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铮《静水流深》（12）第三部三进拘留所 3——第三章众生皆有佛性-东亮山-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是可怕的社会，我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会有许多无奈。”（曾铮与女儿）

相濡以沫

　　这次进拘留所，我被分到“东一筒三所”。当牢房的铁门在我身后关上，我一眼就看到王俭那张红红的、胖胖的、总是像弥勒佛一样笑咪咪的脸。原来她是春节前在公园炼功被抓的，警察向她盘问过我的事，她一直想托人传信要我小心。

　　牢房连我在内共有八个法轮功学员，其余十来个人大部分是卖淫进来的。八个学员中有四个是除夕夜去天安门炼功被抓，一个是到天安门打横幅被抓，一个是早上去买菜，路过炼功点，赶上警察抓炼功人一起被抓进来，还有一名四川来的老太太，从火车站出来，还没找到天安门就被抓了。

　　王俭正与几个人吃饭，像我们第一次在派出所见到时一样，她热情地招呼我一起吃饭。我端起饭碗，立刻就成了她们之中一员。

　　在牢房里，法轮功学员吃、用都在一起，不分彼此，没人去理会那条为减少在押人员争吃争喝甚至大打出手而订的“不许混吃混喝”的监规。尤其是我刚到那些天，总被弄去审问，经常错过吃饭时间，其他学员每天都细心替我留饭菜，我天天过的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走的时候都不知道一人一天定量是三个馒头。

被拘留的法轮功学员坚持练功。（明慧网）

　　这种事对法轮功学员很平常，但比起牢房其他人动不动就为一点小事争吵或打闹，就稀奇得很了。尤其很多因卖淫进来的女孩，被抓时常连衣服都没穿周全，身上当然不会有钱。进了拘留所，没钱的日子很不好过，甚至来例假都没有卫生棉用。“公用钱”和“公用物品”都掌握在头板手里，头板高兴才给你。

有的在北京根本没亲人，有的有亲人却不闻不问，还有的是自己没脸告诉家人坐牢，只有咬牙苦捱。

　　而法轮功学员互相就是亲人，那种融洽让其他人羡慕。监狱里许多犯人就是从这点开始对法轮功生出好感、仰慕，最终也想炼的。

　　东三所的头板段丽丽就是一例。她是三十多岁的回族人，因涉嫌贩毒进监，我进去时她已经待了几个月，接触过不少法轮功学员。

　　按拘留所规矩，法轮功学员不能坐在一起，也不能睡在一起，甚至不许互相说话。但段丽丽除了白天不让我们一起坐板，以免被警察看见，其余时间我们怎么聊她也不管，晚上还安排所有法轮功学员睡在一起。她说，“她们一起说说话也没碍着谁。不让她们在一起，她们隔着八丈远还是想说话，何必呢？有她们在，号里还少打架呢！”当权者哪怕有她一半的见识，事情也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境地。

　　不过，刚开始她虽然不干涉我们说话，但也不怎么跟我们说话，好象要拿一拿头板的架子。其他人她也看不上，整天一人心事重重。半个多月后，有一天她突然对我们说，我的事也只有跟你们说了……。

　　她在家是老大，从小家庭责任感很强。为了成全父母希望她找一个同是回族人的心愿，嫁了一个她不爱的，生下一个儿子。不知什么时候起她丈夫开始吸毒，她想孩子都那么大了，总不能跟他离婚吧，可怜他犯瘾的痛苦，又经常帮他买毒品。

　　她承包一个饭馆，生意不错，她丈夫的姐姐总想从她那儿讹钱不成，对她怀恨在心，向警察告发她买毒品，又买通警察加重她的罪，意欲以贩毒罪置她于死地，好趁机吞没她的财产……。

