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中华民国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和艰苦抗战中的民主建国成就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至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其间十四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保存中华民族的血脉，曾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可歌可泣的长期英勇抗战。十四年间，日本虽然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并在一九三七年后又陷落了我们的部分国土，但是：
　　第一、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军队从来不曾投降。
　　第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军队（不含中共军队）迅速地粉碎了日本帝国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梦。
　　第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曾拟定持久抗战总战略，领导和指挥政府军 —— “国民党军队”艰苦抗战和英勇抗战，一再地夺取过对日抗战的辉煌胜利，消灭日军达其总兵力百分之三十五以上，从而振奋和坚定了全国人民持久抗战的信念，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四、中华民国政府军 —— “国民党军队”在长期抗战中，将一百万以上的日军拖在著名的“中国泥淖”中不能自拔，从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太平洋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诚如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言：“假若没有中国，假若中国被打败了，……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调往其它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 —— 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规模进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合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⁶²
　　第五、由于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军队的持久抗战（不含中共军队），由于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由于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的坚持要求，美、英等西方列强于一九四二年废除了与清政府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更因中国抗战的胜利而迫使日本将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从而使得孙中山先生的重大历史遗愿得以实现，使得近百年来压在我们中华民族头上的奇耻大辱从此得以根本解除。
　　第六、由于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军队长期坚持抗战（不含中共军队），而使中国的抗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我国成为中、印、缅、越远东战区、即中国战区的领导国，进而成为国际所公认的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蒋介石本人亦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英雄和领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著名领袖人物，使自晚清以来，以“落后与内乱”著称，并受尽东西方列强欺凌和宰割的祖国，真正地得以扬眉吐气。
　　这才是中华民国伟大卫国战争获得胜利的根本内容。诚如易劳逸先生所说，若不是嗣后的那一场内战掩去了中华民国卫国战争的全部光彩，则全世界“势利”的历史学家们，都会把它当作一曲“最为壮丽的史诗”来加以歌颂的。
　　但是，这仍然只是中华民国卫国战争所获胜利的一个部分，虽然是最重要的部分。如前所说，一九三七年七月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于外患内忧交相煎迫中已经实行训政，开始筹备宪政，并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组织选举“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可以相信的是，如果没有日本帝国的侵略，没有全面抗战的爆发，则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和从训政走向宪政、实现还政于民的民主进程，诚然是可以想象和预见的。