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铮《静水流深》（19）第四部劳教血泪 6 —— 第四章转化（1）-东亮山-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北京昌平8岁女孩高晶宇炼法轮功后白血病康复，遭迫害在惊吓中夭折（明慧网)

谨以此书献给走向未来纪元的人们
《静水流深》（19）第四部劳教血泪 6
第四章转化（1）

作者：曾铮

走向深渊

　　一夜未睡回到班里，忙碌的一天又开始。那天要开评奖会当场释放一批人，一早楼道的气氛便迥异平日，要走的人心都飞了，不走的人或多或少跟着兴奋。

　　我的头昏沉沉，又出现梦游的可怕感觉。搬着凳子正要走到礼堂去开会，一个警察突然说“从这里打住，后面的人向后转，回宿舍去。”原来那天的会规模空前地大，男所也来了人，临时发现礼堂装不下了。

　　如获大赦回到宿舍。楼里很安静，大部分人都去开会。李春说：“我给你看着队长，你在蒯炜的床上睡会儿吧。”

　　蒯炜的床在屋角，从外面看不到。“正常人”有时想偷懒，都是歪在她的床，请别人打个掩护。大白天睡觉是绝不允许的，抓到不得了。

　　我躺倒便睡，顾不得什么。想抓紧白天的点滴时间休息，预备晚上继续跟她们鏖战。她们真要长期熬我不让睡觉的话，唯死而已。

　　我睡得并不踏实，大白天睡觉毕竟心里别扭，又不能打开被子盖，身上凉嗖嗖的。劳教所的规矩很大，白天每个人的被子都得打得像豆腐一样四四方方。刚来时打被子技术不熟练，只能请别人打好，像供祖宗一样供着，摸也不敢摸，睡觉时拚命蜷着腿不敢碰，宁可挨冻，也不打开。

　　我迷糊了一会，朦胧醒来，发现身上盖了条大浴巾。这条浴巾是蒯炜的“宝贝”，三班就她一人有此“家当”。倒不是不能让家里送，关键是劳教所没地方放，床上除了一床被子什么都不准放，一个小物品柜两人合用，几件换洗衣物就塞满了，哪还有地方放别的？蒯炜为了这条大浴巾不知动了多少脑筋，把好多东西都寄放在别人柜子。

　　我心里充满感动，却再也睡不着。晚上，我做好被继续围攻的准备，哪知却“平安无事”，而且一连好几天都如此，好象所有人都将我忘了。

　　那些天正是国庆。劳教所虽没放假，但外面的全国人民都“举国欢庆”、放一星期长假，警察也轮流休假，劳教所里的哪根弦似乎稍微松了点。

　　谁曾想到，我竟会在这样“平安无事”的时候出了问题？

　　我觉得自己又走过一个大关，思想不由随着环境的松动略微放松。记得那几天食堂好象还改善两次伙食，有一次有人来参观，警察还装模作样将我们带到平时从未光顾过的四楼活动室“活动”一番，谁也没再提什么“转化”不“转化”的事。

　　在这样的空档中，进劳教所以来见到、听到和经历的一切，在我的脑海一幕幕流转。一个声音强烈地喊道：太黑暗了！太可怕了！这样下去，会毁多少人？而且毁的是一个个本来已修得很高的大觉者啊！那么多连生死都放下了的人，却给这套歪理“转化”到迷失心智，可悲地永远丧失未来。师父说过，一旦出现 “自心生魔”，就再也没救了啊！

　　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我要揭露这黑暗！我要制止这邪恶！我要挽救这些觉者！

　　我还没来得及想怎么才能出去，脑子就迅速盘算好出去后要做的一切：我见到的黑暗太多，我要写书，我要写一本书才能将这一切说清；同时我要出国，我要出国申请避难，我要见西方媒体，我要到联合国，我要去做人证，我要向全世界揭露这一切！

　　是的，我有能力做到这一切，我要去做这一切！

　　所有这些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全都盘算好了，但是，我怎样才能出去呢？

　　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一个声音，先生的声音：“你让她写个保证，哪怕口气松点，我也好想办法……。”

