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馬克思主義及中國知識界問題

“五四”之所以著名，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由於它在文化與知識方面給其後將近一個世紀的中國帶來的影響。然而卻正是由於這種“文化知識”方面的影響，不僅改變了中國當代社會的政治歷史，而且徹底粉碎了中國的文化傳統。為此。儘管五四後一代或者兩代“主流”知識份子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並且對社會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卻也同時把他們的智力與道德，留下來供千秋評說。

五四後留下來的一句最著名的教科書式的話就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已經在一九八九年被徹底埋葬，馬克思主義在西方早已聲名狼藉，然而，對於這句話，在中國的知識界卻至今仍然沒有進行過徹底的反思，還有很多主流知識份子為他們當年的追求，很多他們的後裔為他們今天遵循馬克思主義思想，或有意或無意，或自覺或不自覺地沾沾自喜。

一個人年輕的時候信奉馬克思主義是因為他有熱血，一個人在三十歲的時候還信奉馬克思主義，則說明他缺乏才智。這個判斷幾乎是伴隨着五四年代就在世界上存在了，然而至今在中國知識界卻沒有認真的被人們思考、接受，成為知識份子的恥辱標誌，智商與道德的試劑。

這個判斷對於那些混跡於共產黨的黨棍，及其文人是沒有必要多說什麼，我在這裡要說的是那些所謂“知識份子”，李澤厚一類，李慎之、顧准、以及于光遠等人及其當代弟子們一類——也就是所謂“自由派知識份子”們。

本來問題是最重要的，完全沒有必要點出有這些問題的人，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如果不點出名字，上述觀點幾乎無法在現今中國知識界，以及後代學子中得到及時並且足夠的注意，徹底反思、重開新路。所以，筆者不得不採取這種非常具實的、明確的方法，當然，這也表示筆者對每一個提法負責。

二．弗格林和波普的啟示

1．我之所以說上述判斷伴隨五四就存在了，是因為在這方面有很多非常典型的例子。

一九一九年五四發生的時候，後來移居美國的奧地利社會學家弗格林（Eric Voegelin），十八歲（1901-1985）。他後來在他的自傳中記述了那一年思想的變化，“在中學畢業和進入大學學習之間的那個秋季，由於我剛剛被俄國革命燃燒激發起興趣，仔細閱讀了卡爾．馬克思的《資本論》。儘管此前我從來沒有接觸過它，但是我居然立刻就相信了讀到的東西。這樣的事情上在我也就這一次了。我必須承認，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到十二月我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到聖誕節，我所有的興奮之情就都煙消霧散了，因為在這中間我參加了一個包括經濟學理論史的經濟學理論課程，於是我立刻就看到馬克思錯在了什麼地方。從此，馬克思主義對我來說就再也沒有成為問題。”（註解1）

弗格林後來不止一次地重複了他的看法，“馬克思主義在科學上是站不住腳的”，“馬克思是知識份子中的騙子”。（註解2）這後一句話，現在成為弗格林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言。

2．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發生的那一年，另外一位著名科學哲學家波普十七歲。他在當時的社會空氣的影響下，也短暫地皈依過馬克思主義，參加過共產主義運動。後來他在自傳中也記敘了在那期間前後幾個月的思想變化。首先是一次示威運動，共產黨組織者居然不顧、並且利用犧牲其他示威者的生命為他們的政治目的服務。其次是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獨斷教條性使他看到了獻身這個事業的巨大危險。他看到毫無批判地接受這種複雜的理論，而後雖然看到了共產主義理論及實踐中的很多錯誤，但是由於對“事業”，對“同志”的忠誠，以及陷進去後人類所固有的惰性所造成的惡性循環。

一個人，如果為了不放棄目的而開始犧牲自己的理智和良心，那麼他就不得不迫使自己相信，這事業是正確的，它重於道德和理智上的“出賣”。而每做一次這樣的出賣，他就又陷得更深了一步，於是他就不得不持續不斷地做更多道德和理智的出賣來支持這項事業。

波普說，“當我看了到這種機制如何在自己身上起作用的時候，感到非常可怕。我還看到，它在別人，尤其在我的共產黨朋友身上所起的作用。這個經歷使我後來懂得了很多事情，要不然，我大概至今也不會理解。”

“我在十七歲的時候，已經成為一個反馬克思主義者。我認識到，這種信條不僅具有教條獨斷的特性，而且伴隨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理性的傲慢。為了一種沒有經過批評考察就接受的信條，或者一種現實無法實現的夢想，拿別人的生命去冒險，並且不僅以此為己任，而且還自以為有見識，這真是一件極其可怕的事情。這種作法對於一個知識份子來說尤其惡劣，因為他自以為知書識禮。我居然曾經陷入這樣一個陷阱，這真的讓我非常沮喪！”（註解3）

3．如同弗格林、波普那樣的追求和思想經歷，對馬克思主義的保持清醒的認識與拒絕的人，在五四以後的中國知識份子中其實也不鮮其例。其中陳寅恪是最為典型的一個人，他早在宣統三年（1912年）在蘇黎世的時候就讀過德文馬克思的《資本論》，但是直到共產黨取得政權，陳寅恪依然明確、並且強硬地拒絕馬克思主義。（註解4）

再例如洪謙先生，他是另外一種做法的典型代表。二十年代留學德國，因為思想傾向而後離開德國到維也納，從師維也納學派的創始人石里克，並且成為維也納學派的成員。他曾經在五六年不得不違心地寫過一篇批判性地介紹馬赫的文章，但是他把這件事引為終生的懊悔之事。一九八五年筆者拜訪洪謙先生的時候，他說，為了不再寫任何這類文章，從此他公開承認自己是“唯心主義”，不能繼續寫作宣揚唯心主義。洪謙先生的後半生幾乎沒有任何中文著述，這實際上也是明確地間接對抗，不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

