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台灣之所以能夠走上今天這樣一個民主和繁榮的境界，首先是因為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政權能夠承繼並堅守中華民國的國統與法統，才為台灣後來的歷史性進步與繁榮奠定了必須的政治基礎。因為，承認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嶄新國統，繼承不繼承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將決定台北政權的根本性質，決定它是否劃開了自己與兩千餘年君主專制國統和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共大陸北京專制復辟政權的根本政治界限。
歷史的事實是，中華民國自一九一二年元旦於南京建國，直至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大陸建政，除掉袁世凱復辟帝制的八十三天，張勳擁戴宣統公然復辟的十一天，和蘇俄指使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俄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以及日本扶植遜清王室在東北建立偽滿州國以外，尚不曾有一個反叛者，敢於公然推翻或改變中華民國的國統與國號。北洋軍閥們亦只敢在維護中華民國國統與國號的前提下，“假共和之面孔，以行專制之實”，甚至常常利用恢復“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恢復“國會”等擁護“共和法統”的手段來爭奪權力，以再造復辟。至於因一九四九年“革命勝利”，實質是“復辟成功”，而當真在中國大陸改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毛澤東，其晚年深自懊悔改了國號的心態，亦無非說明，他已經在擔心後人將以中華民國的“正統”來否定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邪統”，更因此而將他推倒在真正“亂臣賊子”的歷史地位之上。所以，因失敗而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台北政權，能否承繼和堅守中華民國得之不易、更保之不易的國統與法統，將決定中華民國台北政權的根本政治性質。
那麼，中華民國台北政權又是如何承繼並堅守了中華民國國統與法統的呢？
第一、中華民國台北政權堅持了中華民國民主建國的政治方向
在內戰中失敗了的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南京政權，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台灣，於政治上，一是承繼並堅守了孫中山先生所創建的中華民國國統，繼續遵循孫中山先生關於軍政、訓政和憲政的民主建國曆程，在失敗後的艱難時世之下，恢復國民黨一黨訓政，以維繫人心安定和社會穩定。二是承繼並堅守了已經初步建成的中華民國共和法統，即在有壓迫而無外患，有“異志”而未形成內亂的外部及內部條件下，在政治上維繫一九四九年前已經初步建立的憲政體制，堅定地推行地方自治，穩步地推動法制建設，逐步地擴大政治參預，以在憲政體制之內實施訓政，又在訓政逐步淡化的過程中推行憲政的建設，以期最終結束訓政，還政於民。
中華民國台北政權，於一九五零年即頒布了“台灣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同時辦理省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和鄉、鎮、縣、轄市市民代表的選舉，並均以平等、普通、直接與無記名投票等最為民主的方式進行之。誠如一位大陸學者在他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樣：“早在五十年代，就有非黨人士高玉樹在台北市的競選中擊敗國民黨人王名寧。非黨人士黃順興當選為台東縣議員。六十年代，更多的非黨人士當上了縣市行政長官，如台北高玉樹、台南葉廷桂、高雄余登發、台東黃順興。到了七十年代，黨外勢力有了更大發展。七二年三月國民黨政府公布了《動員勘亂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辦法》。同年，增選出國大代表五十三人，增額立法委員三十一人。其中就有非黨人士。在七七年的‘地方選舉’中，非黨人士成立了‘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舉辦民主餐會，匯聚一堂，發表演說，抨擊政局，聲勢相當浩大，終於在二十個縣市中拿下四個，七十七席省議員中占據了二十一席。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國民黨在權力上一向是開放的。”01 而在同時期的中國大陸卻是不能、也不敢想象的。
