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二月二十八日接到蒋介石电召。同一天，毛就得到了情报。

三月十八到十九日，胡占领了延安。国民党大吹大擂称这是伟大胜利，其实毛已把延安疏散一空。
在此后的一系列战斗中，战事的发展和胡将军的行为令人十分费解。毛也一反常态。

毛在陕北只留下由彭德怀率领的两万多部队，不到胡宗南统帅的二十五万大军的十分之一。毛坚持不准其他战场抽调兵力入陕增援。对延安即将失陷而惴惴不安的高级将领们，看到毛如此胸有成竹，既吃惊，又敬佩。

更令他们和毛身边的人惊叹的是，向来极端注意安全的毛，在胡宗南进城前几小时才离开。胡军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警卫员们催了又催，他就是不走。最后说走，车门为他打开了，司机启动了引擎，再次提醒他，他却背着手站着不动，眼睛凝视着延安的标志宝塔山。

国民党的枪声已在近处响成一片时，毛才不慌不忙地向北动身，乘坐原美军观察组留下的吉普车。跟他同车的有周恩来和毛夫人江青。一贯为毛的安全殚心极虑的周恩来，这次也像无事一般，一路上和毛说说笑笑，用警卫员的话说：“好像这不是一次撤离后的行军，而是平常的旅行。”

到了延安东北三十公里的青化砭，毛叫司机把车速放慢，凝神四下看着。行车的公路沿着一条狭长的河谷，两边是黄土大山，被山洪暴雨冲刷成无数崖泽沟壑，是打埋伏战的好地方。警卫员看见毛一边细看，一边“情不自禁地点着头”，觉得“很迷惑，不知道他的眼神和动作是什么意思”。一个星期后他们才明白。三月二十五日，胡宗南的第三十一旅旅部和二千九百名官兵在这里走进了中共设下的伏击圈。

四天前，毛在陕北的全部军队两万余人就已在青化砭设伏。而胡宗南的三十一旅是在中计的前一天，才从胡宗南那里接到命令去青化砭。少将副旅长周贵昌写到：快到时，“探知青化砭附近有不少解放军〔中共军队〕，当即电报胡宗南。胡不但不相信所报情报，反来电斥责说：‘贪生怕死，畏缩不前，非军人气概，绝对要按规定北进，迅速占领青化砭，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这几千人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进，结果全数被歼。

这时，胡的大部队被派往另外的方向，不可能来青化砭救援。

三个星期后的四月十四日，胡军一三五旅在延安正北羊马河又同样中了埋伏，死伤加俘虏五千人。就像在青化砭一样，可能驰援的胡军远在高山深峡的另一端。

中共的第三个轻而易举的胜仗，是打下延安北边五十公里处的蟠龙。那里储存着面粉四万多袋，军服五万多套，武器弹药不计其数，是胡宗南部队的补给基地。胡宗南只派一个团加旅部直属队守卫，把驻扎在那里的两个兵团七个半旅派往远在北方的绥德，说是中共主力在那里。四月二十六日这两个兵团从蟠龙出发，两天后发现中共大部队正朝跟他们相反的蟠龙方向运动。他们认为“部队不宜前进”。但胡宗南仍坚持命令他们“急进绥德”。五月二日到达绥德，等待他们的是空城一座。就在这一天，已把蟠龙团团围住的中共军队开始进攻。

战前一两天，蟠龙守军发现四周有大量伏兵。守军一六七旅少将副旅长涂健回忆道：“我们判断解放军主力确已在蟠龙地区集中，并有积极围攻蟠龙的企图，于是我们即刻向胡宗南报告。不料胡宗南接到这一报告后非但不相信，反认为我们是有意夸大敌情。”

蟠龙两天后失守，胡宗南在陕北的前进补给站的武器、物资便全部落在中共手里。天气热了，部队还脱不下充满血腥味和汗臭的冬衣。士兵没有鞋穿，只好从中共军队腐尸中脱取恶臭扑鼻的布鞋。疾病蔓延，但是药品也随蟠龙而失去。

中共在胡宗南占领延安不到两个月内就打了三场大胜仗，新华社向全国广播，毛泽东依然留在陕北。这一消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尽管毛不在延安市内，他没有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被赶走，陕北还是他的天地。

在胡宗南占领延安的一年中，胡军被调来调去，找不到中共主力，反而一再中埋伏，一场大似一场。中共牢牢掌握着陕北大部分地区，毫无顾忌地热火朝天搞土改。毛离延安不出一百五十公里。他的随从从八百人增加到一千四百，包括一个骑兵连，还有一组规模庞大的电台，一天二十四小时工作，跟苏联以及全国各地的部队、根据地保持联系。每天，毛都用电报向全国务战场发出指示。

自占领陕北以来，毛第一次在他的领地旅行。跟长征不一样，这次他谢绝坐担架，自己走路、骑马，身体练得十分强壮。旅途中厨师为他预备好了他爱吃的香肠、辣椒。毛通常不在老百姓家或餐馆里用餐，怕不卫生或被人下毒。他睡得香，甚至不用吃安眠药。他兴致勃勃地游山玩水，还让专门从东北前来为他拍电影的摄影队拍了好些镜头。江青弄了一部照相机，整天摆弄来、摆弄去，她未来的摄影爱好就此开端。毛的苏联医生不时从黄河以东的根据地过河来给他检查身体，然后向斯大林汇报。

只有一次，毛差点儿遇险。那是一九四七年六月，他在一个叫王家湾的村子里逗留了将近两个月，住在农民家里，头一回跟老百姓同在一个屋檐下。他住得很惬意，每天散步、跑马。天热了，警卫员砍了几棵树给他在室外搭了个凉棚，用树枝树叶编织成田园风味的棚顶。毛很满意，黄昏时爱坐在凉棚里看书，念英文以作消遣。

