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 竊奪國民黨輿論權

　　應該說，早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即中國國民黨的“聯俄容共”做法剛剛開始實行的時候，《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就已經指明要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進行重新解釋，以使國民黨成為一個“符合時代精神”的民族政黨。也就是說，若不經過共產國際的重新解釋，三民主義就非但不符合時代精神，而且國民黨也是一個不符合時代精神的政黨了。¹⁶ 之後，在國民黨有“聯俄容共”做法的短短三年中，蘇俄顧問和中共除掉打進國民黨以反對國民黨，包括在思想輿論上反對國民黨的主義、理論和政綱以外，其竊奪國民黨權力的重要手段之一，便是在廖仲凱將國民黨“一大”四百餘份文件起草工作交由蘇俄顧問和中共包辦之後，蘇俄顧問和中共即開始了對於國民黨輿論權的竊奪，直至發展到強代孫中山和國民黨“立言”，試圖首先在思想理論上將中國的國民革命誘逼為共產革命。其中特別具有欺騙性的，便是借孫中山和國民黨有“聯俄容共”的做法，先是大肆宣傳孫中山有“聯俄容共”的政策，繼之又將“聯俄容共”擅自篡改為“聯俄容共扶助工農”的三大革命政策，為發動暴民革命、干擾和破壞國民革命製造理論根據。然後，更在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的北伐勝利進軍途中，在他們反對、利用、破壞北伐就要失敗的日子裡，乾脆假造出所謂聯俄聯共扶助工農這個“孫中山手定”的三大政策，以打擊蔣介石和所謂的國民黨“新右派”，以繼續破壞北伐和國民革命，以妄圖改變他們即將失敗的命運，甚至將為他們所假造的“ 三大政策”，公然地鼓吹成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並欺世惑眾達半個世紀以上。直到八十年代以後的中國大陸學者們，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將它們徹底揭穿。本書上卷第三章兼論所記述的，由中國大陸三位學者公開撰文所指出的，在國民黨的所有文件里都沒有所謂“聯俄容共、聯俄聯共、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和所謂新三民主義的記錄，而只有在中共的文件裡面才能找得到它們的歷史事實，實在將蘇俄和中共強代孫中山和國民黨“立言”以假造“聖旨”的行徑，揭露無餘。只需將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蘇俄顧問鮑羅廷竟敢在他創辦的那一份《人民日報》創刊號上，公然捏造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便是孫中山先生之新三民主義的做法，與同一時期中共製造三大政策的黨內文件稍作對照，其完全出於“一轍”的本相，也就將蘇俄和中共謊言惑眾的真相實情徹底地公之於世了。