三．社會科學的智力和道德問題

1．弗格林是帶有形而上學的文化哲學特點的社會學家，他的思想有很深的基督教哲學淵源，終生反對孔德的實證主義，以及後來的維也納學派對於科學哲學的推崇。而波普雖然自己從來不承認是維也納學派的成員，但是稱他和維特根斯坦，以及維也納學派的其他成員一樣是維也納最活躍的科學哲學的代表人物卻絕不為過。

弗格林和波普，這兩個人的哲學思想傾向，終生研究問題的方法恰好是對立的。然而，這兩個人在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認識上卻殊途同歸。這說明在社會科學上有一些對問題的認識和判斷是超越思想傾向、理論體系、信仰，橫向相通的。人類能夠從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探索，達到同樣的結論。這讓我們看到，一個人到了三十歲的時候還不能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教條有所認識，那他的智力和才能一定有問題的提法是有着橫向聯繫，相通的判斷基礎的。

在研究知識份子和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問題的時候，其實還有很多的案例，這方面，不僅現代自由主義代表人物羅素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思索，以及另一位法國自由主義思想家（Raymond Aron）的認識經歷可以讓我們看到類似的變化過程，而且還有非常多的文學家、思想家有着類似經歷。這方面最著名的如凱斯勒（Arthur Koestler）、紀德（Andre Paul Guillaume Gide）、奧威爾（George Orwell），他們甚至經過了更為劇烈的相信、追隨、失望、最後到堅決反對的變化。他們對於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的態度，和弗格林、波普等人非常類似。

為什麼有的人走了出來，有人卻走不出來？為什麼有的人環顧左右而言其它，終生深陷沼澤，有人卻能夠快刀斬亂麻，迅速明確地走向新岸？毫無疑問，這是由每個個人的判斷所決定的！而每個“個人”的個人判斷通常來說都和他的智力與道德緊密相連。

2．那麼，社會科學的智力，表達才能、研究能力究竟表現在什麼地方呢？

社會科學的智力、表達才能、研究能力並不表現在他選擇的追求方式——文學、哲學、歷史還是社會學、政治學上；也不表現在他選擇哪種表達研究方式、思想方法——浪漫的還是現實的，科學的還是思辨的，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

在一個多元的社會，人們選擇哪一種思想，哪一種研究方法，常常是和人的氣質、性格、思維特點、環境，以及受不同因素影響而皈依的信仰所決定。選擇這種或者那種傾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並不在於智力如何，而更多地是由於一些非理性的原因。

然而，一個智力好的人，在研究探索的時候，研究者無論選擇哪一種學說，哪一種哲學，使用哪一種方法，都應該明白自己所使用的方法，所傾向的思想的局限性，它能夠解釋什麼和不能夠解釋什麼，他使用的方法是一種什麼樣的方法。如果不明白這些，那就表明研究者對自己的思想與方法還沒有足夠的把握，研究者就隨時可能超越了自己能力，帶來混亂的東西，嚴重的甚至會給社會帶來極其負面的影響。

這其實就是蘇格拉底所說的、被波普極為推崇的︰知識份子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的無知。這一點我們中國的先哲孔子也說過，“學而後知不足”。這個道理本來非常淺顯，然而卻在代代“知識精英們”的令人眩暈的昏話、黑話下，需要人們重新來發掘。最近三百多年來，哲學家們所強調、並且不斷討論的認識論問題，方法論問題涉及的就是這個問題，啟蒙的根本問題也是這個問題。人們能夠知道什麼，這種知道的界限在哪裡；如何理解形而上學問題，它表達的是什麼；理性是什麼，理性的界限又是什麼。

從科學的角度，從認識論問題的角度來看，唯物主義是最經不起推敲、探究的主張。因為它神話了人的感覺，盲目地相信肉眼的分辨、肉體的感覺就是客觀世界的真實。稍加對比就會發現，人無法神話自己的反映和認識，因為人充其量只能說是比一台電視攝像機高級，仍然只是一個有限的反映與反應。人所有的不過是一個更為複雜一些的肉眼攝像，視網膜的解析而已。對於人的認識與機器的解析，這裡依然可以用蘇格拉底的描述方法，不過是從一個小圈子走到一個大圈子而已，但是外面還有更多的圈子，何以能夠神話自己這個感覺圈子是絕對的，唯一的。相信人能夠正確地反映世界，永遠是一種假說。

任何一個進入知識領域的人，首先沒有對自己的認識和方法問題加以思索、探究，也就是如康德那樣，在測量世界之前，如果不首先明白自己使用的是一種什麼樣的“尺子”，那麼他就不是一個有着良好的智商的人。

為此，在這種意義上，每個接觸過學術問題，經受過學術訓練的人都能夠如形而上學文化哲學社會學家弗格林十八歲時那樣，毫不困難地看到，馬克思是知識份子中的騙子！

為此，任何經過科學訓練的人，在進入科學哲學問題，進入認識論、方法論問題的探究的時候，如果偶然進入自然辯證法，進入馬克思主義，卻不能很快地摒棄馬克思主義的那種專斷的方法，那就證明這個人還不知道，還沒有學會提問題和研究問題的方法，還不懂得如何研究分析問題。這也就是說這個人的智力是疲軟的。

所以，思想研究可以有不同的傾向。但是，研究者在每一個方向上，都應該了解到在這個方向上的研究程度、範圍、它的文獻所在，研究這方面的方法與範疇。在這兩方面，一個有研究能力的人一經進入，他就會很快認清並且排除如馬克思主義的那種思想騙術。