　　她进来已好几个月，案子还毫无眉目。贩毒罪一般都判很重，她的儿子刚满十一岁，跟着一个吸毒的父亲，叫她如何放心。

　　说到这，她的泪扑簌簌直掉，边抹泪边对吴萍说：“吴老师，你是好心人，你出去后能不能让我儿子去找你，让他跟着你学好、跟着你炼法轮功？”

　　牢房里最小的女孩才十六岁，外号“小胖”，白天被安排跟我一起坐板。

　　小胖来自江西，十四岁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很快找了情妇，情妇和她女儿霸占小胖母亲留给她的房间。她看不惯她们，天天吵架，父女俩搞得像仇人。她早早就跟男友同居，想早日结婚离开家庭，无奈父亲不同意婚事。她一气之下将怀了七个多月的双胞胎打掉，跟人来北京，在一家“发廊”操起皮肉生意。她反叛心理很重，性格倔强，死也不肯向谁低头，谁碰她一下就跟谁干架，眉头成天都皱着。

　　有一次她问我：“为什么你们法轮功碰我一下我不烦，也不想跟你们吵，别人一碰我，我就想跟她干架呢？”

她这问题倒把我给问住了。我想了想才回答：“因为你觉得我们都是好人。”

　　慢慢地，我告诉她做人要与人为善，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与喜爱，以及其他一些做人的道理，她听进去不少，后来还要我教她背法轮功的《洪吟》。我从第一首＜苦其心志＞开始教她，边教边讲诗的含义。第三首＜觉者＞是这样的：

　　“常人不知我，
我在玄中坐；
利欲中无我，
百年后独我。”

　　这首诗包含好多道理，我尽量用她听得懂的话讲解，但她到底理解多少，我一点也没谱。她很小就没好好上学，连小学都没毕业。

　　有一天，她抱怨：“在这个鬼地方天天吃‘白菜游泳’，以后我一辈子不吃白菜了！出去后第一件事就要大吃一顿！”刚说完，她又颓然：“看来我还不行，我还在惦记着吃，‘利欲中’还‘有’我，我还修得不好。”

　　她这话一出，所有炼法轮功的都大吃一惊，面面相觑。看来真像释迦牟尼说的，众生皆有佛性，不能小看谁。

到她背会《洪吟》第五首诗，我发现她成天紧皱着的双眉不知不觉舒展了，脾气好多了，模样也变漂亮了。每当我看着她认真嘟着嘴，努力去背这些诗时，都会想起以前净土法门的修炼，说修炼了一辈子的人在临死时，不但不害怕死，嘴里还念着佛，生出欢喜的心，那佛能不来接他吗？同样道理，看到她那么努力背着《洪吟》，我心中充满快慰。

　　四川姑娘唐遥跟小胖一样是卖淫罪进来的，她来自贫穷农村，想出卖身体多赚些钱，好把父母接到北京来享受。整个社会都要人们快速致富，普遍“笑贫不笑娼”，很多外地来打工的年轻女孩不觉得卖淫有何不妥。唐遥也是这样。

　　有一天她受“提”回来，兴奋得满脸通红，说提审答应她只要交两千五百元罚金，就放了她。她刚好还有两千多元，写信请朋友去取。警察帮她将信寄出去，本来被拘留的人在案子判决前，是不能与外界通信的。

　　朋友很快就将钱送来，交给提审；她天天盼着出去，坐卧不宁，可有几人一直看着她冷笑。

　　十五天的行政拘留期终于过去，可是一点也没要放唐遥走的迹象。一天、两天、三天……她热切的希望一点一点地冷却、僵死……终于，她再也忍不住了，坐在板上掩面而泣。这时冷笑的人才告诉她，提审这样骗人骗得多了，你居然信他，不是傻冒一个？

　　过几天她又被提走了，回来时坐在板上放声大哭。提审果然骗了她，两千多元让她倾家荡产，而她照样被判了半年妇教（注1）。提审还拿她取笑：“你出台多少钱一次呀，出去后我去找你，给不给点优惠……”

