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卷

共產革命、農民造反與中國共產黨

　　西安事變不僅為中共的“圖存”帶來了希望，而且為它乘國難以擴張製造了機遇。而這一切都得力於蘇俄為它制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毛澤東利用這個統一戰線以進行陰謀策化所獲得的成功。

第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共“暫時妥協”和“積極讓步”的總策略

一、暫時的妥協及其手段
　　中共所謂暫時的妥協，在實際上就是虛假的妥協，是為了在取得合法地位以後實行陰謀擴張所必須作出的讓步，藉此以欺騙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全國民眾。
　　中共實行暫時妥協的第一手段，就是在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提下，兩次向國民黨提出“四項保證”。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向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其內容為：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我軍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同日，中共還在延安向全國廣播稱：“關於階級鬥爭問題，中國共產黨屢次宣言，本黨當前的工作是為民族團結一致而奮鬥，和實現民族聯合陣線以抵抗侵略。為了這個目的，共產黨曾疊次聲明停止階級鬥爭。而且中國共產黨曾自動宣布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這一切證明本黨為集中力量完成民族解放的偉大使命，現在並不提倡階級鬥爭。”
　　第二次是在“七七事變”之後，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共又在“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中，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作出了內容完全一樣的“四項保證”，並且宣稱：“本黨這種光明磊落、大公無私與委曲求全的態度，早已向全國同胞明白表示出來，並且已獲得同胞們的讚許。現在為求得國民黨的精誠團結，鞏固全國的和平統一，實現抗日的民族鬥爭，我們準備把這些諾言在形式上尚未實行的部分……立即實行，以便用統一團結的全國力量，抵抗外敵的侵略”云云。
　　中共實行暫時妥協的第二手段，則是對外高喊抗日和標榜抗日。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在中共發表上述宣言的同時，朱德在延安發表了“實行對日抗戰”的講演，稱：“紅軍沒有任何地盤的野心，沒有任何權利的狂欲。他的職志是抗日救國……他願意……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服從中央政府的指揮，以便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無阻礙無隔閡地實現全國上下一致的對日抗戰……蘆溝橋的炮聲響了，紅軍已做好了隨時出發的準備。聽從着中央政府的命令……無條件地聽從這個總指揮部的指揮……”
　　中共實行暫時妥協的第三手段，是對外持續高喊建立真正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就在他對外發表的“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中聲稱：“全中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的長城。執行抗戰的方針和上述各項政策，依靠這個聯合陣線。中心關鍵是在國共兩黨的合作。”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當時的主要負責人張聞天亦公開發表文章稱：“兩黨的領導者……要能夠善於在抗日高於一切、一切為了抗日的基本原則下，用互相諒解、互相讓步的方法，求得不同意見的合理解決。”⁴⁹
　　中共實行暫時妥協的第四手段，是承認並擁護國民黨蔣介石和中華民國政府，是全中國人民抗戰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真正領導者。同樣是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這篇文章中，毛澤東曾“真誠地”並且是“宣誓式地”寫道：“全國軍隊包括紅軍在內，擁護蔣介石先生的宣言，反對妥協退讓、實行堅決抗戰……共產黨人要一心一德、忠實執行自己的宣言，同時堅決擁護蔣介石先生的宣言……”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張聞天也公開發表文章稱：“關於目前抗日戰爭中，蔣介石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黨已經處在領導的地位，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我們應該向國民黨同志聲明，我們是竭誠擁護現在蔣先生領導下的國民政府的……這是全中國人民自己的政府，也是我們共產黨人的中央政府……”⁵⁰
　　一九三八年十月，在中共“六大”上，毛澤東仍在他對外公開的“新階段”報告中稱：“抗日戰爭的進行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中，國民黨居於領導和基幹的地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以國共兩黨為基礎，而兩黨中以國民黨為第一大黨，抗戰的發動和堅持，離開國民黨是不能設想的。”同月，中共在對外發表的“中華民族的當前緊接任務”第二條中又稱：“誠心誠意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擁護國共兩黨及一切抗日黨派的親密合作，反對一切分裂企圖，反對任何漢奸傀儡政府。”
　　中共實行暫時妥協的第五手段，是對外熱情歌頌國民黨、蔣介石領導和堅持抗戰，讚揚國民黨的革命歷史與民主建國成就，“保證並決心”與國民黨一起建設一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
