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論   

論 革 命 與 復 辟

第一章   

　　在我們已經清楚革命與復辟的一般歷史含義，特別是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的特殊定義之後，我們自然就能夠認清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互為反制的歷史關係了。因為民主革命既然是意在推翻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制度的革命，其革命的具體對象，便是以專制政權為代表的、企圖維護舊專制制度的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相反，專制復辟則是指形形色色的專制勢力企圖重建專制制度。
　　幸運的是，近現代世界由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歷史進程，不僅證明了民主革命的爆發，乃是這一過渡在政治上的重大發端，而且證明了其過渡的主要方式便是民主革命。因為正是民主革命的爆發，才率先為推倒專制統治、建立民主制度立了頭功；而也正是民主革命，才為全世界由專制向民主的過渡留下了一座座歷史的豐碑。因此，要追溯近現代世界由專制向民主過渡的進程，則排斥、否認、甚至反污民主革命及其不朽的歷史功績，便無論如何於理難通。
　　然而，不幸的卻是，也正因為民主革命乃是推動這一過渡的重大發端和主要方式，它才必然地要遭遇形形色色專制復辟勢力的歪曲、詆毀直至公然反撲或變相反對，甚至能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和一定歷史時期內，由於國際國內因素，政治經濟原因，以及傳統文化的影響，而為專制勢力所戰勝。由是，在民主革命爆發後，雖然專制勢力的一再反撲甚至成功，並不能夠阻止民主革命的一再爆發和最終勝利，但是，革命與復辟反覆較量的艱難態勢卻因之而形成，民主與專制反覆較量的痛苦歷程亦因之而出現。因而，由專制向民主的過渡，也就必然地要表現出種種艱難與曲折的歷史景象。