馬克思主義思想是一種是蠱惑社會民眾的工具，一種政治化、世俗化宗教。在學術思想領域，在智力的探索領域，如弗格林所說，是騙子，如波普所說，是庸俗的從帽子中變兔子式的戲法。正因為一個學者不是觀眾，所以，誰如果真的相信馬克思能夠變出兔子來，那就是證明自己的弱智。這個定論，無論是你變化什麼說法，說自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也罷，說自己是後馬克思主義也罷，甚至不再把說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而稱自己為唯物主義者，都是一樣。而你不僅仍然被欺騙，而且還在傳播欺騙。

3．社會科學，作為一種知識追求，本來應該與自然科學一樣，是遠離道德、倫理問題的活動，是完全不同領域的問題。然而，由於社會科學與人的存在有直接的聯繫，因此也就有了政治聯繫、社會功利問題，從而也就產生了運用一種理論，堅持一種學說、思想、意識形態的道德問題、社會責任問題。為此，這也就使道德問題和智力問題一樣，成為平行地決定人們思想和信仰的一種因素。

作為思想來說，馬克思的思想與很多先哲們不同，它的階級鬥爭學說是一種公然鼓吹仇恨，及一個族群必須滅絕另外一個族群的學說。但是，這樣一個充滿血腥味的學說之所以能夠迷惑很多知識精英，在於它令人眩暈的烏托邦外衣——一個美好的共產主義大同社會。然而這個外衣卻正是諾貝爾物理學家麥克斯．玻恩所說的，“相信只有一種真理，並且自己占有這種真理，這是世界上一切罪惡的源泉。”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的基礎實際上就是這個宗教式的，自以為自己占有真理。然而它沒有神，卻只有俗世的人與幫派。而細究這個相信，卻又是建立在前面所說的，那種沒有對自己的能力的有限性提出探究，一種“無知”“盲目”的人的自大上。說到底也就是一種智力的疲軟之上。

然而，事實上還不僅如此，馬克思及信奉他的知識精英不僅是公然鼓吹一群人消滅另外一群人的，基督教十字軍東征似的血腥，而且在這批征伐、消滅別人的行進過程中，互相之間也充滿了各種不義、不道德。十七歲的波普，十八歲的弗格林一接觸它就看到了這點，在北平的陳寅恪、吳宓一聽到北伐軍將至就感到可能發生的事情，相約絕不入黨！誰能夠相信那些在五四後接受馬克思主義，跟隨共產黨的知識精英未曾遇到過這類問題呢？這尤其是經歷過延安時代，五十年代反右等各種運動之後，如果不是道德上出了問題，沒有一位正直知識份子能夠心安理得地在共產黨的隊伍中生活一年以上。

對此，對於五四之後選擇馬克思主義的知識精英有其深刻的道德問題，百年來的歷史還展示了更多的證據。因為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門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學說，已經不是一個可以爭辯的理論問題，而已經成為一個歷史的經驗事實。到今天為止，它殘殺了一億以上的人，嚴重地踐踏了人類的尊嚴，生活的秩序。而它導致一億以上的人死亡的事實，也絕對不是後來才發生的，而是從它產生的那一天起，幾乎每天、每時都伴隨着它。對於這樣一種不僅僅是一種思想傾向而根本就帶有實踐性的學說，如果進入它，而不能很快地脫離它，甚至終生相信它、追隨它、宣傳它，那麼，可以肯定地說這類所謂“知識精英”的“智力”、“品質”、道德有嚴重的問題！

已經去世的自由主義思想家，法國的阿隆對此曾經一針見血地說，

“任何一個嚴肅的人，一個學者都不會對已經變成馬列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感興趣。用我的朋友喬恩．埃爾斯特的話說，在什麼樣的條件下，一個人才能既是馬列主義者，又擁有才智和為人正直呢？

一個人也許既是馬列主義者，又擁有才智，但是他不會在思想上是正直的。

真誠的馬列主義者為數不少，但是他們都缺乏才智。”（註解5）

四．政治與學術

1．然而造成五四後中國的一部份所謂“知識精英”接受馬克思主義，並且於其後決定性地影響了中國社會的文化、政治，還有另外一個人類社會精神追求者永遠面臨的悖謬問題，求知與現實，政治與學術的關係問題。這個問題也和前面所說的智力與道德問題互相聯繫。

“古來聖賢皆寂寞”，古今中外永遠如此。第一流甚至第二流智力的人是絕對不會從事政治或者商業活動的。因為對於精神和知識的追求與創作欲望會使他們不堪忍受那種重複的、限於塵世間無謂事物的糾纏。只有第三流智力的人，有些機智、卻不乏精明狡猾的人，才會津津樂道於商業以及政治上的那些眼前的得失與算計。然而，在人世間的現實中，得勢的、掌權的、占有生活資源與左右社會的卻永遠大多是這第三流與第四流智力的人。

同樣的道理也存在於知識份子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繫上。在第一流和第二流智力的人那裡，他們當然可能由於熱血和衝動，對一個美好的觀念、理想的追求而一時相信了馬克思主義，但是，智力以及道德一定會使他們很快走出馬克思主義。這在波普、弗格林、愛因斯坦、奧威爾、紀德等思想家、科學家、詩人、作家那裡莫不如此。

