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近现代专制改良无不以“预防革命为始”

　　在近现代世界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民主革命在欧洲的日渐胜利，既推动了民主政治与自由经济的蓬勃发展，又诱发和催动了不同性质革命的普遍兴起。不仅引起了现存专制统治者的反对和反扑，而且导致了他们要用改良的手段以自救。但是，这个改良，一是因为它处于整个专制制度和专制统治的历史消亡期，而非发展期，所以它才不是对专制制度的改良与发展。二是因为它意在维护将倾的专制统治大厦，所以它才不可能改变专制制度本身，更不可能改到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的轨道之上。三是它无非要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停止专制暴政，改行专制仁政，即在特定时期内，专制残暴的程度有可能减弱，范围有可能缩小，但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的本质却无真正的改变。所以，它就不可能顺应人民要以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来取代专制政治和专制制度的历史要求。因此，这个改革从目的到手段，充其量也只能是在它的衰亡期，为预防革命变革所实行的“自保或自救”。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一方面是专制主义的声威远震欧洲，一方面又只能将国家和人民的创伤，掩盖在路易十四的皇冠之下和专制政体的凯歌声中。路易十四虽然要在冠盖如云的专制沉船上笙鼓喧天，然而，面对着即将到来的革命，他亦只能悲哀地狂言道：“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其后，路易十六虽然为挽救专制沉船而试图用专制改良的办法，来延续专制法国的寿命，“然而，正如一个拒绝改革的君主必然要遭到毁灭那样，他由于尝试改革而同样招致了毁灭的下场。他的朝代一直到三级会议期间，都是一个在长期改革而迄无结果的时代”。⁵⁶ 也许，路易十六直至走上断头台，都不会明白，他的专制法国为何会与他同归于尽；更不明白他于在位的十数年间，曾遍选良臣，力行改革，为何仍落到如此的下场。历经了亚历山大一世改革和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的俄国末代君臣们，因深谙先帝先臣们的改革与布加乔夫革命及欧洲民主革命的关系，所以，他们才能说出“改革就是为了预防革命。革命如不发生，改革照常进行；革命如若发生，改革必须终止”这样的话。⁵⁷ 由是，他们才会在一九零五年流血的星期日之后，采取一边厉行镇压、一边进行改革的两手，来维护他们即将崩溃的专制统治。如前所述，大清朝的改革固然是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也是清政府要图强御侮和长治久安的历史产物，然而，在清王朝先后两度长达五十年有声、有色、有血、有泪的改革中，曾使它只要“中宵念起” 便“梦魂屡惊”的太平天国造反，不但是它决行经济改革的重大政治动因，而且正是孙中山的革命，才又使它萌生了诱改良以灭革命的罪恶念头。
　　然而，不论是温和的路易十六，还是凶狠的尼古拉二世，抑或是两手兼能的慈禧太后和她的继承人们，也不论他们是真心或假意于改革，甚或是镇压革命与实行改革并举，盖因他们都对改革是为自救这一目的燎然于胸，因而，他们才决然不会同意革掉他们的王位、王权、王朝，特别是为这一切所依赖的专制制度本身。因而，为维护王位、王权、王朝和专制制度的专制改良，其目的，也就只能是为了“预防革命而已”。

第二、近现代专制改良无不以“诱发革命为终”

