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卷

共产革命、农民造反与中国共产党

第七章

第一、中国大陆人民思想变化与发展的四阶段

　　从中共建国到天安门大屠杀，就总体而言，中国大陆人民在思想上曾经历了四个变化与发展的阶段。
　　第一阶段（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本阶段虽有对中共阴谋夺权历史十分了解者，但在五十年代前半期的历次政治镇压中，上千万人被处决、判刑和被逼自裁的恐怖事实，使他们当中的幸存者不仅已经不敢言，而且已经不敢想。再加上普通工人、农民、特别是青年又为新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共产主义理想”所迷惑，五十年代初，中国大陆才会在施行恐怖统治的同时，呈现一派错把复辟当革命的荒谬昇平景象。
　　第二阶段（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六）。本阶段以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为发端。虽然一些知识分子曾公然指斥中共一党专政，揭露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但是，中共将百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强迫劳改、劳教、直至逼迫他们家破人亡的残酷事实，终于使全体知识分子开始如履薄冰。他们不仅在党的教导下开始学会指鹿为马，不敢言非，甚至完全陷于不敢讲话、更不敢思考的悲惨境地。酷似欧洲中世纪黑暗宗教统治的中共专制思想统治由是而得以全面建立。至于广大民众，其中大部分因惧怕共产党而日渐变得麻木起来；小部分人仍沉缅在中共的虚假革命理想之中未能清醒过来。虽然后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尤其是三年饿死四千三百万人的中共人为祸患，⁰⁹ 已经使大多数人民在感情上对中共发生异变，对中共的怀疑已经与日俱深。但是，一九六二年之后，因毛泽东一再地喊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并日渐地施以高压政策，特别是制造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迅速升级，乃使中国大陆人民只能继续陷入“不敢说和更不敢想”的非人境地。加之一大批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学生们，就更是在中共的强行教化之下，成为被共产文化鸦片所深深毒害的一代。故整个国中虽然恐怖日深，却又愈来愈弥漫着一股激越的左倾气氛。遍及国中的“高昂革命情调”，完全掩盖了“一片惶惶人心”。犹如“法国的痛苦完全被掩没在路易十四辉煌的专制王权之下”，虽然是大大地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三阶段（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八）。本阶段的前三年是为中共的文革阶段，¹⁰ 即中共疯狂地内讧、内斗和内乱时期。中间七年至四人帮垮台，是为文革余波横行和毛氏全面复辟君主专政时期。后二年，属于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凡是派”要维护毛泽东路线的时期，是为过渡阶段。本阶段中国大陆人民思想的发展，基本上可以分解为从畏共惧毛到顺毛造反，直至走向开始否定毛泽东和怀疑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三个阶段。本阶段的重要特征，是知识分子中的先进者已经从毛泽东和中共的累累罪行中，认识到中共就是封建法西斯专政。一九七四年广东李一哲的“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虽然立场和感情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但在实际上已经透出了对毛泽东君主专制复辟的否定倾向。一九七六年北京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本相便是 “借周反毛”，一句“秦始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的誓言，实已道明了人民思想解放的根本方向。
　　第四阶段（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本阶段初始，普通人民曾重新寄望于“中共好官”。然而，这一时期的中共“好官”，即恢复了权位的中共党人，所迅疾表现出来的霸道、贪婪，及其对人民的无情无义，特别是由中共“好官”所推行的改革，又迅速地背离了人民要求实行真正改革的愿望，使得腐败横生，从而造成了人民的一再失望和最后绝望。中共及其整个专制极权制度，由是而遭到了人民的彻底否定。由革命思想代替改良思想的时代开始悄然来临。

第二、当代中国大陆的“双重”思想解放运动

一、双重思想解放运动的源起
