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俄為了將中國的國民革命誘逼為俄式共產革命，並移植共產專制制度於中國，除掉指使中國共產黨“借國民黨的軀殼，以發展自身的組織”（戴季陶語）以外，第二步就是分裂國民黨。

第一、製造國民黨內鬥

　　蘇俄和中共製造國民黨內鬥的主要手段，便是指國民黨內部有左派和右派之分，將國民黨劃分為左、中、右三派，以實行“團結左派，孤立中派，打擊右派”的陰謀策略。國民黨“一大”召開之前，曾一再向孫中山保證要獻身中國國民革命的蘇俄顧問鮑羅廷，就對幼稚病發作者廖仲凱挑撥說“國民黨里有左派、右派之分”。國民黨“一大”召開後，維津斯基不僅在與陳獨秀、張國燾的談話中，甚至是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都曾明確提出“共產黨人要在國民黨內‘支持左派，反對右派’”，以分裂國民黨。¹⁰ 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甚至在“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議決案”中明白無誤地供稱：“所謂國民黨左右派之爭，其實是我們和國民黨右派之爭。所以假使我們現在因為鞏固擴大國民黨起見而取調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種錯誤。” 從此，自中國同盟會成立起，向來就沒有左派、右派之分的中國國民黨，便在蘇俄與中共的挑撥離間之下，以親俄親共和遠俄反共為劃分左右的界限，開始了左派對右派的反對和鬥爭，甚至將不親俄親共的國民黨人罵成了“反革命派”，直至將他們開除出黨。國民黨自身的分裂和內鬥已不能免（參見上卷第三章）。

第二、打進國民黨以反對國民黨

　　蘇俄與中共打進國民黨以反對國民黨的主要表現，就是無視孫中山先生所一再告誡的“共產黨參加國民黨，便應該服從紀律，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這樣一個十分明確的原則，竟公然指使已經加入了國民黨的中共黨人，公然違背國民黨的立場，公開地、甚至是肆意地攻擊國民黨，從而將孫中山先生“聯俄容共”的做法，逼迫成為“忍俄捧共”的做法。一九二四年七月，蘇俄煽動外蒙獨立，連梁啓超、丁文江等人都因驚醒而高聲疾呼“共產主義也是我們的敵人，其危害我們中國的地方，更甚於帝國主義式的敵人。” 然而加入了國民黨的共產黨，既無一人因蘇俄分裂我國土，而與國民黨同持應有的反對立場，相反，由於蘇俄與北京軍閥政府建交並訂立“中俄協定”，已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人李大釗等，竟在蘇俄指示下立即承認北京政府，公開違背參加國民黨時所發表的關於反對和不承認北京軍閥政府的聲明，支持蘇俄強行在外蒙駐軍，甚至在蘇俄的授意下，贊成外蒙古獨立，企圖出賣祖國對外蒙古的主權（參見下卷第六章）。當馮玉祥邀請孫中山北上時，只因蘇俄反對孫中山北上，中共即在廣東發動了一百個以上的團體反對與咒罵孫中山北上。待到蘇俄轉而又支持孫中山北上時，中共又纂文稱：“孫中山是受了共產黨的影響才決定北上的。”此外，加入了國民黨的中共黨員，還全然地不顧國民黨紀律，公開纂文攻擊國民黨的立場、方針和政策。在蘇俄的指令下，中共甚至違背自身“決不在國民黨中組織共產黨黨團”的公開聲明，在國民黨中組織地下黨團，在黃埔軍校建立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發展地下共產黨員。由是可知，共產黨員雖然參加了國民黨，卻非但未以國民黨為本黨，甚至為聽命蘇俄，而不惜公開反對自身亦在其中的國民黨。難怪李宗仁在讚揚共產黨的“革命”熱情時，卻對他們“只顧目的、不擇手段”的黨性大為感嘆。

