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卷

第四章

四　　决心“清党”和重建南京政权以将北伐进行到底

-- 兼析政治谎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自北伐出师到国民革命军解放南半个中国的短短十个月内，因为苏俄与中共曾施展种种阴谋和手段以反对、利用和破坏北伐，并造成了严重后果，由是，蒋介石与一大批真正的国民党人，乃不得不于北伐胜利进军之中坚持“两面作战”，才能保卫北伐和坚持北伐。

第一、蒋介石洞察其奸

　　如前所说，蒋介石了解苏俄的“主义与事实有别”，燎解苏俄的赤色帝国主义性质及其欲染指中国的野心，因此，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当他眼见苏俄与中共不仅公然窃夺国民党党权，而且公开要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甚至已经将广东国民革命根据地煽变成所谓工农运动、即“共产暴民运动”的中心时，如果说，他坚持提议北伐，并要求及早实现北伐的根本目的，乃是要完成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之志 —— 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以“竟辛亥之功”，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要用北伐来摆脱广东国民革命正在被诱逼成共产革命的“困境”，用全国人民一心向往的北伐，将国民革命推向全国去，从而造成国民革命的成功。这与他后来在北伐进程中，先建议迁都武汉，后建议暂驻南昌，最后为不使武汉的悲剧在上海重演而决心“清党”，都是出自同样的苦衷。此外，由于苏俄与中共为反对北伐，又施以种种阴谋和手段来反对他、陷害他，所以，他对于苏俄与中共反对不成则加以利用，利用不成则加以破坏，破坏不成则乾脆决以公开背叛的逻辑，应该说已经燎然于胸。
　　由是，他既不会不明白，苏俄顾问鲍罗廷坚决反对他要求迁都武汉的缘由； 更不可能不明白，苏俄顾问鲍罗廷竟于四个月后又坚决要求迁都武汉的原因；和鲍竟敢以一个外国顾问的身份，于迁都的空隙在武汉突然宣布成立“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联席会议”、并执行最高权力的阴谋，“显然是莫斯科指使下对本党的分裂行动”。⁴² 诚如中国大陆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迁都武汉，出乎蒋 介石的无奈，而他深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起关键作用”。⁴³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他在南昌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讲演中就曾指明说：“现在武汉的本党一部分同志，有一种运动，有一种宣传，所谓要提高党权，集中党权，……他们不过是拿一个口号来排除异己的同志，做他们真正想把持党权的武器罢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他在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典礼的讲演中乃进一步明确指出：“自从总理死了之后，中国共产党差不多没有一天不是想消灭我们国民党，想破坏国民革命，想捣乱国民革命军，想推倒我们国民政府，要把他的共产党来代替我们国民党……现在我们国民党的同志，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再不能让共产党用阴谋、盗窃、挑拨等下流行为来消灭我们国民党，来破坏我们国民革命的事业……”至于苏俄与中共为反对、利用、破坏北伐，而从阴谋反蒋走向公开倒蒋的行径，他早已洞若观火，并对苏俄和中共强加在他身上的“军阀独裁”等等罪名亦曾公开揭穿说：“何图包孕本党之共产党徒，奉鲍罗廷发纵指示，造成种种流言蜚语，提出军阀、独裁等口号，冀直接打倒中正，间接打倒国民革命。而本党本军一部分同志，不悟其奸，反为所惑，遂以为中正真有所谓企图军阀及个人独裁的倾向……。”⁴⁴ 其间，他还从共产革命与国民革命之根本理论分歧出发，对苏俄与中共要“直接打倒蒋中正，间接打倒国民革命”的根本缘由，于理论上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说：“国民革命军自去年（一九二六年）北伐以来，共产党人对于中正个人早有不满的表示，早有不少的批评和攻击。其中最大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蒋中正将来一定要造成一个资本主义政府；并且说，蒋中正已商人化，非防止他、打倒他不可。这些话是共产党人攻击中正个人唯一的焦点……我深知商界的痛苦，并没有比农工差的地方；并且更明白在国民革命期间，也不能离开商人而专使一个阶级来统治中国……我们国民党是本着三民主义、建国方略来革命的，完全承认个人的私有财产；共产党是要取消私有财产的，两党不同的最大一点就在于此……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我们完全是求经济独立而来革命的。我们完全是要脱离帝国主义者的压迫，解除民众的疾苦而来革命的……再明白些说，我们之所以要革命，就是要求农、工、商、学、兵各界的经济有良好的状况，也就是为我们全国四万万同胞有良好的结果，这是我们革命的最后目的。”⁴⁵