六月八日，胡宗南手下的军长刘戡带着部队突然出现在附近。原来，毛住地的一名小学教员逃出去向刘戡报信，说村里有很多电台。刘估计毛就在这里。刘戡出其不意的到来，使毛泽东朝周恩来大发脾气。他们争吵着怎么办，往哪里逃去。要彻底安全只能往东走，过黄河进入根据地，黄河边停着船和汽车，日夜待命。但问题是路太远了，他们跑不过刘戡的人马。毛只能往西去，朝戈壁滩走。决定作出后，村里老百姓被集中起来往相反方向“转移”，想引开刘戡的军队。

那天下着大雨，山路太滑无法骑马时，特别挑选的膀大腰圆的警卫把毛背在背上。电台不出声了，以防被发现。只有一架电台在紧张地工作着，显然是在设法要把刘戡调开。毛在陕北时，跟胡军中的电台联系从未中断过，管收发电报的机要人员说：“他们的行动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 ，还说：“我们的人的身份有的直到现在也没公开。”

刘戡真的被调走了。六月十一日晚，他就在毛的屁股后面，近到毛的警卫能听见他的队伍说话，能看见他们的火光。毛的警卫紧张得“头发都快立起来了”。正当他们准备誓死保卫毛时，毛满面笑容地从暂住的窑洞里出来，说敌人要转兵去保安。果不其然，警卫们瞠目结舌地看到，刘戡的队伍沿着山沟跑过，没碰他们一根毫毛。胡宗南给刘戡下了死命令：“向保安南之双儿河集结，限十四日拂晓前补充完毕。”胡声称“匪主力”在保安，刘戡非得按期到达参加“围剿”不可。结果保安又是空城一座。毛的随从们为毛的“神机妙算”惊叹不已。

在这场虚惊中，斯大林接到紧急要求，派飞机接毛去苏联。斯大林六月十五日回电时，毛已经安全了。毛给他在黄河河东的中共领导发了封口气轻松的电报：“本月九日至十一日，刘戡四个旅到我们驻地及附近王家湾、卧牛城、青阳岔等处游行一次，除民众略受损失外，无损失。现刘军已向延安、保安之间回窜。”毛不去苏联了，但他叫人“即日动工修理”黄河边上的一个飞机场，以备万一。

刘戡不久便死在毛的手里。一九四八年二月，胡宗南令他带两个师，增援延安与黄河之间被中共军队包围的宜川。此行有三条路可走，胡指定刘戡走经瓦子街的洛宜公路。刘戡是二月二十六日得到命令出发的。三天前的二十三日，彭德怀的军队就已经在瓦子街设伏击圈。彭在视察地形时，看到这里的公路两侧，山高坡陡，沟深谷狭，遍布梢林，满意地说：“这真是歼敌的天然好地形啊！”

刘戡的先遣队发现中共大军埋伏在途中观亭一带，向胡宗南要求先打伏兵，“解除翼侧威胁”，“ 如不先去掉这一翼侧威胁，仍沿洛宜公路前进，不但不能完成解围任务，而且解围部队本身必遭危险”。胡宗南回电说：“宜川情况紧急，在时间上不允许先打观亭，该军仍须按照原定计划，沿洛宜公路迅速前进”。刘戡手下的二十七师中将师长王应尊回忆道：胡宗南的命令“使全军官兵大失所望，忧心忡仲，但亦无可奈何。”“在行军中大家低头不语。”他们就这样明知走进“口袋”里而不得不走进去，“全军士气颓丧已达极点”，“刘戡十分冲动地对我说：‘算了，打完了事！’”。两天激战，数名将领被击毙后，刘戡在重围中自戕身死。

王应尊师长有幸乘夜色脱逃，到西安见到胡宗南。“他虚伪地表示惋惜，并说什么只有这点部队你为什么要去呢？我心想我的部队都被你绥署〔胡的司令部〕指挥得七零八落，难道要增援宜川时你还不知道我二十七师有多少部队吗？”王师长写道：“刘戡整编第二十九军被歼后，胡宗南集团军心涣散，固不待言，连蒋管区的人心亦十分动荡，特别是关中一带，人心惶惶，一片混乱”。蒋介石想利用“收复延安”鼓舞人心的初衷，就这样断送掉。

蒋介石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二日的日记里写道：“此一损失，全陕主力几乎损失三分之一以上”。他很清楚这都是胡宗南的责任：“宗南疏忽粗率”，“重蹈覆辙”。然而，当胡宗南提出辞职时，蒋介石用伤感的满篇空话拒绝了他：“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挫折，而且为无意义之牺牲，良将阵亡，全军覆没，悼恸悲哀，情何以堪。该主任不知负责自效，力挽颓势，而唯以撤职查办，并来京请罪是请，当此一方重任，正在危急之际，而竟有此种不知职守与负责任之表示，殊非中正之所期于该主任者也。”一场敷衍了事的调查报告把责任推到死去的刘戡等人身上。国民党遵循的是官官相护的传统，更何况人人都知道胡宗南深受蒋介石宠信。

蒋介石容忍胡宗南再三“重蹈覆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他用人的风格和判断力。他刚愎自用，无条件地信任他喜欢的人，天塌下来也给他们撑腰。他的固执使他犯了错误不肯回头。胡宗南毁掉了陕北的军队，蒋介石居然把别处的部队也给他调去。美国军事顾问巴尔少将（David Barr）说：“蒋委员长的老朋友胡宗南将军说服蒋不断向胡的战场增兵，后来证明，这对国民党的华东华中战场是灾难性的。开封洛阳一带的重大损失就是兵力西移的直接后果。”(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