第一、較量的普遍性與反覆性

　　舉世最早的尼德蘭民主革命，雖與反對西班牙統治的民族革命相互交織，自一五六一年革命發動到一六零九年西班牙承認荷蘭獨立，直至一六四八年歐洲在結束三十年戰爭後訂立《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正式承認荷蘭共和國，其間，革命與復辟反覆較量的歷史竟長達七十八年之久。
　　著名的英國民主革命，自一六四零年爆發直至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告成，其間四十八年就曾歷經三次革命與復辟的較量。一六四七年十二月，由於蘇格蘭和英格蘭長老派密謀英王查理一世復辟，而引爆第二次國內戰爭。只因復辟派被克倫威爾戰敗，才使第一次復辟圖謀未遂。一六四九年英王查理一世被處死後，蘇格蘭保王黨及其勢力欲擁立查理二世為國王的復辟企圖，又因一六五一年克倫威爾征服蘇格蘭並將之併入英國，而使得二度復辟未果。第三次是在克倫威爾死後兩年：一六六零年四月，因保王黨蒙克與查理二世談判成功而發表“布雷達宣言”，查理二世當上英國國王，斯圖亞特王朝遂宣布復辟。復辟歷經查理二世和詹拇世二世長達二十八年的腐敗統治，直至被光榮革命推倒，英國才在王冠下，更在革命的逼迫下，誕生了舉世聞名的新政體，並從此由“君主憲政”而走上了“虛君共和”的道路。所以，孫中山先生指歐洲各國的君主憲政乃為“革命之所賜”，也就言之不虛。
　　民主革命爆發後，迭呈革命與復辟反覆較量者，以法國為最。法國民主革命自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獄，直至一八七五年法國人民承繼法蘭西共和國國統，承認法蘭西第一共和國憲法，確立共和國體，成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前後八十六年，革命與復辟的反覆較量可謂連續不斷，異常複雜和激烈。如果說羅伯斯庇爾之死，標誌着立憲派的得手，拿破崙的滑鐵廬之敗，則帶來了波龐王朝復辟的成功。一八三零年的革命雖然埋葬了力圖全面復辟君主專制制度的波龐王朝，但是，路易·菲立普所建立的七月王朝卻依然猖行專制復辟達十八年之久。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雖然戰勝了復辟的七月王朝，建立了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然而，路易·波拿巴卻於民主共和之中，“加演”專制復辟之為，並終於將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更名為法蘭西“第二帝國”，他自己也因此而從總統變成了皇帝。若不是色當一役既使法國慘敗，又使路易·波拿巴的帝國一朝覆亡，則第三共和國的建立，尤其是法國民主制度的最終確認和確立，尚不知還有幾波幾折。
　　尼德蘭、英國、法國如是，但凡爆發過民主革命、推翻過專制王朝、建立了民主政體的國家亦莫不如斯。一八一零年爆發的西班牙民主革命，雖然誕生了著名的“一八一二年憲法”，⁰³ 其始亦與反對法國侵略的民族革命交熾一爐，但是由於拿破崙在歐洲的失敗和歐洲國際專制勢力的粗暴干涉，亦使革命力量與王室復辟勢力歷經五次反覆較量，時長六十四年之久，直至一八七四年，才以波龐家的阿爾豐斯十二實行兩黨議會制度、建立君主立憲國家為終。
　　深受西班牙革命和西班牙一八一二年憲法影響的葡萄牙，於一八二零年爆發革命後，由國王若奧之子唐·米格爾所代表的專制勢力，就曾發動三次復辟。雖然一敗兩勝，勝也短命，卻為葡萄牙民主革命留下了革命與復辟一再較量的痛苦經歷。
　　十九世紀歐洲荷、英、法、西、葡等主要國家如是，二十世紀的德國和俄國，包括東亞諸落後國家，就更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展開了革命與復辟之更加痛苦和更加艱難的較量歷程。德國雖然遲至一八七一年才建立了統一的德意志帝國，並且威風一時，但它在第一次大戰中的失敗，卻導致了第二帝國的迅疾敗亡和德國民主派的輕易成功。一九一九年由德國社會民主工黨艾伯特派建立的魏瑪共和國，轉瞬之間便迎來了專制勢力的瘋狂反撲。意在德意志復辟帝國的卡普暴動固然為民主力量所迅速擊敗，⁰⁴ 但是，由希特勒所代表的新型專制復辟勢力雖然不再公開號召重建帝國，歸復君主專制，但他在國家社會主義招牌下，由要求強化中央集權而成為歐洲最大獨裁者的發跡之路，卻在實質上將德國完全復辟成了一個極權統治的專制帝國，即“第三帝國”，從而又敷演出了一幕帝國興亡的歷史悲喜劇。
　　無獨有偶的是，早在希特勒於德國打着國家社會主義招牌，以逞專制復辟之前，列寧已在歐洲最落後的俄國，於二月民主革命推翻沙皇之後，復“以革命的名義”（列寧語）推倒了二月民主革命的成果，重建了俄國專制制度。十月革命對於二月革命背叛的本質，便是“以革命的名義”反撲民主革命，直至達到專制復辟的成功，並從此敷演了一場長達七十餘年專制復辟的巨大歷史悲劇。今天，即便是前蘇聯已經於一九九一年一朝崩垮，但一部分“人還在，心未死”的俄共黨人，其復辟的願望卻並沒有死絕。⁰⁵
　　至於以辛亥革命為勝利發端的中國民主革命，在她一舉推翻滿清專制王朝、結束兩千餘年君主專制制度之後，所曾遭遇的較量歷程，特別是形形色色專制復辟給中國人民所帶來的巨大災難，甚至是空前的歷史浩劫，正是本書所要深入探討與論證的主題。一言以蔽之，近四百年來，自從世界開始了從專制向民主的艱難過渡以後，凡是爆發過民主革命的國家，應該說，無一沒有經歷過革命與復辟反覆較量的歷程。而也只有經歷了這一普遍的歷史進程，或曰民主革命的主體歷程，民主革命才能最終地獲得成功，民主制度才會最終地獲得確認和確立。