　　其一、全面抗戰爆發後，特別是在全面抗戰的前期，中共曾一再地歌頌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抗戰。甚至在它的不抗戰、假抗戰和真擴張已經被揭露出來，並造成抗戰陣營內部的衝突時，中共仍然因為在力量上尚嫌不足，而繼續歌頌國民黨和蔣介石所領導的抗戰。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即武漢會戰期間，毛澤東仍致函蔣介石委員長稱：“先生領導全民進行空前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凡我國民無不景仰……敵雖凶頑，終必失敗。”時至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抗戰五周年紀念日，皖南事變已經發生之後，中共仍然對外發表宣言稱：“全國軍民必須一致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
　　其二、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澤東曾在他公開發表的“新階段”報告中讚揚國民黨說：“國民黨有他光榮的歷史，主要是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反對袁世凱，建立過‘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舉行了民國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領導着偉大的抗日戰爭。它有三民主義的歷史傳統，有孫中山先生、蔣介石先生前後兩個偉大的領袖，有廣大的愛國的黨員。所有這些，都是國人不可忽視的，這些都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十五個月來，全國各個抗日黨派都有進步，國民黨的進步也是顯著的。它召集了臨時代表大會，發布了抗戰建國綱領，召集了國民參政會，開始組織了三民主義青年團，承認了各黨各派合法存在與共同抗日建國，實行了某種程度的民主權力，軍事上與政治機構上的某些改革，外交政策的適合抗日政策等等，都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件……可以預斷，國民黨的前途是光明的。”由是，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並對外公開的政治決議案乃稱：“全國政治制度正在逐步地民主化。”
　　其三、顯然，要與國民黨一起建設一個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就必須承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早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當中共在延安召開臨時代表大會時，就公開地通過了“堅決實行三民主義提綱”，並將之“對外公布”。該提綱稱：“我們不但不拒絕三民主義，而且願意堅決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要求國民黨同我們一道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號召全國人民實行三民主義，使國民黨、共產黨、全國人民，共同一致為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這三大目標而奮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張聞天也在他公開發表的文章中宣稱：“我們共產黨人不但願意在抗日問題上，在實現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問題上，同國民黨合作，而且願意在實現孫中山的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上也願意同國民黨合作，我們願意同國民黨共同建立民族獨立、民權自由與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國。”⁵¹ 中共對外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還宣誓曰：為了“為三民主義的新中華民國而奮鬥”，中國共產黨願意再一次正式宣布“中國共產黨對於擁護三民主義、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的誠心誠意”。毛澤東亦在他公開發表的“新階段”報告中說道：“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三民主義為政治基礎，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礎，而且是合作建國的基礎。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將引導這個合作到爭取民族解放，其民權主義將引導這個合作到徹底的建立民主國家，其民生主義則更可能引導這個合作到很長的時間。三民主義的政治綱領和政治思想，保證着統一戰線的長期性。”

二、積極的讓步及其手段
　　如果說，中共所謂暫時的妥協，實際上乃是虛假的妥協，那末，毛澤東所謂的積極的讓步，便在實際上和本質上對他們所謂的暫時妥協，作了最為貼切的解釋。為了解釋“積極的讓步”的正確性，毛澤東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對他的黨人作了這樣的“科學說明”：“‘有所不為而後有所為’……‘為了更好的一躍而後退’，正是列寧主義。把讓步看作純消極的東西，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所許可的……我們的讓步、退守、防禦或停頓，不論是向同盟者或向敵人，都是當作整個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當作曲線運動的一個片斷看的，一句話，是積極的。”⁵² 顯然，毛澤東在這裡真正想說的是，中共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目的，只不過是為了他們的“革命”而讓步，而不是為了抗日而讓步。
