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溫熱的信仰者 1920～1925年 26～31歲

與共產黨結緣的同時，毛澤東也陷入了戀愛，對象是他從前老師楊昌濟的女兒楊開慧。他比毛小八歲，後來成為他的第二任妻子。

開慧於一九○一年出生在長沙城外一個田園詩般的村子裡。生下不久父親留學去了日本、英國、德國，一去十多年，出身書香人家的母親把她撫養長大，從小嬌弱易感的開慧出落成一個既感情纏綿又落落大方的閨秀。一九一三年春天，父親從國外回來，帶來了歐洲的生活方式。男學生來訪時，開慧也同他們一起用餐說話。這在當時還很少見。美麗優雅的開慧常率直地發表見解，讓男學生們大為傾倒。

開慧的父親欣賞毛的頭腦，向有影響的人極力推崇他。他對章士釗說過：“ 吾鄭重語君，二子（毛和朋友蔡和森）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一九一八年，楊先生去北大任教，毛第一次到北京時曾住在他家。那時開慧十七歲，毛二十四、五歲，毛很喜歡她，她卻沒反應。許多年後她回憶道：“大約是十七八歲的時候，我對於結婚也已有了我自己的見解，我反對一切用儀式的結婚，並且我認為有心去求愛，是容易而且必然的要失去真實神聖的不可思議的最高級最美麗無上的愛的！……我好像生性如此，不能夠隨便。一句恰好的話，可以表現我的態度出來，‘不完全則寧無。’”

一九二○年一月，她父親去世。剛好毛第二次到北京，同開慧朝夕相處，開慧終於愛上了毛。她寫道：
父親死了！我對於他有深愛的父親死了！當然不免難過。但我認父親是得到了解脫，因此我並不十分悲傷。
不料我也有這樣的幸運！得到了一個愛人！我是十分的愛他；自從聽到他許多的事，看見了他許多文章日記，我就愛了他，不過我沒有希望過會同他結婚，（因為我不要人家的被動愛，我雖然愛他，我決不表示，我認定愛的權柄是橾在自然的手裡，我決不妄去希求……）

像一個矜持的淑女，開慧沒有吐露心聲。不久他們分開了，她護送父親的靈柩回長沙，進了教會學校。別離增強了她的愛情，她寫道：
一直到他有許多的信給我，表示他的愛意，我還不敢相信找有這樣的幸運！不是一位朋友，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訴我——他為我非常煩悶——我相信我的獨身生活，是會成功的。自從我完全了解了他對我的真意，從此我有一個新意識，我覺得我為母親而生之外，是為他而生的，我想像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親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

毛回長沙後，兩人成了情侶。毛住在他任主事的師範附小，開慧常常去那裡會他。但她不願留下過夜，他們還沒有結婚。毛不想結婚，不願受約束。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宣布：“我覺得凡在婚姻制度底下的男女，只是一個‘強姦團’，我是早已宣言不願加入這個強姦團的。”毛鼓吹組成“拒婚同盟”，說：“假如沒有人贊成我的辦法，我‘一個人的同盟’是已經結起了的。”

一天夜裡，開慧走了，毛無法入睡，爬起來寫了首“虞美人”：
堆來枕上愁何狀？
江海翻波浪。
夜長天色怎難明，
無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曉來百念皆灰燼，
倦極身無憑。
一鈎殘月向西流，
對此不拋眼淚也無由。

這首詩打動了開慧，她終於同意了留宿。夜裡，他們熱烈地做愛，房間的牆壁是木板隔間，很薄，左右鄰居抱怨起來。有人說學校有規矩，教師的妻子不能在學校過夜。但毛是主事，他就乾脆把規矩改了，從此開了教師妻子在學校留宿的先例。

對開慧來說，留下過夜等於把她整個的人都獻給了毛。她後來寫道：“我的意志早又衰歇下來了，早又入了浪漫態度中，早已又得了一個結論：‘只有天崩地塌一下總解決！’除非為母親和他而生，我的生有何意義！”

