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到了该写下这篇后记的时候了。
　　自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八日到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八日，我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总算是完成了本书的写作和修改工作。若再加上于国内早就开始的“前期工程”，主要是辨别真假资料、澄清基本概念、建立思想体系、设计全书架构、编写“中华民国编年史纲”和写出“导论”初稿等，前后已经整整十四年。其间，我曾一遍又一遍地写出提纲，一次又一次地将它们付之一炬，为的是“以防万一”。同时也是为了在没有底稿的基础上，能够更加深入地调动自身思维的能动性，并希望在没有可能带出任何资料和手稿时，我能够将它们默默地记在心中。后来，我甚至不得不将数万字的提纲拆成了无数的“断语残句”，将它们当作“眉批脚注 ”，“零乱”地抄写在几本大书的“天头地脚”，将数十万字的资料分散开来，当成包装礼物的废纸，然后才带着它们，走出了国门。扔掉了我在国中原本拥有的一切，丢开了曾与我相依为命数年的儿子，告别了不知底里的朋友和亲人，走向了一条“不归之路”。虽然我知道我会回来，我不会不回去。
　　但是，尽管这本书在思想上和资料上的准备工作，几乎全部在大陆做成；尽管我不是第一次出国，我对北美洲华裔社会的人情和世态亦早有了解；尽管我做好了承受一切艰难的准备，决心让命运来支持我和支撑我；而自我“流放海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写作，即期求获得一个自由和安全的写作环境，来将它完成和出版；然而，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还是遇到了许多想象不到的问题和困难。虽然我渐渐将写作的过程变成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过程，更因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而获得了艰难的进步和更加坚定的信念，但在海外这个特殊的社会生态之中，那种时常便会袭上心头的失望和失据的感觉，那些时时刻刻都企图在逼迫你改弦更张的威胁，特别是只能使你伤感、甚至竟能让你感到绝望的某些力量和某种局面，实在是时时刻刻地都在摧折着你的信心和期望。
　　因此，如若没有对祖国大陆真正血肉相连的感情，如若没有对祖国大陆社会人心的真正了解和把握，如若没有真正参加过祖国大陆的十数年民间历史反思运动并坚持认同它的成果，如若没有对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前途所拥有的信心，所怀抱的期望，还有，就是如若没有前此十数年在国内因自我磨砺而终于养成的淡泊心性，那么，吾人虽能抛家去国，却也并不见得就能在海外完成夙愿，了却这一份危险的情怀。
　　在此，我特别应该提出的是，来到海外之后，我确乎愈来愈痛切地认识到：千万要尊重中国大陆专业和非专业的历史学工作者们，尤其要精读和细读他们在无奈的包装之下，所已经出版的研究著作和纪实文学著作，更应对近年来已经敢于挣断“脚镣手铐”，而公然呼吁要“纠正历史”的史家们、作家们、记者们，特别是军队中的一大批中青年知识分子深怀敬重之心。因为，如果没有他们在“脚镣手铐”中的痛苦挣扎，如果没有他们怀抱祖国的命运所作出的艰苦研究和大胆著述，不仅历史反思运动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即便是我个人的研究和著述都是不敢想象的。这，也是我要在后来的写作中，要尽可能地引证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尽量地要在他们的著作中去寻找证明的根本来由。
　　在此，我只想默默地对那些曾关心过我、鼓励过我和帮助过我，并和我心心相印的大陆友人们，表示我最为深切的感谢。我会在祖国天光大开的时候，再公开地、好好地谢谢他们每一个人，谢谢他们那颗一直都在与我一起跳动着的心。因为只需他们那一句“一定要澄清谁才是历史上真正乱臣贼子”的话，就足够我坚持下来了。
　　在此，我自然要谢谢海外的许多朋友们，特别要谢谢那些曾给了我信心和决心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们，新老华侨们，以及台港理念相同的朋友和前辈们。谢谢他们不仅理解了我、声援了我，还为这本书起了这样一个好书名；谢谢他们对我提出过的许多宝贵意见，并给了我许多的启发 。初稿完成后，我正是在给他们的讲演中，在和他们的讨论、甚至是辩论中，才认真地、一次又一次地修改了我的著述。
　　我还要谢的是，没有我的妻子唐若冰女士对我无怨无悔的爱，没有她对我们共同追求的彻底忠诚和忘我奉献，这本书的完成和出版将是难以想象的。
　　我还想说明的是，我的海外笔名辛灏年（取“辛亥年”之谐音），原来专为历史著述而用，海内外鲜有人知道他的本名与“真相”。然而，一九九九年五月，因中共香港特区政府无理地拒绝了我 —— 一个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的普通学者，应邀赴香港“纪念五四、六四，展望中国民主前途”国际学术研讨会讲演，作者的原名高尔品，及其中国大陆知名作家的身份，又为中共香港特区政府和海外某些媒体所着意公布，我方才一改初衷，决意在本书中公开作者的原名及“原形”。因为，本书作者并非因“胆怯” 才在海外隐姓埋名了如许年头的。
　　最后，恳请祖国大陆的学者们，祖国台湾和香港的学者们，海外一切真正关心和热爱自己祖国的人们，以及所有的前辈们和朋友们，都能对书中不可避免的错失予以教正，并对本书提出批评甚至批判。即便是某些势力要发动“围剿”，哪怕是“联合围剿”，作者都将铭感于心。因为，本书就是于一再地接受批评意见，不断地迎接形形色色的批判及挑战，和持续地抵抗威逼利诱的艰难岁月之中写成的。因为，当真“围剿”声起，我们祖国的现代历史，反只能会愈辩愈清。
　　我姑且抛砖引玉了。因为，许许多多不再需要“包装”的，并真正具有高水平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著作，在我们祖国大陆应运而生的时代，眼看就要来临了。

一九九九年六月四日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