　　唐遥哭了好久，我在心里暗叹，她在这样的时候受到这样的欺骗，难道不会对这个社会心怀仇恨？又怎能指望她变成好人？

　　有天起床后，她对我讲：“曾姐，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将屎拉了一裤子，好恶心。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我看着她的脸，诚恳地告诉她，你做那个梦，是因为你以前的生活的确是肮脏的，以后不应再这样，然后我跟她说那种生活会带来的害处。

　　在牢房里，她一直是最受欺负的，家里又没人送钱来，没人瞧得起她。只有法轮功学员以善心待她，这使得我们在她心中就像沙漠的绿洲一样宝贵。我看得出来我的话在她心里深深扎下了根，因为她由中相信我所说的一切：一个宁愿坐牢也不愿说假话的人，是绝不会骗人的，这就是她单纯的逻辑。

　　后来她告诉我她们村里也有人炼法轮功，她准备出去后回家找他们学。

　　就这样，不知不觉间，牢房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法轮功心生仰慕。连因抢劫进来最爱欺负人的陈圆，吴萍说愿意收她做干女儿养活她，也不希望她再去打劫，她就对吴萍说：“吴老师，我这人从小走黑道，从不会对谁心软，也不会对谁说个谢字，但是我知道谁好谁坏，我──谢谢您。”

　　也不知何时起，我发现其他的犯人间也开始像我们一样抢着干活，有什么问题也会“向内找”，学会原谅别人；要走之前也把自己穿过的囚服洗了，好让后来的人穿干净的；有人缺东西时也能主动将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晚上值班我们炼功时还替我们站岗放哨打掩护……所有的人相亲相爱，融合得像一家人。

　　一个星期天下午，没有坐板，大家三三两两坐在板上聊天，我心中一动，说：“我给你们打一套手印吧”。说完我盘腿坐好，将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的手印打了一遍给她们看。刚打完，就有人要求：“再打一遍！”我又闭眼打了一遍，只听坐在对面的唐遥叹道：“真好看！也不知是因你人长得美还是动作美，反正真好看！”

　　我睁开眼睛，看见面前的女孩们专注地望着我。她们的脸上笼罩着一层圣洁的光辉，和一种她们自己没有察觉的灵魂升腾的深深喜悦，仿佛她们不再是置身世间监狱被人瞧不起的卖淫女，而是佛国世界纯洁的众生，听到美妙的佛法而赞叹欢喜……。

　　那次进拘留所正赶上人民代表大会，所以春节期间被抓的法轮功学员都被超期关押到人代会开完，才陆续被放出去。

　　我是同牢房九个法轮功学员中倒数第二个被“取保候审”放出去的，先生是我的保人。放我时，马英告诉我，一年内，我再出现任何问题，就连我的保人一起拘捕。

　　这次还是牛军开车来接。到了派出所训话，看我丝毫没有“悔改”之意，牛军咬牙道：“你就这么折腾吧！你不让我安生，我也不让你安生！我要搞得你爱人没法过、孩子没法过、父母没法过、公公婆婆没法过！我要叫你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他每说一个“没法过”，我的心就像被刀刺一般地痛，跟他比起来，拘留所里最狠的犯人都变成了“小巫”。

第二天，我回到公司上班。正副总经理看我回来，都非常高兴，专门抽空跟我谈心。在这方面，我跟许多其他修炼法轮功的人有些不同的“待遇”。

　　镇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开除党籍或工职，而我所在的公司不是国营企业，没有党支部，我们几个党员的党组织关系，寄放在一个股东单位的党支部，我们除了每年勉强派名代表交一次党费，每次接到参加什么党组织生活的通知，都是明推暗阻，心里直后悔当初为什么要入党。几年下来，我们从没有人去开过支部会，后来也不再有人通知我们，所以我炼法轮功的事党根本不知道。

