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卷

共產革命、農民造反與中國共產黨

　　如果我們已經在事實上和理論上澄清了中共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陰謀性質和特殊功能，那麼，如果我們還能夠將毛澤東和王明圍繞着真統戰抗日和假統戰抗日的黨內鬥爭厘述清楚，則中共所高喊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究屬真假的問題，就會顯得格外地清楚和明白。

第一、王明回國的原因及其堅持的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一、王明回國的原因
　　前文已經敘述了蘇俄是怎樣命令中共從“反蔣抗日”走向了“聯蔣抗日”的。但是，一向聽命於蘇俄的毛澤東和中共，卻在對外高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同時，對內製定、並推行了一條假抗日、真擴張的陰謀統戰路線。顯然，這條陰謀統戰路線很快就引起了斯大林的強烈不安。由於莫斯科需要中國的抗戰來解除日本對它的威脅，由於莫斯科不相信中共能夠在短時期內獲得抗戰的領導權，由於莫斯科認為蔣介石政府有了英、美、蘇的支持，即便不能打敗侵略者也能拖住日本，因此，斯大林才會擔心毛澤東以獨立自主為核心的陰謀擴張路線會惹怒蔣介石，從而造成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破裂，內戰的爆發和中國抗戰的失敗，從而陷蘇聯於兩面作戰的境地。多年以後，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若夫在他寫給毛澤東的信中就曾指責說：“中國共產黨內的情況令我擔憂……根據我了解的一切，我認為，縮小同外國占領者鬥爭規模的方針，以及明顯地偏離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方向，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在中國人民民族戰爭期間，這樣的方針有使黨脫離人民群眾的危險，會有害地造成內戰的加劇……”所以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為使中共不破裂統一戰線，為使中共服從蔣介石的統一指揮，為加強中共對共產國際政策的貫徹，乃決定派遣王明回國。斯大林在王明歸國前還接見了王明一行並指示說：“不要害怕共產黨人會淹沒在民族解放的汪洋大海中，共產黨人應該積極地參加到民族解放鬥爭中去。”⁶⁷

二、王明真統戰和真抗日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張國燾在《回憶錄》中曾指明，王明回國以後之所以堅持真統戰和真抗日之民族統一戰線的根本緣由，其一是為了救國，其二是為了保衛蘇俄免受日本的侵略。他說：“他首先指出現在抗戰，確是中華民族存亡絕續的關鍵，國民黨既已積極抗戰，中共便應主動地與之密切合作……如果中國能夠充分擴大抗戰力量，給日本以長期的抵抗，這樣將使日本無力向蘇聯進攻，對國際無產階級的革命前途大大有利。”⁶⁸ 王明真統戰和真抗日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在政治上和理論上認為“抗戰高於一切”。一九三七年三月，王明即在莫斯科發表了“救中國人民的關鍵”一文，稱：“救中國人民的關鍵是將中國人民的所有力量團結成為反日民族統一戰線，首先就是要使國內兩個具有決定意義的有組織的政治力量（即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抗日救國的共同綱領上實行合作。”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一回國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稱：“今天的中心任務，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⁶⁹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結束後，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指出的那樣，鑑於寇深禍重和對於毛澤東假抗日、不抗日的不滿，並且“深怕我黨領導的革命力量的發展引起蔣介石不滿”，王明又寫作並發表了“挽救時局的關鍵”一文，指出：“目前挽救時局的中心關鍵，在於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更加團結。”而“團結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唯一正確方案，便是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稱，“要更加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首先就必須鞏固與擴大我國兩大政黨 —— 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親密合作”。王明認為，更加鞏固和擴大兩黨合作的障礙，在於有一些人“忘記了抗日是目前民族統一戰線的最主要的共同綱領，忘記了以抗日與否來劃分友敵的最主要標準……忽略了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的言行準則……”。王明甚至在該文中真誠地指出：“國共兩黨都是中國一大部分優秀進步青年的總匯……國民黨中也沒有什麼法西斯蒂派……國共兩黨應該互相監督、共同負責、共同發展、共同勝利……共同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