　　众所周知的是，七十至八十年代之交，中国大陆曾一度出现思想解放的运动。这个思想解放运动固然因四人帮的倒台、文革的混乱和毛氏君主统治的结束，而给它带来了兴起的时代条件，但它兴起的直接原因，却是华国锋要执行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路线，即“两个凡是”的路线。这就既要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又要引起中共党内一部分文革倒台干部的强烈反对。由是，一场从民间自然兴起，和由部分中共党人发动，首先旨在推倒“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就应运而生。
　　在民间，作为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前驱的，是四人帮垮台后一场文学解放运动的兴起。这个文学解放运动，既因小说《伤痕》而得名为“伤痕文学”，又因小说《伤痕》表现的是中共党人及其子女在中共文革内讧中罹难的生活，因此，它作为一九四九年后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揭露和鞭鞑现实的作品，虽然缺少文学价值，却使得整个含冤忍苦的社会耳目一新，并产生强烈共鸣，从而受到中共统治集团中文革受难者、即某些中共党人的嘉许和中共官方的允许。这个绿灯一开，一方面虽使得表现中共党人及其子女文革遭难的作品大量问世，一方面，却又使表现人民自身于文革中遭受冤苦的文学作品，得以冲破堤防，决如横流。其潮流所向，竟致很快越过文革，并且直指文革前十七年中共更加黑暗亦更加封闭的血腥统治。其笔触尤其集中到了一九五七年那一场反右斗争所制造的“千万冤案和冤魂”身上。由于人民借文学而长歌当哭，其意是在痛定思痛，因而，本阶段的文学发展也就迅速地从“伤痕”转向了社会问题，亦即“问题文学”的诞生。一大批揭露社会问题、包括文革前后社会问题的小说，不仅应运而生，而且企图引起“疗救的注意”，即企图直接干预生活，否定现实，揭露黑暗，要求变革。
　　这一场文学解放运动不仅成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前驱，而且成为促使广大人民群众思想迅速解放的催化剂。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人民对小说的锺爱，以及由小说所表现、所唤起的社会情绪和世道人心，其在声势与规模上，可堪比者，亦只有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文学运动而已。但是这一空前的文学解放运动，由于时代条件的本质不同，虽然在声势及规模上胜过五四新文学运动，却又在深度和广度上远逊于五四新文学运动，诚所谓“呐喊未起声先哑”者。但是，诚如哲学的时代必然脱胎于艺术的时代，革新的时代又必然是脱胎于哲学的时代一样，由它所艰难推动、或迅速诱发的思想解放运动，因它一方面发出了“于无声处听警雷”式的呼喊，从而使得要求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愿望，成为人民与中共部分党人的共同心声；一方面又因它伴随着一句“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理论号召，而与思想界的最早苏醒一拍即合；再加上文学解放与理论解放的合流，及其对于整个思想解放的推动，又导致了北京西单“民主墙”的出现和贵州“启蒙社”的诞生。¹¹ 因此，如果说前者是民心可用，中者成了理论依据，那么，后来者们在西单民主墙头所卷起的思想解放的风云，也就足以“催起中南海内的波涛”了。¹² 当时，中共党内改良派的代表人物邓小平遂眼疾手利地抓住了人心和时机，击退了党中顽固派的僵硬守势，推翻了“两个凡是”，批评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确定了 “与民让步”的改革开放路线，一方面大张旗鼓地鼓吹“继续思想解放”，一方面则很快就提出了“四项原则”，要强制人民把思想“解放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里面去”。一九八一年，在中共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已经多次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他甚至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¹³

二、 中共压制和迫害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
　　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一方面为中共所利用，另一方面又自中共刚刚利用完了的那一天起，就开始遭到了压迫甚至是镇压。彼时，获得了中共党内最高权力的邓小平，以所谓四个坚持来摧毁民主墙，扑灭民刊，并逮捕了一大批民主运动参加者。¹⁴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的“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仍然称﹕“报刊、新闻、广播、电视是我们党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武器。”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处理非法刊物和有关问题的指示”。