毛對開慧的感情遠不如開慧的強烈真誠，他還繼續有着別的女朋友。最親近的是陶斯詠，一個喪夫的教師，比毛小三歲。辦文化書社她幫毛籌款，因為她教的學生中有的家裡很有錢。她跟毛一同出去旅行，儼如一對夫妻。

開慧發現了。她這樣描述自己的感覺：“忽然一天一顆炸彈跌在我的頭上，微弱的生命，猛然的被這一擊幾乎毀了！”然而她原諒了毛：“但這是初聽這一聲時的感覺，他究竟不是平常的男子，她愛他，簡直有不顧一切的氣象，他也愛她，但他不能背叛我，他終竟沒有背叛我，他沒有和她發生更深的關係……”毛告訴開慧他有女友是因為他對開慧的心摸不准，不知道開慧是否真愛他。開慧相信了他：“他的心蓋，我的心蓋，都被揭開了，我看見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見了我的心，（因我們彼此都有一個驕傲脾氣，那時我更加，唯恐他看見了我的心，（愛他的心）他因此懷了鬼胎以為我是不愛他。但他的驕傲脾氣使他瞞着我，一點都沒有表現，到此時才都明白了。）因此我們覺得更親密了。”

開慧搬來與毛同住，一九二○年底他們結了婚——雖然沒有任何正式文件。那時舊的結婚儀式為激進青年所不齒，而新的國家登記制度又沒有廣泛建立起來，男女的結合只依靠個人的良心和感情。

為了這個結合，開慧最終付出了她的生命。眼前最直接的後果是被教會學校開除。毛繼續着他的艷事，婚後不久又發展了兩個女友。他當年的好友告訴我們這樁事時，用食指在桌上寫下“不貞”二字。其中一個是開慧的表妹，開慧知道後，氣得用手打她。但文雅而有教養的開慧鮮有吵鬧，自己也始終不渝地忠實於毛。她後來寫出她的無可奈何：“我又知道了許多事情，我漸漸能夠了解他，不但他，一切人的人性，凡生理上沒有缺陷的人，一定有兩件表現，一個是性慾衝動，一個是精神的愛的要求。我對他的態度是放任的，聽其自然的。”

開慧並非舊式婦女，按傳統要求對丈夫有外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她其實是個女權主義者，寫過雄赳赳的文章為婦女爭權利。有一篇大聲疾呼：“女子是一個‘人’，男子也是一個‘人’……姐妹們！我們要做到男女平等，絕對不能容許人家把我們做附屬品看。”

毛結婚的那段日子，莫斯科加緊了在中國的活動。它開始在西伯利亞秘密訓練一支中國軍隊，還編織了一張龐大的情報網，分散在中國各大城市，北京、上海、廣州都有間諜。

一九二一年六月三日，新的莫斯科代表來了。一個叫尼科爾斯基（Nikolsky），另一個是荷蘭人馬林，曾在荷屬東印度群島搞秘密工作。兩人一到就叫在上海的中共機關召開“一大”。上海向七個地區發了信，叫每個地區派兩名代表，每處寄兩百銀元充當旅費。長沙是七個地區之一，毛是聯絡人。兩百銀元差不多是他當小學教師兩年的工資了。這是毛第一次接獲莫斯科的資助。

毛挑四十五歲的朋友何叔衡作另一名代表。兩人在六月二十九日傍晚起程。那天黑雲蔽天好似暴雨將至，他們拒絕朋友送上輪船，朋友都感到奇怪，後來才知道他們是去參加中共“一大”。由外國出資搞政黨活動旨在奪權，當然得秘密行事。

