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东方民族，刚从旧封建的桎梏下解脱，就陷进了这个幽灵的桎梏中。

半个世纪过去了，欧洲人、美洲人、澳洲人……总之，全世界所有文明社会的人们驱赶的幽灵，仍然在中华大地肆虐。

曾经显赫一世的东方古国，为何会成为这个幽灵的最后栖身之所？今天的中国人为什么被这个全世界唾弃的死魂灵紧缠着不能脱身？对此，被这幽灵狱囚般束缚的这一代人，应该对后世有一个明确的交待，并承担起这一代人应负的责任。

一、 幽灵的召唤

产业革命结束了欧洲的封建专制，给黑幕笼罩下的人类社会带来了文明的曙光。但从马克思主义形成和直到今天，人们对这场革命在马克思笔下的惨败也爱莫能助，更对被这场革命毁灭的封建王朝和奴役制度的哀鸣之声无言以对，平民自主的产业资本在砸碎封建枷锁的同时也因它的种种过失大劫难逃。

随着大工业推动的人口大规模聚居，以及从未有过的新闻声势，使这个年轻的时代存在的弊病，新生的和旧疾未愈的，全都在人们面前跃然眉心。一时间，贫困、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危机，以及资本剥削和压迫，这些社会现象仿佛横空出世，它们都在马克思笔下为奴隶主和封建主脸上增辉并藉以减轻他们的罪名，因为马克思就是用这些字眼掷向资产者和实业家，并努力在历史的有罪者名单上将奴隶制和封建制向轻罪这一边拉。

新生的时代似乎再也没有光明。马克思用他擅长恶意歪曲的宣传，将种种背离产业原则的早期自由产业弊端和那个时代一时难除的社会旧病全部泼向新生的自主产业生产方式，将这个新生的民主、自由政体，这个摧毁特权争取人人平等的时代，装满了一切让人人胆寒和倍感恐怖的言辞。

他不以人类社会存在的弊端提出建设性的思想，却以这些弊端为理由直接提出了分割人类的要求。“人类”这个社会性种群在马克思理论中被“阶级”所取代，马克思就用它继续划分“人”这一个种并规定他们相克不相生。

他向世界宣扬：“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奴隶制时代的两大对抗等级和封建制中由礼教贯穿联系起来的繁琐阶层，这一切都远比资产阶级以资产权形成的等级制逊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马克思的编排、挑唆下成为人类社会两个势不两立的对头，它们已经远不是社会阶层的区别，而是超生物种类的区别，是相克不相生的阶级异种。

马克思除了大肆宣扬他的阶级异化和敌对理论，并且指出：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同时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与阶级内部的斗争交织的历史。

由种种区别产生的社会摩擦，这些摩擦一经马克思挑唆，就成为人类社会各阶层中那些好勇斗狠情绪的兴奋剂。于是，社会摩擦被激发成了阶级对抗，这种对抗最终被激化为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人类”这一生物物种在现实社会中被马克思分化为“阶级物种”，分化为形形色色最后只归结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敌对种类。

这种阶级分割把人类的共通情谊完全分割掉，它把人的天性，以及人类的一切情感完全淹没，把人性这一区别兽性的事物通过这种分割最后使它变得比兽性还更兽性。而这一切正是在平民生产自主权和政治民主权的确立过程中被马克思渲染到了极端并被他指定为自主资本的专有罪恶。它在马克思笔下造成了人类社会空前的大倒退。似乎世界的末日已经随生产劳动自主权的普及，随财富无等级制约地生产和拥有，随封建帝王和士绅的灭亡即将到来；物质财富并不是人们颂扬的那样在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而是反过来推进黑暗的到来。

一句话，自主产业灭绝人性。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对国民生产劳动自主权的结论。

自从人类从劳动中创生以来，协作就以不断更新的形式把人类的群居生活方式推向高潮。社会的发展，城市的兴起，工业和商业的空前发展把人类带向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自主产业资本创造的巨大财富把帝王将相的世封和那些名目繁多的封建名分变得滑稽可笑。由平民中产生的资产者最初或是以公社的形式，或是以独立的城市共和国的形式，或是以第三等级的形式开始公开与贵族抗衡。最后，他们联合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中产生的，同时又以科技成就推动经济发展的学者阶层取得了政权上的胜利。从此，人类社会的生产形式有了根本改变。人从属于人，即平民从属于权贵，农奴从属于贵族的被迫劳动被完全取消；劳动资本的封建主占有和帝王以封建特权运用的方式，在这个时代转变为由劳动创造者自行占有和自主运用的方式，即转变为人人平等的，资本自主的方式。

