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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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五日在人民大會堂，醫療組向中央政治局匯報毛的病情，和這次檢查身體的結果。

    在匯報的前一晚，我到三０五醫院去看望周恩來。我將這次給毛檢查身體的結果，和為了輸液問題發生的曲折告訴了周。因為醫生正在準備給他做結腸鏡檢查，我勸他不要參加匯報會了。

    周沉思了一下說︰“還是參加的好。這是醫療組第一次向政治局匯報，應該儘可能參加。江青同志他們可能要提出一些問題，你們應該有充分的準備。輸液的事就不要講了，否則事情更加復雜了。”

    醫療組到達大會堂的時候，已經是十五日下午兩點多鐘。政治局正在開會。過了一會，汪東興走出來，他問我準備得如何，我說由我先將病情講清楚，由吳潔講心臟和肺臟疾病的論斷與治療，黃克維講運動神經元病，張曉樓講兩眼的白內障治療，李宣德講愛克斯光肺片和心臟片的不正常發現。我們都預備了模型和掛圖來輔助說明。最後我再綜合講講各科的治療步驟。

    汪最後叮囑說︰“周總理是帶病來的，鄧（小平）副主席是第一次聽到主席的病情。他的耳朵不好，一般說話的聲音，他聽不清楚。你告訴大家，說話聲音要大。”

    我們陸續進了會場。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坐在面正中央的位置上，其他的政治局委員圍在兩旁。我們坐在面對他們的椅子上。我們好像面對法官，在受審。

    我們已經講過很多遍了，所以這你的匯報並不困難，但是麻煩的仍舊是運動神經元病。有模型和掛圖也不能使絕大部分的政治局委員聽得懂。

    江青說︰“你們說，這個病很少見。那麼主席怎麼會得上這個怪病？你們有什麼根據證明，主席得的是這種病？”

    黃克維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解釋了差不多兩個小時。當然，怎麼樣會得上這個病，誰也沒有辦法回答出來。黃只能說，這個病的病因還沒有研究出來，所以不知道為什麼會生這種病。

    黃講到了可能發生的危險，是呼吸肌麻痹。好多人又不懂呼吸肌。黃解釋呼吸肌時，無意之中，用排骨肉來說明肋間肌。這引起了姚文元的申斥說︰“這對主席太不尊重了。”

    姚文元的話講出來以後，黃克維慌了，下面的話結結巴巴說不下去。大家都很緊張，會場上立時沉靜下來。

    這時周恩來說︰“這次你們給主席做的身體檢查，很仔細，很全面。診斷也確定了下來，我們感謝你們。下一步的治療打算怎麼樣進行呢？”

    我說明治療的方法和步驟︰在做白內障摘除手術之前，預備先進行一些試驗研究手術。最後又有一波折，當我說到下胃管用鼻飼的重要性時，江青說︰“下胃管用鼻飼，我知道這個辦法痛苦得很。你們這不是折磨主席嗎？”

    鄧小平說︰“劉伯承同志（中共十大元師之一）就一直用鼻飼。主席同意了嗎？”我說，還沒有同意。

    鄧小平說︰“主席的事勉強不得，慢慢地勸，同意了，就做。這樣看來，運動神經元病是沒有好的辦法了。你們再多研究能不能有些治標的方法，能夠使這個病進展得慢一些也好，白內障的摘除手術要準備好，各方面的病情都要思考進去，不能只看眼楮，要注意心臟和運動神經元病的問題。你們盡一切力量想辦法治療，需要什麼藥品和器材，告訴汪東興同志去辦。黨感謝你們。”

    周恩來附和著說︰“黨感謝你們。”鄧小平又說了一次︰“黨感謝你們。”我們便退了出來。其他政治局委員毫無反應，他們保持沉默，以免往後得為毛的事負責。當時聽上去，大家很高興，尤其與江青他們的申斥和指責相對照，大家似乎舒了一口氣。

