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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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仍在長沙，未參加北京的會議。汪東興也沒有回去。汪覺得北京鬧得這麼凶，這樣的政治局會議他沒法子參加。

    我想回北京。我在長沙起不了作用。我們的人手不足，萬一發生突變，需要搶救，很難進行。北京的醫療組仍需一起研究，制定下一步的治療急救方案。

    胡旭東、吳潔和我於一月初回到北京。我們的醫療組又加入解放軍總醫院耳鼻喉科姜泗長主任。北京醫院外科周光裕主任、麻醉科高日科主任，以及北京協和醫院皮屑科袁兆莊醫生四人。稍後，這四位同胡旭東主任去了長沙。

    我留在北京，開始向幾位高級領導做簡報。我先找到葉劍英，希望尋求各領導人的合作。毛不肯接受治療，我們極需政治局的幫助。另一方面，也該讓政治局了解毛的病情。葉元師很熱心。我們聊了一會，談到我自已負責毛的醫療保健二十一年之久。然後我將外出這半年的情況詳細告訴了他。我們也商量如何說服毛下胃管，用鼻飼，會減少食物吸入肺內，發生肺炎。

    葉劍英一直鼓勵我。這段期間我跟汪東興、張耀詞的關係也不好。我將毛的病向汪東興、張耀詞講了很久，他們一再說不懂。甚至拿了模型、繪圖，說了也是白搭。自從毛髮現有了這個不治之癥以後，張耀詞更是一副推卸責任，生怕有些事落在他的肩上的樣子。張一再強調，他又不懂醫，他只管警衛。

    葉的話使我的精神壓力大為減輕。葉說，依毛的脾氣，恐怕不肯下胃管。葉也提醒我，不要使江青又藉機發動奪權活動。葉記得江在毛一九七二年病重時搞的那場鬧劇。江仍可以再斗我一次。葉並要我不要擔心，他答應在江青對我伸出毒掌時，幫我解圍。

    我長舒了一口氣，全身好像輕鬆了一些。我回到三０五醫院，開始籌備工作。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日，我去三０五醫院的新樓病房探望周恩來。周的病情又惡化了。周去年十二月去長沙前，醫生發現他的大便有潛血，當時為了解決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的問題，沒有告訴他。大會在一月十七日結束，中國這列火車又重新向現代化的路上駛去。這時醫生又懷疑他有結腸癌，正準備做結腸鏡檢查。

    周面容清瘦，臉色蒼白。他不願整天躺在床上。我見到他時，他坐在沙發上，穿著整齊的中山服。我向周解釋，因為他正在檢查和治療，恐怕影響他的休息，所以回北京兩個星期都沒有來。周怪我不早去，他很關心毛的身體情況。

    那時毛已離開長沙前往杭州。北京醫療組第一批人已隨毛去杭州。我和其他人員定於明天前往杭州。我不在期間，毛終於同意進行總體檢查。

    周也和別的醫生討論過毛的病情。毛的白內障好治療。他問我們，對運動神經元病研究出辦法沒有。周還是難以接受那是不治之癥。我告訴他，對這個病實在沒有什麼好辦法，國外也沒有辦法。

    周說︰“可以請中醫看看。”

    我告訴周，毛並不相信中醫。即使看了，熬的湯藥，他也咽不下去。現在已經不能喝水，一喝就嗆，只能喝像稀漿糊樣的稠湯。

    周沉默了一會，然後說︰“你見到主席，替我向主席問好。”

    第二天，我帶著十二名護士和十名醫生離開——吳潔、兩位神經內科醫生、三位眼科醫生、兩位愛克斯光科醫生、兩位化驗醫生。耳鼻喉科和外科醫生已經在杭州。

    毛的總體檢查分四天完成。原來按保密規定，給“首長”進行檢查治療，各科醫生只能了解和處理本科的疾病，不允許打聽別的科的情況。我的工作便是分析各別報告，再擬出一套治療辦法。這條規定是非常不合理的，因為醫療本身是一個整體，各科之間互相保密，就不可能得到全面的判斷，特別像毛已經不是一個系統、某一個系統。某一個器官有病，各科如仍互不商量，就會顧此失彼，發生醫療上的失誤。經汪東興同意，這次可以各科分別檢查，然後共同討論做出全面的衡量。耳鼻喉科醫生先行檢查，再來是內科、神經內科和眼科的檢查。做了心電圖測試，取了胸部和心臟的愛克斯光片。由心臟的愛克斯光片可以判讀心臟是否有擴大的跡象，如果有，那表示有心力衰竭的危險。

    綜合這次檢查的結果，毛患有運動神經元病、兩眼白內障、冠心病、肺心病、兩肺底部有炎病、左肺有三個肺大泡、左臀部褥瘡、血液中的氧氣過低。這時候毛還有低燒，咳嗽很厲害。大家商量這次無論如何要下胃管進行鼻飼，這樣服藥也方便。另外再做白內障手術。

    我綜合了大家的意見，給毛寫報告，說明檢查結果、病情分析和治療對策。二十七日寫完，交給了張耀詞。張耀詞給了張玉鳳，讓她向毛報告。因為這時毛已完全失明，一切報告都得由別人讀給他聽。

    二十八日凌晨五時半，張耀詞把我叫醒，要我和所有醫療組人員立即趕去和汪東興開會。張玉鳳剛傳送了毛的旨意。我們紛紛趕到四號樓集合後，張耀詞說︰“剛才張（玉鳳）秘書叫我去了。說醫生的這些辦法，都不頂用。張秘書已經同毛主席商量好了，要用輸液的辦法治。輸液是很好的補藥，有營養，能治療。現在請你們來商量，立刻就輸。”

