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中華民國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和艱苦抗戰中的民主建國成就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占我國東三省，至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其間十四年，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為保存中華民族的血脈，曾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可歌可泣的長期英勇抗戰。十四年間，日本雖然侵占了我國的東三省，並在一九三七年後又陷落了我們的部分國土，但是：
　　第一、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軍隊從來不曾投降。
　　第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軍隊（不含中共軍隊）迅速地粉碎了日本帝國妄圖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夢。
　　第三、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曾擬定持久抗戰總戰略，領導和指揮政府軍 —— “國民黨軍隊”艱苦抗戰和英勇抗戰，一再地奪取過對日抗戰的輝煌勝利，消滅日軍達其總兵力百分之三十五以上，從而振奮和堅定了全國人民持久抗戰的信念，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最後勝利。
　　第四、中華民國政府軍 —— “國民黨軍隊”在長期抗戰中，將一百萬以上的日軍拖在著名的“中國泥淖”中不能自拔，從而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太平洋戰爭做出了巨大貢獻。誠如美國總統羅斯福所言：“假若沒有中國，假若中國被打敗了，……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調往其它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 —— 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他們並且可以一直衝向中東，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規模進攻，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合併埃及，斬斷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⁶²
　　第五、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軍隊的持久抗戰（不含中共軍隊），由於中國抗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巨大貢獻，由於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的堅持要求，美、英等西方列強於一九四二年廢除了與清政府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更因中國抗戰的勝利而迫使日本將東北、台灣和澎湖列島歸還中國，從而使得孫中山先生的重大歷史遺願得以實現，使得近百年來壓在我們中華民族頭上的奇恥大辱從此得以根本解除。
　　第六、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軍隊長期堅持抗戰（不含中共軍隊），而使中國的抗戰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使我國成為中、印、緬、越遠東戰區、即中國戰區的領導國，進而成為國際所公認的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領袖國之一。蔣介石本人亦成為中華民族的偉大民族英雄和領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著名領袖人物，使自晚清以來，以“落後與內亂”著稱，並受盡東西方列強欺凌和宰割的祖國，真正地得以揚眉吐氣。
　　這才是中華民國偉大衛國戰爭獲得勝利的根本內容。誠如易勞逸先生所說，若不是嗣後的那一場內戰掩去了中華民國衛國戰爭的全部光彩，則全世界“勢利”的歷史學家們，都會把它當作一曲“最為壯麗的史詩”來加以歌頌的。