从打破特权实现人人平等的那一刻起，整个社会就在释放一种力量，国民中的一切等级开始瓦解家族封建中的所谓“上等人”和“优秀分子”们依靠特权保持的利益板块。一切都不再是“上等人”和“优秀分子”们的专利；自然赋予的一切在这个时代被赋予了一切人，而不再是“有教养的上等人”和“高素质的优秀分子”们才配占有和享用的私产。产业资本自主权和国家资源人人平等享有权是以生产方式的反封建形式体现民主自由的变革成果，它是政治民主在生产方式上的表现。马克思别有用意地将这种生产方式称之为：资本主义方式；它的社会形式也被称为：资本主义社会。他要用生产方式上的资本自主表现的经济不平等，抹杀和掩盖这个制度的政治平等权和民主、自由权。并用他的阶级斗争原则否定政治平等原则，鼓动重新建立资本集权和政治集权制度。

人类奋斗了几千年，终于实现了政治民主。它选择的生产方式，必然是体现劳动创造者自主权利的方式；它确立的社会物质财富分享方式，必然要体现社会一切群体和个体的利益要求。民主政治保障了社会物质财富的合理、公平、公正分享，它的生产方式更加启发出人类蕴藏的巨大的创造潜能。这个潜能远比挖掘大运河、建造万里长城和埃及金字塔，远比修建罗马水道和歌特式教堂……它远比那个时代以前历史上一切创造奇迹所显示的人类创造力都更加巨大，现代工业和现代科技就是在这种资本运用的新时代中产生的。资本自主的生产方式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产业革命。它使加工业，陆路交通和航海运输业，使种植业，使商业，使金融业空前高涨；它把大片大片的荒地转眼间变成不断增殖剩余产品的人造富源，把连绵不能穷尽的荒山变成取之不尽的藏宝地；它把分散独立的民族乡村连接成一个个共通的市场——不断新兴的城市以工业为基础，以商业为轴心……生产方式的改变也带来了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这种改变最显著的就是贵族的尊严不在了，昔日不可一世的帝王也随着平民自由、民主意识的形成和增进而威风扫地。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这是马克思郑重其事地说的。

但是，马克思对这种“非常革命的作用”指的不过是：“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由产业革命为先导并最后促成的民主革命，在早期显然不乏利用经济优势抢夺利益先机之辈，使革命残留的旧制度的劣迹在新体制中表现得同样疯狂。这当然引起社会广泛的批评和责难。民主不会阻止更不会无视这些批评和责难，民主革命从来没有忽视经济不平等产生的社会不公正。但是民主绝不会接受重新再用一种强权法则将人类社会又推回到专制的桎梏下；民为主的社会是天道所归。

马克思无视天道，以抨击资产阶级剥削，镇压资产阶级为理由，鼓动建立阶级强权制度，反叛这场否定一切专制强权的民主大革命，为建立阶级专政制度创建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阶级斗争理论体系，在人类社会又重新燃起了专制的烈火。

他谴责这场革命“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在马克思笔下，人类进入产业资本自主主义社会就如同坠入十恶不赦的深渊。他惋惜世袭权贵和专制政治的灭亡，因为它们的灭亡释放了人间全部生机，导致社会一片混乱；连几千年沿袭的所谓天然的君臣父子关系也在一夜之间遭到了这场革命的彻底破坏，而这些封建羁绊和奴役法则正是人类社会秩序的支撑，是他的所谓“温情脉脉和田园诗式生活”的保障。

因此，诅咒破坏这个旧秩序的新原则，就是马克思理论最重要也是最突出的部份。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怒斥这场革命，说它使社会生产染上了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这个瘟疫只要资产阶级存在就会接连不断地发生。

马克思形容它每次到来就像是一场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它将“吞噬社会的全部生活资料，使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

人类从来就是因为生产不足而贫病交迫，到今天却因为生产过剩更贫更病。马克思宣称，只要资产阶级存在一天，人类就无法摆脱这可怕的瘟疫，并只会日甚一日地最后被这瘟疫全部灭绝。

这种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双重危机震吓了世界，他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他们直接就是相克不相生的生存死敌。

在马克思振振有辞的鼓动声中，幽灵式的封建政治体系开始形成和蔓延，旧的统治方式在新的基础上又死灰复燃。从此，无产阶级对有产阶级的镇压并誓将其消灭的战火在地球上熊熊燃起；中华大家庭更被推入这无尽苦难的阶级仇恨和相互斗争的黑暗深渊。
马克思主义焚炙异己，震撼人类。

二、危害人类的幽灵

幽灵的至上名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幽灵的理论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幽灵哲学就是以阶级斗争为核心展开的，它挑起的正是产业革命形成的自主产业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与资产者之间的对立。他们因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以新的生产关系交往。这个交往过程，正是对劳动、分配、交换，以及财产所有权等问题的认识、定性和处置所决定的过程。

