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二月二十八日接到蔣介石電召。同一天，毛就得到了情報。

三月十八到十九日，胡占領了延安。國民黨大吹大擂稱這是偉大勝利，其實毛已把延安疏散一空。
在此後的一系列戰鬥中，戰事的發展和胡將軍的行為令人十分費解。毛也一反常態。

毛在陝北只留下由彭德懷率領的兩萬多部隊，不到胡宗南統帥的二十五萬大軍的十分之一。毛堅持不准其他戰場抽調兵力入陝增援。對延安即將失陷而惴惴不安的高級將領們，看到毛如此胸有成竹，既吃驚，又敬佩。

更令他們和毛身邊的人驚嘆的是，向來極端注意安全的毛，在胡宗南進城前幾小時才離開。胡軍的槍聲一陣緊似一陣，警衛員們催了又催，他就是不走。最後說走，車門為他打開了，司機啟動了引擎，再次提醒他，他卻背着手站着不動，眼睛凝視着延安的標誌寶塔山。

國民黨的槍聲已在近處響成一片時，毛才不慌不忙地向北動身，乘坐原美軍觀察組留下的吉普車。跟他同車的有周恩來和毛夫人江青。一貫為毛的安全殫心極慮的周恩來，這次也像無事一般，一路上和毛說說笑笑，用警衛員的話說：“好像這不是一次撤離後的行軍，而是平常的旅行。”

到了延安東北三十公里的青化砭，毛叫司機把車速放慢，凝神四下看着。行車的公路沿着一條狹長的河谷，兩邊是黃土大山，被山洪暴雨沖刷成無數崖澤溝壑，是打埋伏戰的好地方。警衛員看見毛一邊細看，一邊“情不自禁地點着頭”，覺得“很迷惑，不知道他的眼神和動作是什麼意思”。一個星期後他們才明白。三月二十五日，胡宗南的第三十一旅旅部和二千九百名官兵在這裡走進了中共設下的伏擊圈。

四天前，毛在陝北的全部軍隊兩萬餘人就已在青化砭設伏。而胡宗南的三十一旅是在中計的前一天，才從胡宗南那裡接到命令去青化砭。少將副旅長周貴昌寫到：快到時，“探知青化砭附近有不少解放軍〔中共軍隊〕，當即電報胡宗南。胡不但不相信所報情報，反來電斥責說：‘貪生怕死，畏縮不前，非軍人氣概，絕對要按規定北進，迅速占領青化砭，否則以畏縮不前論罪。’”這幾千人只好硬着頭皮往前進，結果全數被殲。

這時，胡的大部隊被派往另外的方向，不可能來青化砭救援。

三個星期後的四月十四日，胡軍一三五旅在延安正北羊馬河又同樣中了埋伏，死傷加俘虜五千人。就像在青化砭一樣，可能馳援的胡軍遠在高山深峽的另一端。

中共的第三個輕而易舉的勝仗，是打下延安北邊五十公里處的蟠龍。那裡儲存着麵粉四萬多袋，軍服五萬多套，武器彈藥不計其數，是胡宗南部隊的補給基地。胡宗南只派一個團加旅部直屬隊守衛，把駐紮在那裡的兩個兵團七個半旅派往遠在北方的綏德，說是中共主力在那裡。四月二十六日這兩個兵團從蟠龍出發，兩天后發現中共大部隊正朝跟他們相反的蟠龍方向運動。他們認為“部隊不宜前進”。但胡宗南仍堅持命令他們“急進綏德”。五月二日到達綏德，等待他們的是空城一座。就在這一天，已把蟠龍團團圍住的中共軍隊開始進攻。

戰前一兩天，蟠龍守軍發現四周有大量伏兵。守軍一六七旅少將副旅長塗健回憶道：“我們判斷解放軍主力確已在蟠龍地區集中，並有積極圍攻蟠龍的企圖，於是我們即刻向胡宗南報告。不料胡宗南接到這一報告後非但不相信，反認為我們是有意誇大敵情。”