　　这种基层党组织陷于瘫痪的情况，非常普遍。事实上，全球其他的共产主义政权陆续垮台后，中国共产党虽然号称还有多少千万党员，真正还信仰共产主义的可说寥寥无几。如果说我在80年代入党时，尚以为自己的加入能为共产党注入新血、能对国家人民有所帮助的话，到了90年代，入党对很多人来说只是往上爬的手段，还有许多人是被动员，不得不入党的。

　　由于我们公司几乎是私营的，没有党支部，公司的领导便是股东，他们没有打算听党的。我们公司从事的金融行业，最大的风险就是从业人员的道德风险。从改革开放到千禧年，中国证券市场和资本运作，都是全新的事，法律法规的制定远远落后于实行，总是发现问题再去补窟窿。赚到钱的暗自庆幸，没赚到的更努力去寻找新的机会……。

　　新兴金融市场有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事，几元一股的“垃圾股”戴上“重组”、“高科技”帽子后，股价像坐火箭一样飙升到一百多元。极度膨胀的投机心理和快速致富的贪欲，使市场风险剧烈动荡，防不胜防。

　　在这充满诱惑和法律漏洞的地方，个人品行就极其重要，我承担许多公司领导不放心交给别人的事。有时上亿元规模的资金安全，全押在我一个人身上。

　　因为这些原因，加上私人关系良好，两位经理不但毫无因我坐了一个月牢影响工作而埋怨我，反而还与我探讨在目前情况下法轮功应该怎么做。其中一位说，据他看共产党也就还有三五年的寿命，何必跟它较劲呢？不如一起把公司经营好，走经济救国之路。

　　我恢复工作，同时也与这次坐牢认识的功友有了密切联系。我与几个功友携手起草过给联合国人权会议的呼吁信，发起签名连署，也一同商议过向拘留所质询，请他们针对拘留所使用电针折磨法轮功学员的事件做出解释。我们前一天刚用电话商议，第二天派出所就来传唤，审问我们从哪里得来的消息。我们的电话显然受到监听。

　　王俭的女儿小梅，这时已被关在专门关押重大案犯的北京市公安局七处两个月了，她刚从七处传话来，让王俭替她请律师。

　　几经周折，王俭终于找到一家愿意接这案的律师事务所。因为我父母、妹妹都是搞法律的，王俭约我一起去见律师，我当然义不容辞。

　　我要和王俭去见律师的事并没告诉公婆，但我这次从拘留出来后，他们的警惕心空前地高，随时随地放了一只眼睛在我身上，似乎从空气中都能嗅出我的动向。当我准备出门时，婆婆阴沉着脸堵着门，问我出去干什么。

　　我忘了是怎么说的，可能只说有事要出去；我也记不清婆婆什么时候站在屋子中间破口大骂，她骂完法轮功又骂我父母，还说她活了六十多岁也活够了，要去四川找我父母拚命。她一直认为是父母亲让我炼功的，追本溯源，当然得找他们拚命。

　　我从没见过婆婆这样，就算上次她躺在门前不让我出门，也没骂脏话。

　　我难过得不知所措，边哭边盲目收拾东西准备出门，不知怎样才能阻止她骂人。

　　看到我真要出去，婆婆急红了眼，堵着门叫：“你今天要出去，就与我的儿子离婚！”

　　我一口气堵在心里，又不由有些好笑说：“离不离婚是我跟我丈夫之间的事，难道让我跟您离婚？”

　　婆婆已经完全昏了头，立刻接口道，：“对！我今天就跟你去法院办离婚！”

　　我非常清楚婆婆只是以此要挟我，并非真想让我们离婚。恰恰相反，她太想维护这个家了。但我必须向她表明：我不接受要挟。如果我接受这样的要挟，那从此别说是出去做什么了，只怕连在家偷偷炼功都得放弃。再说王俭还在等我，我岂能食言不去？

　　我拿出笔，飞快写下离婚协议书，刚写完“我自愿与某某某离婚”一句，公公在一旁念叨：“离婚她才不怕呢，她有钱！”