第二、竊奪國民黨的組織權

　　蘇俄和中共竊奪國民黨組織權的第一個手段，自然是打進國民黨以發展共產黨，這原來就是蘇俄命令中共參加國民黨的首要原因。一九二三年八月印發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和青年團其它相應的決議案，均明確宣稱：“應努力協助中國共產黨，擴大國民黨中的共產黨於全中國……。”用中共歷史教材上的話來說，就是在共產黨幫助下，“各地的國民黨組織幾乎為共產黨所主持”。並且，即便是在國民黨“整理黨務案”生效之後，“各地的國民黨組織，為共產黨所主持者，仍然占三分之一以上”（參見上卷第四章）。
　　蘇俄和中共竊奪國民黨組織權的第二個手段，便是在孫中山先生逝世之後和汪精衛“左派”權力病發作之時，“包辦”國民黨“二大”，以全面竊奪國民黨中央黨權。如上卷第四章第二、第三節所述，在國民黨“二大”召開之前中共已經決定：“共產黨身份的國民黨二大代表要占國民黨二大代表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以造成在國民黨二大上的絕對優勢；共產黨要在二大上團結國民黨左派、孤立國民黨中派、打擊國民黨右派；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要在國民黨二大各項選舉結果中占有絕對優勢的比例。” 一句話，就是共產黨要全面竊奪國民黨的黨權。中共的奪權陰謀確在國民黨的“二大”上完全得以實現。國民黨元老派中的反共派領袖鄒魯、謝持等被開除出了國民黨，國民黨元老中的另一些人林森、居正、沈玄廬、葉楚傖等十二人被警告，國民黨的中堅人物戴季陶等被斥以訓令，國民黨的骨幹力量在大會選舉中紛紛落選。國民黨中央常委、中央執委和中央委員中，共產黨身份者和國民黨親俄親共的“左派”領袖已分別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三分之一被認為是中派，蔣介石則被壓到了共產黨員譚平山之下。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中，中共黨人譚平山擔任組織部長，中共黨人林祖涵擔任農民部長，中共黨人毛澤東代汪精衛擔任宣傳部長，中共黨人馮菊坡代被貶逐的胡漢民主持國民黨中央工人部，極“左”派彭澤民擔任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長，國民黨中央秘書處由中共黨人譚平山和林祖涵掌控，權同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在共產黨人譚平山擔任部長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總共二十九名工作人員中，共產黨員竟占了二十六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已經名副其實地成了“共產黨中央組織部”。由是，國民黨的“二大”實已被開成了共產黨的“二大”，國民黨中央的重要領導職務幾乎全部被共產黨所占據，國民黨各級地方組織幾乎全部為“代國民黨建立黨部”的共產黨所把持（參見上卷第四章），國民黨已經成為一個被共產黨所架空的黨，所操縱的黨，徒剩下一具軀殼而已。所以，中共史家才會說，國民黨的“二大”上乃“洋溢着一片樂觀的左傾氣氛”。距孫先生辭世尚不足一年，他的三民主義在自己的黨代會上不僅已經無人問津，甚至到了誰要是再說什麼三民主義，便要遭人冷眼的地步。蘇俄和中共欲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的陰謀似乎就要成功了（參見上卷第三、第四章）。
　　有必要重複指出的是，七十多年來，直到今天為止，中共何曾允許過任何一個他黨的人進入共產黨？何曾允許過任何一個他黨的人擔任過中共從中央到地方任何一級組織的委員、常委、部長，哪怕只是一個小小的科長、秘書或辦事員？就更不用說它竟能容許別人打進它的黨里，去開除它的元老，警告它的領袖，訓令它的重要幹部，並任憑別人去把持它的各級黨組織了。如是而論，中共還有什麼理由來為他竊奪國民黨的權力辯護？又有什麼理由把將它清除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陣營的正義行為，竟污衊為“反革命政變”呢？
　　蘇俄和中共竊奪國民黨組織權的第三個手段，便是既奪黨權，更奪政權。北伐之前，中共在廣東竊奪國民黨政權的情形姑且不論，特別是在北伐軍已經建立了國民革命政權的後方，共產黨則借幫助國民黨建立地方各級黨組織，以在實際上建立共產黨的地方各級黨組織，即對外是國民黨，對內則是共產黨，並藉此而力圖掌控新誕生的國民政府。同時，中共又以俄國二月民主革命後的蘇共為榜樣，借發動工農革命以煽動暴民運動，建立有槍、有權的非法“工農政權”即暴民政權，以與剛剛誕生的、中共尚未竊取到權力的國民革命政權相對抗，並在實際上造成國共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尤其突出的是，當北伐軍東路和中路兩支大軍已經逼近和包圍上海，上海的軍閥部隊已經決定向北伐軍投降，上海的解放指日可待之時，中共卻收買殘餘軍閥勢力在上海連續發動了三次武裝起義，並在武漢俄國政府的命令下，反對建立國民政府，堅持建立“上海市民政府”。如前所述，中共浙江區委就曾宣稱：“上海的市民政府就是無產階級的，就是蘇維埃、巴黎公社。”