　　一九三八年三月政治局會議之後，由於王明看出了建立真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要障礙，是由於毛澤東為中共制定了一個假抗日、真擴張的陰謀“統戰”策略，已經並正在得以貫徹和執行。因此，王明才又纂文指出：“統一戰線的核心在於國共兩黨的一致性，無論政治路線還是軍事路線，中國共產黨都不應該過多地強調自己的主張。”⁷⁰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當毛澤東所制定的陰謀“抗戰”策略已經得到強行貫徹，抗戰陣營就要面臨着公開分裂的危險之時，針對毛澤東在全會上一再地批評他“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錯誤”，王明要求作了題為“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堅持持久戰爭取最後勝利”的長篇發言，仍然堅持“一切為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強調要“對友黨、友軍採取大公無私，仁至義盡，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幫助，互相尊重，互相友愛，共同工作，共同發展，同生死、共患難，禍福與共，相依為命的工作方法和方式。”
　　其二、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式和內容上堅持兩個統一的理論。也就是“統一的國防政府和統一的國防軍隊”理論。所謂統一的國防政府，就是指以中華民國政府為統一的抗戰政府；所謂統一的國防軍隊，就是指以國民革命軍為主體的統一的抗日軍隊。王明說：“全中國統一之國防政府的建立，全中國統一的國防軍隊的創造，全中國人民的抗日救國大團結的開始形成，這就是保障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的最主要條件。”⁷¹ 由是，王明又指出：“關於蘇維埃問題，共產黨員和優秀的國民黨員的了解是：變蘇維埃政權為一般民主的政權，而且，這個政權將其活動同意於全中國統一的中央政府。”“對於紅軍問題，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員中的愛國志士的了解是：改紅軍為國民革命軍……這種軍隊在反對外敵的共同鬥爭中，為執行總的軍事計劃，應當服從統一的軍事指揮。”⁷²
　　在中國的全面抗戰已經爆發四個月之後，王明承認：“中國正在成為統一的和有組織的國家。”“在中國，已經在國民政府的基礎上建立了全中國統一的國家政權。”“已開始建立全中國統一的國民革命軍。這種統一的國民革命軍已經有統一的軍事行動去反對共同的敵人，這就是建立真正全中國統一的軍隊的基礎已經有了。”⁷³
　　中共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之後，王明立即起草了《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宣言提出：自蘆溝橋事變以來，“開始形成了我統一的國家政權和統一的國家軍隊”。而且要進一步建立“有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的有足夠數量的有新式武裝的和政治堅定的國防軍隊”。
　　由於王明堅持“兩個統一”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理論，所以，當他發現毛澤東堅持不聽從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總部的指揮，堅決不打大仗、硬仗、運動仗，卻一意要貫徹他的所謂山地游擊戰時，王明曾一再地要求“必須堅決確定廣泛實行以運動戰為主、而輔以游擊戰、配合以陣地戰的戰略方針”。⁷⁴ 而當他發現毛澤東以山地游擊戰為掩護，實際只是想建立敵後非屬於中央政府的中共分裂政權時，王明則明確地指示：“在八路軍收復的晉察冀邊區三十幾個縣中，一切行政系統與人事問題，都要事先徵得戰區司令長官和中央軍事委員會及國民政府的同意和批准。”⁷⁵ 毛澤東和他的中共自然不會聽從他。