　　中共實行積極讓步的第一手段，便是“既聯合、又鬥爭”的“革命的兩面政策”。當全面抗戰爆發，中共正在高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際，毛澤東就已經提出了這一“鬥爭”策略。不是針對日本，而是針對正在抗戰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毛澤東說：“現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既不是一切聯合否定鬥爭，又不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而是聯合和鬥爭兩方面的政策。”⁵³ 對此，張國燾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毛澤東的所謂既聯合、又鬥爭，無非是“假聯合、真鬥爭”罷了。⁵⁴
　　但是，毛澤東卻對這一“假聯合和真鬥爭”，作了“科學”的解釋。他說：“所謂聯合，就是同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所謂鬥爭，在同資產階級聯合時，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鬥爭；而在被迫着同資產階級分裂時，就轉變為武裝鬥爭。如果我們黨不知道在一定時期中同資產階級聯合，黨就不能前進，革命就不能發展；如果我們黨不知道在聯合資產階級時又同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嚴肅的 ‘和平鬥爭’，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就會瓦解，革命就會失敗；又如果我們黨在被迫着同資產階級分裂時不同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嚴肅的武裝鬥爭，同樣黨也就會瓦解，革命也就會失敗。”
　　這是一九三九年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寫下的一段話。在這裡，毛澤東一是十分明確地說明了所謂聯合，仍然是鬥爭，只不過是和平的與不流血的鬥爭；二是毫不隱誨地指出，當“被迫”分裂而不能聯合，即不能進行和平的與不流血的鬥爭時，中共就要進行武裝鬥爭。而不論是和平的鬥爭還是武裝的鬥爭，都不是抗日鬥爭，而是革命鬥爭，都不是針對日寇而斗，都是針對資產階級，即正在浴血抗戰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而斗。應該說，這裡豈但連一點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氣味都沒有了，甚至連一點抗日的氣味也沒有了。相反，它使人們聞到的，卻已經是內戰的火藥味。因為，正是在抗戰剛剛走向最為艱難的相持階段時，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就已經將在國難中打內戰的理論準備好了。
　　中共實行積極讓步的第二手段，是一再地對內強調，要“爭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首先，早在西安事變還沒有發生前，劉少奇在他論述蘇俄為中共制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時，就已經一再地對內指出過一分鐘也不能忘記爭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權的話（參見上文）。其次，一九三七年五月在中共於延安召開的“蘇區”黨代表會議上，毛澤東即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報告中，強調要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重要性，並尖銳地指出：“使無產階級跟隨資產階級呢，還是使資產階級跟隨無產階級呢？這個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問題，乃是革命成敗的關鍵。”（按：在這裡仍然是革命而非抗日）再就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當毛澤東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上海太原失守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時，毛又一次對內堅決地說道：“在統一戰線中，是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呢，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呢？是國民黨吸引共產黨呢，還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呢？……必須尖銳地提出誰領導誰的問題，必須堅決地反對投降主義。”（按：毛在這裡所提到的投降主義是指投降國民黨，不是指投降日本）此後，在抗戰的漫長歲月里，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都一直把爭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問題，當作一個極其重大的問題來對待，甚至當作黨內的嚴重路線鬥爭來處理。難道毛和他的中共當真就忘記了，他們曾一再地承認過，唯有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才是全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者嗎（如果在事實上確實存在着這樣一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話）？當然沒有。但是，毛澤東之所以如此強調並要爭奪這一“領導權”的原因是：
　　其一、對外高喊服從和擁護國民黨、蔣介石領導抗戰，承認國民黨和蔣介石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當然領導，不過是中共陰陽兩面政策的“陽面”，並且是為了實行“陰面”圖存和擴張的需要。