虽然全面抗战的爆发，阻挡了训政的进程，阻碍了宪政的准备，破坏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制造了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建设的困难，但是，盖因国民党军队的前期艰苦抗战破灭了日本“三月亡华”的狂梦，赢得了持久抗战总战略的初步实现，迁都西南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遂在与日寇的大规模军事较量迄无休止之时，为增强持久抗战的国力，为建设西南大后方，并为了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竟在这一艰难状态中，和在这个本应施行全面军事管制的特殊岁月里，继续坚持民主建国的理念，积极推进战时民主政治的建设，努力发展大后方经济，刻苦加强战时的教育和文化建设，从而在这个世界上，创造出了一个于长期战争和残酷战争的特殊艰难条件下，竟能持续推进民主政治，发展国家经济和建设教育文化的世界性奇迹。这个奇迹不仅在世界历史上鲜见，而且成为二次大战各交战国中一支独开的奇芭。反而言之，也正是这一激烈战争状态下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建设，才又为那一场伟大卫国战争的长期坚持和最后胜利，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国力、军力、人心及民智的基础。

第一、战时民主政治的建设

　　一、一九三八年七月，武汉战役刚刚打响，中华民国政府即已邀请全国各党派重要领袖（包括中共）和全国各界名流学者，于汉口组织国民参政会 —— 作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参加抗战救国和抗战建国的工作。国民参政会组成人员共二百名，国民党占八十名，各党派领袖占五十名，无党派人士占七十名以上。
　　国民参政会对于在战时准备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一九三九年九月九日至九月十八日，国民参政会于重庆召开一届四次会议时，已决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并由议长蒋介石指定参政会若干组成人员，组织了宪政期成会。宪政期成会于一九三九年九月成立的当天，即在它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已决请国民政府早日颁布召开国民大会，公布宪法，及宪政实施之明令。一九三九年十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遂决于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恢复因抗战停顿的国民代表选举工作，并决议于重庆建造“国民大会堂”。后因战事吃紧，无法召集，乃于一九四零年九月十五日宣布延期召开国大，其它准备工作照常进行。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政府颁布“国民大会筹备组织条例”。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重庆“国民大会堂”竣工。但因大会堂于一九四一年八月九日被日机炸毁，加之一九四二年日本对西南攻势凌厉，国筹会只能停止办公。鉴于战祸不止和国民大会无以召开的现实，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乃宣布战争结束后一年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制定和颁布宪法。此一宣布后来成为事实。
　　其间，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参政会，还曾合组宪政实施协进会，协调各党各派各方人士推动宪政的准备工作，召开常委会十一次，直至一九四六年制宪国大准备就绪，方才休会。应该说，由于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非但未忘民主政治的建设，而且于极其艰苦的战时，仍坚持了对于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具体言之，就是对宪政的准备，尤其是对制宪国民大会的筹备，才会在抗战刚刚胜利之时，就能将民主宪政的推行立即提上议事日程，并能于中共发动内战和一意破坏之中按时召开。
　　二、八年全面抗战期间，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非但没有强化训政时期革命政府的统治权，相反，为了在战时推行宪政和准备宪政，却逐步开放党禁，允许各党派参政，包括进行了十年叛乱和叛国的中国共产党和在训政期间曾因创建国家社会党而被捕过的张君劢、张东荪等。⁶³ 由是各种党派应运而生，多党政治渐趋成形。这就为战后制宪国民大会和行宪国民大会的相继召开，以及推动多党民主政治逐渐地打下了基础。这对于一个正在戮力抗战，亟须统一军事、思想和政治的时代，诚然是不可想象的。较之中共至今绝不允许人民有任何集会、结社与组党的自由，其两个政党和两个政权之完全不同的性质因此而泾渭分明。