　　其三、王明承認國民政府、國民黨和蔣介石在努力堅持抗戰救國和民主建國。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王明在“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二十周年與中國人民的對日作戰”一文中說：“中國以前是不斷的內戰，現在是和平統一了……現在中國人民和軍隊已在五省和上海區域，進行了將近四個月的英勇的全國武裝抵抗了。”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中共的政治局會議上，王明曾明確指出：“雖然中國的政治制度距民主共和國的制度還遠，但人民開始有了充分的民主自由……中國的政治制度已經開始了民主化。”
　　一九三八年三月，同樣是在中共的政治局會議上，王明在他的先後兩次發言中曾一再地指出：“應該承認國民黨現在政府和軍隊中均居於領導地位，為我國第一大政黨，國民黨二百萬軍隊是抗戰的主力。”⁷⁶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王明在漢口會見美國《合眾社》記者白德恩時，又稱：“中國共產黨對國民政府積極抗戰的政策表示滿意，中國共產黨極力幫助和擁護領導抗戰的國民政府。”“國民政府軍事委員長蔣介石先生精明堅決，雄才大略，才能勝利領導全國抗戰。”
　　中共黨史專家嗣後在按照毛澤東的調子批判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時，曾指責王明在自己的發言、報告和文章中，“極力美化蔣介石、國民黨、混淆抗日營壘的政治分野”。⁷⁷ 中共黨史專家的指責，明確地表達了毛澤東和他的中共，就是要公然地將真正堅持了抗戰救國的國民政府、國民黨和蔣介石，誣陷為不抗日的政府、政黨和領袖。

二、毛澤東和中共對王明“右傾投降路線”的讓步、抵制、批判和鬥爭
　　當王明帶着莫斯科的指示，斯大林的旨意，還有他對蘇俄的忠誠和對自己祖國抗戰前途的關心，企圖改變毛澤東已經制定和中共已在執行的陰謀統戰策略，並希望用真抗日和真統戰來矯正毛澤東和中共的陰謀擴張路線時，他的遭遇將可想而知。然而，王明畢竟是斯大林派回來的人物，畢竟帶着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指示而歸，畢竟在黨內有一定的影響，而他的真抗日和真統戰的理念，又畢竟能夠與黨內一些愛國良知尚未徹底泯滅的黨人，尤其是一些有着抗日榮譽心的軍事將領，一拍即合。因此，分歧既不可免，勝負也就難有定算。它無疑將取決於實力，取決於王明和毛澤東個人之間抗爭的結果，更取決於中共黨人的群體政治、文化素質。
　　其一、分歧的出現和性質。誠如中共黨史專家們所言，“王明回國，給中國共產黨帶來了嚴重分歧。因為王明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是涉及到共產國際的方針、政策的問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就必不可免地要同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進行嚴肅的鬥爭……因為黨內的一批軍事幹部自洛川會議之後，就對洛川會議確定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原則等問題與毛澤東發生了分歧”。因為“面對日軍的猖狂進攻，有一些軍事指揮員和中央負責人對毛澤東的這一方針難以理解。他們渴望打大仗、打硬仗，主張把運動戰與游擊戰結合起來，配合國民黨軍隊打幾個硬仗，來提高抗日軍隊的士氣和振奮全國民心。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恰好與黨內這些同志的願望相結合，傾向於王明的主張”。⁷⁸
　　這便是分歧的由來和基礎。而最能夠說明這一分歧的性質的，莫過於彭德懷在《自述》中所寫下來的這一段話：“我認真聽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話，相同點是抗日，不同點是如何抗法。王明講話是以國際口吻出現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於一切，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會議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覺回去不好傳達。”⁷⁹ 顯然，彭德懷的話既含蓄，又明確。明確在他指出了王明的基本精神是抗日高於一切；含蓄在他指出會議的精神不一致，回去後不好傳達，因為毛澤東和王明的講話不一樣。這便是分歧的根本所在。
　　其二、毛澤東假讓步和王明缺少政治鬥爭經驗。據中共黨史專家稱，雖然“在十二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仍然強調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堅持游擊戰方針……但在參加會議的多數同志贊成王明主張的情況下，毛澤東在王明指出的‘國共兩黨共同負責’的意見方面，也適當做了調整和讓步。”然而，毛澤東的讓步是假的，是害怕局面發生急轉的一種策略。 “吃了不少洋麵包的王明不但對於中國的國情了解得太少，對於毛澤東的高超領導藝術也估計得太低”。因為作為“勝利者的王明不僅沒有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做成一個決議……在三月政治局會議上仍然沒有形成決議”。再加上王明兩次會後都去了武漢，並在武漢擔任長江局領導工作，坐鎮中央的仍然是毛澤東，所以，“在實際上，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也只在局部發生影響，全黨執行的仍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⁸⁰ 由是，毛澤東表面上的讓步，卻換來了在實際上對王明路線進行抵制的勝利。
