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铮《静水流深》（22）第四部劳教血泪 9 ——第六章强制改变不了人心-东亮山-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团河劳教所，作者即从此大门中被释放（明慧网资料图）

谨以此书献给走向未来纪元的人们
《静水流深》（22）第四部劳教血泪 9
第六章强制改变不了人心

作者：曾铮

觉者的光芒

　　2000年底，新安劳教所来了六名特殊身份者，他们是从团河男子劳教所转过来特别“顽固”的男法轮功学员，几乎人人都有很多“事迹”。

　　块头一米八三的东北学员武宣在东城区看守所因长期戴着只有死囚犯才戴的重达不知是三十多斤还是三十多公斤的脚链，一条腿已残，体重也从九十多公斤减到六十多公斤，瘦得竹竿似地跛着一条腿，在集训队被打得吐血还是不“转化”。

　　张德的妻子梅玉兰（真名）在北京朝阳区看守所时被折磨致死。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黄越曾有连续十二天十二夜没睡的记录，连看守他的犯人都暗暗心惊，问他：“你到底能‘扛’多久？”他说：“我也不知道，也许我的物质身体会跨，但我的精神永远不会”。

　　正在爱尔兰上研究生、回国探亲时被捕的李法明曾连续三个多月每天以“单腿蹲式”在楼道一动不动蹲到凌晨三点，还被摁在脸盆里坐着再塞到很低的床底下，床板被他的身体顶了起来，十几个犯人再一起坐到床上去压，致使他脊柱受伤，腿部肌肉长时间失去知觉，他还被绑在床上被六根电棍同时电击……

摁入床底（明慧网）

总之，团河劳教所把能想的办法想尽了，能用的酷刑也用了，还是“转化”不了他们，还有好多已“转化”的在他们的影响下又“翻”了“车”。万般无奈，不知哪个“天才”想出这主意，将堂堂男儿送到女子劳教所，看看能不能“东方不黑西方黑”，在这里将他们“转化”过来。

　　那时，新安女子劳教所的编制已扩大到七个队，加上少教队就八个队了。劳教所两座楼八个楼层已住得满满。每队的级别也从“中队”改为“大队”，原来被用来装点门面的“图书室”、“活动室”都变成监室，甚至连“物品存放室”、“质检室”、“队长值班室”都腾了出来。

　　这六人来了后，当然只能分开关在少教队的各个班，让那些十几岁的小男孩“管”着这些大人。小孩们据说有“立场”不太“坚定”的，有一次替他们传了纸条，结果被警察抓住。警察治人有“诀窍”，他们知道电这几个“顽固分子”根本没用，就捡软的捏，电小孩。电的法子更“妙”，张开嘴，将电棍伸进嘴里放电，电完后虽然口腔一塌糊涂，吃饭说话都困难，但外表看去，除了脸有点肿，什么破绽都没，接见时就算家人看见小孩神色面庞有异，当着警察的面小孩也不敢说。非但不敢说，连流出的泪都得拚命忍回去，否则家长一走后患无穷。

　　后来，这六个人干脆连眼色都不交换了，省得带累别人。

　　六个人的“生活”问题好歹就这么解决了，“思想”问题呢？“承包”！也就是说，将“转化”他们的任务分别承包给各个女队。

　　我们队“承包”的是李法明，每天由王兆挑选一组人去“帮教”他。

　　这时，差不多正是我进行完“转化”的前四个步骤，就差“帮教”最后一步。刚好李法明也是个研究生，王兆也想进一步“考验”我，于是我便被委以参加对他“帮教”的“重任”。

　　每天吃过早饭，我们便准时“上班”，由警察将“帮教”小组的成员押到少教队所在的楼，将李法明叫出来，将某个队长值班室辟为“帮教”现场，对他进行“帮教”。

　　“帮教”短则几小时，长则一整天，中午吃饭都不许去食堂，由警察找人将我们的饭送来，就在值班室吃。至于采用什么手法“帮教”，全随“帮教”人员的便。

　　我混在“帮教”队伍，很少说话。其他人轮流向他灌输那套已快让我的耳朵长茧的东西。

　　李法明几乎从不说话，始终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神色。不管“帮教”的人如何“天花乱坠”，他始终岿然不动。