　　“写个保证”……我被这个声音吓了一跳，决定不理会它。

　　但是，接下来的几天，却怎么也压不下这个声音，它反复强烈地出现脑海，搅得我一刻不得安宁。身边的人事流转如常，我却苦苦挣扎于强烈想出去的愿望和一写“保证”就不配再做一名大法弟子的矛盾中，内心比受刑还难过万倍。

　　在激烈的交战中，周围的一切都凝固了，时光也不再流逝。环境清冷，我的心也很清冷。清冷的心中，一次次冷冷地浮现四个字：“舍我其谁？舍我其谁？”一种即将走向毁灭、即将与邪魔同归于尽的惨烈，冷冷地弥散空中。

　　终于，我决定放弃大法弟子的身分，放弃修炼、放弃圆满，来解脱那个我解脱不出来的矛盾。

　　我强行封闭大脑和感觉系统的某些部分，不去想自己未来生命的结局，开始权衡“转化”的“利”与“弊”：

　　首先是我这么做给法轮功带来的负面影响怎么办？他们肯定会利用我的“转化”去做宣传——我出去后就写声明，宣布这一切统统作废！我的书要能出来，更是对他们致命的一击！我造的业我一己承担！

　　给其他学员带来的思想混乱和压力怎么办呢？——能够坚定到现在的弟子都是了不起的，应该不会受我影响，就像我曾决心不受其他任何人影响一样，而且我可以找机会向她们说明我的真实动机。

　　李春和封玉兰怎么办？——就冒险告诉她们我的真实思想，告诉她们法轮功讲的是绝对的真理，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法轮功，我的想法她们应能理解。

　　让我去“帮教”别人怎么办？——嘴长在我身上，要怎么说还不是由我？实在不行我学着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对付……。

　　我挣扎许多天，无论如何下不了决心。

　　最后我终于找到一个缓冲的“折中”方案：先找中队长王兆，让她转告田永说我想见他，说服田永安排我单独见先生一次，再问先生有多大把握把我“弄出去”。假如他有把握，我就“转化”，没把握我就不“转化”——我绝不做“赔本买卖”。

　　这天一早，我听到王兆在办公室的说话声，决定依计而行。

　　我走在楼道里，步履比铅还重，心里是一万个一亿个不愿意。虽然我还没有打算说别的，但我骗不了自己：我在走向哪里？我生命的永远将走向哪里？我这样做究竟最终是破坏、侮辱法轮功的成分居多，还是能起起到的正面作用居多？我出去后能否做成我想做的？……种种问题的答案，我一概不知。我感觉不是走在楼道里，而是在万丈悬崖间走钢丝，随时都会掉下去，摔个粉碎。

　　我咬着牙昧着心，一步一步走下去。

　　王兆刚上班，正在擦桌。知道我的来意，不冷不热地问：干嘛你非要找田科长谈话啊？我们队里就没队长了吗？

　　我才意识到，我太不懂得人情世故。王兆四十岁左右，在原来二中队的中队长被派到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去学习“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经验”后，刚被提拔上来做代理中队长，正是急于立功好从“代理”升为正式中队长。我在入所队开“座谈会”那天问劳教所可不可以打人时，与田永一起盯着我看的那个女警就是她。

　　她的眉毛拔得细细弯弯的，颇有几分女人味，但眉毛下那双三角小眼暗含着刀一样的尖利和狼一样的凶险，又让人无法将她当作女人。她的嗓子永远都是沙哑的，因为她一讲话就是吆喝，嗓子早坏了。

　　我意识到王兆是想将“转化”我的“功劳”抢到她头上，我让她帮我找田永，无异缘木求鱼，但我也知道我想单独见先生的要求跟她讲她绝不会答应。从 “座谈会”那天她盯着我看开始，我就知道她防范我的心比什么都甚。进了二中队，她虽然从未找我谈话，但她那对三角小眼似乎永远都在盯我。而田永既自负又想装“斯文”，说动他还有可能。