第二、較量的艱難性

　　一、來自被推翻的專制統治集團，以及作為它附庸的王室、貴族、教會、僧侶以及一切享有特權者，或既得利益集團，因不甘心失去他們的專制政權和貴族特權，而時刻企圖死灰復燃，捲土重來。這無疑是革命與復辟反覆較量的本質所在，又是革命要戰勝復辟之所以艱難的根本原因。為了復辟，英王查理一世可以反仇為友，在一六四一年鎮壓蘇格蘭叛亂未果之後，又於一六四七年暗中勾結蘇格蘭長老派密謀復辟王位，並因此挑起第二次國內戰爭。同樣是為了復辟，法王路易十六，王后瑪格麗特，以及大大小小的王公貴族，在歐洲專制勢力企圖共同圍剿法國革命之際，竟能置民族大義於不顧，或投書以告密，或陰謀以獻策，或奔走以呼號，或公然叛國以投敵，王后甚至能將法軍作戰計劃密呈普奧聯軍，以圖換取王權的復歸。可以說，自一五六一年尼德蘭爆發民主革命迄今為止的四百餘年間，全世界凡爆發過民主革命的國家，無一沒有出現過舊王朝、舊王權、舊貴族和舊特權享有者之一再圖謀復辟的行徑。一九九一年，前蘇聯和東歐一些共產國家自崩自垮以後，其共產頑固勢力一再企圖復辟的欲望，實在是他們至今仍在蠢蠢欲動的根本原因。
　　二、來自未曾解體或正在解體的傳統農業社會對自身專制政治形式的頑固維護，和對於自由經濟發生與發展的頑強對抗。因為傳統的家長制與小生產，既是專制政治賴以建構的最堅實社會基礎；自由經濟的發生與發展，又是造成這一基礎解體的最重要原因。更何況自由主義的生產經營方式，當它對專制制度、權力經濟及其基礎 —— 整個傳統農業社會進行挑戰時，既帶着足以憾動人心的民主自由信念，又帶着由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新鮮歷史氣息。由是，它才不僅是在思想政治領域對一切專制意識形態的一場徹底的大進攻，而且更是對傳統生產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一場徹底的大破壞，必然要遭到整個傳統農業社會、特別是農民的反對甚至反抗。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中期，尼德蘭、英格蘭之所以能夠及早地爆發民主革命，其根本原因，便是在文藝復興、思想更新、宗教改革的時代到來之後，由於航海業的發展，圈地運動的推行，傳統農業社會的開始解體，從而促使大型手工業獲得迅猛發展的一個結果。反之，不論是法國民主革命期間旺岱地區農民的公開叛亂，還是西班牙民主革命期間農民對卡洛斯王子復辟活動的廣泛支持，亦都是因為傳統農業社會和宗法制農村未能走向最後解體所至。德國魏瑪共和國成立後，率先叛亂並公然要求復辟第二帝國的卡普暴動，便爆發在封建落後的東普魯士。至於俄國二月民主革命之所以被列寧的共產革命所叛變，中國辛亥革命後之所以會出現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特別是出現了以共產革命名義和以農民造反方式實現專制復辟的痛苦狀態，東亞幾個所謂共產國家之所以只有改朝換代、而迄無制度變更的現實，無非是作為專制政治基礎的傳統農業社會，還沒有開始、或剛剛開始走向解體這一根本原因所致。
　　三、來自傳統思想文化體系中專制的思想文化觀念對於世道人心的頑固影響，及其對於新思想新觀念所產生的巨大反制力量。必須明確的是，一個漫長的舊社會和舊制度的精神傳統，是斷然不會與這個舊社會及舊制度自身的物質形式同時被送進墳墓的。一次革命固然可以推翻一家王朝，但一次革命，卻絕無可能將種種專制的思想文化觀念同時送進墳墓。中外民主革命的歷史事實早已證明，凡是專制的思想文化與觀念，在革命前如若未曾受到挑戰、批判直至被民主共和的思想理念所戰勝，則不僅會帶來發動革命的困難，而且在革命後招致復辟的可能也就愈大，甚至愈長。一六四零年的英國民主革命，在西方之所以被稱做清教徒革命，便是因為清教徒對英國國教的反對才促成了革命契機的到來。反之，在當時的英國，正因為清教徒並不曾、也不可能推開一場真正宣揚民主共和理念的思想解放運動，因而，英國才會在革命爆發後迭呈思想的混亂，並最終招致斯圖亞特王朝的長期復辟，甚至連光榮革命也只能在王冠之下才能獲得成功。這，大約也是英國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的理念和理論，是在革命爆發後，更在革命與復辟迭呈較量的歷史混亂中，才開始逐步形成的原因。法國在一七八九年爆發民主革命之前就有了近百年的思想啟蒙運動。正因為這個思想啟蒙運動不僅公然地舉起了“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旗幟，公開地提出了共和主義的建國原則，並且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法制等許多方面，都催生了新思想和新理念，因此，法國人民才能夠在長達八十六年革命與復辟的反覆較量中，一貫堅持追求共和、反對專制的民主革命精神。法國革命的理念、理論與實踐，才會傳遍世界，並成為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標誌。