第二、蒋介石针锋相对

　　蒋介石深知苏俄才是中共的靠山，苏俄顾问鲍罗廷又是中共一切篡夺与破坏行为的具体策划者和指挥者。因此，当鲍罗廷嚣张一时，竟在一九二七年元月十一日欢迎他赴汉的宴会上，突然公开袭击他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工农、反对cp（共产党）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的。”当时，蒋因亲共派徐谦“宣布立即散会”，才没有机会当场反击他，但第二天，蒋即抓住机会公开指斥鲍罗廷说：“你所说的话，完全没有根据。你讲出来哪一个军人是压迫工农？哪一个领袖在摧残党权？”因鲍答不上来，蒋介石即义正辞严地指责他说：“你不能说这种没有根据的话。你是一个苏俄的代表，你就不能这样破坏本党。并且你们苏俄不比前三年的苏俄；现在的苏俄，各国看起来是个强国，并且还有人在世界上说你苏俄也是一个赤色帝国主义者。你如果这样跋扈专行，如昨晚在宴会中间所讲的话，我可以说，凡真正的国民党员乃至中国人民，没有一个不痛恨你的。你欺骗中国国民党，就是压迫我们中国人民；这样并不是我们放弃总理的联俄政策，完全是你来破坏阻挠我们总理的联俄政策。”⁴⁶

第三、蒋介石致力团结本党，力劝汪精卫不要为苏俄与中共所利用

　　因蒋介石深知苏俄与中共乃是中国国民革命的蠹虫和敌人，因此，为团结本党，他既坚持原则，又能忍让和退让。当鲍罗廷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阴谋成立“联席会议”时，蒋介石虽然深悟其奸，但为了保持本党的团结和军事的统一，他不但极力容忍，而且于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两电武汉，对于武汉联席会议的决议案皆表同意，并且敦劝当时留驻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迁移武汉，使三中全会得以进行。而当汪精卫在中共“迎汪复职，以与蒋分权”的阴谋策划之下，终于回国到达上海之后，蒋虽深知汪回国乃是苏俄与中共的阴谋，但仍怀衷以报，既以总司令名义公开向全军将士发表欢迎汪精卫归国的通电，称：“自汪主席归来以后，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需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唯有统帅各军，一致服从……同心同德，完成革命。”同时，他还在数次私下晤谈中，向汪陈述党情与国情，恳切告以为谋自共产主义者手中挽救国民党，而必须“清党”。并要求汪留在上海。而当汪支吾其词、暧昧不爽时，蒋又坚决地和一针见血地要求他说：“你切不要到武汉去。你去了，一定不能回来，那时，你不想做共产党的工具亦不能了。你如果真正为本党，那就要到南京去，然后再请一班中央执行委员过来。如果你到武汉去，国民党还是不能团结，你还是要做本党的罪人。”⁴⁷
　　汪精卫虽然早已认识到“共产党实以国民党为利用品”，⁴⁸ 但他是为“与蒋分权”而归，而非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而回。所以，几天后，汪还是突然在上海公开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声明”，从反面公开回答了蒋介石要他团结本党、而非破坏本党的劝告及警告，带着苏俄与中共交给他分裂国民党的“任务”，去武汉“俄国政府”做他的“第一把手”去了。