　　过了好些天，我们的“帮教”毫无起色，队长急了，发狠说：“把李法明弄到这边来，多叫一些人，轮着班攻他！”

　　他被带到我们所在楼的队部办公室，队长叫了十几个人围攻他。在长期“疲劳战”、“车轮战”和“攻心战”的夹击下，他物质身体的承受几乎已到极限。

　　围攻人则抖擞精神，魔性大发，将恶毒的企图夹杂在恶毒的语言拚命向他攻去，整个房间弥漫说不出的邪气。

　　有人提到政府定的“邪教”标准，即“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并将法轮功与这个标准比较时，他开口说话了。

　　这几乎是他第一次开口。他的声音出奇平静而理性，没有半分怨憎和气恨。他说，那个标准是人定的，不是天定的，它那个标准本身就是错的。别的不说，以“神化首要分子”为例，释迦牟尼一出生，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耶稣则直接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要求人们绝对服从他。世上哪个正教没有“教主崇拜”？怎么能说有“教主崇拜”就是邪教？再说法轮功根本就没有“教主崇拜”，也跟那个“标准”沾不上一点边，是吧？

　　攻击他的人被问得哑口无言，我暗暗喝采。后来他又给我们讲起他在团河劳教所时曾有机会看到师父的最新演讲内容。他讲着讲着，我突然觉得有种力量打到我生命的最微观，我的眼泪“刷”地流下来。我已经太久没有听过师父的演讲了，太久没有跟这样清醒、纯正而悲悯的大法弟子在一起了。

　　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我在流泪，我拚命将头扭向一边。扭头瞬间，朦胧的泪眼仿佛看到一个天国世界的大觉者正在给他的众生讲法。他带着无以伦比的威严和慈悲，放射纯正温暖的光焰，将他周围一切都笼罩在他的世界的光芒里。

　　后来他又被带来许多次，二队将能用的人和办法都用尽，“帮教”工作还是以彻底失败告终。只好又将他“转包”给三队、四队、集训队，谁也动不了他后，将他转回男所。

　　我们很难想象他一共经历了多少难以想象的非人折磨，一年的劳教期满后，他又被无端加刑十个月。

　　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团河劳教所时不知用什么办法将自己受迫害的情况传到外界，登上明慧网。他所遭受的迫害惊动爱尔兰朝野和国际社会，一个专为营救他而成立的“李法明之友”的成员四处奔走呼吁，举着他的巨幅照片上街游行；不论王公贵族或黎民百姓，许多人都曾参与营救他。劳教所后来终于在他十个月多加的劳教期满后，于2002年3月将他释放。十天后他回到爱尔兰，一直致力于揭露劳教所的残酷并继续为法轮功呼吁。

　　李春跟我分开后，有好一阵都像失群的孤雁，一到在楼道集合时就在队伍中朝我扮苦脸，皱着眉可怜地无声地说：“我想你……。”后来她终于找到一个新的“伴儿”：刘淑英。　　刘淑英八月初进二队后，跟在调遣处时差不多，成天都低着头，不说话，不看任何人，走路非常困难，每天勉强排在队里跟着其他人一起上食堂，生活全靠别的学员帮助。

　　她是个大学生，上天安门打横幅后被抓到北京市东城区看守所。她在看守所绝食到第十一天时，警察将她拉去上电针。

　　据说“电针”这种刑罚是在人体各个穴位插上电极，接上电线，然后通大流量的电。这是一种比电棍更可怕的酷刑。

　　刚一通上电，刘淑英就晕过去。等她醒来，脑子什么都不知道了，记忆和知觉都丧失。

　　几天后，她被判了劳教送到调遣处。我们这才“有幸”在调遣处见到她那副不成人样的样子。

　　周杰被调到二班和她在一起后，对她的状况心痛不已，虽不知她还有没有听觉和思维能力，还是不死心，每天悄悄将《洪吟》背给她听。

　　刚开始她完全没反应，一个多月后，她突然开口说话，说的第一句是：“揭批师父是错的！”