　　以前家里的存折都是我保管，先生不愿操这种心，但这时我早已将一切都移交给先生，处理好“后事”。公公不知情，所以担心我将家里的钱拐跑。听到这，我心一痛，二话没说，接下去写：“家里的一切财产均可放弃。”

我飞快签完名，带着决断的表情将离婚书递给婆婆。

　　她没料到我会这样。我从小个性就特别软弱，炼法轮功以前，谁瞪一眼我都难受半天，谁吐口唾沫都能将我淹死，一天到晚都很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时常觉得很累、很苦，可是又改不了这天生的性格。

　　学法轮功后，《转法轮》一句话却让我彻底解脱出来：“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作为一个人，能够顺应宇宙真、善、忍这个特性，那才是个好人；背离这个特性而行的人，那是真正的坏人。在单位里，在社会上，有的人可能说你坏，你可不一定真坏；有的人说你好，你并不一定真好。作为一个修炼者，同化于这个特性，你就是一个得道者，就这么简单的理。”

　　我在心中认同这个理，相信这个理，此后只在乎自己有没有做到“真、善、忍”，不再在意任何人对我的看法。背了三十年的思想包袱突然一下甩掉了，心中的轻松和解脱无以伦比。

　　然而，在恢复自信心的同时，我在许多方面却变得比以前更好讲话。以前我看到公公将一块很难看的抹布很不合谐地放在精美的家具台面时，我都会很难过，总想将它拿开。我拿一次公公放一次，他图方便，我图美观，这中间就有了矛盾，所谓生活的磕磕绊绊，就是这么来的。

　　炼功心胸开阔后，这些事慢慢我都不再计较，也渐渐放弃家里几乎所有事情的“决定权”，一切都听先生和两老，我没觉得损失什么，其他人更皆大欢喜。

　　所以，当一向柔顺听话的我突然变得如此坚决、不可掌控时，婆婆完全乱了方寸，不知怎么办，也不伸手接我手里的离婚协议书。

　　我伸着手等了两分钟，然后将离婚书放到桌上，请她让开让我出去。

　　婆婆慌得六神无主，语无伦次大叫：“喊保安！喊保安！”公公用他高大的身躯堵住门，想出更绝的主意：“打110报警！打110报警！”

　　我沉着地说：“你们可以喊保安，也可以打110报警。但我现在是自由的人，就算警察来了，他也无权不许我出门。你们看得了我一天，看不了我一辈子。请你们让路，我要出去。”

　　听了这番话，公公似乎恢复理智，也许他看到我平静的话语中不可改变的意志。我知道，我的勇气来自我的信念，因为坚信我要去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公公侧身让开他堵的门，婆婆一人挡不住，我从她身边穿了过去。我出了门，她还不甘心地追出来，嘴里仍叫着：“喊保安！喊保安！”

　　这时我们全家都已搬到新居，这是北京市最高档的住宅区之一，二十四小时都有保安执勤。我转过身，对失去理智的婆婆说：“您最好别喊，我们刚搬来，这儿还没人知道我炼法轮功，您一喊，他们就都知道了。”

　　我头也不回走出小区。春日的阳光照在身上，不知怎么却想起《红楼梦》里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李洪志先生的一句话，以前没特别留意，现在也浮现脑海。李先生回忆从前他上班的单位，食堂效益不好，大伙上班只好自己带饭时，曾说，我这人走哪儿手里不愿拿东西。这句平时没在意的话，让我豁然开朗：“原来这就是‘世间的舍尽’（注2）。”

　　我坐公共汽车准时到达律师事务所，王俭和她丈夫已等在那里。

　　这家律师事务所在北京市收费之高数一数二，一般只接大公司的经济类案子，因为小梅表哥是他们的老客户，碍于情面才愿意听听小梅的情况。

　　其实1999年秋天，当我想去旁听原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的案子，并为他们作证“4.25”是我自己要去，不是他们煽动时，父亲就说这是徒劳无益的。绵阳市司法局曾召集市里所有律师，传达关于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文件，主要内容有三：