蟠龍兩天后失守，胡宗南在陝北的前進補給站的武器、物資便全部落在中共手裡。天氣熱了，部隊還脫不下充滿血腥味和汗臭的冬衣。士兵沒有鞋穿，只好從中共軍隊腐屍中脫取惡臭撲鼻的布鞋。疾病蔓延，但是藥品也隨蟠龍而失去。

中共在胡宗南占領延安不到兩個月內就打了三場大勝仗，新華社向全國廣播，毛澤東依然留在陝北。這一消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儘管毛不在延安市內，他沒有像國民黨宣傳的那樣被趕走，陝北還是他的天地。

在胡宗南占領延安的一年中，胡軍被調來調去，找不到中共主力，反而一再中埋伏，一場大似一場。中共牢牢掌握着陝北大部分地區，毫無顧忌地熱火朝天搞土改。毛離延安不出一百五十公里。他的隨從從八百人增加到一千四百，包括一個騎兵連，還有一組規模龐大的電台，一天二十四小時工作，跟蘇聯以及全國各地的部隊、根據地保持聯繫。每天，毛都用電報向全國務戰場發出指示。

自占領陝北以來，毛第一次在他的領地旅行。跟長征不一樣，這次他謝絕坐擔架，自己走路、騎馬，身體練得十分強壯。旅途中廚師為他預備好了他愛吃的香腸、辣椒。毛通常不在老百姓家或餐館裡用餐，怕不衛生或被人下毒。他睡得香，甚至不用吃安眠藥。他興致勃勃地遊山玩水，還讓專門從東北前來為他拍電影的攝影隊拍了好些鏡頭。江青弄了一部照相機，整天擺弄來、擺弄去，她未來的攝影愛好就此開端。毛的蘇聯醫生不時從黃河以東的根據地過河來給他檢查身體，然後向斯大林匯報。

只有一次，毛差點兒遇險。那是一九四七年六月，他在一個叫王家灣的村子裡逗留了將近兩個月，住在農民家裡，頭一回跟老百姓同在一個屋檐下。他住得很愜意，每天散步、跑馬。天熱了，警衛員砍了幾棵樹給他在室外搭了個涼棚，用樹枝樹葉編織成田園風味的棚頂。毛很滿意，黃昏時愛坐在涼棚里看書，念英文以作消遣。

六月八日，胡宗南手下的軍長劉戡帶着部隊突然出現在附近。原來，毛住地的一名小學教員逃出去向劉戡報信，說村裡有很多電台。劉估計毛就在這裡。劉戡出其不意的到來，使毛澤東朝周恩來大發脾氣。他們爭吵着怎麼辦，往哪裡逃去。要徹底安全只能往東走，過黃河進入根據地，黃河邊停着船和汽車，日夜待命。但問題是路太遠了，他們跑不過劉戡的人馬。毛只能往西去，朝戈壁灘走。決定作出後，村里老百姓被集中起來往相反方向“轉移”，想引開劉戡的軍隊。

那天下着大雨，山路太滑無法騎馬時，特別挑選的膀大腰圓的警衛把毛背在背上。電台不出聲了，以防被發現。只有一架電台在緊張地工作着，顯然是在設法要把劉戡調開。毛在陝北時，跟胡軍中的電台聯繫從未中斷過，管收發電報的機要人員說：“他們的行動完全掌握在我們手裡” ，還說：“我們的人的身份有的直到現在也沒公開。”

劉戡真的被調走了。六月十一日晚，他就在毛的屁股後面，近到毛的警衛能聽見他的隊伍說話，能看見他們的火光。毛的警衛緊張得“頭髮都快立起來了”。正當他們準備誓死保衛毛時，毛滿面笑容地從暫住的窯洞裡出來，說敵人要轉兵去保安。果不其然，警衛們瞠目結舌地看到，劉戡的隊伍沿着山溝跑過，沒碰他們一根毫毛。胡宗南給劉戡下了死命令：“向保安南之雙兒河集結，限十四日拂曉前補充完畢。”胡聲稱“匪主力”在保安，劉戡非得按期到達參加“圍剿”不可。結果保安又是空城一座。毛的隨從們為毛的“神機妙算”驚嘆不已。