第三、竊奪國民黨軍權

　　蘇俄與中共一是要求國民革命軍仿照蘇俄在軍隊中建立黨代表制。黨代表權力極大，既能監督所屬人事經費，又能監督同級軍事長官，並且無論什麼命令，非黨代表副署，一概不能生效。黨代表遇事還可以採取緊急措施。這些黨代表與其他政工人員，絕大多數由共產黨人擔任。直到中山艦事件之後，他們才被蔣介石解除了黨代表職務。二是仿照蘇俄在國民革命軍中建立政治部，以奪取國民黨在國民革命軍中的政治工作權力。國民革命軍改組後，六個軍當中就有五個軍的政治部主任由共產黨人擔任：第一軍為周恩來，第二軍為李富春，第三軍為朱克靖，第五軍為李朗如，第六軍為林祖涵，海軍政治部主任為李之龍。三是為竊奪黃埔軍校的權力，不僅在建校之初，即由廖仲凱引進了大批的俄國軍事顧問，而且引進了一批共產黨人擔任學校的重要職務，如政治部代理主任包惠僧，軍法處長周恩來 —— 後為政治部主任，教授部副主任葉劍英，政治教官鄆代英、高語罕等。同時又在軍校學生中組織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出版地下刊物，宣傳馬克思主義，反對三民主義，造成軍校中另一派學生組織“孫文主義學會”的成立，並與之對立，為嗣後國民革命軍內部的分歧、對抗和部分軍人的叛亂，埋下了重重危機。四是蒙蔽孫中山，以孫同意建立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隊為名義，抽調黃埔軍校共產黨員為骨幹，從廣東、廣西、湖南等地招兵，建成了一個兩千人的獨立團，任命共產黨員葉挺為團長，逐級設立共產黨組織，直接接受中共廣東區委領導，由是而在國民革命軍中建立了一支清一色的共產黨軍隊。它既是葉挺獨立團的由來，又是中共南昌暴動的“家底”，更是後來張發奎等人不斷製造兩廣叛亂和叛變的軍事基礎。

第四、發動政變、實行對國民黨領導權的再竊奪

　　國民黨“二大”之後，蔣介石新領袖地位的形成和北伐的勝利進軍，日益使蘇俄和中共惶惶而難安。因為北伐一旦成功，中國國民黨一旦統一了中國，則蘇俄的欲望和中共的革命，勢將如水東流，不復再來。由是，在作出了一連串反對、利用、破壞北伐的陰謀行徑之後，鮑羅廷終於利用已經遷都武漢、而蔣介石又駐節南昌的機會，一手導演了一場由中共和國民黨親俄親共派共同發動的政變，以全面反撲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全面否定“整理黨務案”，並試圖將他們在國民黨中已經失去的權力，全部搶奪回來。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一批到達武漢的國民黨中常委和國民政府委員孫科、宋子文、徐謙、蔣作賓、柏文蔚、吳玉章、宋慶齡、陳友仁、唐生智、董必武等，即在鮑羅廷的主持下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撇開當時國民黨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和其他非左派的領導人，成立所謂“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聯席會議 ”，推極左派徐謙為主席，宣布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未在鄂開會之前執行最高權力。這便是武漢“俄國政府”的“前身和班底”。一九二七年三月七日，由鮑羅廷提議並決定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舉行預備會議。會上，因譚延悖提出應推遲會期以待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和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參加會議，卻立即遭到共產黨人吳玉章、鄆代英和國民黨極左派彭澤民的堅決反對。因在出席會議的三十三人中，中共和左派占絕對優勢，譚延悖的提議遂被否決。由是，蘇俄顧問、中共和國民黨親俄親共派完全控制了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並在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和其他領袖缺席的情況下，發動政變，決議廢除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一職，即等於撤銷了蔣介石中央常委會主席的職務；決議免去蔣介石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和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職務，組織部長職務虛位以待汪精衛歸國擔任，汪歸國前則由中共黨人吳玉章代理；決議由中共黨人重新擔任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以後所辭去的國民黨重要職務，從而推倒了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曾通過的“整理黨務案”；決議“提高黨權、限制蔣介石獨裁”，以將領導北伐功勳卓著的國民黨新領袖，全國人民心中真正的革命英雄，並正在領導着北伐戰爭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誣定為“新軍閥和新右派”，並從此立為被打倒的對象。

