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水流深》(5) 第一部 隔世为人 1 曾铮摄于北京大学学生宿舍 谨以此书献给 走向未来纪元的人们 楔 子/第一章 信仰的迷雾 楔 子 我是“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也就是1966年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父亲就读“文革 ”前政法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省绵阳市一所中等专科学校教书,文革时被打成“走资派的黑爪牙”,发配到偏远的绵竹县汉旺镇。我跟着父亲到了这个人口只有三万的小镇,度过我的童年和少年。 八十年代初,国家重建文革中被砸烂的“公、检、法”,父亲重新调回绵阳市,在新成立的市司法局工作。我跟随父亲到了绵阳市南山中学读高中。 1984年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大学三年级时成为全班第一个中共党员,1988年大学毕业,因成绩优异而免试录取为本校研究生。 1991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1997年转调投资顾问公司从事证券投资工作。 我和我先生是在北大武术队认识的。在茫茫人海中,我们互相一眼就看中了对方,很快就双双坠入爱河。1988年我还是研究生时我们就结婚了,婚后我们生活可说幸福美满,朋友们都非常羡慕我们,直到1992年。 那年我分娩时因医疗事故两次大出血,险些跨进鬼门关。两次输血又使我感染医学上尚无法治愈的C型肝炎。从此我开始了漫长的治疗和住院生涯。我吃过各种药,打过昂贵的干扰素,练过气功,都没怎么管用。95年做超音波检查时,医生看出我已有早期肝硬化的迹象。 产后四年我都不能上班,身体虚弱得风一吹就会倒,直到1997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功;我的健康,心灵,世界观从此有了一个全新的开始。 第一章 信仰的迷雾 典型“五分加绵羊” 我是一个典型“文革”时所批判的那种“五分加绵羊”,也就是学习成绩五分满分,又像绵羊一样乖巧听话。在“知识越多越反动”及“造反有理”的年代,“五分加绵羊”等于落伍与不“革命”的代名词。 在父亲工作的那个小工厂里,我们一家几乎是唯一的“臭老九”,不大能与其他“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为避免是非,母亲不鼓励我与其他小朋友玩,所以我大部分课余时间都在看我所能搞到的课外书。为了看书,我想尽了一切办法:在被窝里照着手电筒看、盛夏的夜晚躲在密不透风的蚊帐里看、上体育课装病留在教室里看、用竹竿将父亲放得很高的书捅下来看、上课时从课桌的裂缝里偷看、从伙食费里省下钱来租书看……。那个年代可看的书并不多,用“饥不择食”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看书是我那时期最大的快乐。 虽然看了很多书,但一直到高中毕业,我的思想都非常单纯,除了想着好好学习,以后当个科学家,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进入北京大学这所全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无疑是我生活和思想的新起点。思想的独立、自由和前卫,是北大最大的特点。在这样的环境,我的自我意识自然而然地觉醒了,一如许多北大人,我开始思考许多问题。 长大又变小 千古以来,哲学家一直在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来?我到哪去?”北大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让我如鱼得水,记得我几乎涉猎了我能接触到的所有中、西方的哲学门派:卢梭、叔本华、尼采、康德、黑格尔、沙特、佛洛以德、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犬儒主义……每一个门派都剧烈地冲击着我,这些哲学大师将我的思想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我似乎明白了好多。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冲击淡去,我又觉得自己还是一样迷茫,对于“我是谁?我从哪来?我到哪去?” 还是未能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一天天长大,又一天天变小,永远不明白人为什么活着”这句话,是我大学毕业时写在同学留言本里的赠言,它真实地记录了我当时的思想,和对人生的感觉。 中国气功热 成为一个像居里夫人那样出色的科学家,是我少年时期的理想。进入大学,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后,我开始思考:从爱因斯坦以后,科学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的飞跃;现今许多进步,都只是技术上的,而非科学上的。在新的世纪,科学如果能有什么进展,应该是在生命科学领域,因为表面上人类虽然可以上天入地,但对于自身的了解还是太少太少。我相信正因这种了解太少,才留给我们发展的空间。 也就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热,北 大生物系生命科学学院生理学教授、自然科学处处长陈守良和他的同事侯教授,从1979年中国出现耳朵认字的第一例,就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陈守良教授1979年 8月提出论文《关于人体一种特殊感应机能的调查报告》,发表在《自然杂志》2卷11期、12期。 