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军事工业化的起步 1953～1954年 59～60岁
斯大林继任者卖给毛的九十一个大型项目，连同斯大林从前答应的五十个，使毛得以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推出称作“总路线”的中国工业化蓝图。鲜为人知的是，这些项目是以军事工业为核心，毛的工业化实质上是“军事工业化”。
毛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至多再长一点时间内，实现这个目标。他反覆交代的是要“快”，“提前完成”，“超额完成”，说速度是“灵魂”。为什么这么急呢？毛泽东有一个说不出口的理由：他要在他活着的时候，中国就变成军事大国，使他在全世界“说话有人听”。
毛快六十岁了。在谈起工业化时，他经常说到岁数生死问题。一次对中央警卫团战士讲话，他一边说：“大家努力干，用十五年时间实行工业化”，一边冷不丁地说：“孔夫子是七十三岁死的。”孔夫子和工业化有什么关系？毛的紧迫感显然很强烈。
又一次，他讲到再过三个五年计划，就超过英国时，他说他也有个五年计划：“最好再活十五年，我就心满意足了。能超额完成当然更好。”
早在一九一八年，毛就表示过，他对身后名利完全不感兴趣。这种彻底唯物主义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一九五○年在莫斯科参观列宁墓，毛对随行人员说：列宁的遗体保存得很好只是为了他人，“从个人看，人一死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保存遗体也就没有必要了。”
毛既不追求流芳千古，也不在乎遗臭万年，对他死后天塌地陷都不关心。他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也没有指定接班人。而且，不像绝大多数中国父母，不像中国历代皇帝，更不像蒋介石，毛泽东完全不在乎断子绝孙。在朝鲜战争中死去的岸英既是长子，又是毛唯一头脑健全的儿子，可是岸英没有孩子，原因是岸英的妻子当时在上学，不想要孩子。毛泽东没有向岸英两口子表示过希望他们生孩子。
一九五三年，以军工为核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周恩来曾把计划草案呈报斯大林，斯大林看到军工在预算中占的比例时，说：“这个比例太不平衡了，即使在战争时期，我们的军事开支也没有这样高。”“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生产出这么多的设备。”从中国官方公开的数字看“一五”时期，军事开支和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投资，占总开支的百分之六十一。真实的数字更大，以后越来越大。
而国家花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上的全部钱加在一起，也不过是可怜的百分之八点二。西方人长期以为毛时代的医疗免费，实际上，享受这类福利的只有城市里一部分人。对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底层人民来说，除了治疗急性传染病以外，医疗从来不免费，而且普遍缺医少药。
中国从苏联进口的企业称为“苏联援建项目”，给人的印象是这些项目都是苏联送的。其实每一颗螺丝钉都是中国人花钱买的，而付款方式大多是出口食品和其他农产品。周恩来在国务院说：“我们同苏联的贸易是卖出农产品，换回机器”。根据官方的《当代中国对外贸易》，整个五十年代，“出口商品主要仍是大米、大豆、植物油、猪鬃、肠衣、生丝、猪肉、羊绒、茶叶、蛋品等”。毛曾对印尼总统苏加诺（Achmed Sukarno）说：“说老实话，我们没有好多东西〔出口〕，无非是一些苹果、花生、猪鬃、大豆。”
中国耕地只占世界百分之七，人口却占世界百分之二十二。这是世界上少见的土地宝贵到不能大量饲养牲口的国家，人民少有肉、奶制品吃。中国人的蛋白质来源主要靠大豆、植物油、蛋品、猪肉，主食是稻麦。这些食物向来匮乏，粮食传统上更是依赖进口。管经济的陈云说，大清帝国、北洋军阀、国民党都是靠进口粮食，向美国、加拿大、澳洲买粮食。而如今，食品要大批出口，大米居首位。
一九五三年十月，中共中央指示外贸部：粮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次年七月，又一道命令：“有些商品如肉类，应该压缩国内市场的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尽先出口，多余的再供国内市场销售。”
在 “挤”、“压”政策下，受害最重的是农民。毛政权用严格定量的办法，保证城市人口有基本食品，而农民就没有保障了。为了限制城市人口，农民不准搬进城里，不准进城找工作。他们被终身钉死在自己的村子里，子孙后代难有出头之日。传统上，中国农民享有充分的迁徙自由，可以通过本事发财致富，可以通过读书出人头地。毛政权对农民的限制和压迫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毛统治下，城里人都怕下放农村。下放意味着全家、子子孙孙从此生存没有保障。毛利用这一惩罚手段使城里人听话。）
有一次，周恩来答应向东德出口大豆时说：“我们的人要是挨饿是在乡下，不像你们的人在城里。”意思是：中国挨饿的人外人看不见。
毛泽东一方面出口农产品，一方面却不向农业投资。一度管农业的邓子恢对部下说：“我们发展农业生产，是靠农民的两个肩膀、一个屁股。”就是说靠农民的手工劳动和粪便。