　　但是，這仍然只是中華民國衛國戰爭所獲勝利的一個部分，雖然是最重要的部分。如前所說，一九三七年七月全面抗戰爆發前，國民黨於外患內憂交相煎迫中已經實行訓政，開始籌備憲政，並於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公布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組織選舉“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可以相信的是，如果沒有日本帝國的侵略，沒有全面抗戰的爆發，則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中華民國憲法的制定，和從訓政走向憲政、實現還政於民的民主進程，誠然是可以想象和預見的。雖然全面抗戰的爆發，阻擋了訓政的進程，阻礙了憲政的準備，破壞了國家經濟的發展，製造了教育、文化等各個方面建設的困難，但是，蓋因國民黨軍隊的前期艱苦抗戰破滅了日本“三月亡華”的狂夢，贏得了持久抗戰總戰略的初步實現，遷都西南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遂在與日寇的大規模軍事較量迄無休止之時，為增強持久抗戰的國力，為建設西南大後方，並為了偉大衛國戰爭的最後勝利，竟在這一艱難狀態中，和在這個本應施行全面軍事管制的特殊歲月里，繼續堅持民主建國的理念，積極推進戰時民主政治的建設，努力發展大後方經濟，刻苦加強戰時的教育和文化建設，從而在這個世界上，創造出了一個於長期戰爭和殘酷戰爭的特殊艱難條件下，竟能持續推進民主政治，發展國家經濟和建設教育文化的世界性奇蹟。這個奇蹟不僅在世界歷史上鮮見，而且成為二次大戰各交戰國中一支獨開的奇芭。反而言之，也正是這一激烈戰爭狀態下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建設，才又為那一場偉大衛國戰爭的長期堅持和最後勝利，奠定了極為重要的國力、軍力、人心及民智的基礎。

第一、戰時民主政治的建設

　　一、一九三八年七月，武漢戰役剛剛打響，中華民國政府即已邀請全國各黨派重要領袖（包括中共）和全國各界名流學者，於漢口組織國民參政會 —— 作為戰時最高民意機關參加抗戰救國和抗戰建國的工作。國民參政會組成人員共二百名，國民黨占八十名，各黨派領袖占五十名，無黨派人士占七十名以上。
　　國民參政會對於在戰時準備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一九三九年九月九日至九月十八日，國民參政會於重慶召開一屆四次會議時，已決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結束黨治，實行憲政，並由議長蔣介石指定參政會若干組成人員，組織了憲政期成會。憲政期成會於一九三九年九月成立的當天，即在它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已決請國民政府早日頒布召開國民大會，公布憲法，及憲政實施之明令。一九三九年十月，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遂決於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制憲國民大會，恢復因抗戰停頓的國民代表選舉工作，並決議於重慶建造“國民大會堂”。後因戰事吃緊，無法召集，乃於一九四零年九月十五日宣布延期召開國大，其它準備工作照常進行。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十二日國民政府頒布“國民大會籌備組織條例”。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重慶“國民大會堂”竣工。但因大會堂於一九四一年八月九日被日機炸毀，加之一九四二年日本對西南攻勢凌厲，國籌會只能停止辦公。鑑於戰禍不止和國民大會無以召開的現實，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乃宣布戰爭結束後一年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制定和頒布憲法。此一宣布後來成為事實。
　　其間，國民黨中央和國民參政會，還曾合組憲政實施協進會，協調各黨各派各方人士推動憲政的準備工作，召開常委會十一次，直至一九四六年制憲國大準備就緒，方才休會。應該說，由於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非但未忘民主政治的建設，而且於極其艱苦的戰時，仍堅持了對於民主政治建設的推進，具體言之，就是對憲政的準備，尤其是對制憲國民大會的籌備，才會在抗戰剛剛勝利之時，就能將民主憲政的推行立即提上議事日程，並能於中共發動內戰和一意破壞之中按時召開。
　　二、八年全面抗戰期間，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非但沒有強化訓政時期革命政府的統治權，相反，為了在戰時推行憲政和準備憲政，卻逐步開放黨禁，允許各黨派參政，包括進行了十年叛亂和叛國的中國共產黨和在訓政期間曾因創建國家社會黨而被捕過的張君勱、張東蓀等。⁶³ 由是各種黨派應運而生，多黨政治漸趨成形。這就為戰後制憲國民大會和行憲國民大會的相繼召開，以及推動多黨民主政治逐漸地打下了基礎。這對於一個正在戮力抗戰，亟須統一軍事、思想和政治的時代，誠然是不可想象的。較之中共至今絕不允許人民有任何集會、結社與組黨的自由，其兩個政黨和兩個政權之完全不同的性質因此而涇渭分明。