　　如果蘇俄命令中共黨員參加國民黨，是蘇俄陰謀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的第一步，分裂國民黨是第二步，則竊奪國民黨領導權便是第三步，是為實現其根本目標所採取的至關重要一步。一九二七年八月，在蘇俄和中共召開的“八七會議”上，就非但沒有迴避他們竊奪國民黨領導權的事實，而且認為正是因為竊奪的不夠狠 —— 用他們欺世的語言來說，便是他們“放棄了對國民革命的領導權”，才招致了他們的失敗。多年以來，在中國大陸任何一本現代史教科書裡，御用歷史學家們都將這一強盜邏輯，視為當然的真理，而贅述得不厭其煩。他們不僅指責鮑羅廷和陳獨秀因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才給中國共產革命帶來了失敗與挫折；而且要一再地肯定，中共後來在蘇俄的命令下，公然武裝反叛國民革命和持續顛覆及分裂祖國的正確性。蘇俄和中共竊奪國民黨領導權的四大陰謀舉措是：

第一、 竊奪國民黨輿論權

　　應該說，早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即中國國民黨的“聯俄容共”做法剛剛開始實行的時候，《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就已經指明要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進行重新解釋，以使國民黨成為一個“符合時代精神”的民族政黨。也就是說，若不經過共產國際的重新解釋，三民主義就非但不符合時代精神，而且國民黨也是一個不符合時代精神的政黨了。¹⁶ 之後，在國民黨有“聯俄容共”做法的短短三年中，蘇俄顧問和中共除掉打進國民黨以反對國民黨，包括在思想輿論上反對國民黨的主義、理論和政綱以外，其竊奪國民黨權力的重要手段之一，便是在廖仲凱將國民黨“一大”四百餘份文件起草工作交由蘇俄顧問和中共包辦之後，蘇俄顧問和中共即開始了對於國民黨輿論權的竊奪，直至發展到強代孫中山和國民黨“立言”，試圖首先在思想理論上將中國的國民革命誘逼為共產革命。其中特別具有欺騙性的，便是借孫中山和國民黨有“聯俄容共”的做法，先是大肆宣傳孫中山有“聯俄容共”的政策，繼之又將“聯俄容共”擅自篡改為“聯俄容共扶助工農”的三大革命政策，為發動暴民革命、干擾和破壞國民革命製造理論根據。然後，更在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的北伐勝利進軍途中，在他們反對、利用、破壞北伐就要失敗的日子裡，乾脆假造出所謂聯俄聯共扶助工農這個“孫中山手定”的三大政策，以打擊蔣介石和所謂的國民黨“新右派”，以繼續破壞北伐和國民革命，以妄圖改變他們即將失敗的命運，甚至將為他們所假造的“ 三大政策”，公然地鼓吹成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並欺世惑眾達半個世紀以上。直到八十年代以後的中國大陸學者們，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將它們徹底揭穿。本書上卷第三章兼論所記述的，由中國大陸三位學者公開撰文所指出的，在國民黨的所有文件里都沒有所謂“聯俄容共、聯俄聯共、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和所謂新三民主義的記錄，而只有在中共的文件裡面才能找得到它們的歷史事實，實在將蘇俄和中共強代孫中山和國民黨“立言”以假造“聖旨”的行徑，揭露無餘。只需將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蘇俄顧問鮑羅廷竟敢在他創辦的那一份《人民日報》創刊號上，公然捏造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便是孫中山先生之新三民主義的做法，與同一時期中共製造三大政策的黨內文件稍作對照，其完全出於“一轍”的本相，也就將蘇俄和中共謊言惑眾的真相實情徹底地公之於世了。

