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卷

共产革命、农民造反与中国共产党

　　如果我们已经在事实上和理论上澄清了中共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性质和特殊功能，那么，如果我们还能够将毛泽东和王明围绕着真统战抗日和假统战抗日的党内斗争厘述清楚，则中共所高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究属真假的问题，就会显得格外地清楚和明白。

第一、王明回国的原因及其坚持的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王明回国的原因
　　前文已经叙述了苏俄是怎样命令中共从“反蒋抗日”走向了“联蒋抗日”的。但是，一向听命于苏俄的毛泽东和中共，却在对外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对内制定、并推行了一条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统战路线。显然，这条阴谋统战路线很快就引起了斯大林的强烈不安。由于莫斯科需要中国的抗战来解除日本对它的威胁，由于莫斯科不相信中共能够在短时期内获得抗战的领导权，由于莫斯科认为蒋介石政府有了英、美、苏的支持，即便不能打败侵略者也能拖住日本，因此，斯大林才会担心毛泽东以独立自主为核心的阴谋扩张路线会惹怒蒋介石，从而造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内战的爆发和中国抗战的失败，从而陷苏联于两面作战的境地。多年以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若夫在他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就曾指责说：“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令我担忧……根据我了解的一切，我认为，缩小同外国占领者斗争规模的方针，以及明显地偏离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方向，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民族战争期间，这样的方针有使党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会有害地造成内战的加剧……”所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使中共不破裂统一战线，为使中共服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为加强中共对共产国际政策的贯彻，乃决定派遣王明回国。斯大林在王明归国前还接见了王明一行并指示说：“不要害怕共产党人会淹没在民族解放的汪洋大海中，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⁶⁷