　　三、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之八年間，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非但沒有以戰爭為理由而鉗民於口，反而繼承和發揚了訓政時期予人民以相當廣泛之思想、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民主做法，從而使得抗戰時期的國民能言其所欲言，以助政府和國民黨抗戰，以責政府和國民黨之不當。連對心蓄顛覆政府之志，矢志要奪權篡國的中國共產黨，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亦在中共偽裝提出“四項保證”之後（參見下卷第三章），首先於七月三十一日宣布釋放親共派人士，即為中共一黨圖存而不顧整個國家危亡的沈鈞儒等七人（參見下卷第三章），於八月二十四日釋放中共領袖陳獨秀，允許中共在重慶發行《新華日報》，開辦書店。據一九八九年後中國大陸歷史學家稱：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先後在重慶發行過刊物的民營報社、通訊社即達二百多家……。除中共的《新華日報》、《群眾周刊》以外，還有《國民公報》、《時事新報》、《西南日報》以及無計其數的雜誌和期刊。在重慶的大型出版發行機構則有：《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廣益書局》、《生活書店》、《新知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正中書店》、《獨立出版社》等。⁶⁴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商務、中華、世界、大東、開明等書局，都在重慶恢復了編審部和印刷部，且增加投資，擴大了出版規模。廣大作家自己經營的小規模出版社和《文化生活出版社》、《作家書屋》、《中外出版社》、《群益出版社》等，亦開始成立出書。加上新成立的《新生圖書公司》、《建國書店》、《文風書店》、《五十年代出版社》、《南方印書館》等，尤使圖書出版量迅速增加。據一九四二年統計，僅僅在重慶的民營出版機構就有一百三十多家。⁶⁵ 中國的出版事業繼在上海和戰時的武漢出現繁榮時代之後，在抗戰時代的重慶竟進一步得到了巨大發展。顯然，這樣的思想與出版自由，對於一個正在堅持艱苦抗戰、日日血濺中華的戰爭時期來說，實在是不能想象的。它較之中共在大陸奪取政權以後，於絕對和平時期竟能全面廢除人民原已享有的思想、言論、新聞和出版自由，實有霄壤之別。

第二、戰時國家經濟的建設

　　全面抗戰八年間，由中華民國政府所領導的經濟建設，在蔣介石提出的“沒有國防，就沒有國家……我們一切政策，一切實施，都要以國防為中心，一切利害和是非，都要根據國防來判斷”之總決策下，⁶⁶ 戰時的工業、交通、貿易、農業以及教育和文化，均有着十分矚目的建設和發展，從而在經濟上對持久抗戰作了保證。
　　一、工業建設。據大陸一九九三年出版的《國民政府重慶陪都史》一書稱：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有計劃、有步驟地將一大批重要的工礦企業遷入了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後方，一批批愛國的工商業者、科學家和實業家們，在“救亡圖存”、“實業救國”的激勵下，不遠萬里撤廠內遷。據統計，截止一九四零年六月，遷入大後方四川的民營企業已達二百五十家，技術人員達萬名以上。國內大型鋼鐵企業亦從上海或武漢絡繹遷入……此後從長江的唐家沱到大渡口，沿着嘉陵江北到磁器口、童家橋，由川黔公路南達纂江布滿了大大小小的工廠。以重慶為中心，在合川、長壽、江津等地構成了中國抗戰的“金三角”，建成了包括礦業、冶金、機器製造、化工、建材、紡織、造船、電器、日用百貨、麵粉、食品加工，以及屬於軍工系統的飛機製造、光學儀器、機械、皮革等在內的，門類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其中，民營資本約占大後方資本總額的百分之八十二點五……與戰前的大後方工業相比較，不僅工廠總數、資本總額、工人人數大大增加，而且工業門類的配置、產品數量和地域分布都有明顯的發展。據該書稱：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陪都建設計劃委員會在重慶舉辦了“第一屆陪都建設展覽”。著名實業家顏耀秋曾撰文指出：“當八一三滬戰爆發，上海各工廠即奉命內遷，是時，船又多移作軍用，能分配各工廠載運內遷者僅百分之二而已。今在此戰時之工廠出品，乃經三年余之久的苦鬥搜羅所得的成果，雖出品尚屬幼稚，但吾輩聊可以告慰於國人。”⁶⁷