第二、竊奪國民黨的組織權

　　蘇俄和中共竊奪國民黨組織權的第一個手段，自然是打進國民黨以發展共產黨，這原來就是蘇俄命令中共參加國民黨的首要原因。一九二三年八月印發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和青年團其它相應的決議案，均明確宣稱：“應努力協助中國共產黨，擴大國民黨中的共產黨於全中國……。”用中共歷史教材上的話來說，就是在共產黨幫助下，“各地的國民黨組織幾乎為共產黨所主持”。並且，即便是在國民黨“整理黨務案”生效之後，“各地的國民黨組織，為共產黨所主持者，仍然占三分之一以上”（參見上卷第四章）。
　　蘇俄和中共竊奪國民黨組織權的第二個手段，便是在孫中山先生逝世之後和汪精衛“左派”權力病發作之時，“包辦”國民黨“二大”，以全面竊奪國民黨中央黨權。如上卷第四章第二、第三節所述，在國民黨“二大”召開之前中共已經決定：“共產黨身份的國民黨二大代表要占國民黨二大代表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以造成在國民黨二大上的絕對優勢；共產黨要在二大上團結國民黨左派、孤立國民黨中派、打擊國民黨右派；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要在國民黨二大各項選舉結果中占有絕對優勢的比例。” 一句話，就是共產黨要全面竊奪國民黨的黨權。中共的奪權陰謀確在國民黨的“二大”上完全得以實現。國民黨元老派中的反共派領袖鄒魯、謝持等被開除出了國民黨，國民黨元老中的另一些人林森、居正、沈玄廬、葉楚傖等十二人被警告，國民黨的中堅人物戴季陶等被斥以訓令，國民黨的骨幹力量在大會選舉中紛紛落選。國民黨中央常委、中央執委和中央委員中，共產黨身份者和國民黨親俄親共的“左派”領袖已分別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三分之一被認為是中派，蔣介石則被壓到了共產黨員譚平山之下。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中，中共黨人譚平山擔任組織部長，中共黨人林祖涵擔任農民部長，中共黨人毛澤東代汪精衛擔任宣傳部長，中共黨人馮菊坡代被貶逐的胡漢民主持國民黨中央工人部，極“左”派彭澤民擔任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長，國民黨中央秘書處由中共黨人譚平山和林祖涵掌控，權同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在共產黨人譚平山擔任部長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總共二十九名工作人員中，共產黨員竟占了二十六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已經名副其實地成了“共產黨中央組織部”。由是，國民黨的“二大”實已被開成了共產黨的“二大”，國民黨中央的重要領導職務幾乎全部被共產黨所占據，國民黨各級地方組織幾乎全部為“代國民黨建立黨部”的共產黨所把持（參見上卷第四章），國民黨已經成為一個被共產黨所架空的黨，所操縱的黨，徒剩下一具軀殼而已。所以，中共史家才會說，國民黨的“二大”上乃“洋溢着一片樂觀的左傾氣氛”。距孫先生辭世尚不足一年，他的三民主義在自己的黨代會上不僅已經無人問津，甚至到了誰要是再說什麼三民主義，便要遭人冷眼的地步。蘇俄和中共欲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的陰謀似乎就要成功了（參見上卷第三、第四章）。
　　有必要重複指出的是，七十多年來，直到今天為止，中共何曾允許過任何一個他黨的人進入共產黨？何曾允許過任何一個他黨的人擔任過中共從中央到地方任何一級組織的委員、常委、部長，哪怕只是一個小小的科長、秘書或辦事員？就更不用說它竟能容許別人打進它的黨里，去開除它的元老，警告它的領袖，訓令它的重要幹部，並任憑別人去把持它的各級黨組織了。如是而論，中共還有什麼理由來為他竊奪國民黨的權力辯護？又有什麼理由把將它清除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陣營的正義行為，竟污衊為“反革命政變”呢？
　　蘇俄和中共竊奪國民黨組織權的第三個手段，便是既奪黨權，更奪政權。北伐之前，中共在廣東竊奪國民黨政權的情形姑且不論，特別是在北伐軍已經建立了國民革命政權的後方，共產黨則借幫助國民黨建立地方各級黨組織，以在實際上建立共產黨的地方各級黨組織，即對外是國民黨，對內則是共產黨，並藉此而力圖掌控新誕生的國民政府。同時，中共又以俄國二月民主革命後的蘇共為榜樣，借發動工農革命以煽動暴民運動，建立有槍、有權的非法“工農政權”即暴民政權，以與剛剛誕生的、中共尚未竊取到權力的國民革命政權相對抗，並在實際上造成國共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尤其突出的是，當北伐軍東路和中路兩支大軍已經逼近和包圍上海，上海的軍閥部隊已經決定向北伐軍投降，上海的解放指日可待之時，中共卻收買殘餘軍閥勢力在上海連續發動了三次武裝起義，並在武漢俄國政府的命令下，反對建立國民政府，堅持建立“上海市民政府”。如前所述，中共浙江區委就曾宣稱：“上海的市民政府就是無產階級的，就是蘇維埃、巴黎公社。”