顯然，法制的建設勢必要與開放的權力亦步亦趨。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內戰中的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曾頒布“動員勘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並自翌年十二月十日於全國各省市一律宣布戒嚴。在台灣，“戒嚴”雖然在名義上實施了三十多年，直至一九八一年五月一日才宣布“解嚴”，但實際上自從中華民國政府遷台，社會秩序輔以安定之後，一九五二年十月政府即已頒布“台灣地區戒嚴時期軍法及司法機關受理案件劃分辦法”。歷經五次修正，乃將軍法機關因戒嚴法第八條而得以自行審判之範圍，逐步縮小至最低限度 —— 除軍人犯罪、及違反懲治叛亂條例和違反勘亂時期檢索匪諜條例之罪，由軍事機關自行審判以外，其餘條例一律交由法院審判。一九六零年八月十五日又公布了釋字第八十六號解釋，稱憲法第七十七條所定“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事之審判，係指各級法院之民事、刑事訴訟審判而言。高級法院以下各級法院既分掌民事、刑事訴訟之審判，自亦應隸屬於司法院”。之後，司法院組織法，法務部組織法及法院組織法等條例修正案，遂於一九八零年六月二十九日公布，並於次年七月一日施行。如是，既使司法權的運作走上了正軌，又使法制的建設能夠作為推進中華民國民主建國事業之至為重要的一環，即必要和重要的“配套”工程，為其後台灣法制的倡行奠定了基礎。
如果說一九四九年遷台的國民黨台北政權在台灣重新恢復“訓政”，實出於艱難時世之下的迫不得已，那末，當生存和安全問題已經獲得解決之後，隨着中央政府和民意機構的增選和補選，言論自由的日漸開放，政治參預的日趨擴大和反對派政治的逐漸合法化，直至“解嚴”的實現，顯然為政治逐步走向自由化，亦即良性威權政治的最終結束，民主政治的全面推行，奠定了必要的社會政治基礎。自五十年代伊始即開始實行地方自治的民主政治實踐，在法制的配套建設之下，終於發展成為九十年代的全民直選省長和全民直選中華民國總統。由是，憲政得以全面實現。從而將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在二十世紀上半期，於外患頻仍、內亂叢生的中國大陸所無法推進的民主建國事業，在台灣逐步地、並且是和平地推向了成功。這就在國統和法統的根本性質上，徹底地劃開了中華民國台北政權與數千年君主專制國體和中共大陸專制復辟政權的鮮明政治界限，保證了中華民國自開國以來的共和國家性質和在後來初步建成的民主國體，沒有發生任何性質上的變化。
第二、中華民國台北政權繼承和發展了中華民國的自由經濟體制
正因為中華民國台北政權承繼並堅持了中華民國的國統與法統，所以才承繼、建設和發展了作為中華民國共和國統之重要特徵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經濟形態和市場經濟體制。中華民國台北政權非但沒有採取過任何專制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即專制權力經濟體制，以壓迫甚至消滅自由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存在，相反，卻一再地和持續地保證、推動和加速了私營經濟的巨大發展和空前發展，從而將中國台灣推向了史所未有的經濟繁榮境界。自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四年間，中華民國台北政權曾先後頒布的“國營事業管理辦法”、“公營事業移轉條例”和“實施耕者有其田公營事業轉民營事業辦法 ”，以及一九五三年一月為對日本所遺留下來的四大公營公司轉民營，而公布的“公營事業轉民營條例”等，皆因堅持了“凡可民營者，儘量鼓勵民營”的自由經濟方向，因而才有力地促進了市場經濟的繁榮。凡是高談台灣經濟發展和繁榮者，如若忘卻了這個能夠保證和推動台灣經濟發展和繁榮的根本經濟體制，實際是由政治制度所決定，忘卻了台灣經濟賴以發展和繁榮的這一張“政治底牌”，而以各種各樣的原因，來妄論和解釋台灣經濟的發展和繁榮原因，都無非是捨本逐末而已。因為只要國民黨台北政權如同中共北京政權那樣，將共和法統改變成為如中共一樣的專制一統，則由專制權力所全方位控制和霸占的台灣經濟，其發展究竟如何也就不難想象了。
第三、中華民國台北政權進行了和平與成功的土地改革
中華民國台北政權沒有忘記辛亥革命的綱領，沒有忘記平均地權的理想，沒有忘記沒有和來不及解決土地問題，竟成為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在內戰中失敗的重大社會原因，在失敗之後，乃堅持以“孫中山先生非以殺人奪地為手段，而以平均低價和保護地主與無地農民雙方利益的思想”為方針，以一九三零年頒布的“進步土地改革綱領 ”為藍本，以歷年局部實驗和施行土地改革的經驗教訓為借鑑，面對台灣因日本強占經年，所早已形成的大地主兼併土地和大多數耕者無其田的嚴重局面，幾乎是與中共在中國大陸展開殺人土改運動的同時，和平地、並且是順利地在台灣進行了至為成功的和平土地改革。由是，台灣的土地改革，方本着共和國家的人權精神和法制精神，首先推行“三七五”減租，以平衡租佃雙方的利益；繼之採取“公地放領”的政策，以滿足部分無地農民對於土地的迫切要求；最後利用售出工業債券贖買大地主多餘土地，以貸給無地或少地農民的辦法，不僅未殺、未抓、未致死一條人命，更未造成任何的動亂和混亂，卻造就了土地改革的全面成功，為嗣後台灣政治經濟的繁榮發展，奠定了穩定的農村基礎、社會基礎與經濟基礎。