　　后来她告诉周杰，现在她想起来了，在调遣处她每天迷迷糊糊时警察曾让她照着什么书抄东西，想来肯定是揭批稿什么的。

　　这些话马上传到王兆耳里。周杰立即被下集训，然后王兆组织一帮人重新对刘淑英“帮教”。

　　这些人天天将刘淑英弄到办公室围攻，王兆也亲自上阵，对她说：“好！这回你活过来了，你当初来时那副死人样，我都不想要你！队长对你够照顾了吧？毛衣不让织，二十三号令没让你背！你倒好！一活过来先耍赖！不承认自己写过的东西！好，你活过来了是吧，活过来了先补你的学习任务！”

　　于是王兆罚她天天晚上不许睡，在楼道昏暗的灯光下抄“二十三号令”，直到凌晨三点。

　　可怜刘淑英那时刚会说话，拿笔都困难，字根本就写不成样，每天夜里只能瑟缩在楼道的小凳子上，在深秋的严寒里发抖。

　　一个多星期后，她实在坚持不住，对王兆说，我已是个废人，我的身体已彻底垮了，连维持人的尊严都困难，也没勇气没能力再坚持什么，活着也就是等死而已，你让我写什么我都给你们写，但我心里知道揭批师父是错的。

　　王兆听到这话，气得要跳起来，到底还是让向红等人将她弄到队部毒打一顿，她抄着手在门口看。盛怒中，她忘了楼道里还蹲着一个人，将这一切看在眼里。那人是十八岁的倪蓓，盗窃进来的，因和少教队的男孩传纸条被发现，那天晚上被罚蹲。

　　我不知后来她们是怎样放过刘淑英的，是不是打得她说了“揭批师父是对的”才算完事。从那后，刘淑英又不说话了，短暂“复活”后，她再次成了活死人。

　　李春进二班后，打量来打量去，仅有的两个“正常人”她看不上，其他所有已“转化”的也让她很不佩服；倒是从不说话的刘淑英激起她的侠义心肠，她有事没事总照应着她，只拿她当“自己人”。　　我看到后着实将李春夸了一番，嘱咐她继续下去，最要紧的是要想办法重新激发刘淑英的生趣。过了几天李春向我“汇报”：没戏，我怎么变着法子跟她搭话她都不理，但我看她心里还明白事儿。

　　这一天，一班人员外出“帮教”归来，说警察告诉她们，李洪志又发表一篇新经文，叫《强制改变不了人心》，并让她们针对这篇经文写篇批判文章。她们说，我们没看过经文，怎么写？警察说，不用看了，我解释给你们听吧，那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骗政府吧，使劲骗，骗完了我还要你们。于是那些“帮教”人员就真的根据警察的“解释”各自写了篇“思想汇报”，批判这篇经文。

　　一个有趣的现像是，镇压后，法轮功的海外网站统统被封，大陆法轮功学员和一般民众根本看不见，而负责镇压法轮功的警察、“610办公室”工作人员却必定天天拜读。网上要是有法轮功的新经文，那更得潜心“研究”，看看怎样歪曲这些新经文，才能达到“转化”更多人的目的。

　　“一年多来，邪恶利用其被当作工具的坏人，采用各种刑具与方式毒打与折磨大法修炼者，多人被打死、打残、送入精神病院都没有改变真正修炼者的坚定正念。在编造假经文、不许学员睡觉、栽赃陷害、造谣等流氓手段的威逼、欺骗、高压下，一些学员在神志不清时被迫写下了什么所谓的‘不炼功’或‘悔过书’之类的东西。这都不是学员内心真实的表现，是不情愿的。虽然他们有执著，一时被邪恶钻了空子，做了一个修炼者不该做的，可是对一个修炼的人是要全面看的。我不承认这一切。当他们明白过来时，马上会从新去做作为一个大法学员此时应该做的，同时声明由于高压迫害中使学员神志不清时所说所写的一切作废、坚定修炼。全国各地学员的声明每天大量出现，最后一个想要通过强制和欺骗、企图改变大法弟子正念的希望彻底地破灭了，邪恶已经再也没有任何办法改变大法弟子通过修炼对法真正认识与实修中本体升华后佛性体现出来的坚定的心。”