這種情況，在中國近百年的歷史上當然也是如此，例如陳寅恪、洪謙等學者，都是一經接觸就對馬克思主義有清醒的認識。他們終生都與馬克思主義、各種顯學以及政治遠遠地拉開距離。還是那句話，如果一個人居然到了三十歲還不能夠從馬克思主義中走出來，尤其是在一個開放的社會，在能夠看到周圍世界的社會，並且已經經歷了共產黨集團的種種黑暗後，還不能夠走出來，那麼，他一定不是在智力上，就是在道德上有缺陷。具體說，像李慎之那樣，以及于光遠、范岱年等我的一些所謂的導師們那樣，他們居然能夠幾十年如一日地容忍共產黨與馬克思主義，樂此不疲地從事意識形態的工作而未曾感到厭倦與厭惡，單只是這一點就證明他們不是在智力上，就是在道德上有明顯的缺陷。

只有智力第三流、第四流的人才會能夠幾十年如一日地忍受政治生活中那種乏味和灰暗殘酷。當然也只有這樣的人才會和商人與政客一樣，在五四以後逐漸在中國社會中取得現實的、政治的勝利，並且沾沾自喜於此，把陳寅恪、洪謙那樣的知識份子牢牢地管制在下。

2．實際上，這種求知與現實，政治與學術的衝突在任何一個社會都存在，五四以後它造成中國社會知識空間極端並且徹底變化還有另外一個獨特的原因。這個原因就是馬克思、共產黨帶給我們一種特殊的“政治與學術”的關係。在中國走向現代化，被西化過程中，這是一個典型的“西方文化”帶給我們中國社會的變化。

和中國傳統文化傳統對比，我們可以非常容易地看到，政治對於學術、私人空間的干預是西方基督教宗教文化的一個典型傳統特點。在中世紀，占支配地位的教會與神學曾經牢牢地控制，並且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弗格林、阿隆、羅素等不同思想傾向的西方思想家，從不同的角度和領域對比分析指出，馬克思主義是基督教思想的一種世俗化。五四之後，馬克思主義及它的產物共產黨把這種一元化帶到了中國，徹底摧毀了中國傳統社會的精神空間結構。

“勝者王侯敗者寇”在中國傳統中本來只是政治領域中的事情，但是在極權主義社會，由於極權而帶來對文化的壟斷，把“政治”結果完全帶到“知識界”。熱衷於政治的二流文人，知識精英壟斷了中國的知識界。這種鐵桶般統治，從學校、研究機構到出版，甚至說到每一個鉛字都毫不為過。這在中國傳統社會是沒有的。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有遠離政治的民間文化、知識生活。政治上的失敗者、失意者、異議者，完全可以鄉間隱居，卜卦、行醫、著述吟詩作畫，甚至辦學、講學。

為此，我們可以看到，一九四九年以後在中國大陸出現的，那種由那些智力平庸、但是卻還精明狡猾的知識人鐵桶一般地統治文化精神生活，在中國歷史上從來也沒有過。

陳寅恪曾經悲嘆過他的著作在共產黨統治下出版無期。而之所以能夠如此，因為當時在中國科學院專門有一個審查出版物的機構，任何想要出版的東西都必須通過他們的審查。在那裡從事這種工作的都是早年就投身革命的黨的“知識份子幹部”。那些審查陳寅恪書稿的人並不懂歷史研究，而只精通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而當時審查的某些人就是到了二十一世紀，在陳寅恪已經被廣泛肯定，著述已經得到出版的時候，仍然還是認為陳寅恪是封建專制社會的遺老遺少、沒落者。因此陳寅恪的著述，所有和共產黨意識形態不容的作品，在他們的管制下如何會出版有期！

這個典型的政治與學術的關係的例子讓我們看到，對於陳寅恪這樣的知識份子來說，倒是黨內的如陶鑄一類的所謂高官“貌似寬和”，直接封死他們的常常是黨內那些五四以來的知識精英。對於這一點，二十多年前，筆者在中國科學院的時候居然再次體會到了類似的情況。

為此，五四——馬克思主義——極權主義，學術——道德——政治，這兩個連鎖式註定了中國百年來的文化思想命運。它造成了如阿隆所說那種雖然缺乏才知和道德，但卻精明的那類知識精英對學界的全面控制，政治對學術的全面控制。從而最後徹底閹割了一切有生命的文化傳統與個人。

五．幾點辨析︰

瓜熟蒂落、水落石出，對五四的反省大約也有這樣一個過程。九十年後看五四，九十年後看五四五十年後的結果，歷史地比較辨析這些結果，可以讓我們看到更多的內容，得到更多的教益。

文化大革命可以部份說是五四的產物，因為五四推崇的科學與民主，推動的新文化運動，尤其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馬克思主義，文化革命與反傳統是它的必然產物。而這個文化大革命現在已經被公認為是古今中外歷史上屈指可數的黑暗時期。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國民眾、中國社會經歷了當代極權主義肆虐殘暴，甚至那些曾經躋身於權力階層的知識精英也沒有能夠倖免。然而匪夷所思的是，經歷了如此地獄般經歷的中國社會，在七六年後，有了一點喘息、思索的機會的時候，卻居然掀起了一股追念、返回五四的熱情。這種口號式的反思，完全沒有對自己所曾經參與的罪惡的否定與反省，沒有任何深刻的細究這些罪惡的思想和社會政治根源。五四的“科學”和“民主”被原封不動的重新搬上檯面，甚至說“原封不動”都是過高地評價了這些“知識精英”。因為五四時期的“科學”、“民主”，早已經被他們徹底教條化，片面化了。

中國俗話說，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蘇東坡更有“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感嘆。對比弗格林、波普等人的追求、反思，與對自己的迅速否定，就能夠使我們一下子清楚地看到，七十年代末期後，中國知識精英們的荒腔走板，智力與道德的疲軟。