该指示明确指出﹕“所谓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就是指违反宪法和法律、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宗旨的刊物和组织。……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尽量地用合法的形式掩护非法的活动，打着‘民主’、‘自由’、‘人权’、‘改革’等旗号，进行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在这个指示中，中共对非法刊物的决策是，一方面“决不允许……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一方面又指示“对非法刊物、非法组织的处理，不要登报、广播”，以免引起海外的反弹。同时，陈云在坚决反对制定“出版登记法”时竟然说道﹕“不要搞什么出版法。过去我们同国民党蒋介石斗，就是利用国民党政府那个出版法去登记，钻出版法的空子进行合法斗争；现在我们不能让人家钻我们的空子，变非法为合法，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同我们斗。要让他们登记无门，一律取缔。”¹⁵ 由是可知，正在高喊改革的中共，在政治上对人民言论自由的剥夺，虽与毛泽东时代并无两样，却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年代大相径庭。
　　然而，邓小平和他的中共为了叫人歌颂他们的三中全会路线，并为他们的改革开放政策鸣锣开道，不仅对人民思想解放的要求采取坚决镇压的手段，而且还蓄意将那一场思想解放运动逼向了由他们所诱导的“思想解放轨道”之上，将知识分子中一些真心想助中共进行政治改革和振兴中华者，一些倾心中共经济改革者，某些民主意识薄弱者和利慾熏心者，吸收进中共专制体制内，以在党内造就一支专门歌颂三中全会路线，既能为中共的改革开放鸣锣开道，又能为中共的改革开放出谋划策的上层知识分子队伍。特别是在思想文化界，中共一是以四项原则直接约束和严密控制思想、理论和学术等领域的继续思想解放。二是以坚持四项原则为借口，重新加强党对文艺界、特别是对官方作家协会的领导，三番五次明令作家们“不准写文革”，明确指出文学只能从“正面”积极地干预生活，建立官方评奖制度以提倡党所需要的文学，压制党所厌恶的文学，极力引导文学走形式主义的道路，阻止现实主义文学的复归与发展。以将刚刚开始出现的真文学，大面积地重新逼回到假的、或半真半假的文学歧途之上。¹⁶ 从此，一大批优秀的作品被压在阴山之下，只能在民间流传；一大批真正有良知的优秀作家，有的被压迫，有的则被压杀；少数敢于抗争的作家及其作品，有的因为被批判和被处分，反而于民间获得了很大影响，有的则因为连发表都没有可能，或即使发表了也被明令给予冷遇，直至明令不准宣传和评介，而不能起到应有的社会作用。邓小平和他的中国共产党，甚至在四项原则的幌子下，仍然坚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原则，绝不容许任何民间出版物的存在，绝不允许任何民间文学团体的出现，有则扣以反革命组织和反动刊物的帽子，捕之、刑之，绝不手软。对文艺界如此，对其它各界也就不难想像，从而将促成了他们夺权成功和改革开放局面的文学解放运动与思想解放运动，利用起来又压迫下去了。

三、人民思想解放运动的艰难发展与巨大成果
　　但是，“颂歌唱完了，人民就要辩论是非了。要想人民不去思考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则是任何专制暴虐的君主也做不到的事情。”¹⁷ 邓小平及其党人对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压迫、镇压和诱导，实际上，只是造成了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分裂而已。
　　为中共诱导而走进了中共专制体制内的上层知识分子，从此成为中共的一个部分。他们虽然构成复杂，有一些人确有改革政治的理想和追求，有一些人却从此走上了效命中共专制统治和背离人民历史要求的道路。相反，由坚持真正的思想解放，要求实行真正政治改革和民主变革的广大普通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却从此构成了属于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运动。七十至八十年代兴起的当代思想解放运动，从此一分为二，分道扬镳，造成了当代中国大陆思想解放的特有现象和复杂现象。
　　属于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其方向，一是歌颂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反对党中顽固派的反改革路线；二是为中共的改革找根据、出主意、想办法。其性质，是在不得不维护中共一党专制统治的前提下，意在推动中共专制统治行为的改良。其特征，一是被迫将一切改革的思想与理论，都规约在中共的四项原则之内，即中共的专制制度之内，亦即他们所自称的“体制内”。二是他们既然已经获得了在体制内推动“思想解放”的正宗性，因而，他们就不得不对属于人民自身思想解放的任何“越界”与“越轨”思想，或思潮，授以“偏激与激进”的理由来压迫之、反对之，或化解之、“引导之”。从而在客观上便越来越脱离了人民对政治变革的要求。