　　我不知该怎么解释，只能坚持要见田永。她冷冷地说，知道了，回去吧。

　　从办公室出来，我对自己说：“天哪！天哪！我终于走出这一步！……”刹那间天眩地转，几乎要虚脱过去。

　　我赶紧靠在墙上。我感到所有的生命、所有的生命的精髓，瞬间离我而去。我变得只剩下一层空皮，软软靠在墙上，谁过来向我吹口气我就会像没人穿的衣服那样塌软在地……。

　　我靠着墙待了好长时间。楼道静悄悄地，一个人也没有。我暗自庆幸这会儿小哨不知去哪，没看到我那个比死人还可怕的样子。我终于决定往回走时，发现我没有力气离开墙，横跨不到两米宽的楼道，按规定顺着楼道的右边回到班里。我只好顺着左边，扶着墙一步步捱回去。十几米的距离，像走了好几年……。我像得了神经病一遍又一遍在心里念叨：“我‘转化’了、我‘转化’了……。”

山东潍坊法轮功学员李秀珍演示在济南监狱所受迫害：连续28天不话睡觉，睁不开眼时，被人性全无的恶人就用胶带纸粘在眼眶周围上下上拉扯，或用扫帚棒支起眼皮。（明慧网）

　　两天后，田永找到我。我告诉他我想见先生，他问什么事，我说我有点新想法，想跟他商量。他问我什么新想法？是想“转化”吗？

　　我没吱声，也没否认。他望着我的脸，表情复杂地说：“你真行啊，这么大的事脸上居然不挂相。”

　　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劳教所里最初被“转化”的那些人，有许多在被“转化”的刹那，都会有很激烈的反应，要么狂笑，要么大哭。一个人用了生命去选择的信仰，突然之间崩溃，那瞬间的反应非常可怕。因承受不了肉体折磨而“转化”的人，一般是万念俱灰的样子。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淡淡对他说，我已经痛苦过了，你没看见。

　　他狐疑地看了半天，知道再问什么我也不会说。他算计了算计，顶多见一面还是不“转化”，也没什么可损失的，于是不出我所料答应了。

　　第二天一早，我又被叫到办公室，这次田永和王兆都在。

　　田永有点讪讪说，考虑到对我负责，让我将来出去后学会独立生活，队长考虑再三，决定不让我见先生。“三十多岁的人了，什么事不能自己决定，还要找你爱人商量？”

　　我一听就知道一定是王兆在田永面前捣鬼。她不放心我。

　　王兆用她尖锐的眼睛盯着我问：“你告诉我，你有什么事不能跟队长讲、非要跟你爱人商量呢？”

　　我不会撒谎，可我又不能讲真话，四只刀一样的眼睛一眨不眨逼问着我，我一急，不知怎么就哭了出来。

　　我这一哭，田永笑了。他找我谈过那么多次话，每次都是稳操胜券而来，一无所获而去，只有我将他驳得哑口无言，哪有我被他逼得哭鼻子的时候？这不是“转化”了是什么？

　　田永胜券在握，“大度”地说，我们也不难为你，再给你一天考虑，明天再找你谈。

　　我再度虚脱般回到班里。李春已知道我全部“秘密”，我去找王兆前曾对她说，我告诉你这些，等于将命交到你手里，我信任你，但更主要的是我不想毁了你对法轮功的信仰，因此必须跟你讲清楚我为什么要“转化”。她听着这一切，出现一种从未有过既凝重又担忧的表情。

　　这时她看到我的泪，担心地问我谈得怎样，他们让不让你见？

　　我如实说了，并说自己还没松口，什么也没说，他们让我再考虑一晚，明天再找我。

　　李春拉着我的手，满脸担忧和畏惧，对我说：“你可是想好了……。”

　　我知道她在担忧什么。她太了解劳教所了，她担忧我的真实思想被他们知道了，一个“欺骗队长”的名义就足以治我死罪。

　　晚上上床时，我决定再好好想想，现在还来得及收回决定。谁知我什么都没来得及想居然睡着了。也许白天的交战让我油尽灯枯，也许长期的睡眠不足使我丧失意志力，又或许是我的思维被抑制了，所以在这样重大的关口，我竟莫名其妙睡过去。

　　第二天一起床，李春便告诉我，她为我担心，一晚都睡不着，临起床前迷迷糊糊做恶梦。她梦见张蕾杀了人，却诬陷在我头上，警察要追杀我，她带着我到处躲。警察抓不到我，就抓了蒯炜抵数。第二天开庭审蒯炜，她和我偷偷去看，却发现法官原来就是凶手张蕾！