　　其二、顯然，抗日並不是用服從、擁護等等大話就能敷衍得過去的。當敵人真的打到山西之後，當中共紅軍已經接到了被派赴山西前線抗日的命令之後，中共就立即面臨着“服從和擁護國民政府和最高統帥部領導”究竟是真還是假的大問題，就面臨着究竟是真抗戰還是假抗戰的大問題。彼時，毛澤東就使出了這樣一把“剎手鐧”，對內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裡面還存在着一個“誰領導誰”的問題，即“是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的問題。也就是說，如果你服從了國民黨的命令開赴前線真抗日，你就是服從了資產階級，就將無產階級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拱手讓給了資產階級。顯然，這對於那些也想走上抗日前線的某些有愛國心的中共將領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緊箍咒”（參見下文）。
　　其三、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就是只有對內堅持宣稱要奪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才能夠既堅持中共對八路軍和新四軍的“絕對領導權”（毛澤東語），才能夠在八路軍深入敵後建立“抗日”根據地時，保證在敵後建立的政權，乃是中共獨裁政權，具有中華民國分裂政權的性質。這才是問題的真正要害所在，才是毛澤東所謂革命成敗而不是抗日成敗的關鍵所指。一句話，如同中共黨史專家所說，“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是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也是革命取得勝利的關鍵”，⁵⁵ 而不是抗日取得勝利的關鍵。
　　中共實行積極讓步的第三手段，就是堅持所謂“獨立自主原則”。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澤東在對內發出的“關於紅軍作戰原則的指示”中（參見下文），就已經提出了“獨立自主”的原則和內容。嗣後，自洛川會議始，他一直堅持要推行他的“ 獨立自主原則”，不僅形成了理論，並且獲得了成功。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澤東在他的“民族戰爭中的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曾指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危險，在於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中，犧牲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把無產階級為了反對共同敵人而與其他階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曲解成為使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成為資產階級的尾巴。”不久，毛澤東又在他的“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一文中指出：“總之，我們一定不要破裂統一戰線，但又決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因此不應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如果解釋為一切服從蔣介石和閻錫山，那也是錯誤的。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後來，當毛澤東在總結他和王明“投降主義路線”分歧和鬥爭的根本要害時，就曾明確地將“是要獨立自主、還是不要獨立自主”當成了他的正確路線和王明的錯誤路線的分水嶺（詳見下節）。
　　自然，毛澤東的所謂既統一、又獨立，如果套用張國燾的話來說，亦無非是“假統一、真獨立”罷了。
　　自然，當毛澤東已經能夠公開地說出這樣的話時，那也是因為他已經能夠說得起這樣的話了。因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雖然還不是毛澤東敢於“破裂”統一戰線之時（因為一旦“破裂”，中共仍有翻船的危險），卻已經是毛澤東對內的獨立自主策略，在敵後擴張方面頗有斬獲之日了。
　　自然，毛澤東又絕不僅僅是只要堅持空泛的“獨立自主”的。他還有堅持“獨立自主”的具體原則。這些具體原則就是：一、八路軍和新四軍要堅持不打大仗、硬仗和運動戰，要把群眾工作當作中心任務。二、八路軍和新四軍只能堅持敵後山地游擊“戰”（後來則指示八路軍、尤其是新四軍要發展敵後平原地區的游擊“戰”），其主要任務乃是求得在敵後的發展和擴張。三、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根本任務，就是建立敵後由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即分裂中華民國的中共農村獨裁政權（詳見本卷第四章）。
　　應該說，所謂獨立自主原則不過是毛澤東對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陽謀背後的陰謀。然而，正是這個陰謀的確定和推行，才使得中共的所謂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了一篇徹頭徹尾的假話；也正是這個陰謀的成功實現，才使得中共在國難當頭的日子裡，因不抗日和假抗日，而能真發展和真擴張，從而奪取了地盤，壯大了力量，並為戰後發動那一場內戰“打好了重要基礎，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誠如中共黨史專家們所總結的那樣，“獨立自主是發展和壯大無產階級力量的一個手段。”⁵⁶
　　中共實行積極讓步的第四手段，就是在全中國軍隊（除中共以外）浴血抗戰的艱難歲月里，將他們在十年武裝叛亂叛國中所決心要完成的三大任務 —— 發動武裝暴動、煽動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屬蘇維埃政權，改名為武裝鬥爭，農民戰爭和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實際上就是要借用抗戰所給他們帶來的大好歷史條件，在高喊抗日和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幌子下，將他們在十年叛亂叛國中所堅持的目標，改頭換面地予以合法化和大發展（詳見本卷第四章）。