第三、蒙蔽孫中山、拉攏廖仲凱、貶逐胡漢民、收買汪精衛、打倒蔣介石

一、蒙蔽孫中山
　　如前所說，蘇俄為煽動中國共產革命、移植共產專制制度於中國，曾於一九二零至一九二三年間十數次派人來中國謀合孫中山先生（參見上卷第三章第十條注釋）。於中共成立前，是想變中國國民黨為中國共產黨；於中共成立後，則要求國民黨和中共合併。逮孫不同意，而只容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後，蘇俄乃一邊命令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一邊派代表與孫中山聯合發表宣言，謊稱“絕不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更在“聯俄” 開始以後，一方面派顧問鮑羅廷一再地欺騙孫中山先生說，“我到這裡來是為了獻身中國國民革命。您的目標是反對帝國主義，這也是我們的目標。至於共產主義，中國還不具備實行的條件。”他還說，“比如在歐洲、在美洲是宣傳共產主義和推進階級戰爭。可是，在東方，特別是在中國，我們的政策是促進國民革命，我們已經指示中國共產黨去集中地搞國民革命，而不是共產主義”；¹¹ 另一方面蘇俄和中共卻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留學生中，公開批評、詆毀三民主義和孫中山先生本人。特別明顯的是，在國民黨“一大”上，當共產黨員跨黨案遭到部分國民黨人的反對時，李大釗雖代表中共發表聲明稱：“本人原為第三國際共產黨員，此次偕諸同志加入本黨（指國民黨），是為服從本黨主義，遵守本黨黨章，參加本黨革命事業，絕對不是想把國民黨化為共產黨，乃是以個人的第三國際共產黨員的資格，加入國民黨，從事國民的革命事業，並希望諸先輩指導一切。”但是，轉瞬之間，至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李大釗本人居然又於莫斯科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第二十二次會議上，公然地反口宣言說：“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我們黨的黨員和共青團員個別地參加國民黨，目的在於改組它，改變綱領（按：指改變國民黨的綱領）……在國民黨中把‘左’翼拉到我們一邊……。北方的工人組織仍在我們手中。在南方，特別是在廣州，國民黨在工人中間有一定影響，而我們的策略在於掌握工人運動的領導權，以便把他們培養成革命先鋒隊（按：指共產革命先鋒隊）……”
　　由於身為國民黨人的共產黨員完全蔑視國民黨的綱領和紀律，公然地反對國民黨和公然地批判國民黨，國民黨員劉成禹、馮自由、謝英伯、許清和等人才在廣州召集華僑及各省代表五十餘人，開會決議警告李大釗等不得利用跨黨機會以攘奪國民黨黨統。警告書尚未發出，鮑羅廷、李大釗即向孫中山控告劉成禹等四人“不守黨紀，以挑撥國、共惡感”。劉等四人即以中共在其機關刊物上任意詆毀國民黨為證，孫乃宣布四人無罪。其後，當中央監察委員張繼、謝持、鄧澤如等正式向孫中山及中執委提案，彈劾身為國民黨員的共產黨徒在國民黨內秘密建立黨團等一系列反對國民黨的行徑時，鮑羅廷又反訴蒙孫，將中共“三大”時即已於內部決定要在國民黨內成立黨團的事藏而不言，反稱“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三個月之後，見國民黨不振作，乃不得不建立黨團”。對此，國民黨中執委七月七日乃宣布：“國民黨黨員的言論行動如不依據主義、綱領、政綱及黨章，必予嚴重製裁。”儘管如此，蘇俄和中共不僅繼續矇騙孫中山，甚至借孫同意建立大元帥府鐵甲隊而私建武裝，從而為來日的叛亂建立了一支重要的軍事力量（參見下文）。
　　自一九二三年九月發布“孫文越飛宣言”始，至一九二五年三月孫中山先生逝世，短短一年半時間，蘇俄與中共為分裂國民黨、竊奪國民黨黨權，早已從“蒙孫”走向了“騙孫”。所以，一旦孫中山先生逝世，其分裂國民黨和竊奪國民黨黨權的膽量、欲望和手段，也就可想而知。