　　1、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不同于一般刑事犯，因此虽然一般的刑事犯可以由律师出面保释，但法轮功学员一律不得保释；

　　2、法轮功学员大方向就错了，因而在法庭上辩护时，不得像其他案件一样，去抠公诉人的什么证据充分不充分、事实确凿不确凿等“小问题”；

　　3、律师辩护状必须上交给有关领导审批，在法庭辩护时，只能照审批过的辩护状作书面辩护，不许说辩护状之外的话。

　　为什么我明知道请律师不过是白花钱，还要支持王俭呢？不为别的，我只希望通过这件事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再说，只要有机会，就不应放弃为我们的无辜辩护。

　　律师行指定一男一女两律师接待我们。我告诉他们被关押在拘留所时听到小梅的情况：警察在小梅租的那套房抄出十几部手机，还有好多现金，因而他们指控小梅诈骗他人钱财，准备以经济问题起诉她。

　　当时同牢房的吴萍听到立即反驳：“他们知道什么呀！我表哥家里现在就有好多钱，有一个深圳大法弟子来北京上访就带了十万。他去天安门之前，将他的钱和手机全部留在我表哥那里，说反正要去坐牢也用不上了，留给后来的弟子用。什么诈骗！”

　　于是我慢慢向这两位律师讲解法轮功学员之间的钱财是怎么回事。在那种特殊环境下，大家不分彼此。我还听说有一个长春法轮功学员将房子卖了，拎着一皮箱钱到北京，见到经济困难的功友就拿出一叠。所以小梅那儿的钱和手机也一定是其他法轮功学员自愿留下的，根本不是什么诈骗。

　　听到这，负责的女律师当即表示愿意试试这案子，却又面带难色告诉王俭这儿收费很高，起码要三到十万，不知他们负不负担得起。

　　我想起不久前刚领到一笔六万元奖金，虽然刚写了离婚书并表我想起不久前刚领到一笔六万元奖金，虽然刚写了离婚书并表示放弃一切财产，但这笔钱应该还可以归我支配，于是我说费用没问题，不够我可以赞助。

　　女律师叹道：“你们炼法轮功的人境界真的这么高？看来应该让所有的律师都去炼法轮功，这样就可以免费给穷人办案了。”

　　接下来我又提了这案的难度，以及父亲所说的那个内部文件。女律师说他们没接到这个文件，律师完全是独立的，哪怕小梅杀人或是买炸药将天安门炸了，她都有权利得到辩护。

　　但是第二次见面，上次一直没讲话的男律师偷偷跟我说，北京市司法局做得比你父亲他们那儿高明，没有将所有人都召集起来开会，但凡接法轮功案的都要被叫去“打招呼”，他们已被打过招呼，内容还是那三条。说完他一个劲儿地摇头。

　　我不知后来这两位律师到底有没有替小梅辩护，只知在中国律师确实很难做。我母亲从法院退休后本来办了律师证，替人做代理。两年做下来，她将律师证退了，说现在没法办案子。她当法官时经常是刚接案子，还没看案卷，某某大人物写的条子就来了；而当律师时，你不将法官喂饱可能就赢不了官司。

　　从律师事务所出来，我给先生打电话，告诉他我与公婆间发生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最好先在外面住几天，缓和一下他们的情绪。否则再见面，我又不能如他们所希望的放弃法轮功，徒伤和气与感情。先生感到这次的争吵非同小可，得费些功夫才能将事情抹平，就同意我暂不回家，由他在中间调和。

　　当晚我住在拘留所认识的功友杨润泽家。第二天一早，回想与公婆发生冲突的过程，我的情绪不够平和，也没能心平气和向他们解释。我能想象我走后他们一定非常难受，就这样把我逼走没法向儿子交代。我想我应该给他们写封信，将争吵的责任揽到自己头上，减轻他们的愧疚；我还想向他们表示不管他们对我做了什么，我都理解他们、爱他们、决不会记恨他们，我更想向他们说明，为什么我不能放弃我的信仰，为什么我要去做他们看来很傻、徒劳无益的事情。

