”的口號了。一九四零年五月，雖然毛澤東向東南局和全黨發出了陰謀重重的指示信，命令中共如何專門與“國民黨頑固派”作針鋒相對的堅決鬥爭，但同年七月，毛又對外發表了“團結到底”一文，慷慨激昂地宣稱：“抗日戰爭的三周年，正是中國共產黨的十九周年。我們共產黨人今天來紀念抗戰，更感到自己責任。中華民族的興亡，是一切抗日黨派的責任，但在我們共產黨人看來，我們的責任是更大的。我黨中央已經發表了對時局的宣言，這個宣言的中心是號召抗戰到底，團結到底……”面對一場關乎民族存亡的對外戰爭，毛澤東竟能如此地虛偽作態，言不由衷，大約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是僅有的。

第四、新四軍的“抗日”行徑與皖南事變的由來和真相

一、新四軍的“抗日”行徑和皖南事變的歷史背景及政治背景
　　前文已述，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即蘆溝橋事變後不久，中共中央就發出了“關於對南方各游擊區的指示”。該指示曾明確指出，“紅軍游擊隊在保存和改編革命武裝以及保證黨的絕對領導的原則下，可以與當地國民党進行談判，改變番號，以取得合法地位”。中共南方各地殘餘武裝和零散武裝人員，正是在中共中央這一指示下，開始接受國民政府改編而集結成為新四軍，並“接受最高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
　　但是，由於中共中央在它的八一指示和其它指示中，曾一再地和明確地指示，要保證中共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一再地和明確地指示，新四軍只需圖擴張和發展；一再地和明確地指示，如有人妨礙和阻止新四軍的發展與擴張，能堅決消滅者則堅決地消滅之；一再地和明確地指示，新四軍只准相機襲擊偽軍和只在需要時才允許迎擊小股日軍 —— 由是，新四軍自成立以來，就從來只圖發展和擴張，從來只打友軍和不打敵軍。所謂著名的韋崗戰役、黃橋戰役，即所謂的七戰七捷，以及西路戰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內戰，即全部打的是國民黨正在抗日的“頑固派”，特別是曾血戰台兒莊的韓德勤等部。他們打贏了，便是打擊國民黨“頑固派”的勝利；打輸了，便是國民黨“ 頑固派”打擊了“抗日”的新四軍。連嗣後由中共的編劇、導演和演員們所編纂演出的新四軍“英雄業績”，諸如名噪一時的“東進序曲”等，都歌頌的是新四軍打內戰。然而，近年來解放軍的一些軍史專家們，卻在他們對新四軍軍史的深入研究中感到了深深的痛苦。因為他們發現，如果說八路軍還勉強配合國民黨軍隊打了一場平型關戰鬥的話，還在彭德懷的指揮下勉強打過一場所謂的百團大戰的話，那末，新四軍非但沒有與日本侵略者打過一仗，而且純粹是打內戰的先鋒、主力與禍水，甚至是中共通敵賣國的主要執行者（詳見下文和中國大陸有關研究新四軍軍史的著作）。不了解這個癥結，就不能了解皖南事變發生的歷史背景，就不能了解皖南事變何以竟會發生的政治根由。

二、皖南事變發生的政治、軍事動因
　　其一、政治動因。在了解了皖南事變之所以發生的歷史背景和政治背景，便是新四軍一貫地不抗日和打內戰之後，我們就可以對誘發皖南事變的直接政治動因厘述清楚了。首先，皖南事變發生在毛澤東所掀起的“反對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潮” 之中，發生在毛澤東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理論、策略和陰謀之後，是毛澤東及其中共一系列“反頑”指示和決策所造成的直接後果。其次，皖南事變之所以發生，還因為毛澤東曾於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代表中共中央給東南局寫了一封指示信，並且這封指示信曾具體指示新四軍應該如何“打頑”。顯然，毛澤東的這些指示，不僅為屬於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領導的新四軍絕對地不聽從軍事委員會的領導，而且還要堅決地反對這一領導，直至造成皖南事變的發生，製造了它的政治動因。
　　其二、軍事原因。由於毛澤東已經明確地向新四軍下達了絕對不許服從最高統帥部和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命令的命令，所以，新四軍才會絕對不服從最高軍事委員會和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關於新四軍調動的命令。豈但不服從，甚至還借調動擅自改變行軍路線，以屢屢大規模襲擊國民黨抗日軍隊。由是，新四軍才在對國民黨抗日軍隊的屢屢襲擊中，招致了它自己的殺身之禍。也就是說，國民黨的抗日軍隊終於反擊了他們。中共黨史研究家們已經承認了新四軍絕對不服從最高統帥部命令的事實。他們說：“在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三日和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蔣介石曾兩次致電葉挺，提出：‘新四軍應在繁昌、銅陵渡江，在無為附近集中，然後按規定路線北上。’”然而，“皖南新四軍最後選定的行軍路線並沒有得到國民黨的同意”，因為“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軍委命令皖南部隊全部以戰備姿態繞道茂林、三溪、寧國、朗溪到溧陽，然後待機北渡。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又電項英，對他們一再拖延、遲遲不願北移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項英在收到批評後，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召開了會議，決定北移路線為：向南繞道茂林、三溪、旌德、寧國，迂迴天目山到溧陽。顯然，這是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提出的”。⁶⁰
　　這顯然是對最高軍事委員會命令的徹底違背。

