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一樁發生在大洋彼岸的事件在中國引起巨大反響。有中國代表團參與的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善後的巴黎和會，讓日本繼續占領它在戰爭中從德國手頭奪取的山東一部。愛國的中國人被激怒了。五月四日，北京爆發了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街頭遊行示威，譴責北京政府賣國，抗議日本占領中國領土。“五四”運動波及全國，燒日本貨，砸賣日貨的商店。人們對民國政府深感失望，覺得它跟滿清一樣無能。許多人開始尋求更激進的治國方式。

一個激進的學生會在長沙成立，毛負責編輯會刊《湘江評論》。辦雜誌很辛苦。在難忍的悶熱中，毛晚上用一堆線裝書當枕頭，臭蟲在裡面爬來爬去，白天不僅要寫大部分稿子，還得到街頭販售，由於經濟窘迫，這個學生周刊只出了五期，就停刊了。

此後毛繼續為別的刊物寫文章。其中有十篇是關於婦女與家庭的，觀點是那時大多數前衛青年的共識，即提倡婦女獨立，自由戀愛，與男人平等。毛的文章感情充沛，原因可能跟他母親剛於一九一九年十月五日去世有關。他母親得了淋巴結核，毛曾給她寄藥方，把她接來長沙治病。在毛跟母親的關係中，母愛是無私的，毛的感情卻是既強烈又自私。多少年以後，他告訴身邊護士吳旭君：“我母親死前我對她說，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樣子，我想讓她給我留下一個美好的印象。我要離開一下。母親是個通情達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到現在，我腦子裡的母親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

在母親臨終之際，毛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母親的希望。他能毫無顧忌地對她直說，性格由此可見一斑。對父親，毛沒有什麼感情，對他的死的反應簡直就是冷酷。父親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死於傷寒，死前想見兒子一面。但毛沒有回去，也沒有對他的死表示任何悲傷。

毛的硬心腸也反映在他關於女人的文章里。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女子自立問題》說女子可以跟男子做一樣重的體力勞動：“女子用其體力工作，本不下於男子”，只是“不能在生育期內工作”。對此毛說：“女子需自己預備產後的生活費。”

毛的激進活動很快把他帶向另一個旅途，這次旅程將決定他的一生，也將決定中國的命運。一九一九年底，湖南的學生和教師要趕走當時的省長張敬堯，毛隨代表團前往北京，遊說中央政府撤張。雖然此行沒達到目的，但毛作為湖南的活躍分子結識了好些知名人物，包括自由派的領袖胡適，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

就在回程途中，一九二○年六月路經上海時，毛遇上了改變他終生的人：陳獨秀。在當時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中，陳是佼佼者，毛曾在一篇文章中稱道他為“思想界的明星”。陳這時四十歲，是個極富魅力，但性情暴躁的人。毛去拜訪陳，正好，陳在籌組中國共產黨。

組建中共並不是陳教授的主意——也不是任何一個中國人的主意。這主意來自莫斯科。一九一九年，新生的蘇俄政府成立了“共產國際”（第三國際），以在全世界鼓吹革命，推行莫斯科的旨意。在中國，一項龐大的秘密計劃在八月付諸實行，旨在扶持起一個親俄的中國政府。此後三十年裡，莫斯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軍火，最終使毛領導下的中共得以奪取政權。

一九二○年二月，布爾什維克奪取了中西伯利亞，打通了跟中國的陸地交通。四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Grigori Voitinsky）來到中國。五月，共產國際在上海建立了據點，目的是“組建一個中國黨”。維經斯基向陳獨秀提出這個建議，得到了陳的同意。六月，維經斯基向莫斯科匯報說，陳將做這個新黨的書記，陳正在聯繫“各城市的革命者”。

就在這個月，毛來見陳獨秀，碰上了中國共產黨的籌備創立。中共創始人都是資深的馬克思主義者。據當事人回憶，他們是：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沈玄廬、俞秀松、李達、施存統和邵力子。毛沒有被邀請為發起人之一，他這時還沒表示信仰馬克思主義。毛離開上海後，八月，中共成立。

中國官方把中共成立算在第二年七月，因為那時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而毛出席了“一大”，可以名正言順地被算成創始人。事實上，共產國際的刊物和它派來指導“一大”的馬林（G. Maring）都權威性地指出，中共是一九二○年，而不是一九二一年成立的。

毛雖然不是創建者，但他開始為中共工作：陳獨秀讓他在長沙開一間書店賣共產黨宣傳品。陳教授剛把他的影響重大的雜誌《新青年》改變為中共的喉舌，七月號就刊登了介紹列寧（V. I. Lenin）和蘇俄政府的文章。從那時起，共產國際便出錢贊助《新青年》。毛的任務是推銷《新青年》和其他宣傳品，同時也賣一般的書、雜誌。

毛樂於從命。雖然他還沒有信仰共產主義，但他畢竟是激進分子，又熱愛書報，還需要一份像樣的收入，開書店是求之不得。回長沙後不久，“文化書社”就在《大公報》上登報開張了。毛寫了個誇耀蘇俄的啟事：“不但湖南，全國一樣尚沒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樣尚沒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發現在北冰洋岸的俄羅斯。”書店馬上訂了一百六十五份《新青年》的七月號，是書店的最大訂單。其次是一百三十份《勞動界》，新生的中共對工人的宣傳品。其他大部分書報也是親俄激進的。
幹這種事毛並非提着腦袋，那時候搞共產主義活動非但不犯法，相反地，蘇俄正時髦。在長沙，一個俄羅斯研究會正在籌備，為首的是長沙知事。人們對蘇俄感興趣，大半出於相信蘇俄政府的宣言，說要放棄沙皇政府在中國攫取的領土和特權。這番信誓旦旦，實際上只是空話，蘇俄繼續控制着在華最大的外國領地。

毛找了個朋友做經理，他善於用人幫他做討厭的雜務。他本人的頭銜是“特別交涉員”，向富人名流籌款，與全國各地的出版社、圖書館、大學、文化人聯繫。陳獨秀和好幾位知名人士為書店擔保，大大提高了毛的聲望。他從前讀書的師範學校這時請他去做附小主事。

沒有材料表明毛是怎樣入黨的，履行了什麼手續。但由於文化書社，他成了“自己人”。十一月，按維經斯基指示，中共成立一個外圍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從中發展黨員。在長沙找的聯絡人之一是毛。也就是說，他已經算是共產黨的成員了。十二月，毛給在法國的朋友寫信，說他“深切的贊同”“用俄國式的方法去達到改造中國與世界”。這是毛第一次表達他信仰共產主義。

毛邁出這一步並不是熱烈追求信仰的結果，而是機遇：他正好在某一時間出現在某一地點，接受了某一份恰到好處的工作，由此進入了一個由強大外國主持的新興組織。

他那時最好的朋友蕭瑜不贊成共產主義，從法國寫信給毛說：“我們不認可以一部分的犧牲，換多數人的福利。主張溫和的革命，以教育為工具的革命，為人民謀全體福利的革命……頗不認俄式——馬克思式——革命為正當”。毛回信時不是狂熱地為共產主義辯護，而是稱他朋友的看法“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他這樣勸說朋友：“理想固要緊，現實尤其要緊。”

毛信中的這類話表明，他參加共產黨，不是出於充滿激情的信仰，而是冷靜實際的選擇。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