　　相反，属于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运动，虽在中共的打压下步履维艰，却又发展迅猛。这是因为﹕其一、属于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是在艰难中继续遵循了一条从反思文革和揭露文革，而走向反思和揭露文革前十七年更加黑暗专制统治这样一条思想解放的路线。二是伴随着中共改革的兴起、滑坡与严重受阻，而遵循了一条深入揭露改革弊端，明确要求政治改革，意在要求政治变革，即要求以民主取代专制的思想解放路线，从而认识到中共改革意在自救的专制改良本质，和它不仅不能自救，反而只能促成其自垮的历史结局。
　　其二、体现了人民自身思想解放运动的上述轨迹，无疑凸现了它反对专制改良和追求民主变革的根本历史要求。因此，它才可能造成五四之前的思想启蒙运动、即新文化运动，在民间的艰难复归，产生了对中国民主革命历程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进行再认识和再评价的崭新诉求。这个再认识和再评价，虽然发端于对国民党抗战的研究，却迅速地扩展到了对清政府改革、孙中山革命和中华民国历史，以及对蒋介石个人的重新认识和认知，从而逐步地和悄然地形成了中国大陆民间的巨大历史反思浪潮。
　　其三、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因为一要受到中共专制政权的禁止和镇压，二是只有思想解放的自我自由，而无言论出版的环境自由，并且，随着中共改革的严重滑坡和败局的迅速形成，只能愈来愈遭受到更大的压迫甚至迫害。因此，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就迅速地形成了它的两个重要历史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它只能在无形中发展，在无形中壮大，因而不可能产生自己鲜明的代表人物。但它的无形和无领袖，反而造就了它别具的特色，这就是“十亿人民九亿侃”，即全国人民人人评政治，人人谈改革，人人想变革和人人指责中共“只图推行经济改革而绝不愿意进行政治改革”。显然，非有如此社会局面的形成，则八六年的学潮既不会发生，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也就不可能出现。因此，恰恰是具有无形特征的人民思想解放运动，才在没有“出口、渠道和领袖”，即没有发言权、发表权、出版权和号召权的社会状况下，既推动了人心的迅猛觉醒，又造成了觉醒人心的超负荷积压。这自然为人民民主运动的一触即发和横流溃决，奠于了社会情绪的广阔基础。
　　第二个特征是它既不能公开地要求思想解放，又不能公开地推动其自身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因此，它就不能不被迫采取其它形式与方式来表现这一要求和推动这一发展。由是，一批真正有责任感的作家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民间的历史学者们，乃采取种种“包装”，将他们要讲的和要写的“暗渡陈仓”。八十年代中期，自改革滑坡始即已兴起的报告文学，便在真假拥护中共改革的幌子下揭露社会现状和改革真相，实为唤醒民心和激发人民对于真正政治改革、即民主变革的要求，起到了震聋发聩的作用。再就是大量介绍近现代西方思想、思潮之社会科学丛书的出版，诸如《走出中世纪》等一批隐喻中共教政合一黑暗统治着述的问世，其对启迪民智、教育青年、抛开幻想和认清现实，作用十分巨大。特别是由历史学界和大量民间历史学者，包括作家、记者和军队中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军官们，所出版的大量历史研究着作和纪实历史文学作品，实为中国的未来变革与发展，奠于了难以估量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而由这一民间历史反思所迅速造就的，对于晚清改革和中共改革的比较，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比较，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比较，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比较，台湾和大陆的比较，特别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和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比较，就更加使得当代中国大陆人民对现代中国“革命与革命名义下复辟”的历史较量过程，逐渐地有了清醒的认识。一九八八和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竟借小说而对辛亥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和当代中共改革，提出了大胆的、并且是正确的体系性认识，无非说明这一场诞生和发展在人民思想解放运动之中的历史反思运动，确已成果昭彰。18应该说，如若没有上述种种推动人民思想解放的作为和努力，八十年代末中国大陆人民民主运动的狂飙突起与迅猛发展，也就是不可想象的了。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社会科学界为推动人民思想解放运动所做出的种种贡献中，一批中共党内的改革派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党内知识官僚，亦在译介和编纂人文科学丛书方面作出了相当的贡献，如前面所提及的，出版“走向新世纪丛书”等。