二、王明真统战和真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曾指明，王明回国以后之所以坚持真统战和真抗日之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缘由，其一是为了救国，其二是为了保卫苏俄免受日本的侵略。他说：“他首先指出现在抗战，确是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关键，国民党既已积极抗战，中共便应主动地与之密切合作……如果中国能够充分扩大抗战力量，给日本以长期的抵抗，这样将使日本无力向苏联进攻，对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大大有利。”⁶⁸ 王明真统战和真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政治上和理论上认为“抗战高于一切”。一九三七年三月，王明即在莫斯科发表了“救中国人民的关键”一文，称：“救中国人民的关键是将中国人民的所有力量团结成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就是要使国内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即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上实行合作。”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一回国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称：“今天的中心任务，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⁶⁹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结束后，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指出的那样，鉴于寇深祸重和对于毛泽东假抗日、不抗日的不满，并且“深怕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引起蒋介石不满”，王明又写作并发表了“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指出：“目前挽救时局的中心关键，在于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更加团结。”而“团结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唯一正确方案，便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称，“要更加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就必须巩固与扩大我国两大政党 ——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亲密合作”。王明认为，更加巩固和扩大两党合作的障碍，在于有一些人“忘记了抗日是目前民族统一战线的最主要的共同纲领，忘记了以抗日与否来划分友敌的最主要标准……忽略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言行准则……”。王明甚至在该文中真诚地指出：“国共两党都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国民党中也没有什么法西斯蒂派……国共两党应该互相监督、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共同胜利……共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一九三八年三月政治局会议之后，由于王明看出了建立真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障碍，是由于毛泽东为中共制定了一个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统战”策略，已经并正在得以贯彻和执行。因此，王明才又纂文指出：“统一战线的核心在于国共两党的一致性，无论政治路线还是军事路线，中国共产党都不应该过多地强调自己的主张。”⁷⁰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当毛泽东所制定的阴谋“抗战”策略已经得到强行贯彻，抗战阵营就要面临着公开分裂的危险之时，针对毛泽东在全会上一再地批评他“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王明要求作了题为“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仍然坚持“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强调要“对友党、友军采取大公无私，仁至义尽，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的工作方法和方式。”
　　其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和内容上坚持两个统一的理论。也就是“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国防军队”理论。所谓统一的国防政府，就是指以中华民国政府为统一的抗战政府；所谓统一的国防军队，就是指以国民革命军为主体的统一的抗日军队。王明说：“全中国统一之国防政府的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队的创造，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大团结的开始形成，这就是保障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最主要条件。”⁷¹ 由是，王明又指出：“关于苏维埃问题，共产党员和优秀的国民党员的了解是：变苏维埃政权为一般民主的政权，而且，这个政权将其活动同意于全中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对于红军问题，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中的爱国志士的了解是：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这种军队在反对外敌的共同斗争中，为执行总的军事计划，应当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⁷²
　　在中国的全面抗战已经爆发四个月之后，王明承认：“中国正在成为统一的和有组织的国家。”“在中国，已经在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建立了全中国统一的国家政权。”“已开始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这种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已经有统一的军事行动去反对共同的敌人，这就是建立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军队的基础已经有了。”⁷³
　　中共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之后，王明立即起草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宣言提出：自芦沟桥事变以来，“开始形成了我统一的国家政权和统一的国家军队”。而且要进一步建立“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有足够数量的有新式武装的和政治坚定的国防军队”。
　　由于王明坚持“两个统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所以，当他发现毛泽东坚持不听从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总部的指挥，坚决不打大仗、硬仗、运动仗，却一意要贯彻他的所谓山地游击战时，王明曾一再地要求“必须坚决确定广泛实行以运动战为主、而辅以游击战、配合以阵地战的战略方针”。⁷⁴ 而当他发现毛泽东以山地游击战为掩护，实际只是想建立敌后非属于中央政府的中共分裂政权时，王明则明确地指示：“在八路军收复的晋察冀边区三十几个县中，一切行政系统与人事问题，都要事先征得战区司令长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及国民政府的同意和批准。”⁷⁵ 毛泽东和他的中共自然不会听从他。
　　其三、王明承认国民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在努力坚持抗战救国和民主建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王明在“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周年与中国人民的对日作战”一文中说：“中国以前是不断的内战，现在是和平统一了……现在中国人民和军队已在五省和上海区域，进行了将近四个月的英勇的全国武装抵抗了。”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中共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曾明确指出：“虽然中国的政治制度距民主共和国的制度还远，但人民开始有了充分的民主自由……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开始了民主化。”
　　一九三八年三月，同样是在中共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在他的先后两次发言中曾一再地指出：“应该承认国民党现在政府和军队中均居于领导地位，为我国第一大政党，国民党二百万军队是抗战的主力。”⁷⁶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王明在汉口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白德恩时，又称：“中国共产党对国民政府积极抗战的政策表示满意，中国共产党极力帮助和拥护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蒋介石先生精明坚决，雄才大略，才能胜利领导全国抗战。”
　　中共党史专家嗣后在按照毛泽东的调子批判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时，曾指责王明在自己的发言、报告和文章中，“极力美化蒋介石、国民党、混淆抗日营垒的政治分野”。⁷⁷ 中共党史专家的指责，明确地表达了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就是要公然地将真正坚持了抗战救国的国民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诬陷为不抗日的政府、政党和领袖。