在這場虛驚中，斯大林接到緊急要求，派飛機接毛去蘇聯。斯大林六月十五日回電時，毛已經安全了。毛給他在黃河河東的中共領導發了封口氣輕鬆的電報：“本月九日至十一日，劉戡四個旅到我們駐地及附近王家灣、臥牛城、青陽岔等處遊行一次，除民眾略受損失外，無損失。現劉軍已向延安、保安之間回竄。”毛不去蘇聯了，但他叫人“即日動工修理”黃河邊上的一個飛機場，以備萬一。

劉戡不久便死在毛的手裡。一九四八年二月，胡宗南令他帶兩個師，增援延安與黃河之間被中共軍隊包圍的宜川。此行有三條路可走，胡指定劉戡走經瓦子街的洛宜公路。劉戡是二月二十六日得到命令出發的。三天前的二十三日，彭德懷的軍隊就已經在瓦子街設伏擊圈。彭在視察地形時，看到這裡的公路兩側，山高坡陡，溝深谷狹，遍布梢林，滿意地說：“這真是殲敵的天然好地形啊！”

劉戡的先遣隊發現中共大軍埋伏在途中觀亭一帶，向胡宗南要求先打伏兵，“解除翼側威脅”，“ 如不先去掉這一翼側威脅，仍沿洛宜公路前進，不但不能完成解圍任務，而且解圍部隊本身必遭危險”。胡宗南回電說：“宜川情況緊急，在時間上不允許先打觀亭，該軍仍須按照原定計劃，沿洛宜公路迅速前進”。劉戡手下的二十七師中將師長王應尊回憶道：胡宗南的命令“使全軍官兵大失所望，憂心忡仲，但亦無可奈何。”“在行軍中大家低頭不語。”他們就這樣明知走進“口袋”里而不得不走進去，“全軍士氣頹喪已達極點”，“劉戡十分衝動地對我說：‘算了，打完了事！’”。兩天激戰，數名將領被擊斃後，劉戡在重圍中自戕身死。

王應尊師長有幸乘夜色脫逃，到西安見到胡宗南。“他虛偽地表示惋惜，並說什麼只有這點部隊你為什麼要去呢？我心想我的部隊都被你綏署〔胡的司令部〕指揮得七零八落，難道要增援宜川時你還不知道我二十七師有多少部隊嗎？”王師長寫道：“劉戡整編第二十九軍被殲後，胡宗南集團軍心渙散，固不待言，連蔣管區的人心亦十分動盪，特別是關中一帶，人心惶惶，一片混亂”。蔣介石想利用“收復延安”鼓舞人心的初衷，就這樣斷送掉。

蔣介石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二日的日記里寫道：“此一損失，全陝主力幾乎損失三分之一以上”。他很清楚這都是胡宗南的責任：“宗南疏忽粗率”，“重蹈覆轍”。然而，當胡宗南提出辭職時，蔣介石用傷感的滿篇空話拒絕了他：“宜川喪師，不僅為國軍剿匪最大挫折，而且為無意義之犧牲，良將陣亡，全軍覆沒，悼慟悲哀，情何以堪。該主任不知負責自效，力挽頹勢，而唯以撤職查辦，並來京請罪是請，當此一方重任，正在危急之際，而竟有此種不知職守與負責任之表示，殊非中正之所期於該主任者也。”一場敷衍了事的調查報告把責任推到死去的劉戡等人身上。國民黨遵循的是官官相護的傳統，更何況人人都知道胡宗南深受蔣介石寵信。

蔣介石容忍胡宗南再三“重蹈覆轍”，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他用人的風格和判斷力。他剛愎自用，無條件地信任他喜歡的人，天塌下來也給他們撐腰。他的固執使他犯了錯誤不肯回頭。胡宗南毀掉了陝北的軍隊，蔣介石居然把別處的部隊也給他調去。美國軍事顧問巴爾少將（David Barr）說：“蔣委員長的老朋友胡宗南將軍說服蔣不斷向胡的戰場增兵，後來證明，這對國民黨的華東華中戰場是災難性的。開封洛陽一帶的重大損失就是兵力西移的直接後果。”(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