　　中共實行積極讓步的第五手段，就是視其自身力量的變化和擴張的成就，來調整他們積極讓步的程度。“七七”之後，中共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實行獨立自主的策略，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提出階段，從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毛澤東向黨內發出“關於紅軍作戰原則的指示”，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從蘇聯歸來提出“要真統戰抗日”之前。這個階段是毛澤東在黨內提出並堅持要求黨的高級幹部，尤其是一些抗日心切的高級將領，在思想上、特別是在行動上能夠貫徹執行“獨立自主原則”的時期。由於毛澤東堅持做“過細”的思想工作，其目的基本達到（詳見本卷第四章）。第二階段是確立階段，從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自蘇聯歸來，到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召開六屆六中全會。在本階段，雖然因為王明帶回了斯大林要求中共真統戰抗日的指示，並因為王明的堅持而在黨內引起了要不要真統戰抗日和要不要獨立自主的爭論，但由於“毛澤東高超的領導藝術”（中共黨史專家語），和中共在敵後實行擴張的初步成功，而終於使得對外高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對內實行不抗日、假抗日的獨立自主策略，基本上得到了全黨的認同。毛澤東更是以此為轉折點，將假抗日和假統戰的獨立自主路線，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際上確立和發展起來了。第三階段，因中共力量的進一步擴張，而使假抗日和真擴張的獨立自主策略，逐步從陰謀走向了“陽謀”。中共為了陰謀擴張而終於敢明目張胆地“專打友軍和不打敵軍”了，甚至在被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發覺後，中共已敢反咬一口，並公然宣稱要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了。在本階段，因實力的增強和地盤的擴大，再加上國民黨為對日抗戰而無法重開圍剿，中共才日漸表現出有恃無恐與“你奈我何”的姿態。毛澤東於此一時期對黨內所做的指示，還有他寫下的“光輝著作”，如“共產黨員發刊詞”、“目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論政策” 和“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等，均表現了與前兩個階段完全不同的口氣和神氣，已敢於“言所欲言和為所欲為”：什麼抗戰，什麼救國，什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全然不在他的話下，滿紙上所寫的竟公然是革命的武裝鬥爭和革命的統一戰線，而不是抗日和抗日的統一戰線了（參見下文）。

第二、對外高喊抗日統一戰線、對內推行革命統一戰線以加速赤化運動

　　應該說，一九三八年十月至十一月間，乃是中共對外持續高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卻對內發動和推行“革命統一戰線”的真正起點。因為，在中共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鞏固了權力的毛澤東已從此放開了他“堅持革命而不是堅持抗日”的膽量。同時，中共的假抗日和真擴張，至此已不再是毛澤東一人之所為，而是中共一黨之所為。這是因為毛澤東的陰謀擴張路線使中共黨人嘗到了甜頭。當然，如前所說，這自然為中共集團的整體素質所決定。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即在政府軍艱苦的武漢會戰期間，毛澤東終於借談“抗日戰爭和戰略問題”，而開始大談起“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來了。毛澤東說：“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在這裡，共產黨的任務，基本地不是經過長期合法鬥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占領城市後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中國革命戰爭在其歷史進程的各個時期中有不相同的內容。然而都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都是革命戰爭，都表示了中國革命的特點和優點……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務。”⁵⁷
　　在這裡，已經沒有一言一語以談抗日。相反，“抗日”已經被公然地換成了“革命”，“抗日戰爭”已經被換成了“革命戰爭”，換成了“武裝奪取政權”，換成了“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而毛澤東筆下的武裝鬥爭所指，已決不是正在屠殺我們同胞的日本侵略者，而是那個正在艱苦抗日的國民黨“友軍”。至於毛澤東要運用農村包圍城市的辦法，即發動農民戰爭的方法，就更不是要打擊日本侵略者，而是要奪取那個正在艱難抗日的國民黨政權了。一年之後，即一九三九年十月，毛澤東在為《共產黨人》所寫的發刊詞中，又全面地論述了中共應如何在抗日戰爭中進行“革命發展”的重大問題，即黨的建設、武裝鬥爭和統一戰線問題。這就是中共黨人在後來所說的“革命的三大法寶”。可惜的是，這三大法寶，竟沒有一件法寶是用來對付日本侵略者的。
　　同時，為了在黨內將“抗統”轉變為“革統”，更為了將“革統”從黨內“統”到黨外，毛澤東乃開宗明義地說道：“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迫切地需要建設這樣一個黨，建設這樣一個黨的主客觀條件也已經大體具備，這件偉大的工程也正在進行之中。”而這個工程就是要“建設一個在全國範圍內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因為“黨更加布爾什維克化，黨就能，黨也才能更正確地處理黨的政治路線，更正確地處理關於統一戰線問題和武裝鬥爭問題”。⁵⁸
