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 江青在文革中 1966～1975年 72～81歲

江青至今被說成是文革的罪魁禍首，是蒙蔽毛的邪惡女人。其實，中國的任何政策，都不是她制定的，她執行毛的意志。她在毛死後這樣形容自己：“我是主席的一條狗，主席叫我咬誰我就皎誰。”她先為毛執掌中央文革小組，後任政治局委員。文革浩劫，她有一份責任。她是毛毀滅中華文化的主要幫凶。

她利用文革為自己幹了不少壞事。受害者之一是演員王瑩。幾十年前，王瑩主演了一個江青想扮演的戲劇角色，以後又同丈夫雙雙赴美，在白宮為羅斯福總統夫婦演出，大出風頭。王瑩死在獄中。

江青有一怕，怕她年輕時在上海的緋聞，以及在國民黨監獄裡不清不白的事暴露出來。她把早年的同事、朋友、情人，乃至對她忠心耿耿的保姆，都投入監獄，有的就死在裡面。

一九五八年，由於毛髮表了一首思念前妻楊開慧的詞，江青和毛大吵一架。氣頭上她給電影導演鄭君里寫信，問前夫唐納在巴黎的地址。這一輕率舉動，多年來一直是江青的心病。文革有了權，她馬上把鄭君里和別的幾個朋友抓起來，把他們的家翻了個底朝天，搜尋那封信。鄭君里說信早已燒掉了，但江青不信，把他在獄中折磨至死。

當江青的權力達到頂峰時，就像毛在征服中國的前夕見到生人會發抖一樣，她也產生了對生人的恐懼。她的秘書楊銀祿記錄了一九六七年上任時前任對他說的話：江青“特別怕聲音，還怕見生人，一聽到聲音，見到生人，就精神緊張，出虛汗，發脾氣。”“你在短時間之內先別見她，儘量躲着她，如果實在躲不開，你也不能跑，一跑就壞了。”

楊秘書在屋裡憋了整整二十四小時。當他小心翼翼地走出辦公室時，江青的護士走過來，輕聲要他馬上回去，解釋說江青快要起床了，“她特別怕見生人，如果你現在被她看見就麻煩了。”

楊在釣魚臺十一號樓待了三個多月，成天躲在辦公室里。前任走後（進了監獄），一天，江青打鈴叫秘書。楊寫道：
我膽戰心驚地走進她的辦公室。一進門，我看到她仰坐在沙發上，兩腳和小腿搭在一個軟腳墊上，在那裡懶洋洋地看文件。她聽到我進入她的辦公室，臃腫的眼皮，都沒抬一下，就問道：“你就是楊銀祿同志吧？來了一段時間了吧？”

“是，我叫楊銀祿，已經來了三個多月了。”我的心情雖然緊張，但還是以在部隊時的習慣，乾脆俐落地回答了江青的提問。

幾句問答後，“這時，她抬起頭，睜大眼睛瞪了我幾眼，不高興、不滿意地說：‘你不能站着跟我說話。你跟我說話的時候，你的頭不能高於我的頭。我坐着，你就應該蹲下來跟我說話。這點規矩他們沒有告訴你？’ ”

當秘書按照江青的規矩蹲在她的右前方一公尺處，和她說話時，江青又發了一頓無名火：
江青……很生氣地說：“我今天原諒你，因為你剛來，還不了解我的習慣。以後，不允許你那樣跟我說話。你說話的聲音那樣高，速度那樣快，像放機關槍似的，使我感到頭疼，使得我出汗。如果由於你說話不注意音量和音頻，把我搞病了，你的責任可就大了。”說着，就指了指她的額頭，大聲說：“你看，你看呀，我都出汗了！”

這時，我有意壓低聲音說：“請你原諒，我今後一定要注意說話的聲音和速度。”江青皺着眉頭，拉着長音，大聲而不耐煩地問道：“你在說什麼？我怎麼沒聽清楚，你說話的聲音又太小了。如果我聽不清你說的是什麼，心情也會緊張，也會着急出汗，你懂嗎？”

她沒有等我再說什麼，就急忙說：“好好好。”擺子叫我趕快出去。

江青隨時可能以莫須有的罪名把一個人送進監獄。周恩來到她那裡去開會，他的隨從寧可坐在冰天雪地下的車裡挨凍，也不願進她的樓里取暖，怕被她撞見禍從天降。有一次，周的衛士長成元功負責一個會議的安全保衛，江青的警衛員事先給他打電話，說江青剛起床，沒有吃飯，要他準備點吃的。江青到了，成元功請她先吃飯。成回憶道：“她看了我一眼，就走了。進了會場，她找到總理，說：‘成元功擋在門口不讓我進，你們在搞什麼，開什麼會？’她跟總理大吵大鬧一個多小時。”周對她解釋了又解釋，把她的警衛員召來對證，她仍不依不饒，罵：“成元功，你是一條狗。”兩天后又對周說：“成元功從歷史上就是個壞人，長期以來限制我跟總理接觸，不讓我見總理。”周恩來只得把跟了他二十三年的衛士長從身邊趕走，成進了准勞改營：“五七幹校”。