第四、蒋介石决心清党以保卫国民革命

　　一、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当鲍罗廷指挥的武汉“俄国政府”依据所谓“四月一日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决议，通过免除蒋介石担任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时，蒋介石鉴于“如果只是一个人的进退出处，不可介意；但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问题”，因而他才向全国郑重发表申明称：“革命责任，不容推委，誓必自责，完成北伐。”⁴⁹
　　二、因汪精卫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的命运于不顾，决与苏俄顾问及中共同流合污，蒋介石鉴于孙中山先生“坚持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推进国民革命、反对共产革命，主张人民民权，反对共产专政，建立共和国家、反对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之联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则，已为苏俄与中共所毁；鉴于国民党再度分裂、国民革命阵营内乱频生，叛乱将至，北伐已经无以为继；鉴于需要一个真正的国民革命政权和一个真正中国人的政府，来领导国民革命和完成北伐；蒋决心以中流砥柱之姿，与愤而要求清除共产党的蔡元培、吴稚辉等一批真正的国民党人一起，⁵⁰ 实行“清党”，并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以瓦解武汉的“亲俄派”国民党中央，推倒武汉的“俄国政府”，坚持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方向。
　　三、遵照孙中山“共产党要反对国民党，我就要开除共产党；苏俄要支持共产党，我就要反对苏俄”这一联俄容共的原则，一九二七月四月二日，即共产党员朱德率众洗劫南昌江西省国民党党部，公开高喊打倒三民主义，公然践踏孙中山先生画象和撕毁中华民国国旗的同一天，在蒋介石支持下，国民党中央监委在上海接受吴稚辉的请求，备文送国民党员身份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要求一致“清党”。吴稚晖的报告称：《共产党敬告同志宣言》曰：“……我们根据最近决议的精神，以党团监督政治，以政治监督军事方案，切实督责想做新军阀的人。倘若还要难为我们，那就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痛痛快快地来解决他。”本委员（吴稚晖）按：“乱麻即指国民党，快刀必是指无产阶级……。请大家注意……他们常用借乙打甲、借丙打乙的办法……现在拥汪倒蒋，过些时又必拥鲍倒汪，再过些时又必拥列宁倒孙文……这种无产阶级的人们，又是他们的猫脚爪，最后打尽了中国的大部分人，就实现清一色的共产世界……”
　　会后，蒋介石即以总司令名义，解散东路军为共产党所把持的第一、第二两师政治部。四月六日，蒋介石鉴于上海共产党已于五日决议由工人纠察队发起暴动，为防止第二次南京事件的发生，蒋乃命令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查封由“左派”和中共把持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驻上海办事处。九日，蒋又发布上海戒严令，任命白崇禧为戒严司令，然后迅速切断与南京交通，使中共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师陷于孤立，清除其抵抗分子，解除其武装。南京事件主谋者共产党员林祖涵逃往九江。南京市孙文主义学会成员遂包围了为中共所把持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逮捕了隐藏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分子。
　　四、由于中共为夺取上海政权，一是在军阀驻沪军队已经表示向北伐军投降、上海即将和平解放之时，曾抢前发动三次暴动，并自组“上海市民政府”，更宣布这个市民政府“就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苏维埃、巴黎公社。”；⁵¹ 二是决由陈独秀、罗亦农等推动“武力进攻蒋军”，并驱使工人纠察队袭击租界，以再造南京事件，意在激怒列强，挑起国际事端，并认为“此一决斗，实比对直鲁军阀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当第三国际为保存中共实力来电制止这一行动时，中共领袖罗亦农曾狂愤地将电报摔在地上 ）；⁵² 三是煽动工人罢工闹市，无了无休，使沪上商人“自国军临沪以来即处于憔悴呻吟之下”，⁵³ 而中共在上海的各级工会不仅自持武装，并且拥有一支两千人的武装力量，实际上已造成另有一个上海政权的存在；因而，在国民党中央监委已一致决定“清党”以后，四月十二日晨，驻沪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即在白崇禧指挥下，解除了上海各处工人纠察队武装，逮捕了中共上海总工会主席汪寿华。十三日，中共上海总工会召开市民大会，发表“全面罢工”宣言，并于会后持枪武装集合进攻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部，迅为第二师弹压。中共叛乱武装当场被逮捕九十多人，其中竟有四十多人身藏直鲁匪军特遣证章。随后，国民革命军又接收了中共在上海的总指挥部 —— 上海总工会。化名伍豪的中共领袖周恩来被捕后，因在两家大报发表“伍豪脱离共产党启示”而被开释。此即为中共恨之入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历史的事实是，中共明明要政变北伐成功后的国民革命新政权，却将国民革命军为保卫新政权而扑灭政变的不得已手段，不仅垢之为“政变”，甚至反污为“反革命”，此亦无非是中共一己的“逻辑”，即政治的谎言罢了。