　　著名經濟學家許滌新則稱：“從這二百餘家遷川工廠的奮鬥歷史，可以看出吾國從事於民族工業的廠家、職員與工人，是具有茹苦含辛不屈不撓之精神的；第二，從這二百餘家遷川工廠的出品中可以看出中國民族工業不是沒有基礎的……舉凡國防民生所需之物，無不具備。我們應當珍貴這點基礎，應當努力鞏固和發展這點基礎；第三，我國工業過去所需的機器，主要是求之於國外，抗戰以後，國人才注意這個問題。這次遷川工廠的出口展覽，就表現出這種成就了。”⁶⁸
　　二、交通建設。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藉助它在太平洋戰爭初期的勝利，迅速地斷絕了國民政府的國際交通。一九四二年，中國西南方面的滇越、滇緬公路和西北方面聯繫中蘇的甘新公路先後受阻，香港的淪陷又使中國政府失去了重要的中轉據點，日本更是叫囂“封閉滇緬公路，不使通過它對蔣政權作軍事上、經濟上的援助”。⁶⁹ 一九四一年底國民黨五屆九中全會乃對此作出決議：“目前滇緬公路為我國交通之要道，其防護之重要，自不待言，尤應一面配備重兵，節節控制，使敵不敢輕易侵犯，一面仍需改進運輸方法，以謀搶運物資。”⁷⁰ 嗣後，在中、美、英等國軍民的艱苦勞動下，中印公路於一九四五年一月建成使用。這條從印度加爾各答到中國昆明長達一千八百英里的陸路交通，加強了中華民國政府與國際反法西斯戰線的聯繫，為盟國軍隊反攻日本提供了條件。此外，中印航線的開航和數條國際無線電路的開通，不僅創造了世界空運史的紀錄，而且對國民政府持久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需要，起到了重大作用，做出了重要貢獻。
　　三、貿易建設。據中國大陸版的《陪都史》稱：抗戰全面爆發後，因國內運輸阻滯，內地傳統輸出品難以到達上海等沿海口岸，中國的外貿額急劇下降，上海外貿額減少一半左右……一九三七年九月，國民政府財政部提出《增進生產調整貿易大綱》，決以重要外貿政策如：為應付對英、美、蘇諸國易貨償債起見，對部分產品實行統購統銷；為集中外匯，商人須依照政府規定匯率向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售結；為削弱日軍作戰，於一九三八年十月公布禁運資敵物品條例等。由是，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間出口總值達一萬一千五百七十萬美圓，其中國營外銷系統的出口值竟達八千六百四十萬美圓……其對於指定外銷農產品得以輸出，維持國民政府之債權，換取抗戰建國之急需物資方面，作用不可低估。⁷¹
　　四、科技建設。據中國大陸版的《陪都史》稱：國民政府的戰時科技政策，以抗戰建國基本方針為其指導思想，即：“對於科學知識之追求，科學技術之深造，科學教育之普及，必須於抗戰中集中精神，積極推進，以促成我中華民國之現代化和工業化……”⁷² 一九四三年四月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曾說：“……總體看來，戰時中國科學技術在應用技術方面進步最快……”⁷³ 時工礦企業還獲得大小發明三百餘件和專利五百餘件。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化學家候德榜潛心研究制鹼技術，於一九三九年首先提出了聯合制鹼法的連續過程，並相繼完成工藝設計，使之實際投產，對純鹼和氮肥工業作出了貢獻。“候氏制鹼法”是對西方長達半個世紀的蘇德維法及蔡安法傳統工藝的重大突破，是艱苦抗戰時期科學進步的一朵奇芭。此外，在基礎理論的研究方面，吳大猷關於《多元分子振動光譜與結構》的研究，馬士俊的《原子核及宇宙線之同予理論》，蘇步青的《曲線影射研究》，鍾明來對《幾率論》與《數論》的貢獻，李四光對南嶺地段地質構造的研究，丁毅對四川纂江鐵礦的新考察，馮景蘭對於川康大銅礦的《紀要》，王恆明發明的《浮游選礦劑》，馬延英關於《珊瑚層的生長斷定古代氣候的分析》，四川大學教授方文培的《峨嵋植物圖志》等，都是抗戰時期科學研究的重要成就。⁷⁴
　　思想的自由，國家的重視，自然亦帶來了抗戰時期社會科學研究的興盛局面。“各種學術，不但沒有退步，而且有長足進步”。⁷⁵ 是時，僅重慶就有全國性民間學術團體一百四十一個。朱光潛的《詩論》，馮友蘭的《新理學》，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劉節的《中國古代宗族移植史》等均成一時之響。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文工會），更是由各黨各派知識分子所組成的一支出色的生力軍，是“一所新型的學術機構，人才薈萃，碩果纍纍，時人稱齊之稷下”。⁷⁶ 雖然它很快就被中共所“挖心”，並成為中共製造抗戰陣營分裂和為發動內戰而製造輿論的重要巢穴（詳見下卷第四章）。
　　五、教育文化建設。抗戰時期值得大書特書的是教育文化建設。它一方面體現了中華民國政府對教育的一貫重視，即便是於烽火國中的戰爭歲月，非但不稍挫之，甚至尤有發展。另一方面，則證明了在人民享有思想和出版自由的時代，即便是在血濺中華的戰爭年代，我國文化的發展，亦非但沒有斷裂，更沒有被毀滅，甚至反而創造了非常的繁榮局面。較之中共奪取政權後踐踏教育，毀滅文化，甚至竟能為一黨之內訌，便能取消高等教育和破壞中、小學教育達十數年之久，形成了鮮明的歷史對照。