　　我虽没看到这篇经文，但仅凭经文的题目和警察的“解释”，以及我对警察的了解，立即就“天才”地猜出：师父一定是公开表示他不承认劳教所的一切，被迫签下“保证”的还有修炼的机会。是的！一定是这样！他们用这样流氓的手段逼得这么些人写了“保证”，难道真的就这样给他们毁了不成？

　　猜到这点，我第一个就想到刘淑英。应该马上告诉她这消息！

　　之前，我曾利用去食堂跟她排在一起的机会悄悄跟她说过话，问她为什么要这样灰心？为什么不振作起来？可她空洞的大眼一点反应都没有，目无所视，我甚至不能确定她听到我的话没有。她的双眼、整个生命那种连绝望都不再拥有的彻底空洞让人不寒而?。

　　一定要将这消息告诉她！这可能是她活过来的唯一希望了。

　　怎么才能跟她说上话？我想起手里正织着的毛衣。我调进一班不久也像李春一样被警察指定织单件加工的活，这时手里正有一件未完成的。当晚我便以找李春请教技术问题为由取得进二班的许可。

　　李春的床正好在屋角。她一看我进来，便猜到我是来找刘淑英的，赶快将刘淑英拉到床边坐着，又搬出一大堆毛衣书堆在床上指指点点做样子，然后有意无意端个凳子坐在床头挡着她床前的过道，把我和刘淑英与其他人隔开来。

　　我硬起头皮悄声对她喊：“刘淑英！我告诉你，师父出新经文了！题目是《强制改变不了人心》，师父说他不承认劳教所的一切，所有被迫写过‘保证’的都还能修炼！真的！你还能修炼！赶快振作起来！”

　　她一动不动坐在上床床板所构成的阴影里看着我，看了半天终于费劲吐出两个字：“真的？”她的声音生涩又空泛，像是久不运用被锈住了。

　　“真的！千真万确！经文都发表了！你一听题目就知道了：《强制改变不了人心》！这是队长告诉外出‘帮教’的人的，绝对可靠！”

　　她又盯着我，看了良久，一个美丽的奇迹出现在我的眼前。

　　那笑一闪即逝，却像一个无声的霹雳将我撼动；像是昏暗的囚室刹时放出光明，黑云压顶的天空露出一丝灿蓝，万年冰封的荒漠突然绽放一朵春花，喜气洋洋，娇艳欲滴…… 　

　九个月前，她刚从调遣处过来时，宋梅抽泣的话再次回响耳边：“那时她多漂亮！……。”她何止是“漂亮”，她浅浅一笑原来便可以美丽如许！

　　她终于用仍然生涩的声音给我讲了一个她一直压在心底的秘密。原来她上次“活”过来又被王兆整治得“死”过去后，经常做恶梦，梦见她跟一些人一起在满地脓血中痛苦地打滚，然后痛苦地死去……。　　她本来就知道“揭批师父是错的”，这下更确定无疑，相信这梦是她无可逃脱的结局。那她还会有生趣吗？

　　我对她说：“师父从来都让我们‘以法为师’，没让我们‘以梦为师’，你相信那梦，就只有被自卑心真正毁掉！”

　　“那你说像我这样的还能修炼吗？我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

　　“当然能！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还没开始修炼呢，就算跟他们一样从头做起又何妨？师父不是讲过‘朝闻道，夕可死’的真正含义吗？修炼人没有身体垮了这一说，相信师父，相信法，这点事儿不是事儿！你不是还有十几天就该回家了吗？出去后一炼功，很快就能恢复！”

　　我们很快安排好了出去后的一切：我怎么跟她联系、通过什么方式将书给她等。她的电话号码我不敢写在任何地方，只能拚命记在心里，每天复习若干遍，确保不忘记。

　　刘淑英出去后顺利跟我联系上，我给她一套书和炼功磁带。她恢复的速度真是惊人，脸上很快有了血色，嘴唇也红润艳丽，加上那美灿如花的笑容，谁也想象不出她一年前刚被送到调遣处时那副吓人的样子。

　　她很快在明慧网发表“严正声明”，声明在劳教所写的东西统统作废。声明发表后，为免再次被抓，她毅然离家出走。我当时真没想到，她在经受那样可怕的迫害后，还能那么快就下那样大的决心。