毛不擔心江青的耍潑胡鬧不得人心，他就是要用她在中共高層製造一種人人提心弔膽，朝不保夕的氣氛。在毛面前，江溫順得像只小貓，只有毛能夠帶給她災難。

一九六九年“中央文革”解散後，江青沒有具體的行政職務，有了閒工夫。她打牌、騎馬、養寵物，甚至還養了只猴子。北京市中心的北海公園自文革以來對老百姓關了門，是她遛馬的地方。她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看外國影片，那也是幾個人的特權。

江青的生活方式極端奢侈。她愛好攝影，於是軍艦在海上游弋，高射炮對空發射，博得她哈哈大笑地說：“真過癮，今天我可搶拍了好鏡頭。”廣州一個專為她修的游泳池，用的是幾十公里外運來的礦泉水。路為她新辟，使她得以舒適地遊山玩水。開路不那麼容易。有的離她住處不遠，工程兵不准用炸藥，怕響聲嚇着她，只好用火燒、水激等辦法來砸開石頭。她一時心血來潮，可以叫專機把一件大衣從北京送到廣州，也可以叫空軍的大型運輸機把一張臥榻從青島運來北京。她的專列，像毛的一樣，隨時想走就走，想停就停，客貨列車都要讓路，運營計劃也要打亂。江青非但不感到慚愧，反而說：“為了我休息好，玩得愉快，犧牲一些別人的利益是值得的。”

“別人的利益”包括鮮血。江青總是在尋找養生駐容之道，林彪夫人葉群告訴她，有一個訣竅是輸年輕人的血。於是中央警衛團挑了幾十個警衛戰士，檢查身體後選了四個人，再從中間挑了兩個把血輸給江青。輸完血後，江青請他們吃飯，對他們說：“你們為我輸了血，你們的血和我的血同時在我的體內流動，你們一定會感到很自豪的吧？”接着便告誡他們：“為我輸血的事，你們不要到外邊去說了，你們要知道，中央領導人的身體情況是嚴格保密的，你們就當個無名英雄好了。甘當無名英雄也是光榮的。”

興奮之餘，江青報告了丈夫。毛反對說：“身體沒有大的毛病，輸血是不適宜的。”她這才作罷。
江青的身體沒什麼問題，有問題的是她畸形的神經。她每天要吃三次安眠藥才能在凌晨四點左右睡覺，日間也要吃兩次鎮靜劑。白天在室內，三層窗簾全部拉得緊緊的，讓陽光一丁點也透不進去。落地燈打開，燈罩上卻蓋着一塊黑布。秘書說：“我們要是一個人在她的室內工作，還真有點害怕”。
她怕聲音怕到了荒謬的地步。連細雨聲，風吹草動聲，鳥唱蟬鳴聲，她都反感，並且叫嚷：“聲音太大啦，受不了啦！”有時捂着耳朵，閉着眼睛，緊鎖眉頭，搖晃着腦袋，命令工作人員轟鳥、趕蟬、打樹葉、砍竹子。

怕聲音怕得最厲害的時候，工作人員走路時不准穿鞋，兩條腿叉開，兩隻胳膊抬起來，以免發出摩擦聲。工作人員在她旁邊時，不准大聲呼吸；嗓子癢了，也不准咳嗽。她住在北京的釣魚臺，這是一個有四十二萬平方公尺的大庭園，她住的樓在園子中心。可她還抱怨說不安靜，把隔壁的玉淵潭公園——北京僅有的幾個對老百姓開放的公園之——也關閉了。廣州的別墅“小島”坐落在珠江畔，江青一駕到，附近的水路交通便停運，遠處的一個船廠也停了工。

江青的房間溫度冬天必須保持攝氏二十一點五度，夏天二十六度。她覺得溫度不對時，哪怕溫度表指到她要求的度數上也無濟於事，她會破口大罵：“你們在你們的後台指示下，在溫度表上弄虛作假。”“你們合夥來對付我，有意傷害我！”有一次，她說她房子裡“有風”，護士無論如何找不到風源，她就抄起一把大剪刀狠狠地向護士扔去，護士躲閃得快才沒有受傷。

“為我服務就是為人民服務”——江青常常這樣告誡身邊工作人員。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