　　其三、毛澤東對王明路線開始反擊和王明路線的失敗。毛澤東假抗日真擴張之陰謀策略的貫徹和勝利，不僅大大增強了中共的“革命力量”，也大大地增強了毛澤東在黨內說話的資本。有着“高超領導藝術”的毛澤東，終於可以不必再擔心王明路線在黨內對他的威脅了。用中共黨史專家的話來說，就是“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召開前，中國革命的發展（按：不是中國抗日的發展），已經決定王明不能在中共‘七大’登上總書記的崗位”。⁸¹  由是，毛澤東終於在六中全會上開始了對王明真統戰抗日路線的公開批判和反擊。毛澤東批判王明“只知道聯合國民黨，而他的正確主張是對國民黨一面聯合，一面鬥爭”。毛澤東總結他和王明的分歧說：“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是要獨立自主還是不要獨立自主？在戰爭問題上，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還是運動戰？”毛更在對會議的總結中指出：“總之，我們一定不要破裂統一戰線，但又絕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因此不應該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如果解釋為一切服從蔣介石和閻錫山，那也是錯誤的。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⁸²
　　其四、毛澤東和中共對王明真抗日和真統戰“罪行”的清算和鬥爭。四十年代伊始，毛澤東在延安開始了著名的整風運動。在這一場長達四年半的政治清洗中，王明終於被毛澤東送上了被批判和被鬥爭的舞台，終於變成了毛澤東最大的異己分子，他的真抗日和真統戰的路線亦終於被冠上了“右傾投降主義”的桂冠，王明本人更被鬥爭折磨得痛苦不堪。特別是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共產國際的解散，又在 “客觀上為中國共產黨徹底肅清王明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的影響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所以，即便是季米特若夫寫信給毛澤東，指責他“現在進行的反對王明和周恩來的運動在政治上是錯誤的”，也已經毫無作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了“關於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機會主義錯誤的指示”。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又發出了“關於反對統一戰線中的機會主義的指示”，從此將王明宗派定為反黨性質。其四條罪行：一是反對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詳見下章）；二是迷信國民黨；三是反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四是主張運動戰，反對游擊戰。王明終於為他的真抗日與真統戰路線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王明的悲劇在於：當他作為一個只認蘇俄不認祖國的第三國際共產黨員時，他一整套錯誤的、甚至是賣國的思想路線，不僅在中共黨內占了上風，而且為祖國製造了極其深重的災難，也為他的黨埋下了失敗的種子；而當他於全面抗戰開始之際，因蘇俄的派遣而回國以後，他雖然既認宗他的“工人階級祖國”，也認宗他的苦難的民族，並為了執行蘇俄的命令和要真心地抗戰救國，而提出了一整套真抗日和真統戰的正確路線。然而，他非但沒有成功，反而被指責為一個“右傾投降主義者”，成為毛澤東和中共清洗的對象，並在歷經被批判和被鬥爭的痛苦後再一次逃往蘇聯，直至客死在他那個“工人階級的祖國”，並最終地和他的俄國戰友們迎來了整個共產革命失敗的歷史命運。
　　王明的悲劇還在於，直到他死後，在他自己的祖國和他自己的黨內，都沒有人承認他一生當中唯一一次正確的思想和路線，這就是他在抗戰期間所堅持的真抗日和真統戰的正確路線。以至於直到今日，他所曾隸屬的那個黨的歷史學家們，仍然在批判着他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詆毀着他一生中曾唯一正確的愛國思想和愛國事業。這雖為王明一己的悲劇，更為中共全體的政治本質和文化素質所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