　　兩個月後，毛澤東已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明確地轉換成了“革命統一戰線”。他在大談知識分子的問題時，已經指出：“共產黨必須善於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⁵⁹
　　一九四零年三月，毛澤東又在“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黨內指示中，將如何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號下，發展中共“革命統一戰線”的手段和內容予以了明確說明。他說：“必須採取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策略……發展進步勢力，就是發展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力量，就是放手擴大八路軍，新四軍，就是廣泛地創立抗日民主根據地，就是發展共產黨的組織到全國，就是發展全國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兒童等等的民眾運動，就是爭取全國的知識分子，就是擴大爭民主的憲政運動到廣大的人民中間……爭取中間勢力，就是爭取中等資產階級，爭取開明紳士，爭取地方實力派……地方實力派，包括有地盤的實力派和無地盤的雜牌軍……”
　　這就是毛澤東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外殼之下，所要建立的中共“革命統一戰線”。其目的，自然不是為了抗日，而是為了“革命”，是為了在抗日的旗號下，繼續和擴張“赤化”運動。這無疑是對中共兩度“四項保證”的公然背叛和徹底背叛。
　　必須指出的是，毛澤東和他的中共並不是在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已經發展到相持階段，才開始在“抗統”的旗號下建立“革統”的。實際上，在中共首次提出“四項保證”，特別是在“七七事變”發生、中共再度提出“四項保證”之始，中共就已經陰險地在做着“要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轉變為革命統一戰線”的準備了（詳見下章）。

第三、抗統與革統的理論基礎  ——“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的一致性”理論

一、虛假的抗統和真實的革統需要有理論的支撐
　　毛澤東除掉在對外高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始，就已經對內提出過，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究竟是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的“大道理”，以壓迫和說服那些想對日寇打大仗和硬仗的中共將領以外，當毛澤東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的“陰陽兩謀”，已經對中共的圖存與擴張產生了初步的效果以後，當國民黨、蔣介石所領導的衛國戰爭在經過一年多的浴血奮戰，日本狂圖三月亡華的速決論已經破產之際，如果毛澤東和他的中共必須趁抗日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以進行更大的“革命”擴張，他就必須拿出理論來說服他的全體黨人，以實現對外高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對內建立共產革命統一戰線的“統一”。即為他在虛假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下建立中共一黨的“革命”統一戰線，奠定理論基礎。

二、“階級鬥爭可以調節的理論”與“一致性理論”
　　在對毛澤東來說具有轉折意義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首先提出了“階級鬥爭是可以調節的”理論。他說：“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存在是一個事實，有些人否認這種事實，否認階級鬥爭的存在，這是錯誤的。企圖否認階級鬥爭存在的理論是完全錯誤的理論。我們不是否認它，而是調節它。”⁶⁰ 這樣一來，由於階級鬥爭不僅存在，而且可以“調節”，因此如何停止和發動階級鬥爭，與如何縮小和擴大階級鬥爭，就不僅完全掌握在毛澤東和他的中共手裡，而且完全可以按照毛澤東和中共的需要，來任意進行“調節”了。
　　由是，毛澤東又說道：“在民族鬥爭中，階級鬥爭是以民族鬥爭的形式出現的，這種形式表現了兩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階級的政治經濟要求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以不破裂合作為條件；又一方面，階級鬥爭的要求都應以民族鬥爭的需要為出發點。這樣便把統一戰線的統一性和獨立性，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一致起來了。”⁶¹ 毛澤東終於找到了建立虛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建立真實革命統一戰線的結合點。因為即便是民族鬥爭，也是階級鬥爭，它只不過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因此，中共堅持階級鬥爭就沒有錯。同時，階級鬥爭的民族鬥爭這種形式，又表現了階級鬥爭雙方在民族鬥爭中的一致性。所以，當中共圖存、甚至是擴張的政治經濟要求需要不破裂的階級合作時，中共便可以對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當中共圖存的目的已經達到，甚至是擴張的力量已經足夠到不怕階級合作的破裂時，中共便可以為了擴張和奪權而連友黨也敢反，友軍也敢打，直至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也不用喊了。因為，階級鬥爭是由中共根據自身的需要來進行調節的。