二、毛泽东和中共对王明“右倾投降路线”的让步、抵制、批判和斗争
　　当王明带着莫斯科的指示，斯大林的旨意，还有他对苏俄的忠诚和对自己祖国抗战前途的关心，企图改变毛泽东已经制定和中共已在执行的阴谋统战策略，并希望用真抗日和真统战来矫正毛泽东和中共的阴谋扩张路线时，他的遭遇将可想而知。然而，王明毕竟是斯大林派回来的人物，毕竟带着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而归，毕竟在党内有一定的影响，而他的真抗日和真统战的理念，又毕竟能够与党内一些爱国良知尚未彻底泯灭的党人，尤其是一些有着抗日荣誉心的军事将领，一拍即合。因此，分歧既不可免，胜负也就难有定算。它无疑将取决于实力，取决于王明和毛泽东个人之间抗争的结果，更取决于中共党人的群体政治、文化素质。
　　其一、分歧的出现和性质。诚如中共党史专家们所言，“王明回国，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严重分歧。因为王明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涉及到共产国际的方针、政策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必不可免地要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严肃的斗争……因为党内的一批军事干部自洛川会议之后，就对洛川会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等问题与毛泽东发生了分歧”。因为“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有一些军事指挥员和中央负责人对毛泽东的这一方针难以理解。他们渴望打大仗、打硬仗，主张把运动战与游击战结合起来，配合国民党军队打几个硬仗，来提高抗日军队的士气和振奋全国民心。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恰好与党内这些同志的愿望相结合，倾向于王明的主张”。⁷⁸
　　这便是分歧的由来和基础。而最能够说明这一分歧的性质的，莫过于彭德怀在《自述》中所写下来的这一段话：“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不好传达。”⁷⁹ 显然，彭德怀的话既含蓄，又明确。明确在他指出了王明的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含蓄在他指出会议的精神不一致，回去后不好传达，因为毛泽东和王明的讲话不一样。这便是分歧的根本所在。
　　其二、毛泽东假让步和王明缺少政治斗争经验。据中共党史专家称，虽然“在十二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仍然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游击战方针……但在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赞成王明主张的情况下，毛泽东在王明指出的‘国共两党共同负责’的意见方面，也适当做了调整和让步。”然而，毛泽东的让步是假的，是害怕局面发生急转的一种策略。 “吃了不少洋面包的王明不但对于中国的国情了解得太少，对于毛泽东的高超领导艺术也估计得太低”。因为作为“胜利者的王明不仅没有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做成一个决议……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仍然没有形成决议”。再加上王明两次会后都去了武汉，并在武汉担任长江局领导工作，坐镇中央的仍然是毛泽东，所以，“在实际上，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也只在局部发生影响，全党执行的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⁸⁰ 由是，毛泽东表面上的让步，却换来了在实际上对王明路线进行抵制的胜利。
　　其三、毛泽东对王明路线开始反击和王明路线的失败。毛泽东假抗日真扩张之阴谋策略的贯彻和胜利，不仅大大增强了中共的“革命力量”，也大大地增强了毛泽东在党内说话的资本。有着“高超领导艺术”的毛泽东，终于可以不必再担心王明路线在党内对他的威胁了。用中共党史专家的话来说，就是“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中国革命的发展（按：不是中国抗日的发展），已经决定王明不能在中共‘七大’登上总书记的岗位”。⁸¹  由是，毛泽东终于在六中全会上开始了对王明真统战抗日路线的公开批判和反击。毛泽东批判王明“只知道联合国民党，而他的正确主张是对国民党一面联合，一面斗争”。毛泽东总结他和王明的分歧说：“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毛更在对会议的总结中指出：“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绝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该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⁸²
　　其四、毛泽东和中共对王明真抗日和真统战“罪行”的清算和斗争。四十年代伊始，毛泽东在延安开始了著名的整风运动。在这一场长达四年半的政治清洗中，王明终于被毛泽东送上了被批判和被斗争的舞台，终于变成了毛泽东最大的异己分子，他的真抗日和真统战的路线亦终于被冠上了“右倾投降主义”的桂冠，王明本人更被斗争折磨得痛苦不堪。特别是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共产国际的解散，又在 “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彻底肃清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影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所以，即便是季米特若夫写信给毛泽东，指责他“现在进行的反对王明和周恩来的运动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也已经毫无作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错误的指示”。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发出了“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指示”，从此将王明宗派定为反党性质。其四条罪行：一是反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详见下章）；二是迷信国民党；三是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四是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王明终于为他的真抗日与真统战路线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王明的悲剧在于：当他作为一个只认苏俄不认祖国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时，他一整套错误的、甚至是卖国的思想路线，不仅在中共党内占了上风，而且为祖国制造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也为他的党埋下了失败的种子；而当他于全面抗战开始之际，因苏俄的派遣而回国以后，他虽然既认宗他的“工人阶级祖国”，也认宗他的苦难的民族，并为了执行苏俄的命令和要真心地抗战救国，而提出了一整套真抗日和真统战的正确路线。然而，他非但没有成功，反而被指责为一个“右倾投降主义者”，成为毛泽东和中共清洗的对象，并在历经被批判和被斗争的痛苦后再一次逃往苏联，直至客死在他那个“工人阶级的祖国”，并最终地和他的俄国战友们迎来了整个共产革命失败的历史命运。
　　王明的悲剧还在于，直到他死后，在他自己的祖国和他自己的党内，都没有人承认他一生当中唯一一次正确的思想和路线，这就是他在抗战期间所坚持的真抗日和真统战的正确路线。以至于直到今日，他所曾隶属的那个党的历史学家们，仍然在批判着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诋毁着他一生中曾唯一正确的爱国思想和爱国事业。这虽为王明一己的悲剧，更为中共全体的政治本质和文化素质所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