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的政策引起中共将领的抵制，他们想打日本。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打响了它抗战的第一枪。林彪指挥的部队在山西东北部平型关，打了一场埋伏战，伏击日本一支运输队的尾巴。虽然这是场小仗，打的也不是战斗部队，而且据林彪说大部分敌人在睡觉，这毕竟是共产党军队首次（在东北以外）击毙日本人。要是依了毛，平型关之战根本打不起来。林彪一九四一年在苏联治疗枪伤时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在日本军队跟国民党军队开战时，我不止一次请求中央同意出击日军。但没有接到任何答覆，我只好自作主张打了平型关那一仗。”

毛反对打这一仗。打是“帮了蒋介石的忙”，无助于扩张共产党的地盘。但公开地，为了宣传，毛把平型关之战夸张成一场巨大的胜利，证明共产党比国民党更热中抗日。“平型关”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虽然平型关打死的日本人最多不过一两百，但这是中共在抗战前期几年中打的唯一一次稍具规模的仗。林彪三年后报告共产国际说：中共“直到今天还在用这场战斗做宣传，我们所有的文章里都只有这场战斗好提”。

八路军还打了几场小胜仗，都是做国民党部队的帮手。这过程中，毛不断掣肘，要八路军集中精力占领地盘。十一月中旬，第一块日军后方的根据地成立了，叫晋察冀，有一千二百万人口，远多于陕甘宁。后来日本人就侵略中国向毛道歉时，毛说：日本的侵略使中共“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斯大林为了贯彻要中共打日本的政策，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用飞机把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送回延安。临走前，斯大林召见他说：“现在的中心是抗日，抗战结束后我们再来打内战。”

大多数中共领导人跟斯大林意见一致。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成了“先打日本”这一政策的代表。会议决定八路军一定要跟蒋介石合作，接受有中共参加的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的统一领导。毛要八路军不接受蒋介石指挥，但他知道王明代表的是斯大林的意见，不敢一味坚持。

中共领导们知道毛的真实想法，不愿继续由他做领袖。莫斯科这时要中共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因为距“六大”已有十年。政治局会议推选在未来“七大”上作政治报告的人，不是毛，而是王明。共产国际的规矩是党的第一号人物作政治报告，这等于说众人心目中的领袖是王明，不是毛。

虽然毛这时是中共实质上的领袖，莫斯科也认可他，但他的身份还没有正式固定下来，还没有个第一把手的名称。在中共高层人物中，毛也不具备无可争议的权威。毛的盟友刘少奇当时说：“我们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是画虎不成。”

毛还失去了对中共核心“书记处”的控制。王明回国，项英出山，书记处如今九个成员都到齐了，其中五个站在毛的对立面。为首的是王明，其他人中，项英讨厌毛，张国焘仇恨毛，博古跟周恩来也因为希望打日本而支持王明代表的政策。另外三人是张闻天、陈云、康生。

说一口流利俄文的王明见过斯大林，与各国共产党领袖都是朋友，在克里姆林宫的场面上混得很熟——更不用说他野心勃勃，也是一个无毒不丈夫的人物。在苏联的大清洗中，他曾把许多在苏联的中共党员送进监狱，甚至送上刑场。虽然他长了张娃娃脸，矮矮胖胖，但这个三十三岁的年轻人气宇轩昂，充满自信，自知他的话具有莫斯科的权威。他对毛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此后几十年，毛念念不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不时念叨王明如何回国夺了他的权。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一次也没提过当时发生的另一件事：“南京大屠杀”。据有人估计被杀的中国平民和被俘的军人高达三十万。毛泽东从来没有对他的同胞在日军手里惨遭杀害表示过任何愤怒。

南京是十二月十三日失陷的。蒋介石把长江重镇武汉作为临时首都。十八日，王明赶去那里做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博古做他的副手。他们跟蒋介石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中共军队指挥员也到那里去跟国民党联络会商，一时间武汉取代延安成了中共的中心。毛后来耿耿于怀地把他当时在延安的地位叫做“留守处”。其实，毛并没有坐在那里发呆，他乘机做了件大事，把延安建成他的一统天下。

毛一个劲儿地给中共将领发电报，阻止他们遵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委员会的指挥，哪怕中共将领们也在军事委员会内，也参加决策。一九三八年二月，朱德来电说八路军总部将根据决策东移至山西东南。毛要他把部队带回来，声称日本人要进攻延安。事实上，日本从来没有考虑过打延安，只偶尔轰炸过几次。日本人要的是有经济价值、能够养战的地方。朱德婉言拒绝返回，说毛情报里的日军动作“是佯动，用来引诱八路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言外之意是毛上了日本人的当。毛坚持要朱德和彭德怀回延安，三月三日的一封电报特别说：“尤其你们二人必须回来 ”。朱、彭回电婉转而坚定地说“不”，带军东去。

为了制止毛的这类命令，政治局在二月底再次碰头。开会还有个原因。一月，根据毛的指示，晋察冀根据地政府未经蒋介石许可，公开宣告成立。这在国民党地区引起轩然大波，人们问：抗战有什么意思？“抗战胜利后还不是共产党的天下？”王明和在武汉的中共领导人都对毛十分气愤，认为毛这样做太咄咄逼人，太刺激国民党。

政治局会议上，大多数人支持王明，再次确认他在即将召开的“七大”上作政治报告。政治局决议说要抗日就必须要“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中共军队必须“受最高统帅及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决议还说：“今天，只有日本法西斯军阀及其走狗汉奸托派等才企图打倒国民党。”

这些话是莫斯科的口径，也是致命的罪名。毛很清楚他是不可能指望斯大林对他开恩的，于是他聪明地表示接受“先打日本”的政策，发电报给八路军指挥宫，说他对他们的行动将“不加干涉”。同时，毛采取措施防止莫斯科发现他的真实立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结束时，他曾派人以安全为名，收去了所有与会者的笔记，使万一有人要向莫斯科告状也没有白纸黑字作证。当中共要派人去苏联时，毛的人任弼时得到这份差事。任弼时告诉共产国际，毛的抗战政策跟他们没有区别。

苏军总参谋部安德利亚诺夫（V. V. Andrianov）这时秘密前来延安，带给毛一大笔钱：三百万美金，相当于今天的差不多美金四千万。★钱是用来发展红军打日本的，斯大林说红军应当“不是三个师而是三十个师”。毛宣称他的打算正是集中大部队“打运动战”。说他努力要跟国民党合作，只是国民党不愿意。为了表示抗日的热情，毛甚至声称日本人不经打，比国民党还容易打。（★王明还在莫斯科时，对共产国际说毛“不断给我打电报说他们急需钱，要你们继续每月寄钱”。）

毛不得不向斯大林积极表态。他不会看不出，一年来莫斯科明显地降低了对他的赞颂，在庆祝“十月革命”的重要讲话里公开批评了他领导下的中共。

自西安事变以来，斯大林就怀疑毛是“日本奸细”。共产国际内跟毛打过交道的人大都被抓了起来。在毛的黑材料里，有一份说曾在中国活动的苏联高级间谍马尼科夫（Boris Melnikov）是他的发展人。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亲自审问马尼科夫。被捕的共产国际情报负责人皮亚尔涅斯基（Osip Piatnitsky），在供词中称毛是“布哈林集团”成员。布哈林是共产国际前总书记，罪名之一是为日本人搞情报。毛还被指控为“中共核心内‘托派’领袖”。中国“托派”对斯大林来说都是日本特务。马尼科夫和皮亚尔涅斯基，以及一大群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情报人员，后来都被枪毙。

毛的前途危机四伏。(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