他们本着严谨的科学态度,潜心研究 十几年,搜集大量第一手资料,钻研相关古籍,并合开了一门全校共同选修课“人体特异功能与气功研究”。我在研究生期间选修了这门课。两位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令我印象深刻,我至今还记得,他们谈到气功界出现弄虚作假的败类,败坏气功的名声,在讲台上气得发抖的样子。 我与同学一起参与过许多设计 得非常严密的实验。这些实验证明人体特异功能不但存在,而且在某个年龄还很容易被诱发。两位教授在北大附小四年级做过诱发手心识字功能的实验,结果60%以上的小学生都能被诱发出这种功能。他们还做过思维传感、意念致动、遥视、催眠等许多其他的实验。 大量的实验证明人体特异功能的客观存在,但在理论上,两位教授却无重大突破,上课讲授的主要是古藉中的记载。我记得他们老实对我们说,现在他们的能力还不足以提出人体特异功能为何存在的理论,所以一直致 力搜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期望为后人继续研究铺路。在科学上,这个阶段称做“唯象阶段”,即只搜集资料,不做解释。 后来出于科学研究的目的,我学练了好几种气功。每一种都很投入,每天都做笔记,记录练功体验。我想学习两位教授,积累一点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这些经历让我相信人体的奇妙,更加确信科学的下一次突破,一定是从生命科学领域取得。我也体认现有的科学理论,离真正透彻、圆满地解释这些现象,还太遥远了。 然而,不知从何时,我开始思考科学的社会作用。我认为,人类不应该为了发展科学而发展科学,科学的发展应该是服务人类,为人类谋求更大的幸福。诚然,今天的科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人类正享受着科技发展带来的舒适和便捷。但一千多年前的诗人陶渊明能写出“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而今天的流行歌曲在唱什么呢?“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我孤独”“我忧伤”“我寂寞”,古人在文学、音乐、美术作品中流露出的闲适、安宁、和谐、优雅和美好,今人不再拥有;今天人们内心充满了焦虑、不安以及对于未来和世界的不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空前地紧张,飞速发展的社会让每个人都拚命往前赶,旧的社会伦理和道德受到强烈的冲击,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后,新的平衡还来不及建立,就有新的问题出现…… 科学的发展究竟给人类带来了多少相对应的幸福呢?幸福应是人内心深处的感受,而不是人拥有了多少物质或技术。如果科学的发展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多幸福,我们还要科学干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科学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术数死胡同 我第一次接触的佛家著作,是用毛笔正楷手书的《金刚经》。当时借这本书是为了练字。当我一遍遍地临摹这本经书时,“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这些话像一团云雾在我的脑里飘来荡去,我试图去抓住这团云雾背后的东西,却总是差那么一点。 后来我又试图徜徉道家的世界,仔细阅读《道德经》等著作,老子、庄子那绝无仅有的东方智慧和圆熟,让我叹为观止。再后来,从上研究生起,我又对《周易》起了兴趣,买了许多参考书,煞有介事地钻研。这种痴迷一直持续到我分娩之前。 怀孕期间我一共起过三次卦,来预卜自己的分娩是否顺利。三次卦象都很凶险,但我并没有太在意,更没想过要怎样去回避,因为那时我怀着半研究半游戏的心情,还不明白应不应该相信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可以预测的?人的命运是不是出生时就已注定的?这些问题都很大,牵涉到整个宇宙观的问题,我暂时还做不了决定。 后来我分娩时真的出了事,差点命丧黄泉。这时我内心充满了对命运之神的惊怖和臣服,不得不相信冥冥之中一切确有定数。如果人的命运真的存在某种必然性,我们还能不能改变它呢? 困惑之际,我遇到了台湾道教协会理事长。他建议我研究奇门遁甲。我买了很多书照着演练,但很快就颓然而废了。在术数的迷宫钻了好几年后,我对这种繁琐和冗杂,突然感到一种深深的厌倦。 我很早就想过:整个宇宙有规律地运行着,大至星系,小至微观粒子,都有自身的运动轨迹,连烂泥巴我们都能写出它的分子式来,为什么独独就人的这个层次显得那么杂乱无章呢? 我相信宇宙之所以能够维持它的和谐与稳定,一定是因为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在遵循着某种共同规律,也就是说,宇宙中应该存在着一个终极真理,而这个真理应该是简单的。 正如释迦牟尼在苦修六年后,突然发现苦修不是道而决定放弃一样,我也认为想透过术数来认识宇宙的真理是徒劳的,也不是道,所以我也放弃了。我对于宇宙真理的探寻和人生的思考停滞不前,每天忙于应付日常事务,不再想这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但总体来说,我的世界观渐向佛家靠拢。我有一种模糊的感觉,觉得宇宙的真理一定是在这里。但那团“迷雾”的后面是什么?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