　　其次，即便是在一個為民主革命的爆發作好了充分思想準備的國家，將同樣存在着專制思想文化的反撲。某些由傳統思想文化觀念的“舊帽翻新”而產生的所謂新思想和新文化，亦會成為對於真正新思想新文化的變相反抗。顯而易見的是，在俄國，由民粹派所發現的，“俄國農民身上所固有的共產主義本能”，才為俄國“新興無產者”接受馬克思的共產革命理論奠定了社會基礎，更為列寧以共產革命名義實行對二月民主革命的公然背叛，直至重建新沙皇專制制度，帶來了直接的思想要求。在德國，因一八七一年俾斯麥武力統一的實現和德意志第二帝國的興起，才帶來了尼采、叔本華“權力、意志及超人哲學”的應運而生。反之，也正是這個倡導“權力、意志與超人”思想的典型獨裁主義哲學，才為希特勒推倒魏瑪共和國，和掛着國家社會主義招牌重建專制的第三帝國，帶來了專制復辟的明確思想前提。
　　近現代歐洲在思想文化上表現了革命與復辟反覆較量歷程的，還有一個著名的浪漫運動。這個浪漫運動雖然波潮起伏，歷久不衰，但是，它作為變革時代歐洲社會的一種思想文化表現，亦有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面。就積極方面而言，浪漫運動崇尚個性，反對舊傳統和舊倫理的制約，不安於陳舊、刻板、僵死的社會生活，是故，當它在為個性解放而反對專制壓迫時，曾順應歷史發展的要求，並曾成為民主革命在思想文化領域革命的一翼。相反，就消極而言，則因它藐視金錢，厭惡俗務，甚至因抗拒和逃避由“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現代文明發展，而號召返歸田園，回到蠻荒，直至走向反對新時代正在形成的進步社會制度時，它又完全可能走向時代要求的反面，從而成為專制復辟要求的一個浪漫“回聲”。十九世紀後期那個典型的文學浪漫運動便多少具有這樣的色彩。至於俄國農民在精神上的代表、偉大的作家托爾斯泰伯爵，在他面對着“洪水猛獸” 似的資本主義時，之所以會被嚇回到“好地主的莊園”里去；以及那個“在刀光火色衰微中已經看到了下個世紀曙光”、即所謂共產主義曙光的中國文豪魯迅先生，之所以同樣把資本主義看成是青面獠牙的怪獸，而亟欲反對之；無非都是還了他們傳統型知識分子的原形罷了。
　　四、來自國際專制勢力和某些僅從本國利害考量的國家對於別國革命的粗暴干涉，直至聯合圍剿。從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爆發直至一八一五年拿破崙戰敗，歐洲各國反動君主就曾聯合“民主”英國組成七次“反法聯盟”，以共同對付法國革命，直至聯合打敗拿破崙，迎迴路易十六之弟路易十八，在法國實現王政復辟。拿破崙失敗後，俄、普、奧三國反動君主又在英國支持下，於巴黎結成三國“神聖同盟”，以抵抗、反對和企圖撲滅歐洲革命：一八二一年“神聖同盟”出兵撲殺了意大利革命。一八二二年“神聖同盟”又粗暴地干涉了西班牙二度民主革命，支持裴迪南七世再度實現了復辟。應該說，自尼德蘭爆發民主革命以來的四百餘年間，各專制強國，各國反動君主，不僅對內厲行專制以紛紛杜絕本國革命的爆發，而且對外一再地粗暴干涉別國革命，甚至共同扶植垮台君主以求復辟。此
　　雖不足怪，然而，怪則怪在，一些已經成為世界強國的民主國家，即“民主列強”們，他們對內雖推展民主政治，對外則推行強權政策，僅僅為了本國的利害而不惜與專制列強聯手，以共同干涉和圍剿別國的革命，甚至一再地支持別國的專制復辟勢力，以圍剿別國的革命力量。這自然是他們雖已“新其貌”、卻未“新其心”所致，更是他們始終將國家利益高懸在民主理念之上的不良表現。然而，近幾百年來，一些國家民主發展的艱難困境，便常常與此相關；中國辛亥之後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較量的反覆與艱難，亦有源於此；今日民主的台灣在國際上所遭遇的一切不公平待遇，同樣與之難解難分。