关于劳动，马克思曾经挖苦神学中的诈传，说什么“人怎样因为罪孽深重，所以被注定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经济学中关于原罪的历史则向我们揭示，怎么会有人根本不需要这样做”。

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也同样向我们揭示，怎么会有人即不需要汗流满面，也不需要节俭积累，他们为何也像过去的封建主一样，两方面都“根本不需要这样做”。

汗流满面，是大自然对人的考验；节俭积累，是平民到资产者必走的一步。从资产者到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终于从个别发展到了集群。他们首先是挣脱奴役的自由平民等级，在封建势力的夹缝中求生，顽强地生存、创业。

当然，也不排除有捷径可走。那就是掠夺。用武力或用权势，两种方法一样凑效。但这两种方法都轮不到自由民，只配有权有势的封建主运用，他们从来就是靠此为生，靠此奴役人民。马克思却把这个他要为之减轻罪名的阶级的丑行，安在了他要打倒的阶级头上。他公开贬斥节俭积累，将历史上的征服、奴役、劫掠、杀戮，这些靠暴力掠夺为生的霸权者的行为，与人类劳动、节俭、积累的创业过程混为一体；并将后者列为历史上的重罪群体，为前者的行为顶罪。于是，用“剥夺”方式取代“节俭积累”这种资本的获取方式，就成为马克思理论的精髓，堂而皇之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们抢夺社会一切财富的理论根据。

与节俭积累不同，劳动在马克思理论中却是例外。

政治经济学大家斯密和李嘉图认为，有用的物并不都具有政治经济学中理解的那种价值，商品会自发依据其必须的劳动量来生产和交换，始终遵循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

这一理论论述的是人类劳动社会化协作的规律，马克思却以此建立了他的劳动消耗价值论，把一个发展的生产、交换断面在静态下论证的规律，强加在整个连续的，交错发展的动态社会活动中。曲解价值，说它只产生于现实劳动，并不包含过去劳动，只产生于生产商品耗费的“活”劳动量，而无所谓它的效用。

他的劳动价值理论建立的社会，消费不是享受劳动的成果，而是享受成果的劳动。他的劳动二重性就像阶级对抗从商品身上形成的影子，无产阶级的劳苦大众只消享用这个虚拟的幻影构成的“美好生活”，而他本人和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们却仍然只乐意享受商品的物质实体即使用价值带给他们的甘美。这个所谓“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竟然违背物质第一性的原则，竟如此追崇、空谈一个扑朔迷离的意识形态幻影，而将体现物质财富的商品使用价值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完全否定。

人类从进入商品社会以来，整个社会生产就在商品的纽带中进行，各个生产者相互独立，彼此各不相亲，互不相识，有的甚至相互对立，但一切都不妨碍他们通过商品彼此合作、互利。这就是商品中能供人们享乐或减轻人们痛苦的物质的效用在吸引各个劳动者互相帮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也是亚当•斯密指给我们看的那支无形的手无所不能地在引导整个社会生产。而马克思却要把这支手砍断，用他的虚无存在的抽像劳动代替那支自然法则的手，去指挥他用暴力强制建立的“产业军”，这如何不使中国人陷入苦难无底的贫穷深渊。

显然，马克思主义中体现不出人类生存资源的极其有限与人类对财富的无限需求之间的关系。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劳动就不再是一种经济智慧的人类活动。作为社会劳动，马克思认为，人类的这一行为只能是单一阶级组织化的活动，就像昆虫类生物靠本能组织的活动一样。以主观能动性创造有用价值的人类劳动的意义，在他的理论中被完全抹杀。

历史上，人类劳动曾经经历过马克思主张的组织化过程，那就是封建制以前的奴隶制时期。

在中国，夏王朝是第一个组织奴隶劳动的王朝。奴隶主包干、限制了奴隶的一切，包括衣、食、住、行。奴隶们只消安于受奴役，享有生存权，像牛马一样。

但这种状态下的国民是不会有创造力的。因为奴隶对劳动从来没有期望，他们对劳动的努力只是以不受到惩罚为限。

周王朝改变了这种生产方式，客观上解放了奴隶，礼法上还人的尊严和自由，从而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增强了国家力量。到周朝中期的西方纪元之前，中国人就彻底废除了奴隶制。正是从那时起，中国龙开始腾飞起来，并一飞冲天，引领了人类文明进步二十多个世纪。

人类文明解放的即是奴役下的人权，也是被扼杀的社会生产力，和被窒息的人类创造力。马克思如果能从历史中有所感悟，就不会看不见奴隶制时期阶级强制组织劳动的极端残酷和反动。因为在欧、美，奴隶制在他生活的时代仍然存在着。