第四、中華民國台北政權一如既往地重視和發展教育
辛亥之後，特別是北伐之後，因為中華民國對教育的長期重視（如本卷第六章所述，包括血濺中華的抗戰時期），02 中國現代教育才得以蓬勃發展。遷台之初，中華民國政府雖有“一夕數驚”的外部政治壓迫和“承載過重”的內部經濟壓力，仍然堅持大幅度投資教育，興辦教育。此為中國大陸民眾所不能想象。一九四六年，台灣的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二點一，至一九八八年，因適齡兒童就學率已經高達百分之九十九點八九，故文盲兒幾已絕跡。日據時期，日人為對台灣實施奴化教育，特別限制台灣同胞進入普通高中，最多只能進入初級職業學校。但一九八八年高職和高級中學學生數，已占全體中學生數的百分之六十一點九九。日據時期台灣人進入大學者極少，並且限讀醫理工科，文法藝科則不准華人就讀。但一九八八年專科學生已達二五六六一零人，大學生已達一九二九三三人，碩士研究生已達一二四二六人，博士生已達二六九五人。出國留學者比比皆是，其雲不鮮。近十年來更是有所發展和提高，業已進入全世界高教育水平之列。其在科技、經濟和教育方面實為人才濟濟。華裔獲得諾貝爾科學獎者已有六人，但是，唯於中華民國（五人）、或於境外（一人）所培養的學人才有此榮譽的事實，實在不能不說與兩個不同的政治制度有着絕對的關係。台灣教育的發展，對於近年來民主政治的全面推進，對於所謂技術官員隊伍的形成所起到的作用，亦早已為世界所有目共睹。
第五、中華民國台北政權對人民公民權力的保障和發展
自中華民國創建伊始，人民即開始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居住、教育、就業和遷徙等自由。即便是在三十年代前後的訓政時期，甚至是在袁、張和北洋軍閥假共和、真復辟時期，上述自由亦只有一定範圍的限制，因此才可能產生中國現代史上至今仍在遙領風騷的思想文化成就。
中華民國台北政權在一九四九年後的特殊艱難歷史條件下，應該說除掉事關全島安全、即為防止中共顛覆，才在少數領域進行一定範圍和一定程度的限制以外，處於非常時期的台灣人民，不僅擁有居住、遷徙和出國留學、移民的相當自由，而且擁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很大自由。誠如同一位大陸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給予黨外政治空間的第二個體現，就是允許非黨報刊的存在。“五十年代初，台灣當局雖然制定了《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但實際上黨外報刊雜誌仍然存在。《自由中國》、《文星雜誌》、《大學雜誌》及《台灣政論》等刊物的思想筆觸，都完全獨立於國民黨之外。其中最老的《自由中國》於四九年十一月創刊，一向對國民黨政權的獨裁、腐敗發出尖銳的批評，甚至敢於反對蔣介石連任總統，對這一切，國民黨政權都予以容忍……七十年代中期之後，查禁報刊的尺度更有相當的放鬆。一般批評國民黨政權和其官員的文章常見於報端。這樣就給黨外反對勢力的存在、匯聚、集結提供了更大的空間。一九七九年五月，行政院新聞局解除了《停止雜誌登記》的禁令。僅一個月後，《美麗島》、《八十年代》等雜誌即行出版，在台灣社會掀起了更大的波濤。辦民間報刊，參加地方選舉已經成為黨外反對勢力匯集力量，培養儲蓄人才，擴大其能量和影響面的犀利武器。一九八七年國民黨政權取消‘戒嚴令’，徹底開放了黨禁、報禁，歷史終於翻開了新的篇章。”03 至於後來台灣民營報刊之多，私營出版事業之隆盛，民間報業巨子之舉世聞名，就更為幅員遼闊的中國大陸，人才濟濟的中國大陸，民怨沸騰的中國大陸，所不能和不敢想象了。五十年代，一個年輕的出家女子，竟能在花蓮籌辦“慈濟功德會”，並廣收門人，興旺時，人數竟達上百萬之多，收入竟達數億萬之巨，這在絕對不容許人民有任何結社自由和信仰自由的中共大陸，無疑只能造成千千萬萬人人頭落地的悲慘結局。然而，在台灣，甚至是發生了“高雄事件”那樣的大案，在蔣經國先生“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指示下，亦只有“軍警人員之傷亡，而無人民之被傷害”。04 尤其是近年來由民主政治的全面展開，所帶來的政黨、社團的蓬勃發展，就更是使得中國大陸人民，特別是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們，產生了無限的羨慕和追求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