　　我的头脑一片空明。杨润泽还没醒，我轻轻下床，自行找到纸笔，行云流水般写下后来因此被判一年劳教的这封信：

　　一,我的信仰是即便付出生命也不可改变的。政府在对待和处理法轮功问题的方式上，确实犯了很大的错误，在政府承认和改正错误之前，我会不懈地为此努力，这一点在我来说已是无法改变的。由于您们暂时还不能认同我的信仰和做法，我住在家里学法，炼功，与其他功友联系…，都会不断地刺痛您们的心，因此我暂时离开一段，可能对双方都好。

　　二,对于家庭的责任，我不是没有考虑，也不是不愿承担。但是，我们怎样才能真正对家庭负责呢？我想您们一定还记得，在修炼之初，我曾经怎样执著地劝您们也修炼。您们大概不知道，那年当爸爸因胆结石在开封治疗打电话回来说他所遭受的治疗之苦时，我在另一房间痛心地流泪；您们大概也不知道，我曾经在夜深人静时流着泪对您们的儿子说：你说你对家庭的责任感强，我不知你是怎么强的，父母都这么大岁数了，你不赶快动员他们修炼，那说不定哪天就一命呜呼了，你怎样对他们负责呢？他只是说他嘴疼，一转身就睡着了，而我却哭了好长时间不能入睡。一个人的一生是非常短暂的，如果他不能够修炼，他是绝对不能摆脱生、老、病、死之苦的。不管我多么想对你们负责，当你们遭受病痛时，我不能替代；而当你们要离开人世时，我也无法挽留，这是一个无可改变的事实，我的责任感绝对救不了任何人。

　　再说孩子。我进过两次拘留所，我看到过年仅十四岁就因抢劫罪进去的女孩，也跟年仅十六岁就因卖淫罪进去的女孩在一起呆过。当她们叫我阿姨，问我这问我那时，我在她们身上看到了跟我的孩子一样的童真。她们并不是有多么坏，只是因为社会风气的败坏，没有人告诉她们什么是真正的好和坏，而无知地走向了犯罪啊！家庭的力量有时是很难和社会的力量抗衡的，当我们家巷口都已经开了两家变相的妓院，而我的孩子每天都会来来回回经过多少次时，我怎样才能保证我的孩子长大后不会学坏啊！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是可怕的社会，我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我有许多无奈。不管你们看没看到，相不相信，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是发自内心地以“真、善、忍”要求自己，时时处处都在力图做一个好人的。这样的人多了，社会才会越变越好，我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我这个做母亲的才能感到放心。通过这么些年的实践和对社会的观察，我深切地意识到：政府的教化、法律的制裁、知识的灌输都不能改变人心，而真正的信仰却能。

　　三,通过这么长时间的修炼，我真的是以越来越高的标准在要求自己，我不是不爱我的丈夫、我的孩子和我的亲人，而是我的爱已扩大到爱所有的人。我们老师经常说，你不爱你的敌人就不能圆满。不管我做到没做到，我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所以我现在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可能只站在我们小家的立场上。我们不是有句话叫“大河有水小河满”吗？只有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好了，我们的小家才能真正地得好。

　　四,我也知道许许多多人像你们一样，认为我们即使想干什么，也应该采取更好的方法，目前这样的行为是无效的，是没什么政治头脑的。没有政治头脑我绝对承认，因为我们确实不是搞政治，我们是佛法修炼。然而我们相信我们信仰的是真理，而真理一定是不灭不破的。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你们就会看到这一点。