　　我一边打着被子，一边想她这梦是什么意思：法官就是刽子手，倒很有点象征意义；可为什么蒯炜会被抓去抵命呢？是我害了她吗？突然，一种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巨大恐惧从无比深、无比远、又无比近的地方狂袭而来，让我差点扔下手中的被子狂奔去找王兆，对她狂呼：“不！不！我不‘转化’！……。”

　　我吓出一身冷汗，两手死抓住被子，好容易才抑制住冲动。

　　白天我坐在班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仔细去寻找那个巨大恐惧的来源。很快我便认为找到了：我是在怕承担不了破坏大法的罪，怕下地狱、怕形神全灭……。

　　于是我强行说服自己：不，我不能因为怕自己得恶报就不去做我想做的事。

　　当晚，我终于写下那份我给它取名为“新安所的新认识”的“思想汇报”。在兜了一万多个圈子，来到我必须要说那句话的地方时，我的心拚死抵制大脑的命令，而我的笔终于为二者找到一个妥协，将那句话写成了“不再习练‘法轮功’”。

　　写完这句话，我有些恶心，也有些满意。政府不承认法轮功是修心性的，所以总称法轮功修炼者为“‘法轮功’练习者”。我对自己说：“我‘习练’过‘法轮功’吗？从来也没有，我是‘修炼’，而非‘习练’。我没有说假话。”

　　这时劳教所因为规模扩大，已从原来“天堂河劳教所”的一个大队升级为一个独立的劳教所，重新命名为“新安”。

　　 “不再习练‘法轮功’”的“保证”交上去，我像死了好几回，又像被扒了好几层皮。摆在面前的头一个问题是，我突然发现不知该怎么活了，或者说，我不知怎样才能适应自己身上的“新标签”。如果我还像以前那样时时处处以一个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岂不正好印证那套转化歪理，即“转化”之后照样能做好人。我不想成为一个“转化”的好人，那只能给新来的学员更大的思想混乱；可是，如果我不做一个“转化”的好人，难道做一个“转化”的坏人？我已经知道好的标准，又怎能有意放纵自己？

　　混乱好一阵，我终于决定，除了不去推翻那个“保证”，其他各方面还像以前一样要求自己。这样，等我出去声明我今天所写的一切作废时，这里的警察、 “正常人”和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回想我今日在此的表现，也许会想：她当时各方面挺不错的，是个好人呀。这样的好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看来这法轮功还是有道理。

　　又不知哪一天，一觉醒来，一个思想以闪电的速度从脑海最深处出现：我还能修炼！我还能修炼！……

　　是的，我还能修炼，因为我想修炼，因为我生命的每个细胞都已经习惯修炼，因为事实上我已经无法不修炼。张青在一份思想汇报曾这样写道：“修炼是我唯一的生存方式”，我看到这句话时眼泪一下就流出来。是的，修炼也是我唯一的生存方式，是我生命最深层的需求。

　　是的，法还在我心中装着，老师的话我一句都没忘。不管我曾做了多大的错事，我想变好谁能挡得住？

　　老师还讲过，大法的圆融性就体现在能把不好的事变成好事。这么大的法，宇宙大法，一定能将我做过的一切圆融。

　　曾经失去的生命，曾经失去的生命的精髓，又静悄悄从心底生出，瞬间充盈我的全部。没有震动，没有惊讶，我自自然然、平平静静仿佛又回到“转化”之前。

　　至此，我以为我已将我的“转化”“圆融”了过去，往后还可继续照此“圆融”。十六个月后，当我终于意识自己错了，并且错得有多么可怕、多么可耻时，我流着滚烫的眼泪失声痛哭，心中发誓一万次，如果将我再置于同样的环境，打死我我也绝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当我从最初的痛悔和羞愧中冷静下来，我又客观地看到，如果说刚开始我还明白写了保证自己就再也不配称是大法弟子了，从这一刻起，我才真正跟那些我一直为之痛心疾首的被“转化”人员一样，开始亵渎大法和修炼的神圣内涵。我自以为还在按大法修炼，但身上背着的却是被“转化”者的标签。这种“来源于大法却不能证实大法”的行为，是对大法最严重的亵渎和背离。但这一种偏离是如此的微妙，以至于将我蒙在鼓里整整十六个月。