在如此可怜的条件下从事生产的农民，不但要偿付毛从苏联、东欧进口的大量军工设备，还要支付毛为了扩大势力范围而有求必应的慷慨赠送。中国不但把北朝鲜、北越等穷国养起来，还对比它富得多的欧洲国家也大给特给。罗马尼亚举办青年节，毛一口气就捐赠了三千吨植物油。而中国产油地区的农民这时一年一人只许留用一公斤，除了做饭还要点灯。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后，尽管匈牙利的富裕程度与中国比有天壤之别，毛大笔一挥，赠送了价值三千万卢布的食品，外带三百五十万英镑的“贷款”。毛的“贷款”，他反覆说，是不需要偿还的。
一九五三年六月，东德人民闹事。毛马上送给东德专制政权价值五千万卢布的食品。东德还想多要，要求用机器偿付。这些机器当时在中国没用，外贸部决定不要。但是毛下令接受，说什么“他们比我们苦得多，我们不能不管。”毛还在这些荒唐的话下面加圈加点，以示强调。正是中国的食品，使东德得以取消定量配给制度。
毛的慷慨解囊，中国人民是没有资格过问的。享受满足感的只有毛。毛送了东西便以老师自居，要东德的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在“镇压反革命”上搞彻底，还建议他们学习中国建长城，把“法西斯”关在外面。几年后，柏林围墙还真的修起来了。
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对外援助，也极少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千分之五，美国在二十世纪末的外援远低于万分之一。可是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这样一个一贫如洗的国家，外援居然曾达到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六点九二（一九七三年）！
毛很清楚农民在饿饭。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他在一份报告上写道：“全国大约有百分之十的农户要遭春荒夏荒，缺乏口粮，甚至断炊” ，这种状况“年年乡如此”。
在这样的状况下出口食品，必然导致农民大批饿死。毛的第一副手刘少奇不希望有这样的后果。他也想中国工业化，但他希望步子走得缓一些，先提高人民生活水准，建立适当的经济基础。刘在高层反覆讲了他的设想，强调“不可以先发展重工业”。所谓重工业，在毛时代就是以军工为核心的工业。刘解释说：“重工业积压资金很厉害，需要大批资金才能建立……我们没有别的办法筹钱，只有一个办法，靠人民节省……现在人民生活很苦，”刘说：“农民要穿新衣服，要买袜子，要穿鞋子，要‘梅兰芳’的镜子，要肥皂，要毛巾。他们需要各种东西，他们的孩子要读书。”刘的看法是应该先满足这些要求。而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这类具体的关心人民生活的话。
刘少奇比毛泽东小五岁，出生地离韶山只有几公里。他一九二一年去莫斯科，二十三岁时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同学们说他深沉文静，几乎没有什么个人爱好，时间都花在学习俄文、看书、思考问题上，从来不闲聊天。不少女孩子被他吸引。刘认识毛是在一九二二年回到湖南后，两人并非一见如故，也没有特别的交情。直到三十年代后期，刘支持毛利用日本人打垮蒋介石、扩张共产党的主张，他们才成了同盟。毛在一九四三年把他提拔成自己的主要助手，一九四五年去重庆、一九四九年去苏联时，都依靠刘看家。
在毛网罗的人才中，刘的能力是最全面的。毛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也兢兢业业地报答。他的秘书写道：“为了适应毛主席的没有任何规律的生活习惯，所以他也逐步地使自己习惯了通宵达旦地工作。毛主席召集会议没有固定的时间，有时上午，有时下午，有时晚上，有时凌晨。而且要求很急，秘书一通知就是‘现在就来’。有时少奇同志的汽车还没到，毛主席的秘书就又来电话催。……有时少奇同志正在睡觉，我们叫醒他后，因安眠药正在起作用，他总是显得很疲倦、很难受，这时，他连卫士泡好的浓茶也来不及喝一口，立刻驱车赶到毛主席的住处。”
最令毛宽心的是，刘守口如瓶，谨慎小心，没有取代他的野心。但是，中共掌权后，毛刘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政策分歧，焦点是中国到底是要不顾一切地搞军事工业，还是先发展民生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准。
刘是毛的政策的头号执行人，毛得确保刘按照他的意旨办事。在多次对刘的观点表示不满之后，毛感到他得给刘点“颜色”看看，使刘能对他说一不二。毛的动作选择在斯大林死亡之际。在这之前，毛不想给在毛刘间制造嫌隙的大老板以可乘之机。
斯大林病危时，刘正患阑尾炎住院。毛对他封锁了有关斯大林的消息。斯大林死后，中苏友好协会给苏方发唁电时，虽然刘是会长，但唁电却不署他的名字，而是刘手下人的名字。这在礼节上完全是说不过去的。在天安门广场上召开的追悼大会也没通知刘参加。
五月十九日，毛写给刘一封尖锐的信：“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毛还在“否则无效”四个字下面加上了着重号。写完以后，毛似乎觉得言犹未尽，立刻又写了一封（收信人加上周恩来、彭德怀）：“（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以其结果告我；（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这样的声色俱厉在两人的关系中迄今为止很少见。
六月十五日，毛在推出军事工业化纲领的政治局会议上，当面谴责刘的观点，不点名地指责他“右倾”。开会当天，中央警卫团把警卫中央常委的一批官兵突然调出中南海，调出北京城。之前，三月初毛开始给刘颜色看的时候，中央警卫团就在逐个了解成员的情况。(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