　　从2001年元旦至2002年1月这13个月内，共有54700余人在明慧网发表“严正声明”，每天平均140多人，最多的一天470人。有的被逼着写了“保证”的法轮功学员找不到能上网的功友，便将自己的严正声明写成大字报，署上名贴到闹市去。　　警察天天盯着明慧网看。有人头天刚发声明，第二天就再次被抓。后来劳教所对期满释放的已“转化”法轮功学员的“辅导期”从原来的半年延长到三年，即释放出去后三年之内有“翻车”的，仍然罚劳教所警察钱。

　　现在明慧网每天仍能见到几十到几百份“严正声明”。这些声明有小学生的，有博士生导师的；有短的，有长的；有平平淡淡的，有字字泣血的。当我们看到这些似乎“千篇一律”的“严正声明”，可能很难想象这些声明背后所蕴藏的惊心动魄与生生死死。

　　进了一班，我还发现一个秘密。怪不得那么多新来的无声无息便被“转化”掉，原来她们不知何时起订了个规矩：来了就得写“保证”，什么时候不写什么时候不给睡，不管多长时间，简单得很。我在新安所时最长的记录是连续十三天十三夜不让睡。据2001年7月出来的人说，后来这个记录上升到整整一个月。

　　有一个叫马荣的法轮功学员，在调遣处时曾在盛夏的高温中被连续绑在床上多达五十多天，整个背部、臀部的肌肉皮肤都腐烂，放下来时胳膊不会动，路也不能走。她被绑在床上时看守她的小哨还动不动跳到她身上骑着煽她耳光。可就是这样，她也没屈服，这使她在调遣处“名声大噪”，谁都认为她再遭多大罪也绝不会“ 转化”。谁知到了这边，她们熬她五天五夜，间或辅以殴打，主要灌输“理论”，她就没有“扛”过去。

　　还有一个学员，在调遣处被四五个警察踩在地上电，电流大得警察踩着她都身不由己起蹦，电完前面又像烙烧饼似翻过去电后面，电得她前胸后背全是黑圈她也没说个“不炼”，可到了这边同样没过去不让睡觉这一关。

　　刚进一班时，由于我尚被视为未曾彻底“转化”之列，所以“转化”其他人员的事还不让我干。每有新的人来，班里的“帮教”人员轮流彻夜熬着她们不许睡觉时，我都用被子捂着头，像鸵鸟一样视而不见。

　　“天安门自焚”后不久，王兆被调到新成立的七大队当大队长，走时将一班几个她一直“重用”的“帮教”人员也带去。

　　原来的“帮教”人员走了，新来的管班队长不知我的“底细”，王兆走得匆忙，似乎也没交代，她便指定我也参加“帮教”。

　　这日劳教所又来一批新生，有两个被分到一班，其中一个叫何江。她二十多岁，老家是甘肃，我带她到水房洗漱时，她看我还和气，以为我是没“转化”的，便问我：“你刚来时怕不怕？”我说：“不怕，你怕吗？”她说：“怕，我怕被‘转化’。”

　　我暗叹一口气。我们来时，还没怎么听说过有“转化”的，所以还没有这种思想负担，而现在警察从调遣处那儿就开始告诉她们：你们现在硬吧，到了劳教所那边一样“转化”！比你能“扛”的有的是，你算老几？每个新来的都被安排在已“转化”人员的包围中，想我第一次听到胡秀英被“转化”后的胡言乱语，差点惊得从椅上摔下去，她们的压力能不大？

　　第一夜何江扛过去了，第二夜也扛过去了，但我看得出她思想上的包袱越来越重。

　　我的包袱一点也不比她轻。我知道“转化”对法轮功学员意味着什么。她的包袱沉甸甸压在我的包袱上，我一点也不比她好过。

　　第三夜前半夜，该我值班。这时她的眼睛迷迷蒙蒙的，似乎根本听不见别人讲话，只一言不发站在那里坚持不“转化”。

　　耗到半夜十二点多，班长崔瑞终于不耐烦，对我们几个说，你们都去睡吧，把她交给我。我被调到一班刚一个星期，崔瑞也被王兆从三班调过来，从此免去食堂的苦差。去食堂干活虽然每天可加一分，却很累。那时崔瑞的分早就够评奖，再加就多余，所以她一直要求调回来，但一直没得到允许。这次因检举我炼功有功，王兆才成全她，还提拔她当了一班班长。