马克思看见了经济不平等下劳动的剥削与被剥削，却看不见意识形态强制下劳动的剥削与被剥削，看不见资本用经济方式组织劳动只是协议的公平与否，而阶级集团用意识形态组织的劳动，仍然是绝对的强制与被强制。

这种强制关系，正如他运用的逻辑反转，不过是用虚伪的，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强制，代替了奴隶主直接的、露骨的、公开的强制罢了。

从平民自主资本用经济方式组织生产劳动开始，马克思建立了他的剥削理论。这个理论不单从这种生产方式下的劳动分配上，更从商品交换中，从生产、流通的每一个环节上挖掘剥削。就从他挖掘的剥削中，马克思展开了对这种新生产方式的全面攻击和彻底否定。

他先把一切劳动抽像为同一的社会劳动。在这种经过抽像全都变为一样的劳动中，他认为劳动分配就只能用劳动耗费的量来确定，而不能用劳动创造的量。

但是在产业资本自主的社会和以往的社会中，分配和交换从来不是以劳动耗费的量为唯一依据在进行。

马克思于是以为他从中发现了剥削的秘密，他用这个所谓秘密发现建立了一个他最为得意的剩余价值理论。

这个理论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家剥削的证据和剥削程度的表征，并把剩余价值看作是引起资本剥削的原因和导致人类社会这一深重灾难的根源。

马克思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叙说他的“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反覆叨念他发现和揭露资本家剥削劳动者血汗的方法和过程。

这一切就像在演绎一个旷古惊世的诈骗案。从Ｇ—Ｗ—Ｇ’开始,马克思在述说一群奸滑之徒在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里玩弄的罪恶伎俩。为什么Ｇ能增殖为Ｇ’，马克思定论在产业资本自主条件下的一切全是骗子们的丑恶骗技和掠夺者们的血腥压榨。他们通过欺骗和压榨，大量的财富产生了。

从劳动之始，它的过程从来就是Ｇ—Ｗ—Ｇ’。马克思描述的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运动过程，与从有劳动起的全部社会条件下的生产、交换过程并无什么新意。所不同的只是，越到后期，它的环节越多，越复杂而已。

于是，各个环节的资本增殖，在马克思的描述中变成了各个环节的资本剥削。仿佛人类社会的生产劳动一经平民自主，就全都变成了贪利小人的丑恶行为。仿佛比较平民自主运用产业资本的方式，以前由统治集团用暴力强制剥削的方式倒要显得温良可人一些。马克思谴责平民自主资本冷酷无情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取代了过去封建专制下“温情脉脉的、田园诗般的”社会关系。

一个庞大的诅咒资本压迫、剥削的理论体系，骨子里却透出对武力压迫和剥削偏爱得多。然而经济不平等总会在民主制衡关系中走向平等，武力压迫却不容反抗。

为了夸张他“发现”的剥削与被剥削，马克思在他的剥削理论中，要用总资本增益而不仅仅只是利润与劳动力的比来计算劳动力被剥削的程度；即他的所谓剩余价值率ｍ’＝ｍ／v公式。在这个公式中，v所代表的是总资本中所需的劳动量，或者说仅只是总资本中用货币代表的劳动量所占的份额。当一个资本中生产资料所占的比重加大时，即一定量劳动推动的生产资料量增加时，资本增益，即马克思称的剩余价值量ｍ必然会增大。这种情形正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表现，可用马克思的ｍ’＝ｍ／v公式却反映出工人遭受剥削的程度在加大。

因此，照马克思的这个公式，社会生产力越发展，工人们的处境就越悲惨。

不仅如此。马克思对资本剥削程度的判定，是资本中的“可变”部份对剩余价值的产生率。并不是他在宣传上说的：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是通过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实现的。

将“占有”改为“产生”，能在同一个资本中求出更大的“剥削”的值，从而更加痛快地“揭露”资本的凶恶。但这就导致了一个危害性极大的后果；因为所谓“可变资本”对剩余价值的产生率，表现的就是资本的生产率，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的创造力。

于是，一个资本的生产率越高，它的剥削就越残酷，资本的生产率越低的，剥削就越轻微。无论在生产率低的资本中，劳动者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收入更低微，也是如此。

这个结果告诉我们，越是凶狠、无能的资本家，在马克思理论中反而越仁慈。相反，越是在劳动条件优越，劳动者收入越丰厚的资本中，工人们遭受的剥削和压迫越残酷。并且，社会越进步，生产越发达，工人们的处境越悲惨。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生产力的反动性，他的ｍ／v公式正是诱导人们进入死亡深渊的魔鬼公式。

他为此大声疾呼：“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允许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劳动上”。

那么全世界都应该大声反问他，如果真要实现这一天，人类的末日不也就随之到来了吗？难道这就是你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的极端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不可能使他得出任何科学的结论。