　　必须指出的是，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解放运动，还有一个与近代中国及其它国家的思想解放运动所完全不同的特征。这个特征就是﹕不论是中共专制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还是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解放程度，均远不及他们所没有表现出来的思想解放深度。或曰，他们已经达到的思想解放层次不是没有表现出来，就是根本不能表现。就体制内而言，改革派知识官僚们不是强制自己不要继续解放和深化解放，就是不敢将解放了的思想公开出来；就体制外而言，就更只能饰以种种的伪装，或只能打着红旗反红旗。盖其原因，无非是中共的专制统治和专制的思想统治，其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是中国历史上和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专制所致，亦为近现代任何一个专制国家，于改革时代对言论自由的钳制所不能比。这个悲哀的事实，既造成了中共党内改革派不能尽其心，更不能尽其责，又造成了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暗潮愈烈，则伪装愈严，其表现出来的人民思想解放程度与实际上人民已经达到的思想解放程度，距离甚远。它虽然为中共的最终败局埋下了更加可怕的突发性原因，却又为一切不知情者和难以知情者，企图了解和认知中国大陆人民、包括党内一批改革派人士的真实思想，带来了困难，曲解，甚至造成体制内外在思想解放上的互相对抗。

四、中共专制体制内的政治改革派与人民思想解放运动的两个结合点
　　显然，一九八五年中共经济改革的迅速滑坡和严重滑坡，官倒腐败的轰然而起，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决然不行，不仅造成了党内改革派与顽固派的巨大政治冲突和激烈的权力角逐，而且，也使得将身家性命系于中共改革派权力人物的党内改革派知识官僚，鉴于“改革存则他们存；改革亡则他们亡”这样一个性命攸关的局面，从而使他们萌生了一是反对官倒腐败以救经济改革，二是要求实现体制内政治改革以推动经济改革的愿望。正是上述两个愿望，才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和体制外属于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找到了两个临时的结合点”。然而，也正是这两个临时的结合点，才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一九八六年的学生运动之后与胡耀邦一起倒了台；更使他们当中的另外一些人，于一九八九年空前壮阔的人民民主运动中，兴奋、支持，却又徘徊、流连甚至游离在这个运动的某些发展过程当中，从而造成了他们自身的政治困境。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终因有了最后的觉醒，而开始走上追求祖国民主变革的道路，有的却因为挣不脱那个千丝万缕的联系或关系，而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第三、八九民主运动的爆发与中共天安门大屠杀

一、八九民主运动爆发的原因
　　“八九民运”的爆发，实为一九八五年以后官倒腐败的横行和中共反对实行政治改革所造成。此其一。
　　其二、“八九民运”的爆发，又是人民思想解放运动被迫深入发展的一个结果。因为，人民正是在历经了专制暴政之后，才会对部分人曾一度倾心的专制政体感到失望；然而，人们也正因为对专制仁政即改革，复又感到了希望的破灭，他们才会最终地从失望走向绝望。当然，绝望了的人民，之对于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的反抗，也就是势所使然的了。如果不了解中国大陆人民心灵状态的这一巨大转变，就没有可能了解为什么竟会酿成如是民主风暴的根本原因。
　　其三、中共在一九八七年初借追究学潮的责任，而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和迫使胡耀邦下台等行径，所引起的人心激烈反弹，亦是它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四、一九八七年之后，邓小平对顽固派的让步，因造成了党内另一个改革派领袖赵紫阳如履薄冰的艰难处境，党内斗争又伺机待发，所以，民主运动兴起后，赵紫阳以及一些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官僚，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阶段内对运动的支持，也是民主运动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其五、邓小平的两重性，或曰两面性，即推行改革的明智性和要借改革以维护中共专制统治的顽固性，既是造成六四民主运动爆发的最重大原因，又是中共大屠杀的根本祸因。