　　我如蒙大赦走向洗手间，准备去方便好上床睡觉。三天熬下来，我也困得实在不行了，要能睡过去，便可以继续像头埋在沙地的鸵鸟，暂时不管猎人的枪声。

　　楼道悄无声息，似乎所有人都在熟睡。我刚出洗手间，便听到一声凄厉的惨叫划破静寂。

　　惨叫过后，是一记重重的闷响，然后是脚步声、拖拉声、凳子倒地声、斥责声、骂人声……，种种声音交织一起，乱作一团。

　　我的心没有乱跳，全身的骨头却突然发软，两条腿险些支撑不住。究竟发生什么事？

　　扶着墙，我拖着发软的腿回到班里，看见何江躺在地上，已失去知觉，周围围着好几人，崔瑞正死命掐她人中，想把她弄醒。

　　那惨叫是何江发出的，接下来的闷响是她用尽全力一头撞在墙上。

　　我从班里出去后，崔瑞跟一班另一个新来的吸毒犯一起强迫何江贴墙“飞着”，想给她点“苦头”吃。三天三夜还不“转化”，崔大班长的“忍耐”已到极限。

　　“飞”了几分钟，何江的承受力也到了极限，即将被“转化”的巨大恐惧让她不顾一切做出一个决定：与其被“转化”，不如现在就自行了断！

　　于是她跟崔瑞要求上厕所，崔瑞同意了，跟在她身后看着她，结果她一出门就长叫一声向墙撞去！

　　可是她没有撞死，只是晕过去，很快就被崔瑞连掐带踹弄醒。闻讯赶来的警察将她一通乱骂就走了，她照样又落到崔瑞手里。

　　她还是被迫一直站着，但那夜好歹扛了过去。到了第四晚，崔瑞说一班的人太“面”了，治不了她，将她交到二班几个“帮教”人员手里，请她们“友情帮教”。我进一班后一直在班里公开反对打人，一班的“帮教”人员还真没有打人的。有一次我找到二大队的副大队长谈打人的事，我说，队长总告诉我们明慧网造谣，可是劳教所有没有打人的现象呢？结果她说，没关系，只要一“转化”，出去后就不会说了。马荣遭那么大罪，可她一“转化”就表示劳教所的事她出去后绝不说。

　　二班“友情帮教”的人将何江弄到队长值班室。到了后半夜，崔瑞责令我去看看她写“保证”没有。

　　我来到队部。何江显然刚挨过打，正站在那里义正辞严对“帮教”人员说．“我就是想做好人才炼法轮功的，想让我‘转化’？‘转化’到跟你们一样动手打人？死也不会！”

　　我坐下来一边织毛衣一边看着她。她已四天四夜没睡，前夜那一撞几乎将她的能量耗尽，这时她的脸上除了憔悴，还是憔悴。

　　不知过了多久，我再抬头看她，发现她脸上的神色开始有些不对劲。她听着那些人的“帮教”，两眼越来越迷蒙，越来越迷蒙，迷蒙到呈现一种愚蠢的神色……。

　　不好！我在心里拚命对她喊：“千万别听她们的！千万别听她们的！”

　　可是晚了。愚蠢的神色闪过后，她的眼睛突然放出那种我曾在赵英眼里看过的奇怪的光，接着她一下子怪笑起来。笑完后，她“恍然大悟”地对那几个对她大打出手的“帮教”人员说：“哎呀！原来是这样啊！你们怎么不早说呀！这回可把我给打醒了！太谢谢你们了！”

　　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这样明确地目睹一个人被“转化”的一刹那。如果说悲剧是把美好的事物毁给你看，那世界上最恐怖的一幕莫过于此：天使突然变成魔鬼；一个正常的人被逼得发了疯。

　　笑完后，她痛痛快快坐在桌子旁，要她写什么就写什么，“保证”`、“决裂”、“揭批”一气呵成，再也不扭手扭脚。后来她很快便“后来居上”，成为一班的“帮教”能手，跟着最“老牌”的“帮教”人员天天去接见楼“帮教”那些“学习班”的人，为劳教所创造经济效益。