　　五、当南京、上海已经进行“清党”之时，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遂聚首南京，在蒋介石主持下于四月十五日举行谈话会，议决“以南京为国都，取消不合法之中央党部（即武汉党部），取消汉口伪政府，取消跨党分子党籍等八项方针”。后又于四月十七日举行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国民政府于本月十八日开始在南京办公”，推举胡汉民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
　　六、四月十八日，国民政府在原江苏省议会举行成立大典。由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向代表国民政府的胡汉民授印。胡汉民发表演讲，呼吁“一致拥护蒋总司令，以巩固国民革命阵营”。同日，由国民政府发表“告国民革命军将士文”，要求为完成北伐而“猛进”，并表彰蒋介石领导北伐的历史功绩。蒋介石遂发表“告全体将士书”，称“中正身负党、国重任，自当率我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一致效死，拥护我们南京建都的真正国民政府，并且要消灭汉口共产党所操纵的伪国民政府”，并于五月再度宣誓出师北伐。
　　七、南京国民政府为清除反对国民革命的苏俄和中共势力，乃发表对共产党干部及附共分子的通缉令，通缉陈独秀等共产党员一百九十七人。并于五月十日成立“清党”委员会。由是，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安徽、四川各省遂同时实行清党。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欲将苏俄和中共驱逐出国民革命阵营的“清党”决策，终于在蒋介石的坚决发动和坚持下，付诸实行了。
　　应该提及的是，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之所以能够取得迅速的胜利，中国国民党的清党和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的重建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戴季陶先生曾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对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孙中山先生逝世后，面对着苏俄和中共大肆宣传俄国的共产革命，加速诱逼中国的国民革命，大张旗鼓地抢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甚至公然地反对北伐、破坏北伐和背叛北伐，戴季陶先生为捍卫三民主义而批判马克思主义、肯定中国国民革命而否定俄国共产革命、保护国民党而反对共产党，曾在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问题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澄清和建树。这对于捍卫中国国民革命的三民主义思想基础和民主建国的根本目标，以坚持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大方向，并在“共信”的基础上建立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军内部的“互信”，凝聚全国北伐打倒军阀的革命武装力量，反击苏俄与中共对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革命、特别是对伟大北伐战争的反对、诱逼、离间、破坏和背叛，直至决心将苏俄和中共的势力清除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阵营，均起到了极为重大的作用。确实功不可没。

第五、蒋介石发动清党和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的巨大历史意义

　　一、于中国国民革命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打倒军阀、以“竟辛亥之功”就要功亏一篑的危局之下，是“清党”的决策和行动，才挽救了北伐，挽救了国民革命，消除了中国国民革命再一次被诱逼为共产革命的巨大危险。
　　二、清党与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不仅有力地恢复了中华民国的国统与法统，而且使得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有了新的和自己的领导中坚，中国人民从此有了自己的国民政府，从而引发了汉方真正国民党人与国民革命军将士对于苏俄、中共和国民党亲俄护共派，特别是对“俄国政府”的反对、反叛，直至分共的实现。从而为推倒武汉“俄国政府”，结束宁、汉分裂局面，赢得护国、护法的胜利，继续北伐打倒军阀，起到了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
　　三、在相当程度上清除了乘“联俄容共”而寄身于国民革命阵营的中共党人，驱除了凌驾在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人民之上，欲变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欲移植俄式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并已给中国国民革命制造了巨大危害的苏俄顾问，从而揭穿了赤色帝国苏俄欲把中国变为其附庸和奴隶的野心，为其后十年公开剿除苏俄指挥中共武装叛乱和叛国，留下了思想和行动的有力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