二、八九民运发展的四阶段和中共天安门大屠杀
　　第一阶段﹕自胡耀邦死和借悼胡而形成学生运动，直至中共《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将其定性为“反革命动乱”。此为运动的发动期。于发动期，运动在构成上以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为主体，性质上出现了多重性﹕一是反官倒和反腐败；二是如同一八九五年康有为在京率领千名举人上书要求清政府实行政治改革一样，北京学生亦派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跪求中共当权总理的接见。三是要求运动的“高度纯洁性”，即绝对不允许任何“政治上有问题的人”介入运动，不允许任何有可能触怒中共的“过激”言论与行为发生。几位湖南青年因“蛋污”天安门上毛泽东画像，竟被学生领袖扭送公安，因而遭遇中共严厉镇压的事件，实为其鲜明的例证。指它为八九民运的重大错失亦不为过。因为在近现代世界各国的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中，它实在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四是重复一九八六年学潮中已经提出的“新闻自由”要求。前三条虽使运动在发动期明显带有改良主义性质，但若考虑到长期以来中共专制政权的残酷性在人民心中所产生的影响，和人民不得不采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段以进行反抗的政治特点，则其明显的改良主义性质，实不如称之为鲜明的改良主义形式更为确切。而上述第四条实已标志了在改良主义形式之下所寄托的民主要求。这一民主要求，无疑已经表现了运动自一开始就已经具有的民主运动方向。
　　第二阶段，自《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将运动定性为“反革命动乱”，直至五月二十日中共宣布戒严和大规模调集军队进京“勤共”，即镇压运动。此为运动的发展期。在发展期之初，由于中共对运动的“定性”激起了学生的强烈不满，因而造成了运动的迅猛发展。其波澜横空之状，既使中共最高统治集团处以互不相守、几至瘫痪的境地；又使党中改革派的另一个领袖人物 —— 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常委胡启立，因错看形势，以为运动将有助于党中改革派力量，因而突然放松了中共向来不曾放松过的“舆论控制权”，从而造成《人民日报》和中共各级党报强烈的“自由化”倾向。各级党报争相报导运动，特别是《人民日报》的积极行动，实为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这个在后来被中共称为“新闻误导”的“极端错误做法”，一是使运动迅速演变成为全国和全民的民主运动，声势大增。二是造成了运动本身的胜利感，即以为新闻自由的要求已经实现，进而提出要与中共最高专制统治集团平等对话，并要求向全国人民直播。三是造成中共党中某些改革派知识官僚错看前景，因而，他们有的开始勇敢地声援运动，有的终于一怀壮烈地参加了运动，有的乾脆为了推行体制内的政治改革而决心利用运动，有的甚至立即成了运动的幕后力量、即成为出谋划策者。他们一方面支持了运动，一方面又企图借运动支持改革和支持他们自己。四是使中共各级政权几乎处于群龙无首、茫然不知所向的瘫痪境地。少数中共党政干部和一般党员，甚至是那些长期以来专为中共“表演”民主的各“民主党派”领袖们，有的为正义冲动感所驱使，有的仅因为看错了时势，竟也走上街头去声援学生，从而造成全国各地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所向披靡。应该说，这既是民主运动的发展期，又是民主运动的极盛期。因为它使人民在既有的社会情绪基础上一致起来，团结起来，共同展开了向中共及其政权“争平等、要民主”的斗争。虽然处在发展期和极盛期的运动，始终坚持和平与非暴力，而且不在表面上和形式上做出任何可以激怒中共、或假中共以借口的事情，但是，它的坚持要求平等对话，坚持要求中共惩办官倒，坚持要求铲除腐败，坚持矛头直指邓氏家族和中共权贵及其太子党的做法，特别是建立在这一切之上的、明确的政治变革要求，则表明了运动在民主要求上的发展和在民主性质上的深入，从而改变了运动发动期的改良主义倾向。
　　第三阶段，自“五·二零”中共宣布戒严，军队进京，直至六月三日夜中共公然施行大屠杀。此为运动的对抗期。对抗期在性质上显然是发展期的继续和强化。因为，一是人民于运动发展期的民主要求并未因“大军压民”而有任何改变，所以它是发展期的继续；二是中共蛮横的姿态非但没有压制住运动，反而激起了民心的极大反感，直至造成强烈反抗意识的产生，即情绪和要求的升级。北京学生的绝食，以及全国人民对绝食学生既爱、又怜、更要支持的强烈表现，便是它的明证。所以它才是发展期的强化。至此，运动的中心虽然在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上，但运动的声势却开始外延到全国各地、直至海外。尤其是中共北京当局对绝食学生不问生死的态度，所引起的全国和全世界的震怒和关注，更加激发了全国人民长时期以来对于中共的深恶痛绝之心和愤怒反抗之情。由是，在运动的发动期所显示、又在运动的发展期所深化了的民主运动性质，到了本阶段，已日益演进为“民主精神对于专制暴政的鲜明对抗”。六四运动，终于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民主抗争运动”，从而开始了由改良向革命演变、转换与推进的伟大进程，中国大陆人民亦因此而在运动中开始走向彻底觉醒。