第三、較量的複雜性

　　一、復辟手段的複雜。形形色色的專制勢力，當他們自信有力量、有條件推倒民主革命、實現專制復辟之時，他們自然會採取公然的手段以求復辟。如英國斯圖亞特王朝和法國波龐王朝的公然復辟，以及中國辛亥之後袁世凱的公然復辟帝制。然而，當之形形色色專制勢力，因力量不足，條件不夠，更因為人民對於專制制度與專制統治的普遍厭棄，而不敢公然推行專制復辟之時，他們亦完全可能採取非公然的手段以實行復辟。首當其衝者，便是“假共和以復辟”，即寧願丟棄王位、王朝之名號，而劫奪專制復辟之實。法國革命期間，路易·波拿巴假第二共和國向第二帝國的過渡；中國辛亥革命之後，北洋軍閥於共和旗號之下一心推行專制復辟的歷史事實；都是它典型的例證。其次，是在“假共和以復辟”也無以遮人耳目時，則乾脆打起革命的旗號以逞專制復辟之欲。他們有的打着民族革命的旗號，以民族革命壓迫民主革命；有的打着宗教革命的旗號，以教權專製取代王權專制；有的乾脆打起農民革命的旗號，來反對民主革命，反撲民主政權，歸復專制制度。最時髦的，也是最具欺騙力量的，便是打起共產主義革命的旗號，以推倒民主革命，復辟專制制度，建立極權統治。
　　二、較量狀態的複雜。顯然，不論是革命要戰勝復辟，還是復辟要推倒革命，其間，都極可能出現一種極其複雜的較量狀態。如前所說，一是復辟手段的複雜，自然已為較量狀態的複雜奠定了基礎；二是種種政治力量對於政治的不同要求，也同樣會構成較量狀態的異常複雜性。因為在革命與復辟的反覆較量歷程中，不僅存在着堅定的民主要求和頑固的復辟願望，而且也一定存在着不同層次的革命要求與不同層次的復辟目標。諸如既要反對專制、又要維護王權者，形式雖是共和、內容卻是專制者，或形式雖是專制、內容卻是共和者，甚至是“你中有我、我中又有你”者。若是再加上由種種思潮所推動起來的無政府要求，國家主義的呼聲，以及無產階級革命的叫喊等夾雜其間，其較量狀態的複雜也就更加可想而知。英國光榮革命後出現的“君主立憲 ”新政體，拿破崙藉復辟帝制以鞏固新秩序，法蘭西“第二共和國”之又共和又獨裁的性質，俄國二月民主革命後兩個不同性質政權並存的局面，中國辛亥革命後的大分裂狀況，以及北伐成功之後、國家統一局面之下的種種叛亂造反行徑，都是複雜較量狀態的表現。
　　三、不同性質革命的交相併作。由於民主革命的爆發常常需要歷史的契機，如尼德蘭反對西班牙統治的民族革命就引起了民主革命的爆發。反之，西班牙的民主革命又推動了反抗法國統治的民族解放運動，等等。但也正是種種社會矛盾、民族矛盾和種族矛盾，才導致了革命與復辟疊呈複雜的較量狀態。在中國，辛亥前後的民主力量要想推翻專制統治，戰勝專制復辟，則必須號召、直至發動反對專制列強和民主列強的民族革命，因為專制列強與民主列強在中國專門支持專制勢力以反對中國民主革命。在亞、非、拉，民族革命和種族革命又常常取代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要求，以至造成民族雖然獨立，種族也已解放，但又陷入專制統治的泥淖，如菲律賓馬科斯和印度尼西亞蘇哈特的專制統治等。在伊朗，人民借教權反對王權以發動民主革命，卻反而陷入了更加專制的教權專制統治之中。當然，南非民族、種族與民主革命的交織，卻最終地贏來了一榮而俱榮的勝利局面。顯然，不同性質革命的交相併作，雖有可能推動民主革命的進程，但是，大多數情況下，因它有可能促成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較量狀態的複雜化，因而又為民主革命的勝利製造了相當大的麻煩與困境。