　　动不动就拿菜刀砍人的崔瑞此后号称她患了“新生恐惧症”。不管怎么说，何江的拚死一撞把她吓得够呛，她当然知道逼死人命是要负责任的。万一真出了事，警察说不定将责任推在她身上，让她当替死鬼。可是不把“保证”逼出来，她又脱不了干系，最起码是睡不了觉。那时，她还不知道“上面”有“法轮功学员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口谕”，只是按常理推断逼死人会担责任，她能不患“新生恐惧症”吗？每来一次新生，类似的恐怖故事便会再次上演。

　　我就这样身不由己加入了帮凶的队伍，看着一幕幕惨剧发生。心痛到过不去时就咬牙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它去吧”。“圆融”不过去时，我就对自己说我出去后一定要揭露这一切。　　我觉得我的人格开始分裂。在意识的深处，我时常恶心，时常恐惧着我会在哪一天因不能将这分裂的人格统一而彻底精神分裂……。

　　记不得是哪天了，可能是三月中下旬，我被告知我将提前八天释放，作为对我“转化”的“奖励”。我不知这“奖励”的依据是哪来的，可能只是“论资排辈”，按进劳教所的时间先后，轮到我了吧。春节后劳教所曾提前放了一批，跟我一起来的古华因“转化”最早，就在那次被提前两个多月放了出去。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不“转化”的就被加刑，起步就是半年，这时已加了两批，一批是从团河劳教所转到新安劳教所来的六个特别“顽固”的男法轮功学员中率先到期的三人，还有一批是女所的，包括白莲和李文。

　　2001年4月3日，是我在劳教所最后一天，第二天一早所有被提前释放的开完“评奖大会”便可直接回家。

　　我什么感觉也没有，照样奋力织着手里的活，这似乎已成机械性的习惯。对我来说，干活比“帮教”不知强多少倍，当然千方百计争取留在班里“劳动”。

　　入夜后，程翠将我叫到队部。王兆被调走后，程翠又被调回来当二队的大队长。

　　“我回来后一直想找你谈谈，可惜一直没时间。我想问你，为什么你写东西从来不用‘揭批’作标题？还有，我发现你用每个词好象都推敲得很仔细，话里有话似的，是你学理工科养成的习惯还是什么？”

　　我感觉她一直在看我，但我没有抬头，只飞快地织着。最后她叹气道：“我看你挺聪明的，什么都明白，我就不多说了，出去后好自为之吧！”

　　说完这些，她像要最后“考验”我一把似地说，“你明天就要走了，今天再给劳教所做最后一次贡献，晚上就别睡了，给我看着从石家庄来的那个王博（真名）！第一个任务是让她先穿上劳教所的衣服！”

　　王博才十九岁，本来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因炼法轮功一直关在石家庄劳教所。那里的法轮功学员根本就不承认自己是劳教人员，谁也不穿劳教所的衣服。

　　4月3日那天一早警察假意找王博谈话，她一出门就直接将她架到北京。她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什么东西也没带，穿双拖鞋就来了，当时她正来着例假，却连卫生巾都没得用。

　　我“奉命”去看守她时，她的神情已疲惫不堪。白天警察在队部强行给她穿了很多次劳教所的衣服，穿一次她脱一次，到了半夜还是没穿上。这时全劳教所已有984人，二大队一张空床都没了，所以王博只能待在队部，等隔天我们这批被释放的人走后再将她安排到有空床的班里。

　　看见她消瘦的小脸，不知怎么想起小时候看过的电影《白毛女》的插曲：“羊儿落进虎口里，苦日子怎么过？”