马克思是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但是共产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

从墨子和柏拉图在东、西方先后提出理想社会开始，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就一直在思想家们中间流传。但它一直只在这些善良人群中流传，在人们的心愿中梦幻，却从未能在现实中实现。欧文的共产主义实践失败了，圣西门、傅立叶等人的共产主义设想也未成功。他们是伟大的，人类不会忘记他们。

马克思提出了用暴力强制的方式推行共产主义，形成了他的共产主义方式。这种方式很快得到了普遍响应，整个世界几乎都在马克思主义的震撼下颤动。

但是共产主义的内容在马克思主义大风潮中并没有一个真正实现，被广为推行和采纳的只是他的暴力强制理论。尤其在专制基础牢固的东方，他的阶级强制法则与传统的武力征服法则结为狼狈，成为近半个地球上的民族无法摆脱的桎梏。已经灭亡的封建奴役势力借靠他的专政理论又死灰复燃，并牢牢地依附在他的主义身上，成为现代最顽固难破的封建专制堡垒。

社会从形成起，公与私就一直是思想家与统治者的争执点。专制统治者从来就以社会之公，假公济私。

共产主义的思想家们大多也提出私有制是社会万恶之源，主张废除财产私有，建立公有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不例外。

但是马克思的所谓“科学共产主义”公有制只是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公有，他不但将社会阶级化，更竭力鼓动暴力镇压异阶级；他要建立的是：阶级共产主义。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共产主义思想家的主张有如天壤之别。

墨子的理想社会主张有财相分，有力相营，社会上下互助互帮，贫富强弱互济互爱。马克思主义却不要这种异阶级的友爱，不要富人的慈善，强者的扶助，而是要强行占有他们的一切，并用暴力镇压他们。

柏拉图的理想社会提出，治国者们要永远保持心灵的金银品质，而把世俗的金银钱财留给广大人民。马克思主义却要求统治阶级的优秀分子们必须占有一切资本钱财，只把政治思想教育这一修理灵魂的东西留给人民，人民才应该保持心灵的高贵，以抵制资产钱财的诱惑和侵蚀。近代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更与马克思不同。他们提出，担任国家管理职务的人员应当义务为社会服务，人民对他们的义务劳动付给的报酬就是尊敬。马克思主义却规定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要求人民积极参加义务劳动，不计报酬，人民得到的报酬就是“主人翁”这一光荣称号。

前人提出的公有制，是不分阶级、阶层，人人平等享有社会财富的公有制。马克思提出的阶级公有制，不过是只有一小部份人享有国家财产特权的公产私有制而已。

马克思不承认社会化下的个人还应拥有自主创造的权利，坚持认为，社会生产劳动必须在集权强制计划下进行。

为此，马克思提出：没收一切私人资本，剥夺地产；成立产业军，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废除继承权；并要用征收高额累进税的方法，制止财富创造和积聚过量。

人类从来就是在财富创造中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它过去所经历的不同生产力发展阶段，尽管都是在武力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还是在谋求财富创造的进程中不断发展。

当然，在那个时代，一切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就必然是在武力规定下形成的。这种武力推行的结果，给人类发展，首先是生产力发展造成的障碍是不言而喻的。

民主革命推翻了这种武力权，它用民主方式取代了这种武力维护的统治权,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首先还是新的生产关系。

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即实业政治一建立，就遭到了马克思的反对。他要用无产阶级专政重新建立起武力强制的经济关系和统治秩序，试图以此消除自主资本形式下没有节制的疯狂剥削。剥削的存在，是人类社会伴随强制关系建立形成的丑行。因此，剥削程度与强制程度总是成正比的。

奴役制度是用武力强制的方式强行剥削，这是最丑恶的剥削形式。产业资本自主条件下，利用经济优势，也能形成一种间接强制，导致可憎的剥削。但经济优势形成的不平等，会引起合理的反抗，它最终要受公意裁决；武力迫使人屈服，永远只任专制者为所欲为，它导致的只会是殊死的抗争。人类刚刚从这种抗争中站立起来，又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强迫下重新坠入武力强制的深渊，它带来的只会是剥削这一事实更加残酷，更不人道。

马克思公开宣称，产业资本自主主义社会是人类最黑暗的社会。这个社会下的生产关系，是这个社会制度的直接表现；它用经济的方式制约人生，比用武力的方式更加残酷，它用经济的方式控制生产，比用武力的方式更加血腥。因为自主生产权无视一切权威，强大的生产力正在动摇和摧毁自古形成的强权统治基础，物质正在毁灭“精神”。

在民主革命浪潮中倾覆的封建奴役王朝，有它自成的人类文明的积淀，民主革命从来没有低估或丝毫贬低传统文明的价值和作用。相反，民主革命正是以传统文明为基础，革命的理念正是从传统文明中成长的思想意识。