弗格林和波普甚至沒有這種殘暴和黑暗的完全經歷，但是一接觸到它，就立即反省、思索出深刻的結論，並且其後一生中都在對抗這些人類肌體上的痼疾。

這個對比使我們看到，儘管五四之後的中國知識精英，已經利用各種可能，乃至政治權力，為我們下幾代人營造出了極權主義的惡水深山，封閉了我們後幾代人的眼楮，但是，人們還是會有一天把他們與弗格林、波普的反省對比。

這個對比還使我們看到，文革後捲土重來的對於五四的科學民主，以及啟蒙問題的重新提起，顯然不是一個進步的反省。它其實是再次重複了半個多世紀以前的那種青年人衝動，而這次重複卻真的可以用他們的“導師”馬克思的話來說了，歷史，第一次是喜劇，第二次重複出現就是鬧劇了。

在這一次重複的人中，很多是白髮蒼蒼的，經歷了黑暗與地獄的人，然而，他們卻居然走不出這個怪圈，居然仍然不假思索地攻擊波普。對比弗格林和波普的反省，這實在不僅是一個典型的案例，一個鬧劇，而且是一個讓人慾哭無淚的悲劇。中國某些知識精英們塑造的“五四”，實在是值得徹底反省思索。

為了能夠更清楚地顯示出這類荒謬，圍繞與弗格林、波普等知識份子的反省對比，我在這裡做幾個簡單的辨析案例。

1．指鹿為馬的堅持——李澤厚的啟蒙和後馬克思主義

李澤厚先生是鐵幕落下時，進入鐵幕的最後一代受過正常教育的知識份子。對於這一代知識精英來說，照理說他們應該知道學術為何物，但是令人遺憾的是，他們終生主動積極投入的卻是意識形態式的政治宣傳。

以李澤厚一代為界限來斷代區分知識份子，還因為其後一代，例如金觀濤們，由於生下來就完全受的是意識形態的宣傳教育，因此各方面都無法和李澤厚同日而語。這其後的兩三代人甚至可以說根本就不知道學術為何物。以金觀濤為例，既沒有閱讀能力也沒有研究能力。為此，對於其後幾代人來說，反省五四也完全是另外一種性質的。因為這幾代人失去了正常的思維能力，完全是再生問題。

李澤厚們是中國大陸末代有可能和十七、八歲時的弗格林、波普一類知識份子思想經歷比較的最後一代知識精英。所以，我這裡談幾點對李澤厚的看法。

李澤厚的成名是在十七八歲之後，文化革命之前，他是在美學領域中，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批判資產階級美學而著稱的，他書寫的都是“五星紅旗美在何處”（五七年，李澤厚文章題目）一類的文章，是美學領域中的“棍子”。

李澤厚的走紅則是在七十年代末期後，也就是所謂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社會有了一點縫隙，這點縫隙讓人已經有可能思索真正的問題，反省自己，重新打開知識的窗子的時候。但是，李澤厚們卻仍然完全延續舊有的道路，對自己沒有任何否定性的反省和思索。

全面地辨析李澤厚的工作，不是本文的目的，在這裡我們只談涉及五四、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問題，也就是對於五四、啟蒙問題的看法，李澤厚的再次走紅也是因為於此。

李澤厚認為，因為五四後救亡壓倒了啟蒙，所以中國社會才會有其後的文化大革命。對比弗格林波普的反省，你就會立即發現其荒腔走板到讓人哭笑不得的地步。因為，

第一，在經歷了如此黑暗的時期之後，首先反省的應該是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問題，應該是為什麼“自己”（！）過去居然跟隨如此一個集團，犯下如此不可饒恕的錯誤。

是李澤厚們協助共產黨，進行意識形態宣傳與批判，鞏固了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與權力，奠立了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思想基礎，李澤厚們七六年後憑什麼去啟蒙別人？！

第二，啟蒙關注的是思想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李澤厚們過去，甚至可以說現在的工作及其思想方法正是需要辨析，弄清楚的問題，是“啟蒙主義”所帶來的思想的對象。只有馬克思主義者們才只從政治的角度看待啟蒙問題。

顯然，七六年後李澤厚們所說的“啟蒙”，是一種只看到政治的馬克思主義式的“啟蒙”, 功利性的啟蒙。這種如此與“五四”相聯繫的啟蒙，是占有真理的知識精英對於民眾社會的教育性“啟蒙”。這種啟蒙與“啟蒙”本來意義上的，那種康德式的對於思想方法和個人主義位置的探究有着根本的區別。

所以，李澤厚的啟蒙，他眼裡的“五四的啟蒙”，和他文化大革命前所謂美學研究一樣，不過仍然是一種“政治行為”。在這種政治意義上的所謂“救亡壓倒啟蒙”，其實不過是“一種政治”壓倒了另外一種“政治”而已。這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救亡，專心推行馬克思主義，以及在這種意義上的科學和技術，那麼帶給中國的甚至可能是更加嚴峻殘酷的結果。

“救亡壓倒了啟蒙”，李澤厚的這種提法沒有任何積極內容。啟蒙問題如果在文化大革命所謂“結束”後，七十年代末期提出，那它的迫切意義首先就是對黑暗的反省，對共產黨的重新認識，對馬克思主義再思索，對自己過去的否定！

第三，從哲學的角度，任何真正了解哲學史、思想史的人，在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後，看不到馬克思主義這門學說和啟蒙思想的對抗性，看不到它的專斷、以塵世的思想，以政治的訴求來替代思想與分析研究的特點，這就說明“這個人”不懂得啟蒙是如何發生的，啟蒙是什麼？“這個人”對於精神領域、哲學領域的各種範疇的區分，意義，及其界限是混亂的；“這個人”缺乏思維的感覺和分析能力。