　　八九民主运动在对抗期所表现出来的这一性质变化，自然带来了它在构成上的变化。广场上的绝食学生，虽然仍是运动的中心和尖兵，但运动的主体与主力，却变成了北京和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的中下层知识分子、普通市民、个体户和部分的工人及农民。北京一位老太太挺身坦克车下，欲以老命来保护学生的感人场面，足以说明民心的立场和方向。但是，也正是在运动的对抗期，一批曾在运动的发展期卷入运动的少数党政干部和少数中下级官僚，已开始迅速地退出运动；至于某些曾在运动发展期参加、或声援过运动的中共党内改革派知识官僚，中共“民主党派”的部分代表人物，包括某些曾在发展期长袖善舞的“名人”、即“ 上层知识分子”，却开始游离在运动内外，直至脱离运动，有的甚至因为看不清形势的发展和摸不准中共烛影斧声的内斗变局，而只能痛苦、旁惶，心中支持学生，胆中害怕中共。于是他们只好反转来用“同情”的姿态，去“劝说”学生和“劝阻”这一场民主运动。即既要向绝食学生表示同情，又要与学生及其运动划清界限，以在两边都留下后路。一九九五年六四纪念日前后，在由他们当中的某些人于海外所掀起的，批判六四民主运动和围剿六四学生领袖的浪潮里，他们亦已经明白无讳地承认自己介入运动的目的，不过是要“代表政府”去劝说学生罢了。而他们对于绝食学生的指责，就更是表明了他们在感情和立场上，与人民民主运动的差距竟然如是之大。当然，他们这样做，说穿了，亦无非是要向中共表示自己当年的无辜和今天的委屈而已。
　　处以对抗期的运动，不仅是对民主运动本身的一次大考验，也是对所有介入了这一场伟大民主运动者的大鉴别。人民因此而纯洁和发展了自己民主抗争的队伍，中共因此而暴露与表演了他们极端专制强权的本性，中共党内的某些知识“精英们”亦终于在冰、炭不能相容的冲突情境下，作着极其痛苦的选择。然而，已经太晚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向来“嫉善如仇”的中共和一向视他们为政敌的的党中顽固派，自然不会原谅他们。但是，他们当中的某些人，虽然只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政治事件上的中共党内政治异见者，而绝非中共专制政体的真正反对者，如若惨言之，乃是“中共不要者，而非不要中共者”，然而，他们当中一定也会有一些人，将随着中共的持续倒行逆施，持续地拒绝哪怕是最起码的政治改革，而陷入不断的绝望，从而日益地清醒起来，不仅能够完成理性的觉醒，甚至能够完成感情的觉悟，而最终地走上与中共决裂、并与人民民主要求真正结合的正确道路，为中国大陆来日的民主变革尽智、尽才和尽力。
　　第四阶段，自六月三日夜中共在北京屠城始，历经中共镇压和人民暴动，直至运动的最后失败和结束。此为运动的最后阶段，亦为民主运动的暴动期。因为正是中共的大屠杀才导致了全国人民的英勇反抗。八九民主运动，由此而从对抗期的民主抗争走向了暴动期的大规模人民暴动。“六四”之夜，当北京人民于血与火之中惊醒过来时，当他们对中共专制政权最后的那一点期望，终于被中共用人民的鲜血扑灭时，北京人民立即进行了英勇壮烈的反抗，即暴动。特别是“六四”之后十余日，全国各地、各大中城市为反对中共北京屠城所爆发的公开反抗，不单使山岳为之变色，而且其情之烈，其景之壮，其规模之阔大，其置热血和生命于不顾的旷世景象，乃极大地表达了中国大陆人民对于中共专制统治的彻底觉醒之心和公然反叛之为。中国大陆人民终于将他们数十年来在中共残暴统治下的积怨、积恨和积仇，统统地爆发开来了。在全国各地，到处是火车停驶、飞机停飞和公车横路；到处是工厂罢工、农村罢耕、学生罢课和商店罢市；到处是倾城而出和望不断的人民抗暴游行队伍；到处是气壮山河、悲愤难抑的口号声和哭泣声；到处都飘舞着祭奠“六四”英魂的白旌、白旗和白色的头饰及胸花……中国大陆人民在中共高举的屠刀之下，冒死披麻戴孝以公祭北京“六四”英烈，实在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迄今仅有的“以命祭命和以血祭血”的壮烈景象，亦为人类历史上所从未有过的奇情和奇景。在重庆，一位大半生都如履薄冰的老教授，终于和妻子一起走上街头，走进了抗暴队伍，振臂高喊了一句他这一辈子连想也不敢想的口号﹕“ 打倒共产党！”在武汉街头，一位妇女泪水滂沱地讲演说﹕“你们说，四十年来共产党杀了我们多少无辜的同胞？你们说，四十年来共产党可为中国人干过一件好事？”听众回报她的，竟是一片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在安徽某县的一所乡间小学校里，当一位女教师流着眼泪问孩子们说，“北京的大学生们被共产党开枪打死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时，这些乡间的孩子们居然和泪跟着一个孩子高呼﹕“大学生死了，中学生上！中学生死了，我们上！”事后，这两句话，又被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将它书写在那一块小小的黑板上，好几天内，上堂讲课的老师们都不忍心将它们擦去。