　　歷史的事實是，為了充分地利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了在“抗統”的幌子下建立旨在奪權擴張的“革統”，當中華民國在長期艱苦抗戰中已經日見其弱，中共卻因不抗日和假抗日，真擴張和真賣國而日見其強時，毛澤東也就愈來愈張狂地對他的黨人說道：“還有更多的同志不了解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一致性，不了解統一戰線政策和階級政策，從而不了解統一戰線教育和階級教育的一致性。……統一戰線政策就是階級政策，二者不可分割，這一點不清楚，很多問題是弄不清楚的”。⁶² 至此，毛澤東終於攤開了他的底牌：統一戰線就是階級鬥爭，統一戰線政策就是階級鬥爭的政策。這就等於是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是中共進行階級鬥爭的統一戰線。因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目的，不過是為了對抗戰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進行階級鬥爭罷了。而對這個階級鬥爭進行調節的權力，便掌握在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手中。中國人民長期、艱苦和犧牲慘烈的偉大衛國戰爭，就是這樣地被毛澤東和他的中共當成了奪權、擴張和鬥爭以及再度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時機和條件。

第四、中共雙重統戰獲得成功的原因及其對擴張、奪權、打天下的意義

一、中共雙重統戰成功的原因
　　就中共一方而言：其一、是打着抗日旗號進行欺騙的成功和打着抗日旗號以進行招兵買馬的成功。其二、是打着抗日旗號以發動農民戰爭和建立農村獨裁政權的成功。其三、是中共用高喊抗日和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誘引知識分子，主要是一批在戰爭年代雖失意、失路，卻滿懷報國熱情的小知識分子們參加共產革命統一戰線的成功。其四、是中共在整個抗戰期間，持續使用“革命兩面政策”，因假抗日和不抗日而沒有遭遇戰爭創傷，卻反而“不戰而創強”的成功。其五、是中共將正規軍的全部力量都用來做“發動群眾”工作和建立敵後分裂政權的成功。其六、是中共在“陰面”而非“陽面”，因而能夠玩盡陰謀手段所造就的成功。其七、是中共在一個相當民主的政治條件下，作為一個合法的在野黨，而能夠在相當程度上爭取不明真相之社會力量和不明真相之國際力量的同情，甚至能夠聯合和聯絡所有反對黨派以“乘亂爭民主、鬧自由”的成功。其八、是中共能夠將對外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暗渡陳倉為對內的共產革命統一戰線的成功。
　　就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一方而論：其一、是中華民國政府對中共“輸誠” 的措置不當。具體言之，就是當中共在西安事變之後主動向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提出“四項保證”時，執政的國民黨由於與中共有過所謂合作的經歷和教訓，因此，一方面應對中共慣用的陰陽兩面政策有相當的警惕，不能予以輕信；一方面則在接受中共“輸誠”的政策上，決不應該為他留下一個“獨統”的陝甘寧政權和晉察冀政權，更不應該在中共的紅軍被改編為政府軍之後，又在接受最高統帥部指揮的名義下，由中共和毛澤東享有獨立指揮和絕對指揮其軍隊的權力。這在實際上就等於是在全民抗戰之中，為中共留下了一個可以完全不聽指揮和絕對獨立自主的條件，從而為中共使用陰陽兩謀的策略創造了機遇。
　　其二、是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因肩負着抗日的重任和保護人民的責任，於民族大義之下，不得不對中共一再地採取讓步的結果。並且，在讓步既不能使中共自省，又不能禁止中共的假抗日和真擴張時，卻不敢“大義滅共”，而只是軟弱地採取所謂“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等予以限制，一則限制不了，二則只會引起反彈，三則反而授中共統戰其他合法黨派反對正在領導抗日的執政黨以口舌。
　　其三、是執政的中國國民黨沒有接受北伐前後中共在蘇俄的指使和命令下，對國民黨採取“挖心戰術”的嚴重歷史教訓所致。在中共以高喊團結抗戰和運用所謂四項保證向政府“輸誠”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居然重新予共產黨在後方大城市、甚至是陪都重慶宣傳共產革命、共產思想及共產文化的自由，重新予共產黨辦報、辦書店和設辦事處的自由，重新予共產黨借抗日為誘餌以對國民党進行滲透的自由。直至為共產黨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暗渡陳倉為共產革命統一戰線，和中共在國民黨、國民政府和抗日的國民黨軍隊裡面發展共產黨的秘密組織，提供了連共產黨也想象不到的“大好政治條件”。卻完全沒有想到，在延安和中共統治的所有地方，即所謂的中共抗日根據地，卻絕沒有宣傳三民主義的自由，絕沒有中國國民黨發展的自由，絕沒有中華民國政府行使其權力的自由。相反，在延安長達四年半的整風運動中，在中共所領導的所謂抗日根據地中，卻一直是在長期地和隨時隨地地“深挖”着國民黨特務。僅延安一地就在整風中挖出了數千名所謂國民黨特務，並因此而製造了無數的冤假錯案，直至枉殺了無數條性命。而中共在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中招降納叛、收買挖心和暗結蛛網的種種做法，卻在毛澤東對黨內的指示、毛澤東的《選集》和中共的內部文件里隨處可見。所以，當抗戰勝利結束時，在國民黨中，在國民革命軍中，在中華民國政府的官員中，共產黨的秘密組織早已結成了一張若大的網絡，不僅無所不及，而且無法清除。