然而，就是在這兩個層面，李澤厚，也包括下面我將要提到的兩類知識精英都沒有接觸到。對此，如果分析智力學術原因，我們只能歸於這三類知識份子在這雙方面的欠缺或者疲軟。

現在看來，李澤厚大約終生不會走到弗格林、波普十八九歲的程度，因為八九年共產黨集團崩潰，馬克思主義思想徹底失敗後，到九五年李澤厚還宣稱他是“後馬克思主義者”，這表明到今天為止，李澤厚也沒有對他那種意識形態式的“學術”有所反省，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說明他仍然不明白哲學的基本問題及其對此的探索，仍然被禁錮在馬克主義的教科書的框架中。這不僅顯示的是他思維能力的欠缺，而且還有閱讀當代文獻能力的欠缺。

2．喪焦失明的反省——顧准、李慎之的意識形態式的思維

最近二十年與五四相聯繫，對中國所謂思想活躍的知識精英具有相當影響的還有顧准和李慎之，他們是比李澤厚年長的一代人，親身參加了共產黨及其所謂革命，並且以知識精英的身份成為共產黨中的中堅力量，其後由於受到整肅而思想有所觸動。最近二十年，他們被一些人“年輕人”稱為“自由主義思想家”，一些人甚至很以他們的子弟自居。但是，只要對他們的思想稍加考察就會發現，他們堅持的那種五四的科學與民主，實際上仍然是馬克思主義理解的“科學”“民主”，他們的反省與弗格林、波普、阿隆等人年輕時代對馬克思主義的反省，與陳寅恪、洪謙先生對馬克思主義的疏離相比，實在只是在一個專制一統的社會中，對於共產黨的“極端”做法有一些不同意見，在思想和知識上沒有任何異質的意義。

雖然比弗格林波普晚生了將近二十年，但是顧准李慎之出生的時代也是可以接受到不同文化思想的時代。十七歲時的弗格林只是參加了幾個月的經濟學史的課程就立刻看到馬克思主義的欺騙性，但是反觀五十歲後的顧准李慎之，不知道是顧准李慎之先生親身參與了共產黨混亂的意識形態的創建，還是受到這種意識形態的改造，一本顧准先生的文集，大多是不着調的意識形態式的雜談，對概念的南轅北轍式的使用，以及共產黨社會所獨有的坐井觀天、一廂情願的議論。他對於形而上學、經驗主義、唯物、唯心、啟蒙等概念的理解運用，以這些概念貼標籤式的分析都是典型的中宣部式的思想方法。（註解6）顧准和下面所說的那個群體的知識精英一樣，以為給愛因斯坦等“資產階級”科學家、思想家過去貼上唯心主義是大批判，是反動，現在貼上唯物主義的標籤就不是大批判，而是進步了。實際上，馬克思主義從根本的思想方法上就是一種欺騙。

一本顧准文集，只有翻譯的譯文，以及一些情緒還有些意義，充其量不過是茶餘飯後的牢騷，根本上不了學術的殿堂。

一部顧准和李慎之後半生的反省，則幾乎可以說是無的放矢、喪焦失明。因為兩個人都沒有對馬克思主義的史觀和分析方法提出異議，都仍然是或繼續反對中國傳統，尋求“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及歷史發展，或懷念他們還沒有受到整肅的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

顧准和李慎之面對共產黨，但是反省的箭射向的卻是另外的方向，依然是共產黨以前設定的目標！他們思想方法沒有變，沿襲的還是五四以來的反傳統，共產黨的一元論，他們的目的依然是想拯救共產黨，而在這之中，只有他們自己是正確的共產黨。為此，如果說他們反省的箭，仍然是共產黨、馬克思的毒箭也毫不為過。

我當然必須承認，我對顧準的書中的議論，提問題的方法感到似曾相識。因為我們當時在六十年代末期也是如此混亂地，意識形態式地提出問題的。然而，這種熟悉卻從另一面證明了顧准李慎之們與弗格林等人的差距。因為我們這一代人在封閉社會長大，被完全意識形態化的一代，根本不知道在思想追求中，學術研究中如何正常地提出問題、研究問題，有的只是正義衝動。

我還想說，顧准李慎之的著述中也確實偶然有一些亮點，但是後輩的讀者忘記了，顧准和李慎之是生在上個時代，受教育在上個時代的人，我們感到亮點的那些地方其實不是顧准、李慎之們的特殊優點，而是他們不經意流露上出來的前一時代的教育與訓練痕跡，思想與歷史的回音。

信仰並且皈依馬克思主義可以肯定說或者是智力或者是道德有嚴重的缺陷，而口說不信仰，甚至反對馬克思主義，但是實際上使用的方法，概念卻仍然是馬克思主義那一套，則更讓我們看到他們感覺問題、提出問題，以及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有限或者說不足。沒有一個智力好的人，在能夠看到其它文獻，能夠做出對比選擇，以及可以受到足夠的啟發的條件下，會固守在馬克思主義的範疇中，說具體了也就是唯物主義、唯心主義的範疇中談論問題。

3．飲鴆止渴的努力——文革後的所謂科學民主

在反思五四、馬克思主義、科學這三方面問題的時候，一九四九後形成的自然辯證法、科學思想界的知識精英應該說是中國大陸與五四相連的一個最主要的“知識”群體。這個群體一些人自認為自己就是五四的產物，繼承者，另一些人則由於皈依了馬克思主義，從事了革命，而從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科學觀中找到了“五四”。

由於奇怪的機緣，儘管我從一九七一年就已經變成了一個帶有強烈經驗主義傾向的啟蒙主義者，但是後來因為許良英先生對我的關心而曾經在自然辯證法界走過一段。正因此我自認為對於這個帶有所謂五四所推崇的“科學”特點的圈子有所了解。我曾說過，事實上從我進入那個圈子那一天開始，他們就視我為異類。我當然也從來沒有接受過他們的思想。