　　特別令人感動的，也是中國大陸出版的《培都史》所着重指出的是：抗戰爆發後，為了保存我國的教育文化事業，大批的高等教育和科學文化教育機構，完成了向大西南地區的戰時內遷，全國百分之三十四的高等學校匯集於重慶。據當時我國著名社會學家孫定文先生的統計，抗戰期間，中國的知識分子當中，“高級知識分子中十分之九以上西遷；中級知識分子中十分之五以上西遷，低級知識分子中十分之三以上西遷”，從而完成了中國文化教育中心由東向西的戰略大轉移，成為中國歷史上為保存民族文化國脈的第四次文化教育大遷徙。該書還稱：“抗戰時期統一高等院校教學、管理的各項制度規範，標誌着傳入中國幾十年的近代高等教育，由初期的無計劃放任狀態，轉入統一組織與規劃，從而進入與中國抗戰建國的實際需要相結合的階段……以陳立夫為首的教育當局，對戰時教育體制所進行的一系列措施，有力地克服了戰爭給教育所帶來的危機，為抗戰時期正規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⁷⁷
　　其次，抗戰時期由於人民擁有充分的思想、言論和出版自由，是故，文化的發展也就伴隨着抗戰救國和抗戰建國的激情，呈現出多姿多彩的蓬勃景象。據該書稱：“……美術大師群集陪都，戲劇創作迭呈高潮，電影事業空前繁榮……。”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隨着港、澳及南洋等地的相繼淪陷，“數月以來，上述各地歸國文化人，且數千人”。同時，“為了搶救淪陷區內的廣大文化知名人士，國民政府的官方機構，軍事部門，及地方人士，如張發奎、杜月笙、戴雨農等均做了大量的救援搶救工作……到一九四二年七月，港、滬、南洋各地的文化人士，還在陸續內移中”。⁷⁸ “政府方面，亦於今年（指一九四二年），又特撥專款，辦理此項招待和安置工作事宜，除沿途妥為內移的文化人士照料外，並在重慶等地設立招待所，又代為安插工作，期以人盡其才，給每一個文化界的人士以歸國服務的機會”。⁷⁹ 據統計一九四三年重慶的全國性文藝團體就有三十五個。全國作家三百七十七人中就有一百二十一人集中於重慶。彼時，文學、戲劇、話劇、美術等均為抗戰而創作，又在為抗戰而創作之中，產生了大量的文藝刊物和優秀的文藝作品。各種文藝叢書的出版，更予各類創作帶來了大量的出版陣地；數度霧都公演，尤給話劇的演出和興盛帶來了發展的大好時機。⁸⁰ 只需稍稍比較一下，一九四九年後中共對於文化和文化人之再三、再四的圍剿和迫害，回顧一下中共於國家和平建設階段，數度大興文字獄以摧殘文化、逼殺文人的行徑，兩個黨和兩個政府的德行和本相，又何需論之與辯之。
　　六、戰時農業建設。一九八九年，日本“中國現代史研究會”出版了《抗日戰爭與中國民眾》一書。該書稱：“重慶政府堅持抗戰，其物質基礎是經濟力量的發展。它實現低息長期貸款政策，大量投資於國家建設，使工業生產持續增長。對農業主要也進行積極的貸款，興辦水利、灌溉、開墾等工程，擴大耕地面積，維持了抗戰的基礎……從抗日的角度來看，重慶政府的經濟政策不是失敗，而是成功的。”⁸¹
　　歷史的事實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蔣介石曾向國民黨五屆九中全會提交了“土地政策戰時實施綱要”，提出了十條綱領，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五條：
　　私有土地應由所有人申報地價，照價納稅，稅率起點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累進至百分之五；為實施戰時之經濟建設或公共設施之需要，得隨時依照規定之報價徵收私有土地，其地價之一部分，並由國家發行之土地債券償付之；私有土地之出租者，其地租一樣不能超過報定地價之百分之十；確立農地以歸農民自耕為原則……
　　綱要還對“農地以歸農民自耕為原則”作了進一步闡述，指出在此原則下，“嗣後農地所有權之轉移，其承受人均以能自為耕作之人民為限。不依照前項轉移之農地，或非自耕農之土地，政府得收買之，而轉售於佃農，予以較長之年限，分年攤還地價”。
　　由是，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扶植自耕農”之原則得以確立。
　　這個綱要，上承孫中山“平均地權”之本義和一九三零年國民政府頒布的“土地法”，下銜一九四九年後台灣三階段和平土地改革的實踐，雖為戰時，卻走的是從根本上解決土地問題的正確道路。據大陸版的《陪都史》稱：“戰時後方如重慶北培等扶植自耕農實驗區的建立，已基本上改變了原有的土地關係。朝陽鎮第十九保的九十戶農民當中有七十戶被扶植為自耕農。如一自耕農所言：‘扶植自耕農，這是政府對我們所做的最重大的一件事，現在政府無論叫我們做什麼，我們也不會推辭的。’”⁸² 可以設想的是，如果抗戰勝利後沒有中共在戰爭的廢墟上為奪取政權所迅疾挑起的那一場殘酷內戰，中國大陸的土地改革勢將與同時期的台灣一樣，也能夠走上一條 “非殺人以奪地”和“非強迫自耕農為黨耕奴”之正確的土地改革道路。因為國民政府在抗戰時期和內戰失敗退守的歲月里，在土地問題上都能做到的事情，在真正的和平建設時期，也就一定能夠做得到了。孫中山先生“平均地權”的理想，也就一定能夠實現。
　　中華民國在長期艱苦抗戰中的民主建國成就，實令今日之中國大陸人民“百感而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