　　三、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之八年间，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非但没有以战争为理由而钳民于口，反而继承和发扬了训政时期予人民以相当广泛之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民主做法，从而使得抗战时期的国民能言其所欲言，以助政府和国民党抗战，以责政府和国民党之不当。连对心蓄颠覆政府之志，矢志要夺权篡国的中国共产党，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亦在中共伪装提出“四项保证”之后（参见下卷第三章），首先于七月三十一日宣布释放亲共派人士，即为中共一党图存而不顾整个国家危亡的沈钧儒等七人（参见下卷第三章），于八月二十四日释放中共领袖陈独秀，允许中共在重庆发行《新华日报》，开办书店。据一九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历史学家称：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在重庆发行过刊物的民营报社、通讯社即达二百多家……。除中共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外，还有《国民公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以及无计其数的杂志和期刊。在重庆的大型出版发行机构则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广益书局》、《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正中书店》、《独立出版社》等。⁶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等书局，都在重庆恢复了编审部和印刷部，且增加投资，扩大了出版规模。广大作家自己经营的小规模出版社和《文化生活出版社》、《作家书屋》、《中外出版社》、《群益出版社》等，亦开始成立出书。加上新成立的《新生图书公司》、《建国书店》、《文风书店》、《五十年代出版社》、《南方印书馆》等，尤使图书出版量迅速增加。据一九四二年统计，仅仅在重庆的民营出版机构就有一百三十多家。⁶⁵ 中国的出版事业继在上海和战时的武汉出现繁荣时代之后，在抗战时代的重庆竟进一步得到了巨大发展。显然，这样的思想与出版自由，对于一个正在坚持艰苦抗战、日日血溅中华的战争时期来说，实在是不能想象的。它较之中共在大陆夺取政权以后，于绝对和平时期竟能全面废除人民原已享有的思想、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实有霄壤之别。

第二、战时国家经济的建设

　　全面抗战八年间，由中华民国政府所领导的经济建设，在蒋介石提出的“没有国防，就没有国家……我们一切政策，一切实施，都要以国防为中心，一切利害和是非，都要根据国防来判断”之总决策下，⁶⁶ 战时的工业、交通、贸易、农业以及教育和文化，均有着十分瞩目的建设和发展，从而在经济上对持久抗战作了保证。
　　一、工业建设。据大陆一九九三年出版的《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一书称：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将一大批重要的工矿企业迁入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一批批爱国的工商业者、科学家和实业家们，在“救亡图存”、“实业救国”的激励下，不远万里撤厂内迁。据统计，截止一九四零年六月，迁入大后方四川的民营企业已达二百五十家，技术人员达万名以上。国内大型钢铁企业亦从上海或武汉络绎迁入……此后从长江的唐家沱到大渡口，沿着嘉陵江北到磁器口、童家桥，由川黔公路南达纂江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工厂。以重庆为中心，在合川、长寿、江津等地构成了中国抗战的“金三角”，建成了包括矿业、冶金、机器制造、化工、建材、纺织、造船、电器、日用百货、面粉、食品加工，以及属于军工系统的飞机制造、光学仪器、机械、皮革等在内的，门类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其中，民营资本约占大后方资本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二点五……与战前的大后方工业相比较，不仅工厂总数、资本总额、工人人数大大增加，而且工业门类的配置、产品数量和地域分布都有明显的发展。据该书称：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在重庆举办了“第一届陪都建设展览”。著名实业家颜耀秋曾撰文指出：“当八一三沪战爆发，上海各工厂即奉命内迁，是时，船又多移作军用，能分配各工厂载运内迁者仅百分之二而已。今在此战时之工厂出品，乃经三年余之久的苦斗搜罗所得的成果，虽出品尚属幼稚，但吾辈聊可以告慰于国人。”⁶⁷
　　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则称：“从这二百余家迁川工厂的奋斗历史，可以看出吾国从事于民族工业的厂家、职员与工人，是具有茹苦含辛不屈不挠之精神的；第二，从这二百余家迁川工厂的出品中可以看出中国民族工业不是没有基础的……举凡国防民生所需之物，无不具备。我们应当珍贵这点基础，应当努力巩固和发展这点基础；第三，我国工业过去所需的机器，主要是求之于国外，抗战以后，国人才注意这个问题。这次迁川工厂的出口展览，就表现出这种成就了。”⁶⁸
　　二、交通建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借助它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胜利，迅速地断绝了国民政府的国际交通。一九四二年，中国西南方面的滇越、滇缅公路和西北方面联系中苏的甘新公路先后受阻，香港的沦陷又使中国政府失去了重要的中转据点，日本更是叫嚣“封闭滇缅公路，不使通过它对蒋政权作军事上、经济上的援助”。⁶⁹ 一九四一年底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乃对此作出决议：“目前滇缅公路为我国交通之要道，其防护之重要，自不待言，尤应一面配备重兵，节节控制，使敌不敢轻易侵犯，一面仍需改进运输方法，以谋抢运物资。”⁷⁰ 嗣后，在中、美、英等国军民的艰苦劳动下，中印公路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建成使用。