    但是做“首長保健工作”時間久的人，心裡都明白，這種感謝的話，儘管在政治局會議上說出來，卻是沒有絲毫法律上的約束力的，到頭來只是一句沒有意義的空話。

    從三月起，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發起針對鄧小平和其他長征老幹部的“批經驗主義”運動。此時，姚文元發表了《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主義基礎》，認為在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姚此篇文章是在抨擊中共黨內的長征老幹部。他們絕大部分是農民出身，文化水平不高，沒有多少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知識，但政治經歷豐富的老黨員。他們的政治實力雄厚，德高望重。而江青、張春橋、姚文姚等人是所謂的黨內知識分子，知識水平較高，但政治歷練不足。一月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後，江青等人沒有爭到任何實權職位。因此這個“批經驗主義”運動，其實是在文革期間竄紅的年輕幹部和平反復職的老幹部兩個派系的權力鬥爭。所以江
等批經驗主義的目標，仍然是要打倒周恩來、鄧小平等一批老幹部。

    當毛知道江青的奪權企圖後，立即出面加以制止。毛在四月作了以下批示︰“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我黨真懂馬列（主義）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說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主義）的一種表現。”毛所謂自以為是的教條主義，罵的就是江青一移人。

    毛澤東在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講（毛讓張玉鳳把他的話記下來，然後交給聯絡員唐聞生和王海蓉轉交政治局）︰“你們只恨經驗主義，不恨教條主義，二十八個半統治，四年之久，打著共產國際的旗幟，嚇唬中國黨，凡不贊成的就要打。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我看批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

    鄧小平按照毛的意見，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對江青等人進行了幾次批評。江青等四個人都作了書面檢討，算是告一段落。這次鄧小平似乎佔了上風。

    汪東興這時同我說︰“鄧這個人很奇怪，這什麼不乘此機會，窮追猛打，將這四個人扳倒呢？”

    我說︰“這事沒那麼簡單。王海蓉，唐聞生告訴我，康生叫她們去問清情況，知道了主席對江青四個人的批評，讓王、唐兩個人告訴主席，江青和張春橋在三十年代都是叛徒，並且有證明人。王、唐覺得這個問題太大，她們到三０五醫院告訴了周總理。總理說︰‘這事不能鹵莽。主席至今沒有鬆口要批倒江青四個人。如果將叛徒這事報告他，他不同意，康生同志到時可以不承認說過這些話，空口無憑嘛。’所以真想要把江青扳倒，沒有那麼容易。”

    此後鄧小平在各方面進行整頓，並且說毛有三條“指示”，第一、要學習理論，反修（修正主義）防修（修正主義），第三、要安定團結，第三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江青四人幫仍不死心。江利用毛遠新頻頻向毛傳話。毛遠新多次向毛澤東匯報，提出“我很注意水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批評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汪東興覺得毛容易聽信讒言，在毛遠新不斷灌輸下，漸漸會對鄧小平起疑心。果然不出所料，由九月底開始，毛用他的佷子毛遠新作為他與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而中止了王海蓉和唐聞生的聯絡員工作。從那時起，鄧小平又成了攻擊目標，政治局勢旋又緊張。

    二月向政治局作了醫療匯報後，眼科又請來中醫研究院廣安門醫院的兩位中西醫結合治療的眼科醫生唐由之和高培質。他們提出應用傳統中醫的針拔白內障的方法。他們認為毛的身體已經很衰弱，承受不了較長時間的手術。針拔的方法只要幾分針就可以結束，對毛比較有利。但是西醫眼科的三位醫生認為，針拔的辦法仍然將混濁的水晶體留在眼科內，時間一久，會發生別的毛病。