第四、較量的激烈性

　　首先，革命與復辟較量所常常採取的暴力形式，就是激烈性的具體表現。而暴力形式的第一種，便是較量過程中的暴力衝突。第二種則表現為國內戰爭或國際戰爭。如果說，一六四零至一六六零年間，英國民主力量與專制勢力的反覆較量，早已表現在第一和第二次國內戰爭中，則一七九二年，當法國民主派因國王與王后叛國而砍掉了他們的腦袋之後，由旺岱農民造反所煽起的全國六十個郡農民對於巴黎民主政權的叛亂，便差一點將革命的法國變成了復辟的廢墟。至於列寧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之下，為推倒二月民主革命，重建專制制度，借反對“外國武裝干涉”於俄國國內挑起的七年殘酷內戰，不知將多少無辜的民眾和知識分子推向了血海之中。在中國，辛亥革命之後，由革命與復辟的反覆較量所導致的內戰與混戰，更是長期地使國家與人民陷於混戰與分裂的痛苦之中。
　　其次，若就革命與復辟之較量所引起的國際戰爭而言，除掉歐洲七次“反法聯盟”，“神聖同盟”，以及各專制列強和民主列強對別國革命的武裝干涉之外，單就兩次世界大戰來說，便已將世界範圍內的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的廣泛較量，推到了難以言狀的殘酷境地。由新興的專制統一的德國和歐洲老大帝國奧匈帝國在歐洲所挑起的一次大戰，其部分性質和目的，便是要在已經走向民主進步的歐洲重建專制的新秩序。由法西斯德國和法西斯日本這兩個強大的國際專制勢力共同聯手所發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其部分性質和目的，亦同樣是向全世界民主進步的的瘋狂反撲。至於二戰以後，隨着東西方專制陣營與民主陣營的迅速明朗化，所帶來的東西方對抗，亦無非是將無數激烈的較量，隱蔽在“冷戰與殺機”之中。而許多國家在由專制向民主過渡的主要歷程中，因革命與復辟的反覆較量所付出的種種犧牲，就更是難以盡書。

第五、近現代專制復辟的共同歷史特徵

一、實現專制復辟的種種形式與方法
　　在近現代世界從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歷史進程中，當形形色色專制勢力因公然地捲土重來已經難以得逞之時，其實現專制復辟的形式和方法無非有四：一是如前所述，在共和的名義下，實現專制權力的復辟，或推行專制復辟統治 。即如孫中山先生所言：“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
　　二是假宗教的名義，或在教權的支撐下恢復專制復辟統治。這在中世歐洲曾是屢見不鮮的歷史現象 —— 因為教權乃是封建專制權力的最高象徵與精神皇冠。即便是在現代，七十年代伊朗以教權推翻王權的“革命”及其結果，亦充分說明了它的完全可能性。
　　三是近現代最為危險、亦最具迷惑性的專制復辟形式及方法，乃是假“革命”的名義以反對民主革命。特別是在共產革命的旗號和“反對專制統治”的名義下，發動所謂“無產階級革命”，或傳統型農民造反，以達到、或在實際上達到復辟整個專制制度的目的。這種復辟的形式和方法，在世界落後的國家或地區，即在傳統農業社會尚未解體的地區和國家，如東歐和東亞，就曾獲得相當的成功。
　　四是近現代民主革命的勝利，民主政治的興起和民主制度的建立，帶來了“政黨政治”這一政治形式的廣泛興起和使用。雖然，它作為團結民主力量、反對專制統治和建立民主制度的一種政治形式，固有其相當的先進性，但是，它作為一種時髦的政治形式，亦為世界許多國家、甚至是專制國家與復辟政權在表面上所效法，所利用。因此，利用現代政黨的形式作為復辟的政治組織形式和實現極權統治的現代專制力量，便成為近現代某些專制政權、特別是現代共產專制復辟政權的一大時髦。這種政治形式固為現代所有共產國家所接受，更被世界所有共產國家將它發展成了利用黨權以實行專制極權的最佳形式。