這一圈子的人包括于光遠、范岱年、何祚庥等人，大都出自高等學府。他們大都在學生時期就參加了共產黨。共產黨掌握政權後，他們曾經積極協同共產黨建立了意識形態堡壘，並且成為這個堡壘的中堅，作為共產黨的代表人嚴格地掌控着大學、研究所、出版機構。在四九年後，在科學以及科學哲學、科學思想領域中，宣揚自然辯證法，對愛因斯坦、波爾等科學家打棍子，拒斥啟蒙以來的各種啟蒙主義學說。科學學說、自由主義思想的也正是他們。然而，儘管如此，他們之中絕大大多數人仍然都遭受過整肅和迫害。

對於這部份人來說，最令人詫異的是，他們與弗格林、波普的那種反省，與陳寅恪和洪謙那種與馬克思主義的格格不入似乎是絕緣的，無論是在年輕時代剛剛進入思想和學術領域追求的時候，還是後來他們遭受了共產黨自己人的殘酷迫害之時、之後，他們從來沒有過根本性的對自己的否定性反思，當然也就更沒有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的徹底決裂、拋棄。

對於這部份人來說，儘管他們之中部份人在最近二十年“馬克思”不再掛在口頭上，但是馬克思主義思想解釋下的五四、科學卻始終是他們的旗幟。他們幾十年如一日，甚至可以說終生堅持那種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觀，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

一九八五年，筆者的一位同學去拜訪洪謙先生，請他談談對自己的一些導師們研究工作的評價，洪謙先生只說了一句話，“還是貼標籤。”

對於自然辯證法界的人來說，他們也真的以為從過去攻擊愛因斯坦、波爾等科學家是唯心主義變成現在說他們是唯物主義，思想就取得了巨大進步，有了重大發現。這不能不叫人感到荒誕。

由於目前在中國大陸，無論這些人是否直接在位，在知識界占絕對統治地位的還是這種思想、這些人，因此在反思五四的時候，就必須提到他們的問題。在中國大陸反思五四，永遠無法繞過他們。

如上所述，中國的自然辯證法界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化的產物，因此這個領域中的知識精英除了用唯物主義的各種標籤，意識形態式的談論問題，進行宣傳，基本上失去了正常的判斷能力、研究能力。在此，聯繫到五四，我們只列舉兩個例子。

（1）關於科學︰對於科學，這個領域的精英們的理解完全是和哲學史、科學史中對於科學理解和探索背道而馳的。馬克思獨有的科學觀，建立在他自己對於唯物主義、唯心主義的教條解釋上。但是，事實上恰好與馬克思主義教科書說的相反，在整個當代學界，以及傳統學界，從來哲學問題的探索史、思想研究的歷史都不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對立的歷史。作為主義的唯物論，Materialism，在哲學史領域中很少出現，幾乎沒有影響。而唯物主義所衍生出來的概念，以及以唯物和唯心作為範疇來研究思想問題，形成的必定是意識形態化的內容，而非學術研究。

唯物主義由其認識論根源決定，它的所謂分析就是一種貼標籤的方法，專斷的方法。

唯物主義由其認識論根源決定，它對科學的理解，對科學的推崇必然是一種唯科學主義。因為它武斷地相信人們能夠正確地反映世界、認識世界，所以它所認為正確的“科學”就是一種“真理”，一種唯一的真理，所以就導致五四以來的他們那種對“科學”的推崇。

唯科學主義是一種專斷、教條，因而可以說也是玻恩所說的，“世界上一切罪惡的根源”！

去聽一位唯物主義者、一位自然辯證法專家談“反對唯科學主義”，無異於去聽一位騙子談反對欺騙！

（2）關於科學、啟蒙與共產黨極權專制︰

對比弗格林、波普、陳寅恪、洪謙，我常常想，為什麼自然辯證法圈子的知識精英，為什麼李澤厚、顧准、李慎之們喪失了反省、否定自己的能力？認識論的探究讓我看到，正是馬克思及其唯物主義使得人們在思想上喪失了提出問題的能力、思維分析能力，反省能力。對此，這個自然辯證法界為人們提供了最好的案例。

這個領域中的很多人不僅早年投身革命，而且在革命的黑暗與殘暴公開盛行，並且他們自己也受到迫害後，還是緊跟黑暗和殘暴。就是在七六年文化大革命所謂結束後，他們依然沒有受到任何根本的觸動，進行真正涉及內在的思想和道德根源的反省。

從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前後開始，學者們對於共產黨、極權主義研究可謂汗牛充棟，但是這些自然辯證法界的知識精英卻視而不見。即便眼前有弗格林、波普、凱斯勒、紀德、奧威爾，可他們似乎沒有感到有必要質問自己過去幾十年為什麼追隨共產黨、馬克思主義犯下如此愚昧的，甚至不可饒恕的錯誤，反而在稍微有些其它可能的空間，立即要向民眾啟蒙，繼續宣揚他們所理解的那種導致他們走向這條道路的“科學”，以及所謂真正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

七十年代末期後，在科學——共產黨專制，啟蒙——共產黨極權的問題上，這個群體所宣揚的，所繼續力行的東西，無論從政治史上，還是從思想史上，都可以說是荒唐離譜。

八十年代初期，自然辯證法界的知識精英們在總結反省專制的經驗教訓中，居然以為最重要的是要使得共產黨高層了解科學是什麼，遵循科學規律，居然認為最重要的是對於共產黨決策者們啟蒙！他們以為這是對歷史最好的反省和總結，最好的推進。對此，如果中性地單從概念思想問題來評價，是因為他們對於科學和啟蒙的理解完全是錯誤的；如果帶有價值判斷來評價，他們是如鮑魚之肆久聞不知其臭，根本就失去了對於極權主義的感覺和判斷。而無論如何判斷，八十年代留下來的經驗事實是，這完全是飲鴆止渴，延長了極權主義專制的壽命、大大地延誤了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進程。而此後中國學界沼澤腐化的深化和廣泛化，也和這些知識精英的所謂“自由化傾向”有着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關係。