    討論好多次，雙方不能取得一致意見。我再說明，毛有運動神經元病，心和肺都有明顯的病癥。但西醫眼科醫生認為，這些都不影響白內障摘出術的進行。

    討論多次以後，決定先進行一些試驗研究手術，將中直招待所的兩個會議室改成兩個病房，找了與毛情況相近的四十名病人。這些病人是由北京市政府找的，都是些無依無靠，住在鄉下，需要勸白內障手術而又沒錢的老農民。沒有人告訴他們，這是為毛主席做的試驗研究手術。我們將這些老人都接到中直招待所，住進病房。然後分成兩組，一組做白內障摘除手術，一組做白內障針拔手術。我們把兩組手術時間、手術後的恢復和效果，分別寫成報告，送給毛，由他自己選擇使用哪種方法。

    毛此時仍在杭州，負責的醫生是胡旭東。在張玉鳳的指揮下，胡旭東開始給毛輸液。胡生恐發生輸液反應，每次輸液都加入相當大量的激素。這樣就連續天天靜脈輸入百分之五的葡萄糖液八百至一千毫升。胡恐輸液以後發生事故，幾次打電話給我，徵求我和吳潔的意見。我們只能回答，我們不在現場，不了解情況，特別在沒有血液化驗和尿化驗的指標下，很難做出具體建議。

    到四月底，毛從杭州回到北京。這時輸液已經是欲罷不能。我建議胡向毛提出做一次血液化驗，根據化驗結果，可以說明輸液應該暫停。吳潔也說，這樣輸法是個大問題，不要老毛病沒有治，又增加了新病。但張玉鳳不同意全停，只好改成隔一天輸液一次。

    五月中旬，張玉鳳在《國際參考》上看到中國派到羅馬尼亞，給他們一位領導人看心臟病的兩位醫生，治療效果非常好。毛同意讓二位醫生參加醫療組工作。當時他們還在羅馬尼亞的布加斯特。到五月底才加國。我將他們接到中直招待所。原來是天津醫學院院長朱Ｘ彝和北京醫院內科主任陶桓樂。

    他們說，羅馬尼亞的這位領導人，得的是亞急性細菌性心內膜炎（Subacute bacferial endocarditis， 是一種心臟內的細菌感染），只要用對了 抗生素，治療自然有效，並不是什麼難治的病。我將毛的病情告訴了他們。他們同樣感到很難辦，沒有好的治療方法。

    六月十日我同朱、陶二位到游泳池毛的書房內見毛。我們一進去，毛就噰咕咕說了一大套。張玉鳳不肯翻譯。毛髮了脾氣，舉拳抬腳，張玉鳳才說明真相。

    原來六月八日張玉鳳出去了。毛要讀文件，等了很久，張才回來。毛生氣了，寫字條說“張玉鳳，滾。”張回罵毛︰“我要不滾，你就是狗。”毛說“我的脾氣不好。張玉鳳的脾氣更不好，她還罵我。”

    這段話朱、陶二位聽完以後，不禁愕然。張玉鳳在旁邊說︰“這些話也要同醫生們去講，有什麼意思？”

    毛詳細詢問了他們在羅馬尼亞治病的經過。他們儘可能說明病和病不相同，表示毛的病與羅馬尼亞那位領導人的病完全不一樣，他們盡力治。毛要他們加入醫療組，叫我去安排。

    於是醫療組又增加了兩位醫生。他們說︰“你的這個醫療組人才濟濟，已經可以開個醫院了。我們來了，也起不了作用。”

    吳潔對我說，來這麼多人，有什麼用處？我說，出各的老專家越多，越好辦，這樣就越不容易將我們打成反革命。再有就是，討論研究病情時，有不同的意見，一定要在醫療組內說明，取得一致，再向“首長們”和親屬們提出，千萬不可將醫生間的不同意見，直接告訴他們，否則他們，尤其江青、張玉鳳這樣的人，就可以拉一部分醫生，打另一部分醫生，後患無窮，開不好，真會成了反革命。過去這樣的經驗太多了。吳潔同意我的見解。他又說，做保健工作時間長的人，都懂得這件事的利害關係。他要我應該同幾位接觸“首長”工作少的專家們打招呼。

    這時從上海華山醫院調來了神經內科主任徐德隆，參加醫療組工作，主要負責在上海進行運動神經元病的試驗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