中共“一大”七月二十三日在上海舉行。有十三人參加，都是記者、學生或教師，代表全國大約五十七個同類職業的人，沒有一個是工人。黨的兩位最有名望的成員李大釗和陳獨秀都沒出席，儘管陳已被莫斯科定為黨的領袖。莫斯科的兩名派員主持一切。高個子、小鬍子的馬林用英文致開幕詞，由一名代表譯成中文。他一講就是好幾個小時，其冗長在當年的中國很少見，代表們多年後仍記憶猶新。
“一大”由外國人主持馬上就引起爭議。代表陳公博回憶說：大會主席張國燾“提出取消昨夜的決議，我質問為什麼大會通過的案可以取消。他說是俄國代表的意見。我真氣急了，我說……這樣不必開大會，只由俄人發命令算了。”有代表提出按俄國人的部署辦之前，應該先派人到俄國去實地考察，另外也派人去德國考察比較。這個提議大大激怒了莫斯科的代表。

在“一大”上毛澤東很少說話，沒給人留下什麼印象。跟那些出過國，或來自大城市的代表相比，他是個外省人，不像當時很多進步青年那樣西裝革履，而是穿着傳統的長衫，腳蹬黑布鞋。他也沒有竭力表現自己，只是留意傾聽。

七月三十日，一位陌生人闖進開會的房子，馬林認定這是個密探。代表們馬上離開，移到附近小城嘉興南湖上。莫斯科代表因為是外國人怕引人注目而沒有前往。嘉興南湖上滿浮着水菱角，代表們繞藤行舟，在遊艇上開完了會。由於沒有莫斯科的人在場，“一大”什麼決議也沒作出，連宣言或黨章也沒有。

代表們每人領到五十銀元做回鄉的川資。毛於是去遊覽了杭州、南京，與他遷居南京的女友陶斯詠重敘舊情。斯詠一九三一年病逝。

陳獨秀來到上海就任書記時，反對對盧布的依賴。他曾幾次發作，說拿人家的錢就要跟人家走。他主張每人都有獨立的職業，由此去發動革命，而不以革命為職業。他說：“事事要受人支配，令人難堪，中國也可以革命，何必一定要與國際發生關係。”有時他一連幾星期不見馬林，有時他大發脾氣，拍桌子，摔茶碗。馬林給他取的綽號是“火山”，總是避到隔壁房間去等他安靜下來。
這樣發泄一段時間後，現實主義占了上風。沒有莫斯科出錢，中共連起碼的發行宣傳品、組織工運這樣的活動也搞不起來。正如陳自己向莫斯科報告，從一九二一年十月到一九二二年六月的九個月內，中共支出的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五元中，只有一千元出自中國，其他都來自莫斯科。沒有盧布，中共就沒法生存。當時在中國還有些共產主義團體，從一九二○到一九二二年起碼有七個，其中一個號稱有一萬一千名成員，但沒有莫斯科的資助，很快都風流雲散。

毛澤東不像陳獨秀，他從來就不反對拿俄國人的錢。他很務實。“一大”以後，黨每月寄給他六十到七十銀元，作為湖南黨的活動經費，不久就增加到一百銀元，以後又增加到一百六、七十銀元。這一筆很大的固定收入，從根本上改變了毛的生活。毛一向窮，總處在經濟的壓力下。他教小學，給報紙投投稿，活得很辛苦。他曾在給朋友的信中抱怨說：“我現在頗感覺專門用口用腦的生活是苦極了的生活”，“常常接連三四點鐘不休息，甚或夜以繼日……我的生活實在太勞了”。

他還對新民學會會員說，他“將來多半要賴這兩項工作的月薪來生活。現覺專用腦力的工作很苦，想學一宗用體力的工作，如打襪子、制麵包之類”。向來不喜歡體力勞動的毛，居然說要做體力的活，說明他實在是難以支撐了。

如今他一躍成了職業革命家，有了錢，把職務全辭了，開始享受迄今為止只能夢想的生活。大概就在此時，他形成了一生的習慣：晚上通宵達旦看書，早上不起床。給蕭瑜的信中，他興奮地說他從上海回湖南後專門調養自己，“現在心裡非常快活，因病既日好，又沒有事務責任上重大負擔；每天因操勞炊爨，口腹既飽，身體更快；還可隨意看所要看的書，故大有‘此間樂’的氣概。”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