　　其四、由於中國國民黨是一個執政的黨，是一個領導抗戰的黨，又是一個正在抗戰中推進民主政治的黨，用中共和中共領袖王明的話來說，就是“抗戰中的中華民國人民已經享有了充分的民主和自由”。所以，不僅她的一切表現和作為都在明處，而且，既能給人罵，又能給人反。然而，中共在野，延安在暗處，猶如費正清所言，還是一個“農村獨裁政權”，既不給人罵，更不給人反。所以，你聽到的便都是好聽的大話和假話，不好聽的真話和實話，你根本就聽不到。並且，即便是你要去參觀和考察，他也只給你看他要給你看的，而他不願給你看的，你是永遠也看不到。這就在不明真相的人們眼中，造成了所謂國統區有明有暗，而“共統區卻是一片光明”的錯覺。這就為抗戰的國民黨在與共產黨不抗戰的鬥爭中，帶來了十分被動的局面。更為美國等所謂的國內外民主勢力對共產黨產生好感，和對國民黨產生惡感，造成了先天的畸形效應。由是，這個執政黨，當她在長期的艱苦抗戰中被打得遍體鱗傷、奄奄一息之後，再被那個不給人罵、更不給人反的在野黨共產黨，以及由它所統戰的各合法民主黨派所共同罵倒，直至打倒，也就是完全可能的了。今日，將台灣推向了民主和繁榮的中國國民黨在台灣和在海外天天被人罵，和五十年來絕不允許任何人罵的中國共產黨，不僅在中國大陸，在海外也鮮有人敢罵的情形，實已將這個道理對比得再清楚不過。

二、中共雙重統戰對其擴張、奪權和打天下的意義
　　眾所周知的是，中共在奪取中國大陸政權之後，曾一再宣揚他們之所以革命成功，歸根結底是因為他們擁有“革命的三大法寶”。即：黨的領導，武裝鬥爭和統一戰線。而所謂統一戰線，就是指對外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對內的共產革命統一戰線。而統一戰線之所以成了中共奪權成功的法寶，是因為：沒有統一戰線，便沒有中共對外所曾高喊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沒有中共圖存的達成，就沒有中共擴張的實現，就沒有中共對內建立共產革命統一戰線的可能，因而也就不可能有中共在中國大陸奪權的成功。此其一。
　　其二、沒有統一戰線，中共就失去了實現武裝鬥爭的可能。也就是說沒有了統一戰線，中共就非但少了一個重要的法寶，而且少了第二個重要的法寶 —— 武裝鬥爭。因為中共如若不對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出“四項保證”，並獲得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的“接受輸誠”，其時中共的殘餘武裝力量非但不能得以擴張，只怕連圖存也完全不能。而圖存之後，如若不繼續對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高喊抗日，則中共的武裝鬥爭和武裝力量的發展，就失去了它的理由和來源。對此，毛澤東早在一九三九年就已經明白地說道：“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按：這個敵人是指正在領導抗戰的中華國民政府和中國國民黨，而非日寇），統一戰線是實現武裝鬥爭的統一戰線（按：即對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實行武裝鬥爭）。”⁶³
　　其三、正因為統一戰線為中共在抗日招牌下的武裝鬥爭即武裝發展，帶來了實現的可能，所以，全面抗戰爆發僅只兩年多，當大量的國民黨官兵犧牲在對日抗戰的戰場上時，幾乎不曾主動對日寇打過一場象樣戰鬥的中國共產黨，卻得到了巨大的發展。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時僅有二萬人馬的中共，不僅於一九三九年就開始對內宣稱“已有五十萬大軍活躍在敵後廣大的國土上”，⁶⁴ 而且，毛澤東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就已經明確地說道：“我們黨已經走出了狹隘的圈子，變成了全國的大黨”。⁶⁵ 一九四零年三月，他更在“目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一文中指出：“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進步力量，最近時期有一個大的發展，基本上已經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權的根據地。”多年之後，當中共黨史專家在總結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歷史功績時，曾激動地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中國人民革命力量的發展創造了條件，使中國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高潮，使共產黨從根本上擺脫了以往狹小的處境，走向了一個廣闊的天地。在抗戰中，共產黨依靠這個統一戰線，迅速地發展了人民的抗日民主運動，猛烈地發展了人民武裝和政權，很快地發展壯大了黨的力量。這就為抗戰的勝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礎，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準備了有利的條件。”⁶⁶ 在此，除掉人人都能讀得懂的某些假話、大話以外，其餘的話，無非都是中共如何利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圖存和擴張的最好“代白和代供”。
　　其四、正是中共接受和使用了統一戰線這樣一個法寶，所以，中共才有可能將前此十年中蘇聯所交代的三大叛亂叛國任務，即發動武裝暴動、煽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在“抗日”這個不同的和國難當頭的歷史條件下，獲得了意想不到的大發展。如前所說，只不過武裝暴動被換成了抗日名義下的武裝鬥爭，土地革命被換成了抗日旗號下的農民戰爭，建立蘇維埃政權被換成了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罷了。由是，中共在前十年所沒有能夠獲得成功的叛亂和叛國，便終於在全中國人民艱苦抗戰的歲月里得到了成功，或曰為成功做好了大大的準備。這一切實在應該歸功於蘇俄為他們制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歸功於日本帝國對我國長期並且是瘋狂的侵略戰爭，歸功於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在國難當頭之日，敢於假抗日和真賣國的“膽略和智慧”。而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究竟是否存在過的問題，歷史亦終於走到了能夠揭開它真相的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