　　在＜佛性与魔性＞这篇经文中，师父曾谈到宇宙一定空间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物质，“从上到下、从微观至宏观贯穿到一定的空间”，越往下对立性越明显，从而形成了相生相克的理，表现出善与恶、正与邪、好与坏的对立。

　　根据这个道理，越往上，两种物质的对立性可能就越不明显，佛和魔、佛道和魔道、真理和谬误，某种时候可能就只差半步。

　　修炼中还会有一些生死大关，却不一定表现在这个空间，或以你能预料的方式出现。一念动错，即可能在劫难逃，万世不复。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连坐七七四十九天时，以无上定力降服了万千外魔，最终才能证得正果。修道之人在采药炼丹的紧要关头，也会出现虚化幻境，放不下色的看到美男，杀人越货为躲牢狱之灾才出家避难的，会遇到乡亲告诉他，新皇登基天下大赦……。一念动错，幻境不再，幡然醒悟时，机缘可能永失。最可怕的是魔心渐起时，你却不察觉。

　　怕酷刑的，毒打你；法理不清的，用歪理绕你。我历经这些考验，然而当受到“为了大法、为了揭露邪恶”的“好处”诱惑时，终于也迷失了心智。

　　我的漏在哪里呢？在于一颗做事的执著心。在我写了离婚书舍家出走，带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往前冲，到处去与功友交流的那段时间，我舍尽世间有形的一切，紧接着生出一种做事的执著。看到越来越多像我以前一样不知该不该走出来护卫大法的功友，听了我的发言也决定走出来后，无形中我又将自己视为这次“运动”的“领袖”。只是这些执著很难察觉，又夹杂在我一往无前的气概和决心中，不但我自己看不到，也使隐隐感觉我有点不对劲的功友，不知该怎么告诉我。

　　因为我起了自己是“领袖”、自己特殊、跟别人不一样的心，从拘留所“孤立”我，再到劳教所将其他坚定的弟子都下集训，而将我独自留下的安排，都是为了加强和放大我的执著，以便最终引我走向毁灭。当我坐在楼道权衡着“转化”的“利”与“弊”，冷冷地一个个打量还在坚定的弟子，心中对自己说“舍我其谁” 时，我没有察觉我的自大成狂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

　　从高中起，我就开始担心保不保得住“第一名”；修炼后，我虽然在常人中的名利心很淡，却不知从何时开始算计起自己在修炼中的“得失”与“成就”来：我是北京市第一批大面积被判劳教的、我是第一批到调遣处又第一批离开的、我的文章上了《人民日报》、北京市一级领导都知道我的名字……，我甚至连自己在离开调遣处时是排在队伍的第一名、到了劳教所这边又是第一个被警察叫去谈话…这样的事也注意到了。我算计着自己得了多少个“第一名”，算计来算计去，终于把自己算计成“第一个”发明出又一种“转化”歪理的人。

　　正念不足、分不清自我和学法时存在的“漏”也是重要原因。当我陶醉于自己像武功“高手”那样一招一式、一一对应识破肖雨所有的“转化”歪理时，我没有想到，其实一正压百邪，正念一出，邪魔自灭，哪里用得着一条条分析那些歪理错在哪里才能再次坚定？那个远远飘来让我“写个保证”的声音，并不是我自己的思想，“揭露邪恶”在此时也不过是个诱饵，我却受了它的诱惑。

　　在此之前我已悟到，知识分子学法时若把法当作理论去“抠”，就一定会出问题，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存在着同样的漏，只不过更为隐蔽，在应付完肖雨后，靠“理论”上将邪恶“驳倒”的“办法”就已走到了头。

　　包括在一次次与田永“斗智斗力”时，我难道就没有在神的清醒和智慧外，夹杂人的机巧和显示？

　　一个更可怕的变异是，我认为我已经过了种种关，一切考验都经过了，生死也放下了，因此那些怕心没放下的人不可以这么做，我却可以；因为我过关了，达到标准了，再待下去就是浪费时间。

　　这是一种再典型不过的“自心生魔”。哪个宇宙中的生命可以说自己不再遵循宇宙的法理？当李春的梦让我感到巨大的恐惧，一定有亿万个生命在看不见的地方一齐向我椎心哀告，才能构成我那样巨大的恐惧时，我没有想到那是我生命本性给我的警示。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敬畏天理。