    文革期間，高級領導黃永勝、邱會作等人流行用輸液（葡萄糖）和輸年輕戰士的血做為補藥。江青聽說年輕力壯男子的血液可增長壽命，便安排了年輕軍人捐血來供她輸血。張玉鳳聽說了這些方法，便建議毛採用。

    這些話說得大家面面相戚，沒有一個人表示態度。汪東興於是一個個點名，問他贊成不贊成。汪說，只要都贊成，就好辦。

    在汪的這種高壓氣氛下，問到誰，誰也不敢表示說不贊成。最後問到我。

    我忍無可忍，說︰“輸液是一種好的治療方法，特別在急救時很重要。但是現在的病，不是輸液能解決的。何況我們的輸液方法，還用輸液瓶這老辦法，不是密封式的，輸液後發生輸液反應的不少。一旦用一種並非必要的治療方法，引出劇烈的反應，可上醫療上的事故。那時張玉鳳可以說，她不懂醫，提出的方法是由醫生來決定的。我怎麼樣交代得過去？”我絕不讓步。

    張耀詞大為光火。他說毛聽了報告很不高興。現在起碼毛同意張玉鳳的辦法。這下要怎麼辦？

    我很氣張耀詞和張玉鳳兩人。我說︰“醫生提出來的治療方法，不一定會被接受。但是如果除醫生以外，大家都多解釋說明這種方法的重要，那麼就容易接受。昨天我將報告交給你，我說最好同張玉鳳談談，說清楚治療方法。你說不要了，她看報告就可以了。我認為張玉鳳與醫生合作很重要。”

    汪東興生氣了。汪說︰“那麼就是你一個人不同意了，一個人要聽黨的，聽組織的話。各行其是，要倒楣。”

   這件事跟 黨和組織都扯不上干係。這是醫學上的具體問題，屬於專門知識，不是張玉鳳、汪東興、張耀詞或黨所能決定的。我強調毛主席早就說過，有病只好聽醫生的。

    雙方僵持不下。汪叫我給毛寫個報告，解釋為何只有我一個反對輸液。讓毛自已做最後決定。當天我寫了一個報告。張耀詞交給了張玉鳳。當晚傳出話來，毛決定不輸液了。

    但這下我處境艱危。沒有人高興我的作法。我不能直接見毛，我工作上必須有張耀詞、汪東興和張玉鳳的配合，但他們反而造成毛醫療工作上的因擾，毛的病情只會越加惡化。這次如果不拒絕這種蠻橫不負責的作法，以後怎麼樣進行工作？而且出了問題，醫療組得負全責。因此醫療組裡的人也憂心忡忡。大家贊成我的主張，但覺得得罪了這三人，以後的工作不好做下去了。

    另外還有政治的因素。江青自一九六八年起要將我打成反革命，一直沒有打成。我則終日惶惶，處在刀口上。一九七二年江青又說，在一組有個特務集團。這個事情並沒有完結。如果我在治療上不小心謹慎，出了事可是自投羅網，到那時百口莫辨。

    吳潔跟我說︰“我們最好退出醫療組，讓他們另外找人。否則直要出大事情了。我真替你擔心。”

    吳潔自然是好意，但是我如果不遵守醫療原則，而出了醫療事故，我是醫療組組長，怎能推卸責任呢？毛的病是不治之癥，病情逐漸加重，今後的因難多得很。我說︰“這也沒有那麼容易。我是組長，想退出退不掉。只要我們按照醫療原則辦事，不會出大問題。”

    我後來私下去找了汪東興談，他當時態度已經冷靜下來，也為輸液的事向我解釋。汪說︰“討論輸液的事，我不應該參加，應該由醫生們自已討論。這事情做得莽撞了。不過你也太沒有彈性。我想好了，過了春節，只留下胡旭東、耳鼻喉科醫生、外科醫生和麻醉科醫生在這裡。你帶著其他的醫生、護士先回北京，再詳細討論各科的治療方案。像眼楮的白內障，能治就先治。不過事先要找年齡和身體都差不多的白內障病人都試驗，給這些人做手術，寫出報告，讓主席知道怎麼作法，他才能下決心治。別的不容易治的病，可以多方面想想，不能說一點辦法都沒有。”

    汪說要向中央政治局正式匯報一次。領導中，只有周恩來和葉劍英對毛的病了解得比較清楚。前陣子報紙上還形容毛“紅光滿面，神采奕奕”，中國人民和其他的政治局委員都還以為毛沒有病。汪覺得如果不報告一下，以後出了事，就不好辦了。

    江青仍不斷在找汪的麻煩。她對毛的病從不過問，反倒說，由老汪你們負全責。汪說這是不懷好意，明明是一旦毛主席去世，她唯我們是問，然後藉機會打反革命。她可以說，主席的病，她和王洪文兩個人沒有插手，是周恩來、葉劍英和汪東興在管。是他們的責任。所以這次無論如何要向政治局匯報，要政治局大家負責。

    二月八日在回北京的飛機上，汪叫我到他的艙房裡去。他問我是不是生氣了。我說︰“我沒有別的意見，主要的意見就是你對張玉鳳過於遷就了。你們都不管她。大家對你們是很有意見的。”

    汪聽了很不高興，說︰“有些事說不清楚。主席不讓她走，我有什麼辦法。現在主席說話，根本聽不清在說什麼，可是張玉鳳因為一直在身邊，她能聽懂。換了別人，還是聽不懂說些什麼。”

    所以張玉鳳能持不來耀武揚威，完全是因為只有她聽得懂毛主席的話。

    回到北京以後，吳旭君離開一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