革命的过程以生产劳动和产业资本自主开始，思想自由、政治民主、全民平等是革命的全过程。它首先实现的是人类创造力的解放，这种创造力从来都是精神的开始，而不是精神的终结。

革命的冲击指向是明确的，那就是专制、奴役和不平等，绝不是对传统的一概破坏。

但是，这个时代凸现的人性弱点被马克思大加渲染。他不为完善人性和充实人类健康思想而努力，却以消灭资产阶级和它的生产方式包括伴随它的民主政治形式为目的。他在表达对这个新体制的愤恨中流露出的为封建制和奴隶制开罪的说词，表明他并不意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而只在发泄对砸烂那个旧制度的新社会原则的痛恨。

作为资本集权垄断的鼓吹者，马克思平生只是致力于攻击自由劳动和自主资本下的生产结合形式，攻击自产业革命以来成就的民主大变革。至于生产力在那种状况下将会窒息或使之充分启动这一点，他却全然不知。他甚至连几千年的封建暴力和血腥奴役也似乎全然不知,就信誓旦旦地套用了一套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形而上学的论调，用远远脱离实际的空谈加上文词上的玄妙，向无产者们宣扬，生产力只能在并永远只能在“集权强制计划”下才能得到解放。公开宣称：“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统治阶级从来就不是无产的，被统治的才会是无产的。何况他正在鼓动新统治者剥夺一切，并要将之“集中在国家……手里”。马克思这句话中“国家”的概念不正是从奴隶制的建立中产生和形成的吗？这个陈旧的“国家”概念的运用难道不正是马克思要表达的一个强制体的表征吗？它与现代民主、自由政体下的“国家”概念相去有多远？人们不难看出，其中谁代表了文明和进步，谁代表了野蛮和落后。

马克思以镇压资产阶级，消除阶级剥削为理由，鼓动阶级强权制度在现代文明下建立起来；传统的统治逻辑在马克思的重新修饰下又成为共产党在现代文明下推行暴力统治的手法。曾经给人类带来无尽苦难的武力强制法则终于在马克思的鼓动下重新抬起了它肮脏、丑恶的头，更加深重地危害着人类。

这种武力强制，即提供了社会一切物质财富被一小撮人随心所欲挥霍和任意支配的经济制度，更有政治专制凌驾于社会其他一切成员的索求和愿望之上。马克思声称资本自主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制约生产力的发展，鼓吹重新采用国家强制手段规定生产关系，用国家专制经济“解放”生产力。

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依靠全体国民的共同努力，依靠全体国民在良好的协作下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产业革命的全过程，就是依循这个原则，创造了人类生产力的奇迹。但是，马克思却反其道而行之，鼓吹阶级形态下的国家专制经济，用暴力恢复旧的强制组织劳动的生产方式，将资本重新置于奴役时期的运用状态下；美其名曰：统一计划经济。因此，尽管马克思的口号听起来也是要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我们看到，他的方法和他的全部理论的最终结果都是在阻止生产力的发展，在扼杀人类的创造力。

在他的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中，他承认自主生产权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下显示出的强大生产力，但这种强大的生产力在马克思这里仅仅只是为历史过渡而存在。马克思诅咒它就像是被一个乱耍法术的巫师用符咒呼唤出来而又无能支配的魔鬼，它必须尽快被收服在比以往一切强制力更严酷的约束之下。

一言以蔽之，他要为已经灭亡的奴役制度建立一个让它起死回生的新体制。这个新体制要具有威力更大的镇压反抗的武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看到，在奴隶制时代，对人身的奴役使得对生产劳动的制约具有最显著的效力，它遏止社会生产力在最低限度下发展，它的强暴统治对同类生命权的践踏，使“人”这一物种的优秀性受到了质疑。

民主革命在继废奴革命之后彻底打破了这种奴役关系，确立了国民的生产劳动自主权。这种自主权首先就是对劳动创造物的自行占有权和自主运用权。十九世纪美国对奴隶的最后解放，以及欧、亚民主革命在扫除封建专制过程中同时清除的奴隶制残余，就具有这种性质。

但是马克思却说道，正是这种奴役权的取消，使被奴役者失去了最后依赖，使他们真正变得一无所有,从而才迫使他们堕落成劳动出卖者。

这种为诋毁民主革命而肆意践踏社会进步的作法难道也可取吗？

部份奴隶的依赖，是旧制度的惯性。要开创社会创造力，就必须打破束缚；要推进人类文明进步，就必须解放奴隶。马克思连这个道理都不明了，竟在为新的束缚劳动的法则建立理论依据，这个理论的感召力，在于它对准的敌人也是劳苦大众要反抗的对象。人们接受它，就在于它打倒压迫者的口号和决心，在于它反抗剥削和不平等的鼓动力。