这条从印度加尔各答到中国昆明长达一千八百英里的陆路交通，加强了中华民国政府与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联系，为盟国军队反攻日本提供了条件。此外，中印航线的开航和数条国际无线电路的开通，不仅创造了世界空运史的纪录，而且对国民政府持久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起到了重大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贸易建设。据中国大陆版的《陪都史》称：抗战全面爆发后，因国内运输阻滞，内地传统输出品难以到达上海等沿海口岸，中国的外贸额急剧下降，上海外贸额减少一半左右……一九三七年九月，国民政府财政部提出《增进生产调整贸易大纲》，决以重要外贸政策如：为应付对英、美、苏诸国易货偿债起见，对部分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为集中外汇，商人须依照政府规定汇率向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售结；为削弱日军作战，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公布禁运资敌物品条例等。由是，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间出口总值达一万一千五百七十万美圆，其中国营外销系统的出口值竟达八千六百四十万美圆……其对于指定外销农产品得以输出，维持国民政府之债权，换取抗战建国之急需物资方面，作用不可低估。⁷¹
　　四、科技建设。据中国大陆版的《陪都史》称：国民政府的战时科技政策，以抗战建国基本方针为其指导思想，即：“对于科学知识之追求，科学技术之深造，科学教育之普及，必须于抗战中集中精神，积极推进，以促成我中华民国之现代化和工业化……”⁷² 一九四三年四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曾说：“……总体看来，战时中国科学技术在应用技术方面进步最快……”⁷³ 时工矿企业还获得大小发明三百余件和专利五百余件。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化学家候德榜潜心研究制碱技术，于一九三九年首先提出了联合制碱法的连续过程，并相继完成工艺设计，使之实际投产，对纯碱和氮肥工业作出了贡献。“候氏制碱法”是对西方长达半个世纪的苏德维法及蔡安法传统工艺的重大突破，是艰苦抗战时期科学进步的一朵奇芭。此外，在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吴大猷关于《多元分子振动光谱与结构》的研究，马士俊的《原子核及宇宙线之同予理论》，苏步青的《曲线影射研究》，锺明来对《几率论》与《数论》的贡献，李四光对南岭地段地质构造的研究，丁毅对四川纂江铁矿的新考察，冯景兰对于川康大铜矿的《纪要》，王恒明发明的《浮游选矿剂》，马延英关于《珊瑚层的生长断定古代气候的分析》，四川大学教授方文培的《峨嵋植物图志》等，都是抗战时期科学研究的重要成就。⁷⁴
　　思想的自由，国家的重视，自然亦带来了抗战时期社会科学研究的兴盛局面。“各种学术，不但没有退步，而且有长足进步”。⁷⁵ 是时，仅重庆就有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一百四十一个。朱光潜的《诗论》，冯友兰的《新理学》，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刘节的《中国古代宗族移植史》等均成一时之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工会），更是由各党各派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一支出色的生力军，是“一所新型的学术机构，人才荟萃，硕果累累，时人称齐之稷下”。⁷⁶ 虽然它很快就被中共所“挖心”，并成为中共制造抗战阵营分裂和为发动内战而制造舆论的重要巢穴（详见下卷第四章）。
　　五、教育文化建设。抗战时期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教育文化建设。它一方面体现了中华民国政府对教育的一贯重视，即便是于烽火国中的战争岁月，非但不稍挫之，甚至尤有发展。另一方面，则证明了在人民享有思想和出版自由的时代，即便是在血溅中华的战争年代，我国文化的发展，亦非但没有断裂，更没有被毁灭，甚至反而创造了非常的繁荣局面。较之中共夺取政权后践踏教育，毁灭文化，甚至竟能为一党之内讧，便能取消高等教育和破坏中、小学教育达十数年之久，形成了鲜明的历史对照。
　　特别令人感动的，也是中国大陆出版的《培都史》所着重指出的是：抗战爆发后，为了保存我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大批的高等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机构，完成了向大西南地区的战时内迁，全国百分之三十四的高等学校汇集于重庆。据当时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孙定文先生的统计，抗战期间，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高级知识分子中十分之九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中十分之五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中十分之三以上西迁”，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化教育中心由东向西的战略大转移，成为中国历史上为保存民族文化国脉的第四次文化教育大迁徙。该书还称：“抗战时期统一高等院校教学、管理的各项制度规范，标志着传入中国几十年的近代高等教育，由初期的无计划放任状态，转入统一组织与规划，从而进入与中国抗战建国的实际需要相结合的阶段……以陈立夫为首的教育当局，对战时教育体制所进行的一系列措施，有力地克服了战争给教育所带来的危机，为抗战时期正规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⁷⁷