　　五,我深切地理解，作为长辈，你们反对我也好，支持我也好，你们绝对没有别的心，只有一颗心疼我们的心，爱护我们的心，想保护我们的心，不想让我们遭罪的心，想让我们活得更幸福的心。近三年的修炼实践告诉我，我所信仰的一切绝对是真的，而通过修炼，我活得越来越幸福，越来越明白，即便是在拘留所的时候。这一点你们一定不要为我担心，我真的非常幸福，因为我明白了人为什么活着，我顺应了宇宙的客观规律，所以我才这么幸福。

　　六,目前我暂时不回家，正是为了能尽快地回家，像政府取缔我们之前那样好好地工作，好好地过家庭的生活。当我所信仰的大法和我所敬仰的老师在人世间遭受这样的不白之冤时，我确实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平静地工作、平静地生活了；就像假如你们遭受了不白之冤，我也不会坐以待之，一定会起来去为你们说句公道话一样。“明哲保身”也好，“识时务者为俊杰”也好，都不是我们的处世之道。我们要求自己能做到的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而当我们真做到这一点时，我们不但不会失去什么，反而会得到许多；一切曾经为我们付出，替我们承担痛苦的人，也会得到很多很多。这一点可能暂时不能让你们相信，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们会了解。

　　七,我告诉你们这一切，只是为了我不在家期间，你们能放下对我的牵挂而生活得稍微好一些。“大恩不言谢”，你们为这个家所付出的一切，我是深深地了解的，也不想再空洞地表示感谢什么的，只是衷心地希望你们能更好地度过眼下这一短暂的过渡时期。

　　写好信，杨润泽也醒了。她看了我的信大声称好，立即说要复印给她母亲和哥哥看。许多炼功人都跟我一样，存在着不被家人理解的问题。

　　这一切看来似乎简单，可是在另外空间，我感觉冲破太多太多的东西，似乎是万钧的铁链突然被我挣断，我藉着这股冲力瞬间冲出无穷多个天宇。老师谈到宇宙结构时，曾说天体宏大到一定的范围，就形成一个空的状态，任何物质进入这个状态都会自行解体。我好象就冲到这样的一个“空的状态”，世间所有苦厄，人间所有的绑束、大军、刑警和监狱，都被我远远抛在身后，变得像尘埃一样微不足道，自行解体；在这个“空的状态”，前面再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我维护真理的决心和勇气，我像是挟着一股神力，不但自己勇往直前，还不由自主带动我身边的一切跟着我一起向前冲。

　　接下来一个多星期，我并无特意计划，但不知怎么就跟许多以前认识或不认识的功友联系上。我跑遍北京东西南北、城区郊县，与其他学员交流心得体会。我不断有新的感悟，思如潮涌，下笔如神，在几天的时间里写出两篇文章，一篇题为＜走出来之中还有走出来＞，一篇题为＜“4.25”有感＞，主要是谈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应该走出来维护大法。

　　文章刚出来几天，还没来得及送上明慧网，只给过一些参加交流的功友，却已被中国政府代表在日内瓦人权会议引用来攻击法轮功，后来上了《人民日报》和劳教所的“教材”，被抨击“法轮功骨干分子煽动闹事”如何如何……。

　　我心中装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无畏，包里背着一面“法正乾坤”的横幅，手里提着一大包法轮功的资料，走在大街，坐着公共汽车满北京跑，心里从没怕过。不但不怕，还时常喜悦，觉得自己的身体很高大，很虚空。手里的资料用完了，就直接到街上去复印，有的店主看也不看就给印了，有的店主一看是法轮功的资料不敢印，我便换一家。有一次说好和另外四人一起去一个地方，来时只剩下两个，另两个刚在地铁站被抓了，三人还是按原计划行动，心情半分也没受影响。

　　在交流中渐渐有一个明确的近期目标：“4.25”周年那天要克服一切阻力上天安门打横幅！

注：
1、“妇教”：专为收容卖淫女而设的“妇女教育收容所”，被判“妇教”的人参加“劳动改造”，每天干很重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