但是劳动者们没有意识到，这个用于推翻资本压迫、剥削的理论和方法，从一开始就在形成一个更加专制的强权奴役体系，用于镇压资产阶级的专政武器很快就会反过来用于镇压劳苦大众自己；这部反抗不合理制度的宏篇巨著，最终用它的阶级强权法则促成了一个个更加不合理的制度建立起来。

在今天，有那一个有权势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反对共产？又有那一个当政的马克思主义者不镇压无产者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更不要指望他们像马克思一样始终支持这种斗争，像他们夺得政权前那样总是鼓动这种斗争。

马克思主义者在夺权的年代要求镇压资产阶级，以“共产”的名义剥夺资产者的一切权利；在掌权的年代却反过来镇压无产阶级，以“素质低”的名义剥夺无产者的一切权利。

产业资本自主显露出的人性弱点和由此引起的种种社会弊端，一方面表现出新体制的不完善，另一方面表现的是旧制度的惯性力，它们共同导致了一种混乱甚至惊恐状态。这就跟奴隶解放初期，成群的奴隶一下失去了依靠，只身走向自由社会表现出的惊恐和不安是一样的。

为奴隶们“求情”，让他们回到衣食“无忧”的，有他们的主人为他们安排好了一切的旧环境中去。这种虚情假意中其实暴露的尽是奴隶主失去奴隶的怨恨。马克思就正是这样的“思想家”，因大量的奴隶解放突然面对的是无人强迫也无人管顾的新环境，他们大多只得“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于是就站出来为这些可怜的人鸣不平，抨击导致这一切的自由、民主革命，去迎合奴隶主们的肮脏心愿。

是斥责导致部份奴隶解放后一时无主的废奴革命，维护旧原则，还是坚定文明进步的步伐还人身的自然本原？这样的问题同样适合对生产劳动自主权的态度，那就是：是尊重人的自由、自主权利，释放国民的创造潜能，还是继续用王权、党权、家天下、党天下来限制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

马克思主义坚持其后一选择的态度，坚持阶级集团强制社会的立场，否定了产业资本自主和生产劳动自主的合理性、进步性和科学性，为恢复资本集权运用和重新强制组织社会劳动设计了一个新的方式——科学共产主义方式，砍断了半个地球的人民走向民主、自由和文明、进步的道路，为奴役狂们强制人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封建时代，在消除人身奴役的时候，统治者仍然用宗法的方式继续施行对平民的人身限制。特别是对人类生存资源的强行霸占，迫使广大平民依附于封建主。这种违背自然的原则，当然是一种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它制约生产力的发展。

民主革命打破了这种独占权，让人人在平等的原则下自主支配自己的劳动创造物。这即是所有制关系的变革，也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说到底，这是人类生产劳动方式的自然变革，是打破枷锁的变革，是从物质生产方式上彻底否定专制集权和在政治上确立民主、自由原则的伟大革命。民主与自由这个人类失去了几十个世纪的基本权利开始受到了普遍关注，它让人类踏上了回归自然的进程。

但是,马克思却把这个进程斩断。他以否定资本自主权进而否定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自主权利和自为能力。并用宿命的法则告诉世人，说生产力的高速发展预示新的强制关系就要产生，个人拥有自主生产权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只不过是历史过渡的需要，它必将会随历史而逝去。生产力的发展是这个过渡的开始，生产过剩就是这个过渡就要完成的前兆。

这种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把人类社会现存的和经历的一切都规定在必然之中，规定在宿命的轮回之中。这种所谓的唯物辩证法是哲学史上最荒诞的运用，它不但把剥削、压迫、掠夺、阶级、地主、资本家，这些行为和行为者，还把嘲笑自耕农和小作坊师傅的发展，把非难民主革命对奴隶的解放……总之，他把满脑子对资本的仇恨和对社会经济的怪想全装进了他的阶级斗争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中。

从此，在这个幽灵游荡和滞留的地界，政治经济学就不再是关于财富的创造、国家的强盛和民族前途的学说，而却成了一门道地的斗争哲学。这个哲学教给人们的不再是劳动、勤奋、努力和节俭，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方法和理论。

在这个理论引导下，又一种强制组织劳动的社会形式出现了。意志被重新统一起来，生产资本也被重新统一起来。这个统一远比秦始皇统一文字和度量衡的威力更大，它带来的并不是促进生产的发展和交流的便利，而是降伏住一个从狭小的黑暗魔瓶中释放出来随自由空气旋风般长大的妖魔——生产力被重新制约起来，它服从于那个高高在上的官僚，资本权又被集中封固，社会生产资本由生产者自行占有和自主运用的方式，在这种生产关系中转变为大官僚占有和官僚主义运用的方式。