　　其次，抗战时期由于人民拥有充分的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是故，文化的发展也就伴随着抗战救国和抗战建国的激情，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蓬勃景象。据该书称：“……美术大师群集陪都，戏剧创作迭呈高潮，电影事业空前繁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港、澳及南洋等地的相继沦陷，“数月以来，上述各地归国文化人，且数千人”。同时，“为了抢救沦陷区内的广大文化知名人士，国民政府的官方机构，军事部门，及地方人士，如张发奎、杜月笙、戴雨农等均做了大量的救援抢救工作……到一九四二年七月，港、沪、南洋各地的文化人士，还在陆续内移中”。⁷⁸ “政府方面，亦于今年（指一九四二年），又特拨专款，办理此项招待和安置工作事宜，除沿途妥为内移的文化人士照料外，并在重庆等地设立招待所，又代为安插工作，期以人尽其才，给每一个文化界的人士以归国服务的机会”。⁷⁹ 据统计一九四三年重庆的全国性文艺团体就有三十五个。全国作家三百七十七人中就有一百二十一人集中于重庆。彼时，文学、戏剧、话剧、美术等均为抗战而创作，又在为抗战而创作之中，产生了大量的文艺刊物和优秀的文艺作品。各种文艺丛书的出版，更予各类创作带来了大量的出版阵地；数度雾都公演，尤给话剧的演出和兴盛带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⁸⁰ 只需稍稍比较一下，一九四九年后中共对于文化和文化人之再三、再四的围剿和迫害，回顾一下中共于国家和平建设阶段，数度大兴文字狱以摧残文化、逼杀文人的行径，两个党和两个政府的德行和本相，又何需论之与辩之。
　　六、战时农业建设。一九八九年，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出版了《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一书。该书称：“重庆政府坚持抗战，其物质基础是经济力量的发展。它实现低息长期贷款政策，大量投资于国家建设，使工业生产持续增长。对农业主要也进行积极的贷款，兴办水利、灌溉、开垦等工程，扩大耕地面积，维持了抗战的基础……从抗日的角度来看，重庆政府的经济政策不是失败，而是成功的。”⁸¹
　　历史的事实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蒋介石曾向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提交了“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提出了十条纲领，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五条：
　　私有土地应由所有人申报地价，照价纳税，税率起点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累进至百分之五；为实施战时之经济建设或公共设施之需要，得随时依照规定之报价征收私有土地，其地价之一部分，并由国家发行之土地债券偿付之；私有土地之出租者，其地租一样不能超过报定地价之百分之十；确立农地以归农民自耕为原则……
　　纲要还对“农地以归农民自耕为原则”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在此原则下，“嗣后农地所有权之转移，其承受人均以能自为耕作之人民为限。不依照前项转移之农地，或非自耕农之土地，政府得收买之，而转售于佃农，予以较长之年限，分年摊还地价”。
　　由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扶植自耕农”之原则得以确立。
　　这个纲要，上承孙中山“平均地权”之本义和一九三零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土地法”，下衔一九四九年后台湾三阶段和平土地改革的实践，虽为战时，却走的是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的正确道路。据大陆版的《陪都史》称：“战时后方如重庆北培等扶植自耕农实验区的建立，已基本上改变了原有的土地关系。朝阳镇第十九保的九十户农民当中有七十户被扶植为自耕农。如一自耕农所言：‘扶植自耕农，这是政府对我们所做的最重大的一件事，现在政府无论叫我们做什么，我们也不会推辞的。’”⁸² 可以设想的是，如果抗战胜利后没有中共在战争的废墟上为夺取政权所迅疾挑起的那一场残酷内战，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势将与同时期的台湾一样，也能够走上一条 “非杀人以夺地”和“非强迫自耕农为党耕奴”之正确的土地改革道路。因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和内战失败退守的岁月里，在土地问题上都能做到的事情，在真正的和平建设时期，也就一定能够做得到了。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理想，也就一定能够实现。
　　中华民国在长期艰苦抗战中的民主建国成就，实令今日之中国大陆人民“百感而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