三、皖南事變的真相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曾有一定親共傾向並有相當影響的民營報紙《大公報》，曾對皖南事變的真相及其來龍去脈，經過與結果，有過較為公正、平實的報導：軍委會通令：據第三戰區長官顧祝同電稱：“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違抗命令，不遵調遣，自上月以來，在江南地區，集中全軍，蓄意擾亂戰局，破壞抗日陣線，復於本月四日襲擊第四十師，乃為緊急處置，將該軍解散編遣，軍長葉挺就擒，交軍法審判，副軍長項英在逃，通令嚴緝”云云。這一件事，甚使國人震驚，而尤恐牽動抗日大局。就我們所知，這一不幸事件的發生，並非突然而來。據何參謀總長白副總參謀長致朱彭葉項的皓（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電謂：“蘇北方面，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於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主席（德勤）所屬陳秦運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蔣霸等地後，又陷秦於黃橋及泰縣之蔣堰曲塘，到處設卡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系統，並截斷江南江北補給線。統帥部雖嚴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復於十月四日向蘇北韓主席部猛攻，韓部獨六旅十六團韓團長遇害；五日又攻擊八十九軍，計划去該軍三十三師師長孫啟人，旅長苗端體以下官佐士兵數千人，五日晚又繼續襲擊，致李軍長守維翁旅長秦團長等被沖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計其數。現韓主席部已繼續撤至東台附近，而該軍尚進攻不已”云云。這種自亂陣線、襲攻友陣的行動，依軍紀，本應予以制裁，而統帥部初未採取斷然處置，在主要可謂已極寬大忍恕，若在一般軍隊必不能邀此寬典。統帥部之所以如此，據我們揣想，當然是為了顧念團結之局，不願以小不忍而亂大謀。新四軍北移之命，曾經延展一個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過，在中央規定的路線上曾有該部的輜重及政治工作人員渡江北移，而該部大隊則不北而南，更於途中襲擊四十師，因此乃有解散編遣的緊急處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軍事件的綜合經過。這事實，至為不幸，而就軍紀軍令以言，統帥部的處置是無可置議的。
　　《大公報》的這篇報導，道出了事變的真相，也道出了事變的前因後果，但悲劇仍然在於，當總參謀部向延安反映新四軍的惡跡時，他們並不知道，新四軍執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所以，《大公報》記者亦曾感慨說道：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變以後，共產黨取消了建制，共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軍令統一了，最高統帥權確立了，國家的統一規模才算告成。我們必須切記，國家這點統一規模，是經過二十八年的內戰，流了無量的血，付了無數的犧牲，才產生出來的。我們更須切記，假使我們國家沒有這點統一的規模，我們根本就沒有發動這次民族自衛戰爭的資格。這樣艱難得來的國家統帥權，我們全體國民必然要堅持擁護，業已統一了的國家，我們全體國民必不讓它分裂！
　　但是，《大公報》記者亦曾更加悲哀地評論說：八路軍和新四軍成為華北、華中兩支獨立的軍隊，配着他們的邊區政府、抗幣、共產黨旗、國際歌……成為一個獨立的體系。若干友邦人士從重慶飛向延安，乃有“一個中國還是兩個中國”之感。
　　然而，善良的《大公報》記者並不知道，從中共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提出“四項保證”的第一天起，中共就開始藉口抗日以擴張了，就開始利用抗日以再一次製造兩個中國了。並且，誰要是妨礙了它的擴張和分裂行為，誰就成了它的死敵，誰就要被毛澤東“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之”。皖南事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逼迫出來的一場軍事事變和政治事變。只不過打夠了抗日軍隊、一再地不聽從抗日命令的新四軍，在這一場事變中吃了虧。所以，中共才藉此大叫冤枉，才借重國民黨在陽面，共產黨在陰面，一般民眾、包括國際間難以了解共產黨所作所為這一先天優勢，將“千古奇冤、江南一葉”的天大謊言灑遍全國，並流毒至今。中共更藉此一事變，將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行動推向了高潮，將分裂、擴張和賣國的罪行愈演愈烈。
　　一九六八年冬，當作者的一批中學同窗被毛澤東下放到皖南新四軍軍部所在地 —— 涇縣茂林地區“接受再教育”時，他們所聽到的話無疑曾叫他們、也叫作者大吃一驚。因為當地的老輩們在談到當年的皖南事變時，竟在私下裡對他們說：“哪裡是國民黨打共產黨，是共產黨把國民黨打火了，才挨的打。”
　　歷史的真相是隱瞞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