　　中国大陆人民觉醒了，中华民族真的醒过来了。历史终于将自己“错把复辟当革命”的过失，推倒在“六四”的血泊之中。伟大的八九民主运动，虽然在中共血腥的和大规模的武力镇压下失败了，但是，它却为推动中国大陆人民由追随专制改良向追求民主变革的迅速过渡，竖立了不朽的历史丰碑。它无疑标志着中国大陆人民的民主觉醒和民主追求，从此走上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必须指出的是，一九八九年后，在海外，由于种种为中国大陆人民所难以了解的原因，曾数度掀起过批评“六四”、批判“六四”和否定“六四”直至围剿“六四”学生领袖的风潮。甚至直到今日，这种对“六四”民主运动不公正、不正确和不怀好意的批判和否定，不仅在海外占有相当的市场，而且已经形成为一种思潮。这些批判者和否定者的武器，固然不值一驳，但是，它们的影响所及，却对当前中国大陆人民对于民主与自由的追求，带来了许多的障碍与困难，更使得海外华侨对于祖国的民主进步产生了许多的怀疑和错识。笔者在此仅想说的是，中国的八九民主运动，她所面对的虽然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为残酷的专制政权，但她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上和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上，却是一次和平与非暴力民主运动的楷模与奇迹。如果批判者们和否定者们要站在和平与非暴力、甚或是所谓理性的立场上，来批判和否定中国的六四民主运动，那我们只能说，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民主运动，也就必然要遭到更为彻底的批判和否定。只要稍稍阅读一点人类进步的历史，特别是近现代人类民主进步的历史，我们自然就能够得出这样一个至为正确的结论。反之，所谓人类的民主进步，尤其是近现代世界的发展与繁荣，也就无所由来与无从谈起了。
　　似乎应该指出的是，仅仅证明了“八九”是一场民主运动，还不能说明它的全貌，更不能将它爆发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予以进一步的深刻说明。因为，我们如果不能将相距了七十个年头的五四运动和八九民运，进行一番认真的比较，我们便不能看出“六四”和“五四”的区别，便不能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更不能对八九民运与中国民主过渡艰难反复历程的关系，有一个更加明确的认知。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五四运动不仅爆发在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即民主和专制正处于公开较量的时代，而且还处在一场伟大的反复辟的思想革命、即新文化运动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功的年头。而八九民运却爆发在中国大陆已经遭遇专制复辟整整四十个年头，中共专制政权为了自救而正在推行经济改革、却决然不愿施行政治改革之时。所以，五四运动才欣遇了一个人民已经拥有新闻、言论、集会、结社之相当自由的革命时代；相反，八九民运却遭遇了一个人民的上述自由早已经被剥夺罊尽的复辟岁月。此其一。
　　其二、“五四”正处于一个能够高举科学和民主大旗的时代，因而能够公然地反对军阀政府“假共和之名，以行专制之实”。相反，“八九”却处于人民不能、也不敢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复辟时代，因而才不能公开地反对中国共产党“假革命之名，以全面重建专制制度和全面复辟专制统治”。所以，前者才敢于高喊着“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以公开地、甚至是激烈地反对军阀政府，而后者却只能够声称是“要求新闻自由、反对官倒腐败和期求政治改革”，以曲折地反对专制统治。
　　其三、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五四爱国民主运动才在对军阀政府镇压的猛烈抗争中成功了，获得了“外争主权和内除国贼”的胜利。军阀政府虽然企图镇压，却不敢镇压，更不敢施以大规模的血腥镇压，甚至只能以让步、认错和“拒绝签字、惩办国贼”为告终。由是，中国人民才终于迎来了护法运动和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八九民主运动却在中共专制极权统治者们残酷的和血腥的镇压下，让腥风血雨洒遍了整个神州。从而使得中国大陆甚至是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都开始陷入了它的低潮期。
　　由是可知，两个民主运动虽然在时代条件、思想基础、政治立场和胜败结果上存在着上述重大的差别，但是，同作为伟大的民主运动，它们根本的相同之处，还是在于，它们均爆发在中国民主过渡的艰难反复历程之中；而它们根本的不同之处，则是一个爆发在革命与复辟正处在公开较量的时代，一个正处于已经实现了全面专制倒退的“复辟岁月”。虽然这个复辟及其成功，乃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犹如北洋军阀们的企图复辟和实现复辟乃是在“共和的旗号之下”一样。虽然中共的专制复辟乃为北洋军阀们的专制复辟所不能比、也不该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