这仿佛又是一道符咒，这道符咒像得道的高僧制服那个乱耍法术的巫师引出的魔鬼那样，又把生产力装进了黑暗的魔瓶之中。

三、讨伐幽灵

中华先祖自古以礼、仪立国安邦，但从夏启武力废弃民主禅让的传统规则后，民主联邦的传统政体开始沦为家天下的专制政体。夏桀又进而自以才、智兼勇，自称红太阳，更加残暴地奴役人民。

从商汤伐桀，到武王伐纣，砸碎了奴隶的枷锁，废除了夏王朝兴起的强制人民集体劳动的法则，民众才稍得休养生息。

但从分封到集权，中国人又一步紧一步陷入奴役之苦。一代代的君王不再自称红太阳，却都改称：真命天子。他们自诩“爱民如子”，人民却在他们的强“爱”下忍受着煎熬。

中华圣贤历来宣扬民意即天意，历代君王却众口一词，说民众愚顽，非强制不能使天下“安定团结”。以至使民心背离，民族衰败，外寇往往乘机而入。

到了近代，正是这个后遗症造成的生存状况给了日本人机会，日寇侵华给这个幽灵东进创造了成功的条件。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战乱贫病的中国落脚，为中国人造就了自夏桀以来的第二个红太阳。

历经沧桑的中华大地上，曾经各民族交替执耳。有过民族歧视和杀戮，有过同化，从未有灭绝民族文化的丑行。马克思主义者却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最高原则，强迫每一个中国人在头脑中留下一根令人作呕的马克思主义辫子。马克思大帝在中国顶天立地。幽灵文化在“破旧立新”的号令下对中华文化展开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清剿；“文化大革命”要在中国大陆彻底剿灭阻碍西方幽灵渗透的东方民族文化。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但是这个过程并未结束，马克思主义仍然在中华大地上肆虐。它将人类社会阶级化，挑起阶级仇恨，鼓动阶级斗争，站在反人类的立场上。它以阶级斗争定论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全过程，将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从生产者自主的方式推回到了封建专制官僚强权制约的方式下，导致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倒退。它用剩余价值理论将生产率的提高结论为剥削程度的加剧和现存社会罪恶的根源，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它违背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则，用劳动耗费取代劳动创造，违背社会物质生产、交换和财富创造的基本规律，破坏了国民财富的创造和积累，直接导致追随它的信徒们驱使他们的国家和民族走向衰亡。

它用意识形态的、阶级的，取代了中国人对国家和民族的一切认识、认同和依归，取代了天道、人道和圣贤之道；它取代了整个中华文明过程凝结、累积形成的全部精神链接、社会准则和信仰。

它使官吏不仁、不义、无礼、无信，使医道、师道、商道、人道背离大道而尽皆堕落。它迫使中国人抛弃国家意识和民族信念，逼迫中华民族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使中华文明浩瀚的思想海洋干涸成一片思想的沙漠，使中华大地上大道隐没。

它提倡的是暴力社会，是阶级压迫的社会；与中华文明提倡的礼仪社会，倡导亲和、仁爱、贫富相济、强弱互帮、天下大同的社会完全对立；也与近代文明倡导的自由、平等、民主社会完全对立。

它用暴力建立的共产乐园在强度上、规模上、效率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用同样手法建立的王道乐园对社会的禁锢和对工农群体的欺凌、压榨、盘剥和歧视；它与人民自主的社会不可同日而语。

它自从在中国夺得政权后，便掀起一次次风暴，将中国人的民俗传统和社会理性荡涤一空。这使人不得不问，当今中国之天下，到底姓马还是姓中华。

人类几千年的阶级压迫史，其实就是武力强制盛行，人民不得不屈服的历史。民主革命摧毁了这种武力强制权；民主否定武力强制法则。它在人类社会第一次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这个自由、平等权利的宣言，敲响了专制强权势力的丧钟，民为主的政治原则开始照亮人类文明之路。任何在人类社会秩序中植入武力征服、强制法则的行为，是反文明、反革命的行为。

中华文明自古就有天道在民的思想，从来宣扬民贵君轻，社稷为次。它与西方思想家倡导的民主自由思想完全相通。这是东西方文明的契合，是人类实现更高文明的共同基础。马克思的阶级强制法则在今天中国的盛行，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问题，更不是人民惧怕专制淫威活该受奴役的问题，而是一帮丧失了民族性，自称智商和素质高过了头的狡诈、奸猾之辈操控、利用马克思主义反动理论的问题。

被武力强制和威胁的人民，有权利打破强制关系，粉碎马克思主义锁链，建立人人平等、自由、友爱的社会。

全世界华人，团结起来！

──原载《黄花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