筆者在幾年前紀念五四的文章曾經說過，科學是一個描述的方法，民主是一個決定政治、社會問題的操作方法，啟蒙是反省那種教條、專斷的思想方法和信條，其主要對象是知識文化領域及其知識份子。

為此，而把“科學”和“民主”作為一個社會的“價值”基礎，則不單荒謬而且會給社會造成混亂。

為此，在這方面如果繼續堅持馬克思唯物主義的教條，神話“唯物主義的科學觀”，其結果就是對於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及其帶來的文化毫無觸動，為極權主義的存在繼續提供空氣和土壤。

至於把啟蒙理解成去教育民眾，甚至荒謬到教育極權主義者，而且是用自己從來固有的專斷的教條，則是五四所產生的那種極端化的“科學”思想，給思想史帶來的最荒誕的一幕。

六．結語

綜上所述，探究一九七六年後一些中國的所謂知識精英重提五四問題——科學民主問題所作的努力，可以使我們看到並且反省五四、馬克思主義，以及兩代中國的知識精英到底給我們帶來哪些嚴重問題。然而，儘管如此，今天人們提到的“重新回到五四”，或許在更廣闊的意義上還是可以接受的。這個“接受”就是重新回到多元的時代，重新回到五四時期的探索道路，重走弗格林、波普、陳寅恪的道路。當然談何容易。因為七十年代末期，中國已經不是一九一九年。中國的知識界、精神界已經經歷了五四後兩代知識精英的扭曲。

五四後第一個五十年，是不智，扭曲；從四九年開始，五四後第二個五十年，則是自殘與對下一代人的閹割！對於在第二個五十年中出生的已經被變了性的知識份子來說，從他們走向知識和精神的追求那一天起，面臨的已經不是創造，而是一個再生和重塑的問題。

黑暗時代的知識份子，沒有輝煌，只有痛苦、煉獄和再生。對此我有深刻的體會，也可以說我自己的追求和經歷對於同時代知識份子帶有非常普遍性的特徵。

回顧前半生追求走過的道路，我自己親身經歷了四九後在馬克思主義醃製下的一代人拋棄馬克思主義的痛苦過程，復活過程。從一九六九年冬季開始，我經歷了︰

①“反叛”；

②“意識形態上的對抗”；

③“認識論方法論的變化”；

④“語言概念乃至行文、精神思想節奏、韻律的變化”；四個階段。

前兩個階段我花了大約三四年的時間，第三個階段大約十年時間，最後一個階段則是一個持續的變化，一直到現在還在繼續的努力。

我深深體會到，這代人的反叛，是一個伴隨智力和道德的反省，持續地清除滲透到血液中的，無處不在的“黨文化”——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文化，極權主義文化的過程。

在這裡我不得不說的是，這個知識、精神、文化的改變將伴隨當代中國知識界幾代人終生。因為這幾代人已經被共產黨脫胎換骨，而要再次脫胎換骨，乃至移植器官，不僅困難，而且要時刻警惕後遺症，抗體，以及在兩難中死亡。

在這裡我還不得不說的是，這種文化不僅是共產黨的政治人物帶來的，而且也是五四之後那些走向共產黨道路，馬克思主義道路，大大小小的顧准們、李慎之們、王元化們、于光遠、范岱年們帶給我們的。由於權力和正統的意識形態，他們至今還在用各種被曲解，被閹割的知識和思想影響着中國的知識界，正是因為此，在對七十年代以後中國的所謂知識精英們對五四，以及五四帶來的馬克思主義和極權主義問題的反省的時候，筆者有着更深的體會。

在結束本文的時候，可以明確地說，保守派造成中國學術的蛻化，但是文化大革命以後出現的改革開放中的所謂“自由化”潮流，前有上述三類知識份子，後有金觀濤、甘陽等各類所謂 “青年才俊”，由於沒有從根本上反省五四，反省馬克思主義思想，共產黨問題，重開新路，反而把政治優先的意識形態化發揮得更為淋漓盡致，從而造成中國知識界歷史上從來沒有的腐敗。今天中國學界的不可救藥，與這左、右兩種傾向都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教條帶來的蛻化，史有前例，所謂“自由化”帶來腐敗，史無前例！

正為此，逃離五四後某些知識精英們五十年來為我們這幾代人鍛造的枷鎖和宮刑是困難的；重新回到五四的多元的原點是不容易的；而如果我們要重新上路，要重生我們中國文化的生育能力和活力，我們就必須對五四做出更多的反省和思索。

2010-5-2德國埃森

註解︰

1．Eric Voegelin, Autobiographische Reflexionen, Wilheim Fink Verlag, 1994，28頁

2．Johanna Prader，Der gnostische Wahn: Eric Voegelin und die Zerstoerung menschlicher Ordnung in der Moderne. Passagen Verlag, 2006, 87頁，“卡爾．馬克思——一個知識份子的騙子 ”一節

3．Karl Popper，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 Book 1, La Salle Illinois, 1974, 8.Crucial Year: Marxism, Science and Pseudoscience, 23-29頁

4．陸健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三聯，北京，1995年 第112頁。

5．《雷蒙．阿隆回憶錄》，三聯書店，北京，1992年 929頁

6．《顧准文集》，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