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71 汪的辦公室事先已打電話跟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打過招呼。我們到哈爾濱後，一切都安排得很周到，光參觀哈爾濱市就足足有一個禮拜。我們參觀了工業區，工廠組成了民兵，發了槍和彈藥，隨時準備迎戰蘇聯。地下的地道連成一片，開始覆蓋上水泥，成為永久性建築。我們也去看了近郊的幾個野戰醫院，房屋和設備都很簡單，但用作急救站是綽綽有餘的。我想去看珍寶島的提議被拒絕。省革委會主任說，中蘇邊界仍然有時有小型衝突，戰爭的氣氛很濃，還是不要去的好。 從哈爾濱又乘火車到牡丹江市。這是一個小城市，但是很整潔安靜。我們在鏡泊湖住了一夜。這是一串湖泊連在一起，景色宜人。當地人告訴我，文化大革命前，這裡還有些白俄居住，靠狗熊和東北虎為生，文革以後都離開中國了。由市革委會鐘司令招持參觀和款宴十天后，我們乘車到了寧安。我們人員增加了，黑龍江省衛生廳派了一位醫生，牡丹江市又派了一位外科醫生和護士。我們一起在農村走家串戶，進行義務醫療。我這下真成了“赤腳醫生”。 我住在人民公社的辦公室里，和衛生員小李同一個房間。李對我像對父親一樣照顧我。黑龍江的黑土豐沃，適合種植玉米和大豆。 農民的土屋也和南方不同。屋子用泥土砌成，稻草覆頂。屋內有個大坑，一家男女老少都一起在上面吃飯和睡覺。黑龍江省不像國內其他地區，森林未遭到濫砍，因此家家有足夠的木材做柴火。炕下有個煮飯的火爐，煙囪冒的熱氣可以暖炕。 寧安縣有漢人，也有朝鮮族人。朝鮮族人有不同的習俗。他們用一種彩紙貼在炕上，讓炕台看起來乾淨，屋內也顯得整潔。中國人習慣鋪一層稻草在炕上，所以看起來葬亂。公社的農民沒有江西窮，但手頭也很拮据。沒有醫生，如果生了病，得走去寧安城裡看病。但沒有人想到要去看病——醫藥費太貴，城也太遠。現代醫療觀念在此並不存在。 秋收時，有天有個老農婦被麥芒扎穿眼楮的角膜，我沒有適當的醫藥或設備，我要她去城裡的醫院看看。但她沒有錢，不可能去。 我是大部分農民平生僅見的醫生。我從一村到一村，走家串戶，用最基本的器材藥品進行義務醫療。他們看到我們時總是笑逐顏開，十分親近。公社內有兩種肆虐——肺結核和條蟲病。農民養獵，在田裡野放，不設豬圈，常食生的糞便而染上條蟲。農民吃豬肉，總不煮爛，因此很容易染上條蟲病。 我雖然喜歡這裡的義務醫療生活，卻沒能見著嫻一面。嫻所在的五七幹校由於戰備，已經從黑龍江遷到河南省沉丘。我非常思念我的家人。冥冥中，似乎命運的魔掌一直在把我們分隔開來。從嫻的數封信中我得知她日子很不好過。我下放到黑龍江後有不少傳聞。一個說法是說我因政治問題被調，另一個說法是說我向蘇聯“投誠”，或遭俄國人綁架。我的家人和我都為這些惡意中傷而感到沮喪。但寧安的封閉生活非常平靜。寧安似乎是文化大革命紛攏世界中的桃花源。 我已經到寧安四個月了。一九七０年十一月六日我們正在村子裡給農民看病，一輛吉普車開來。鐘司令從車上跳下來說︰“找你足有兩個小時了。我們從一個村子到一個村子，真難找啊。” 我問他什麼事。他說，北京中央辦公廳來了長途電話，有緊急狀況，要我立刻回去。我將醫療隊交給張政委和牛醫生，同鐘司令上了吉普車。到牡丹江市已經是晚上九點多鐘了（這一地區只有牡丹江機場）。鐘司令一定要給我餞行，我推託不掉。但我一點也吃不下去，我不知道叫我趕回北京是什麼事情，會不會有了新的周折。 到飛機場已經快十一點了。一架蘇聯制伊而六十二飛機停在機場跑道上。我登上飛機，機艙中只有我一個人。抵達北京西郊機場已經深夜二時多。毛的司機老張正有等我。 座車在空蕩而黝黑的街道上疾駛向中南海。我仍穿著一身厚棉軍衣。車子停在室內游泳池前時，我已滿身大汗，對我說︰“他老人家坐在大廳里等你。你見過他，我再告訴你詳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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