二、實行專制復辟統治的種種手段
　　由於任何一個專制復辟政權都是意在維護、修復、甚至是重建專制制度，恢復專制統治，所以，它們在實行專制復辟統治的手段上也就頗多共同之處。
　　一是強化專制權力。民主革命的初造成功，即意味着專制國體的被解體和專制政權的被推倒。因此，專制勢力一旦捲土重來，也就不可能不把恢復、重建專制國體與恢復、甚至強化專制權力，作為其實行復辟和鞏固復辟的根本大計。歷史的事實是，無不意在恢復和強化專制權力的近現代各國專制復辟政權，特別是在革命名義下實現了專制復辟的蘇俄、中國大陸等共產國家，其對於專制權力的高度強化，早已為世所認知。
　　二是歸復等級制度。民主革命的要意之一便是要打破專制等級制度，建立平等的民主社會秩序。反之，專制制度之根本社會秩序的基礎，便是專制等級制度。嚴酷的等級劃分既是專制統治的靈魂，則復辟王朝、或因復辟而建立起來的新專制政權，就一定要歸復和重建等級制度，藉以保證專制復辟政體“權力結構”的絕對穩定性。復辟的君主王朝固然如此，以革命名義所建立的嶄新復辟政權，亦無不以重新劃分等級和建立等級制度為其要旨。中國的傳統農民革命如是，蘇俄的共產專制制度亦如是，中國共產黨的專制等級制度，則已成為世界歷史上專制等級制度的集大成者。
　　三是厲行鎮壓手段。專制復辟統治雖是被推翻了的專制統治之再生，實為專制制度死亡期的迴光返照（參見導論第二章第二節）。因此，專制復辟統治者只要一想到“革命”二字，無不“中宵念起，夢魂屢驚”。此其一。其二，專制復辟統治，又是民主革命爆發後，因專制勢力反撲成功而恢復或重建起來的專制統治，因此，要人民對捲土重來的專制統治心悅誠服，實非易事。因為此一時的人民已不是彼一時的人民了，因為人民已經經過了民主革命的洗禮。其三，即便復辟的不是舊君主和舊王朝，而是以其它名義，甚至是以革命名義實現了復辟的專制勢力，正因它們是乘民主革命或社會動亂之機，才推倒了民主革命的成果，甚至是以“革命”推倒了革命，所以，它們才不僅深諳“革命之所以爆發及其如何爆發”，和“統治者之所以被推翻及其如何被推翻”的道理，其作為知情者，也就更加懂得如何才能保住它們的專制復辟政權。八十年代伊始，中共和中共領袖陳雲頑固地反對制定“出版法”的言行，就是明證（參見下卷第七章第三節）。正是基於上述種種原因，任何專制復辟政權才不可能不厲行鎮壓手段，這也是它們欲保住這個專制復辟政權的最重要手段。所以，當它們一旦為保權和保命、即保衛復辟而行動起來時，它們無疑要比非復辟的正宗專制統治，來得更加的殘酷。
　　四是強化思想統治。所有遭遇民主革命、並為民主革命所推翻的專制政體，無不有這樣一個深刻的教訓。這個教訓就是所有民主革命的發生，可以說無不以新思想的興起與滋蔓，和舊思想的消沉與崩潰，作為革命爆發的前奏。英國民主革命固與新教思想的傳播關係甚大，法國民主革命則更與“平等、博愛、自由”之民主、民權思想的啟蒙與傳播休戚相關。中國的辛亥革命自然也是民主共和思想 —— 亦即歐風美雨影響的歷史產物。因此，為維護舊思想，剷除新思想，打擊與摧毀已經建立或正在建立的嶄新民主思想體系，也就成為任何一家專制復辟政體最為棘手和最為重視的大事。因此，為防患革命再起於未然，為從根本上杜絕革命思想的再生和蔓延，直至為徹底剿滅任何意在引爆革命的新思想、新文化，也就成為專制復辟政權較之正宗專制王朝更加重視和特別重視的問題。路易十八復辟後，立即恢復臭名昭著的“聖·耶穌會”，就是旨在強化思想統治。七十年代伊朗在革命後強化宗教思想統治的事實，已明顯地說明了思想統治對於一個宗教復辟政權的至關重要。以蘇俄領銜的所有大大小小共產專制復辟國家，均以“獨尊馬列、殺盡百家”為手段，來剝奪人民任何思想與言論的自由，甚至一再地和瘋狂地羅織思想罪，更將思想罪定為重罪，並大面積施以極刑，直至因“法重心駭”，而迫使人民喪失了思考的自由和能力。此無疑為革命戰勝復辟、即民主戰勝專制的較量歷程，帶來了特別的艱難性。
　　一言以蔽之，正是四百年來世界由專制向民主的過渡，才帶來了革命與復辟 —— 即民主與專制反覆較量的艱難歷程。同樣，也正是這個歷程所一再表現出來的普遍性、反覆性、艱難性、複雜性與激烈性，才明確地體現了各國民主革命歷程的歷史共同性。

注  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