第三、竊奪國民黨軍權

　　蘇俄與中共一是要求國民革命軍仿照蘇俄在軍隊中建立黨代表制。黨代表權力極大，既能監督所屬人事經費，又能監督同級軍事長官，並且無論什麼命令，非黨代表副署，一概不能生效。黨代表遇事還可以採取緊急措施。這些黨代表與其他政工人員，絕大多數由共產黨人擔任。直到中山艦事件之後，他們才被蔣介石解除了黨代表職務。二是仿照蘇俄在國民革命軍中建立政治部，以奪取國民黨在國民革命軍中的政治工作權力。國民革命軍改組後，六個軍當中就有五個軍的政治部主任由共產黨人擔任：第一軍為周恩來，第二軍為李富春，第三軍為朱克靖，第五軍為李朗如，第六軍為林祖涵，海軍政治部主任為李之龍。三是為竊奪黃埔軍校的權力，不僅在建校之初，即由廖仲凱引進了大批的俄國軍事顧問，而且引進了一批共產黨人擔任學校的重要職務，如政治部代理主任包惠僧，軍法處長周恩來 —— 後為政治部主任，教授部副主任葉劍英，政治教官鄆代英、高語罕等。同時又在軍校學生中組織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出版地下刊物，宣傳馬克思主義，反對三民主義，造成軍校中另一派學生組織“孫文主義學會”的成立，並與之對立，為嗣後國民革命軍內部的分歧、對抗和部分軍人的叛亂，埋下了重重危機。四是蒙蔽孫中山，以孫同意建立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隊為名義，抽調黃埔軍校共產黨員為骨幹，從廣東、廣西、湖南等地招兵，建成了一個兩千人的獨立團，任命共產黨員葉挺為團長，逐級設立共產黨組織，直接接受中共廣東區委領導，由是而在國民革命軍中建立了一支清一色的共產黨軍隊。它既是葉挺獨立團的由來，又是中共南昌暴動的“家底”，更是後來張發奎等人不斷製造兩廣叛亂和叛變的軍事基礎。

第四、發動政變、實行對國民黨領導權的再竊奪

　　國民黨“二大”之後，蔣介石新領袖地位的形成和北伐的勝利進軍，日益使蘇俄和中共惶惶而難安。因為北伐一旦成功，中國國民黨一旦統一了中國，則蘇俄的欲望和中共的革命，勢將如水東流，不復再來。由是，在作出了一連串反對、利用、破壞北伐的陰謀行徑之後，鮑羅廷終於利用已經遷都武漢、而蔣介石又駐節南昌的機會，一手導演了一場由中共和國民黨親俄親共派共同發動的政變，以全面反撲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全面否定“整理黨務案”，並試圖將他們在國民黨中已經失去的權力，全部搶奪回來。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一批到達武漢的國民黨中常委和國民政府委員孫科、宋子文、徐謙、蔣作賓、柏文蔚、吳玉章、宋慶齡、陳友仁、唐生智、董必武等，即在鮑羅廷的主持下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撇開當時國民黨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和其他非左派的領導人，成立所謂“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聯席會議 ”，推極左派徐謙為主席，宣布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未在鄂開會之前執行最高權力。這便是武漢“俄國政府”的“前身和班底”。一九二七年三月七日，由鮑羅廷提議並決定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舉行預備會議。會上，因譚延悖提出應推遲會期以待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和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參加會議，卻立即遭到共產黨人吳玉章、鄆代英和國民黨極左派彭澤民的堅決反對。因在出席會議的三十三人中，中共和左派占絕對優勢，譚延悖的提議遂被否決。由是，蘇俄顧問、中共和國民黨親俄親共派完全控制了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並在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和其他領袖缺席的情況下，發動政變，決議廢除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一職，即等於撤銷了蔣介石中央常委會主席的職務；決議免去蔣介石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和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職務，組織部長職務虛位以待汪精衛歸國擔任，汪歸國前則由中共黨人吳玉章代理；決議由中共黨人重新擔任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以後所辭去的國民黨重要職務，從而推倒了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曾通過的“整理黨務案”；決議“提高黨權、限制蔣介石獨裁”，以將領導北伐功勳卓著的國民黨新領袖，全國人民心中真正的革命英雄，並正在領導着北伐戰爭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誣定為“新軍閥和新右派”，並從此立為被打倒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