　　显然，改行仁政与继行暴政是同样的困难。这是因为：其一、要施行仁政，就必须让步于民和让利于民，如是，就必然要遭到统治集团内部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甚至破坏。为了不使他们阻挡改革，统治集团中的改革者们，就不得不在改革中给予他们更多的好处和利益，直至当权的改革者本身也要利用改革以自肥。由是，改革非但不能制止特权，反而扩大了特权，从而使人民痛感自己在改革中所获，乃与旧权力集团中人不成比例。这无疑只能引起人民新的和更大的不满。再加上要保护特权和持续渔利改革，就必须压制人民的普遍不满。这样，“在有人享受特权和人民受到压制的前提下，任何为公众利益所施行的改革便都是行不通的了”。⁵⁸
　　其二、因为改革非但没有制止特权，反而扩大了特权，而特权的扩大又势必导致腐败的加深，诚如孙中山所指出的，“单单是引进铁路或欧洲物质文明的任何这类措施，由于它们打开了新的敲诈勒索、贪污盗窃的门路，反而会使事情更坏”。这个更坏的事情，无疑要使原来渴望改革的人民，由渴望改革而变成痛恨改革，并要求实行真正的改革，即革掉专制特权和专制政治。于是，希望从根本上改革专制制度的要求，也就会日渐地高涨起来，其最终便是革命的爆发。诚如梁启超所言：“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⁵⁹
　　其三、专制末世的改革，原是要维护专制统治的。所谓改革，说到底亦无非是停止暴政、改行仁政而已。但仁政仍属专制政治的一种，即所谓“开明专制”，并非脱离了专制政治本身，更非改变了专制制度。但人民既然连对仁政也不能满意，甚至要求改行仁政以外的政治改革，特别是专制制度的改革，并且要求改到民主的政治道路上去，这无疑是向王位、王权、专制权力以及整个专制制度的挑战。此时拒绝人民的政治改革要求，就会引发革命；同意人民的政治改革要求，又意味着专制权力和专制统治的自我消亡。对整个专制制度而言，诚所谓“搞民主就是自杀，不搞民主则必遭他杀”。于是，专制统治者就会出于既要制止前者、又要预防后者的需要，而只好连改革也一同终止。由是，一场为预防革命而发动的改革即专制改良，最终便不得不走向了“引发革命 ”这样一个结局。
　　其四、历史是不可逆转的。古人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话，其意义即在于此。当人民身处专制压迫的痛苦中时，有时，痛苦会使他们变得麻木。但是，一旦专制君主“因害怕麻木中的暴醒和暴力”，而期望用改革的方式来维护其统治不致一朝倾覆时，人民又会因为改革而迅速地从麻木中苏醒过来。这种正常的苏醒，正因为伴随着理性的愿望，才不会有爆发暴力的危险；但也正因为其觉醒带有理性复苏的意义，因此，一旦于再度失望中彻底地觉醒了过来，其理性的力量，就将是任何力量所难以重新压服的了。更何况专制统治者既要倡导改革，就要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倡导思想解放的运动。一为他们的改革鸣锣开道，二为他们的改革歌功颂德。但是，既要提倡思想解放运动，就会为人民提出指责创造了条件；既要人民歌功颂德，就要准备着人民要求辩论是非。同时，既已提倡思想解放，再要禁止人民去思考，特别是禁止人民去思考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也就不可能办到。因此，一旦改革被终止，专制统治者也就不可能不重新强化专制统治，尤其是强化专制的思想统治。那末，由对改革的失望而倍生痛苦和真正觉醒了的人民，面对着卷土重来的专制暴政，也就不可能不在绝望之下形成一种反抗的决心了。特别是这个反抗的决心，又萌生在对专制暴政和专制仁政都有了深刻的领教之后。更何况由改革所导致的特权的日趋扩大和腐败的日益加深，再加上掌权者已经借改革聚敛了太多的财富，因而也就必然要导致整个社会、尤其是普通人民生活的更加贫穷化。这就只能为革命做好了思想与人心、政治与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准备。如是，不论是卷土重来的专制暴政，还是卷土重来的专制改良，更遑论专制统治者是要抽刀断水，还是要横刀夺命，都既不可能再压服人民，更不可能再欺骗人民，而只能招来人民对于整个专制制度的彻底反叛。革命作为历史的一个普遍变革进程，亦终于因为专制统治者们要推行专制改良，而及时地到来了。近代欧洲诸国的专制改良，就导致了民主革命的发生。这既是清王朝的专制改良必然要失败的基本政治原因，更是辛亥革命未能避免和不可避免的根本历史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