二、拉攏廖仲凱
　　如本書上卷第三章所論，廖仲凱既是三民主義的一個誠實信徒，又是國民黨“左派”幼稚病的最嚴重患者。他在國民黨中負責聯俄容共做法的重要地位，和作為孫中山先生“荷包”的特殊角色，以及他對國際共產革命、對蘇俄和對中共的天真與無知，乃使蘇俄與中共將他作為拉攏的最重要對象。“孫文越飛宣言”發表後，廖仲凱即攜女與越飛一起乘亞洲皇后號輪船離滬赴日。廖的目的，是要藉此行向蘇俄要求援助。越飛的目的，則要藉此行以拉攏廖。前者之所以達到了目的，¹² 全因後者拉攏的成功。天真、幼稚的廖仲凱竟完全相信蘇俄至少六十年後才會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的“許諾”，而決心為推進現在的中國國民革命，努力於“聯俄容共”的做法。此後，廖仲凱在不遺餘力地推進國民革命的同時，也不遺餘力地將蘇俄和中共的勢力，引渡到了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陣營內部，直至走火入魔，走向了事必奉俄和事必依共的地步。鮑羅廷亦因廖的忠誠，而將廖視為臂膀，視為“志同道合”者，更在孫逝世之後，為全面篡奪國民黨的黨權，而授廖以更大和更多的權力。一九二五年夏成立國民政府時，因廖幫忙驅逐了胡漢民，收買了汪精衛，蘇俄顧問竟讓廖擔任了十三種職務，並使之實權和事權在握。若非廖不久即遭暗殺，蘇俄和中共對國民黨權力的篡奪，也許不會失敗得那麼快；而蔣介石和一批真正國民黨人救黨北伐的成功，也就不會成功得那樣快了（詳見上卷第三章）。

三、貶逐胡漢民
　　孫中山先生的逝世，使國民黨的領袖位置成為虛位。就當時的情形來看，可以接替孫先生者無非是胡漢民、汪精衛、廖仲凱和蔣介石四人。胡漢民是國民黨元老，向為孫中山所倚重，且為廣東大本營的“代帥”，政治會議主席。汪於辛亥之後去國良久，剛剛歸國，雖有名聲，了無實力。廖為鮮明的親俄親共派領袖，是蘇俄與中共屬意的人物。蔣則是被廣東革命政府視為“長城”的軍事實力派。因而，在實際上，最有權力或能夠順理成章地繼承這一領袖地位者，是胡漢民。但是蘇俄顧問鮑羅廷不喜歡胡漢民，因為他不親俄，更不捧共，既有反對“聯俄容共”做法的傾向，又絕不順從蘇俄和蘇俄的顧問們。由是，在孫中山逝世之後國民黨群龍無首這樣一個權力真空階段，由於廖仲凱的積極配合，手控俄援的鮑羅廷便趁機掌握了國民黨大權，並藉成立廣東國民政府，而與汪、廖密謀，將胡漢民從“代帥”的位子上拉了下來，先是讓胡僅僅做了一個幾是“空位”的外交部長（按：當時國際上承認的合法政府是北京政府，故廣東政府除掉與蘇俄有所謂外交事務以外，別無外交可言），後則利用廖案，公然地打擊甚至要逮捕胡，直至乾脆將胡逼離廣東，命他赴俄去“考察一切政治經濟問題。”由是，蘇俄和中共眼中最大的絆腳石乃被踢開，胡漢民在國民黨中的地位遂一落千丈。

四、收買汪精衛
　　如前所說，辛亥之後汪精衛曾去國良久，俟國民革命頗有起色之後才回國歸隊。以其歷史地位，是為國民黨革命元老；視其事功，則除掉謀炸清攝政王和參加《民報》對改良派的大論戰而殊獲名聲以外，並無其它建樹。但他儀表堂堂，口才動人，頗引人佩服；卻又夙無主張，夸夫死權，領袖慾極強。由是，他的名聲和權欲，特別是他在國民革命陣營中了無實力的實際狀況，便為鮑羅廷所看中。在廖仲凱左派旗幟過於鮮明，蔣介石又被視為中派的情形下，為了貶逐胡漢民和打擊其他敢於分庭抗禮的國民黨元老，更為了在滿足了他的權欲之後，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領導權能夠順利地為蘇俄顧問和中共所篡奪，鮑羅廷不失時機地抓住了孫中山先生逝世的機會，於北京蘇俄駐中國大使館找汪精衛談話，明白表示“孫後國民黨的領袖非汪而莫屬”（參見上卷第三章）。汪自此而與鮑羅廷勾結在一起，非但徹底改變了他原來反對“聯俄容共”做法的態度，而且事必以鮑為馬首瞻，甚至在鮑的策劃下與鮑、廖一起進行“黑箱作業”，背着當時仍然是大本營代帥和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的胡漢民，私定和擅自公布國民政府組成人員名單，私受鮑、廖所“贈於”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國民政府主席職務，不久又擔任了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從此，汪不僅賣力地將國民黨“二大”開成了共產黨的“二大”，將國民黨的黨權和對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大部讓與蘇俄及中共，為蘇俄顧問和中共驅逐本黨的“右派”，開除本黨的元老，貶抑直至迫害曾被廣東國民政府和廣東人民“倚為長城”的蔣介石。三個月後，汪雖因中山艦事敗而被黜出國十六個月，然而，他從此便在蘇俄和中共的“革命”需要之時，一再地充當了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陣營的分裂者和內訌、內鬥的製造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將武漢國民政府辦成了國民眼裡的“俄國政府”。直至他因親睹斯大林給中共的命令而大懼時，¹³ 才決定“驅俄和分共”。然而他為鮑羅廷和中共所陰謀煽動而更加膨脹起來的權欲，卻使他終生不能安於蔣氏之下，以至每逢叛黨壞國之亂，其必參加之，亦必策劃之，推波助瀾，幾起幾落，直至為了做成第一把手，竟走上了出賣祖國、甘當漢奸的不歸之路。