　　我一边织毛衣一边看着她，好几次想暗示她到了这里最要紧的是千万不能听那套歪理，她却困得直往桌上趴。我除了说服跟我一起看她的人让她趴会，又能帮她什么呢？

　　熬到凌晨三点多，别说被折腾一天的她了，连我都开始犯晕。已睡了一觉的程翠精神抖擞出现在门口，一看王博还没穿上劳教所的衣服，满脸不高兴地让我们两个看守的人先回班里。

　　回到班里刚爬上床，我就听到办公室那边响起刺耳的训斥声和其他一些什么声音。十几分钟后程翠走过来，仍让我俩去守着王博。

　　王博已穿上囚衣，不再脱了。猛一下离开生死与共的功友，见到的不是比狼还狠的恶警，便是已背叛信仰的“犹大”，我感到她的意志力已快到了头。

　　天亮后，一夜未睡的王博终于按程翠的要求，身着囚服和借来的布鞋站在出早操的队伍里，一夜未睡的我心中没有一点即将回家的喜悦。在这地狱般可怕的黑窝里，王博的日子可怎么过？这才刚熬一夜，她就已经初具一年后中央电视台将她竖立为“转化”典型、新华社发表文章时所形容的那种“面色苍白、眼神呆滞、披头散发、歇斯底里”的雏型了，再熬下去她会怎样？

　　王博被“转化”后，帮助警察对同是法轮功学员的父亲进行诱捕，将父亲抓进洗脑中心。后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出一个名叫《从毁灭到新生──王博和她的爸爸妈妈》的节目，说王博一家在党和政府“春风化雨”般的“关怀、教育、挽救”下“ 获得了新生”并“阖家团聚”。王博的父亲王新中（真名）从洗脑班逃出来后，在明慧网公开发表文章揭露中央台的造假内幕。文章说电视台的节目完全是捏造的，当时只是为了拍电视才将他们一家三人弄到一起，拍完节目后一家人立即被分开，王博的母亲留在劳教所，他和王博仍送回洗脑中心。一家人见面时王博曾对他说：“爸爸，我在劳教所极其痛苦。他们把我绑架到北京新安劳教所，在途中的火车上，我差点跳车，我不知道我在后面遇到的迫害是否能承受过去。到北京新安劳教所，他们用24小时每天都不让睡觉的办法，连续6天不让睡觉，灌输颠倒黑白的谎言，看歪曲法轮功的录像，强制洗脑。用那里警察的话说：我们就是用对付间谍的办法使你精神崩溃！”“爸爸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被转化后，内心的矛盾，精神的压抑，生不如死，有时我感觉像60多岁的人，在我精神当中死过好几次了……。”

　　王新中发表文章后再度被抓，至今下落不明、生死难卜；而王博虽然被当作“转化典型”得到党的“关怀”，于2002年9月复学，但一个月后又被送到河北省洗脑中心关押，到2003年春节时仍走到哪里都有警察和“610办公室”的人“陪同”。

　　带着一夜未睡的昏沉，我跟着“一、二、一”的口令在王博身边走着。我心里没有喜悦，没有轻松，没有解脱，只有一种再多待一天我也一定会疯掉的真切感。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当警察将高压电棍放着电伸到我鼻子下面划来划去时我能镇定到连眼也不眨一下，而听到何江撞墙前的惨叫却会被吓得骨头发软——只因把她逼到这个份上也有我的一份……。

　　吃过早饭，将在那天被释放的人被警察押着到阴潮的平房取回自己的行李，然后坐上大客车和一些选出来的劳教人员“代表”，一起来到“鸟语花香”的团河男子劳教所参加“评奖大会”。

　　为什么要到这边来开“评奖大会”呢？因为这里的草地养着一些温顺地吃着嫩草的小兔子，拍摄起来像疗养胜地，能充分体现党对法轮功学员“无微不至”的“人道主义关怀”。

　　开会的议程我统统忘了，昏头昏脑始终觉得像做梦。开完会，我们被带到大门口的一座小楼，小楼旁的地上一字摆开的袋子里装着家属给我们送来的衣服。

　　我们各自找到写有自己名字的袋子，然后被带到一个房间换装。我脱下穿了一年的劳教人员“行头”，摘掉胸前贴有照片、写有我的名字的劳教人员胸卡，“刷刷”两把正要撕掉，转念却把它留了下来，装进衣兜。这不是我曾经受过迫害的有力证据吗？

　　换好衣服，最后一次在警察的口令下排队走向大门。沉重的电动门徐徐打开，马路对面一大堆人正伸长脖子往这边张望，我一眼就认出手持鲜花的先生和他身边的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