　　其实，我就真的那么坦然、那么“不动”了吗？在被通宵围攻的那个晚上，我曾趁上厕所之际托郝英出去后告诉我先生，她们要开始整治我了，让他赶快想点办法，反正我是死也不“转化”的……。

　　我没有意识到，其实我已经在怕了，我在怕那不能睡觉的滋味。那种刻骨铭心的恐惧从我差点成为“白痴”那天起就已深植在心。那么也许前面种种“考虑”和“权衡”，不过是掩盖自己恐惧的自欺欺人而已。

　　这真是“针对人的一切心，一切执著，全面无漏地、瓦解式地检验”（注）啊！所有尚未修正的变异和新生出来的执著，都在此时暴露出来起著作用，推波助澜将我领向邪路。而没有能够坚定正念，是我，也是其他许多修炼人在劳教所最惨痛的教训。

　　在我跟李春谈我预备“转化”时，她的第一反应就是：你一“转化”她们准保得给你调班，我不想跟你分开！

　　一转化就调班，已是二中队惯例，以配合实行“人以群分”和“各个击破”的政策。可是我的“保证”交上去好几天，二中队却死气沉沉一点动静都没有，既没有预期中的调班，也没大张旗鼓宣传我这个老“顽固”终于被“转化”，甚至谁也不知道我“转化”似的。我有些奇怪，却没多想。反正我既不愿与李春分开，更不愿和其他“转化”的在一起。

　　过了没几天，三班新调来一个叫傅来的人，说是刚“转化”不久从集训队回来的，劳教期就要到了，过不了一个月就该回家了。

　　傅来一进三班，我就暗暗叫苦，因为她总要找我“切磋”思想，要跟我探讨法轮功“邪”在哪里。

　　这天田永陪着一个“来宾”进了三班，不无得意将我介绍给来宾：“这就是北大毕业的高材生。”

　　 “作为一个公民，应该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他们刚一出门，一直凝神倾听的傅来开口了：“你倒挺会说的啊，‘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那我问你，法轮功是不是邪教？”

　　热血一下子冲上我脑门。我用几乎是吵架的口气回敬她：“我说是不是邪教有什么用？政府说他是邪教！”

　　傅来还想说什么，李春眼看我要“露馅”，急忙打断：“你们俩都别说了！快听！外面有人在说什么？”

　　我立刻意识自己又错了，又动了情绪和气恨。她说什么是她的事，我的心不能被带动，更不能以吵架的语气跟任何人说话。

　　没人时，李春偷偷对我说：“你可小心点啊。‘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说不定她是队长派来卧底的，别让她到队长那儿去给你扎针。”

　　 “扎针”是向警察告密。“正常人”最恨这种人，有什么事宁可互相打破头，也不愿被人到警察那儿扎针。

　　又过了两天，封玉兰被叫到办公室，王兆咬牙对她说：“我告诉你，曾铮她转化了吗？她没转化！她跟你一天到晚一起嘀咕些什么？你不说我电死你！”

封玉兰居然没有害怕，还是以她特有不紧不慢的语气说：“没嘀咕什么。人家是研究生，我是个文盲，有什么可嘀咕的？就是有时候我毛衣不会织问问她。”

　　 “就只说了这些吗？她没跟你‘弘’过‘法’吗？说！法轮功是什么？”

　　封玉兰告诉我这些时，我并没怎么在意，直到有一天……

　　那是个中午，楼道电话铃响起。接电话的警察叫：“所里来电话，把没转化的人名字报上去！”

　　保管档案的警察对着话筒高声说：“二中队没转化的有：白莲、周杰、王蓉、曾铮、……”

　　我的心一下子沉下去，恼丧得恨不能一头撞死：她们真的算我“没‘转化’”！我已经将原则出卖得不能再出卖了，搞了半天还算我个“没‘转化’”！

　　整个下午，我的心像被一个大碾子一点一点碾着，胸腔塞满了脏东西似地出不了气，快憋死了一般难受和恶心。一个声音一遍接一遍在我耳边嘲笑着：偷鸡不着蚀把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