五、打倒蔣介石
　　當蘇俄和中共已經成功地蒙蔽了孫中山，拉攏了廖仲凱，貶逐了胡漢民，和收買了汪精衛之後，用中共御用歷史學家的話來說，就是國民黨的“二大”上，便終於“洋溢着一派樂觀的左傾氣氛了”！¹⁴
　　但是，當蘇俄與中共在國民黨幼稚病和權力病患者們的傾心支持下，因利令智昏而要變本加厲地加速他們誘逼國民革命的步伐時，被廣東國民政府和廣東人民“倚為長城”，並被中共黨魁陳獨秀稱為“中國民族革命柱石”的蔣介石，因保護國民黨反共元老，制止中共在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中建立和發展地下組織，堅持提出和維護北伐打倒軍閥的國民革命方向，果斷利用“中山艦事件”以奮而救黨，率先提出“整理黨務案”以堅決護黨，提早發動北伐、並且不數月便解放了南半個中國，因而不僅迅速成為孫後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的新權威領袖，而且迅速成了全國人民心中的真正革命英雄。由是，蘇俄、中共和國民黨左派因日漸感到了由蔣介石的崛起所帶來的巨大壓力和恐慌，從而迅速地推起了一波又一波反蔣的高潮。此後，他們所有反對、破壞、背叛北伐的罪惡行徑，既沒有一件不與旨在打倒蔣介石相關；更沒有一件意在打倒蔣介石的行為，不與誘逼、破壞和背叛中國國民革命相連。用蔣介石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冀直接打倒蔣中正，間接打倒國民革命”。
　　蘇俄、中共以及國民黨“左派”亟欲打倒蔣介石的主要陰謀手段，一是由蘇俄軍事顧問團在黃埔軍校指責蔣介石“ 不革命”；二是反對蔣提出的北伐主張，宣揚北伐必敗論；三是指蔣為“新軍閥”，煽動其部下王懋功叛變，剋扣和削減黃埔軍校及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費；四是既不允許蔣辭職，又不慰留，卻要遣蔣北上幫助馮玉祥練兵，暗示蔣出國，直至發動“中山艦事變”，試圖綁架蔣赴俄軟禁。目的均在逼蔣離開廣東，剝離蔣的軍權（參見上卷第四章第二節）。再就是於北伐勝利出師後，陰謀決策“迎汪復職、以與蔣分權”，始終推行“擁汪反蔣”的謀略，並一再挑起“遷都之爭”，擴大“遷都之爭”，再起國民黨分裂內鬥的風潮，以阻蔣繼續領導北伐（參見下文）。然後又製造北伐軍內亂，動搖北伐軍軍心，先後於南昌、武漢公然挑唆舊軍人出身的李宗仁和唐生智，於北伐軍勝利進軍途中“取蔣以代之”。¹⁵ 甚至陰謀發動武漢政變，公然褫奪正在領導北伐的蔣介石於國民黨內所擔任的最高職務和重要職務，公開指罵領導北伐功勳卓著的蔣介石是“新軍閥”和國民黨“新右派”。直至因蔣介石已經決心“清黨”，而在“武漢俄國中央”將蔣介石開除出中國國民黨（參見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