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民生主義追求實現 —— 推進了台灣全面民主化進程

　　中華民國台北政權對於中華民國國統與法統的承繼和堅守，和蔣介石以其個人的威權對這一承繼和堅守所進行的保證，不僅帶來了台灣的政治安定與和平發展，而且推動了民生主義理想在台灣的追求和實現。“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思想，不僅成為失敗者 —— 中國國民黨人治島的原則和方向，同時更將“非實行民生主義，難以富國裕民；非實行民權主義，難以民主法治”作為重大失敗教訓的一種，以激勵中國國民黨人在台灣勵精圖治。而勵精圖治的重心，便是推動民生主義在台灣的發展和實現。
　　如前所說，是中華民國固有的自由經濟制度和市場經濟體制，才為台灣的經濟發展奠定了政治基礎。而土地改革的全面成功，又為其“發展農業、培養工業”的方針，帶來了可行的社會基礎。同時，遷台之初，為穩定經濟而實行的一系列改革，如改革金融管理，改革財政稅制，實施貨幣改制，整頓公營事業，實施單一匯率，有效運用利率，抑制通貨膨脹，恢復和開創各項生產事業等等，則使因戰亂和“涌台”所造成的經濟恐慌景象，得以撫平。此後，政府不僅設立一系列經濟建設的綜合機構，一系列科學研究機構來制定經建計劃，以推動和實現經濟的發展，而且抓住歷史機遇以求經濟的高速發展。韓戰固然有助於台灣人心的安定，六十年代世界經濟蕭條則為台灣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機遇，越戰又為台灣中小工業的發展製造了契機。之後，十大建設既為台灣現代經濟的發展，奠定了歷史性發展的基礎；嗣後進行的二十二項大規模經濟建設，又在交通、能源、造船、制鋼等重工業發展上建立了雄厚基石。並從此邁向已開發國家行列。五十年代初期對於教育的極大重視，不僅迅速地提高了教育水準，更為經濟發展造就了人才；對外貿易的迅疾擴張，則使全島經濟得以高速發展。八十年代英國著名的《歐元》雜誌，在它對世界作第五次經濟評估時，已將台灣經濟對內對外表現評列為世界第六位，就發展中國家而論，則為第一。埃及作家德特亦在“台灣能，為何埃及不能”一文中說：“如果日本經濟發展是奇蹟，台灣就更了不起。”美國專家顧柏克則在《中國現代：兩個中國的比較》一書中說：“台灣沒有馬歇爾計劃協助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開發，但台灣卻成長快速，現已成為美國第五大貿易夥伴。自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七年，工業每年平均增長百分之十六，社會並能做到均富，私人企業繁盛，中產階級正快速興起。”美國史丹佛研究所發言人迪西納於一九八六年曾對美國議員和專家們說：“台灣的成就，與其說是奇蹟，不如說是合理的策略，勤奮的工作和耐心所至。”
　　台灣 —— 一九五三年對外進出口貿易總額僅有三億二千萬美圓，一九八八年則增為一萬一千零二百四十一億美圓，三十六年間增加了三百四十四倍，成為世界貿易大“國”之一。
　　台灣 —— 一九四九年人均收入尚不如中國大陸，一九五零年代人均收入還在一百美圓以下，一九六七年亦只有二百四十九美圓，但自一九六八年起即已快速增加，至一九九零年已達人均八千美圓的紀錄，四十一年間增加八百倍，超過大陸數十倍之巨。
　　台灣 —— 一九五零年代，外匯存底尚不能進入世界排行榜，至一九八六年，外匯存底已達世界第二位。
　　台灣 —— 以其居於世界第二的人口密度（第一為孟加拉國），在數十年間的經濟發展成就，將中共專制復辟統治之下的中國大陸，遠遠地拋到了後面。這裡沒有任何特殊的原因，有的只是“社會制度不同所帶來的巨大、而且是本質的差異”。台灣的經驗顯然有力地證明了：沒有一個基本的民主政治體制，和由這個民主政治體制所決定的自由經濟形態，其現代經濟的真正發展，遲早都只能成為一句空話和假話。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曾一再地向中國大陸人民“解釋”說，台灣人民今天的好日子，主要是因為“國民黨反動派”從大陸捲走了二百萬兩黃金所致，和“美帝國主義”曾給了台灣以極大的支持。前者誠屬可笑，因為大陸地下埋藏着的黃金，又豈止二百萬兩；更何況中國向有一句古話，叫做“坐吃山空”呢。至於後者，如果“美帝國主義”當真能夠對“國民黨反動派”予以極大的支持，大約“國民黨反動派”的大陸江山也就不見得會失去了。況且台灣根本就沒有馬歇爾計劃協助其在二次大戰後的開發。因此，直言之，台灣如若不能自強以度艱難，如若沒有前文所說的那一張“政治底牌”，如若沒有韓戰的爆發而使美國又有了對於“國民黨反動派”的需要，則美國的所謂支持，只怕仍舊是“千呼萬喚難來台”了。
　　隨着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理想的實現，台灣又全面地推開了政治民主化進程。鑑於台灣人民對於自身信念的持續增強，和參預社會政治願望的不斷增強，隨着增選、補選中央政府和民意機構、保證言論自由和反對派政治合法化等一系列民主改革的次第實現，八十年代後，中華民國政府決定宣布“解嚴”，決策開放大陸探親，全面放開輿論，給予人民出版、集會、結社及組黨的完全自由，並終於從五十年代初全體人民直接選舉縣、市長，走向了全民直接選舉省長，特別是在中共飛彈威脅下，堅持全民直接選舉中華民國總統，並獲得了舉世讚嘆的成功。中華民國台北政權乃以此作為訓政的全面及徹底結束和憲政的全面及輝煌開始。由是，辛亥革命的民主政治目標已經達成，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理想終於實現，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終於在中華民國台灣得以確認和確立。如果沒有中共的武力顛覆，專制復辟在台灣已經永無可能實現。以辛亥革命為勝利發端的中國民主革命，中國自近代開始的由專制向民主的過渡，終於在我們偉大祖國的一個地區 —— 台灣，首先走向了最後的成功，從而為實現中國的民主統一，而不是專制一統，打開了現實的通途，帶來了歷史的希望。
　　今日，雖然台灣在其民主政治的全面拓展與迅速實現中還存在着、並出現了形形色色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甚至出現了台獨的傾向，但是，前者固因民主制度的確認和確立，而完全可以將之視為歷史遺留的問題和前進中產生的問題，而期望在民主政治的體制內，用改革或改良的辦法逐步加以解決。後者，說到底，無非是對於中共大陸專制政權的一種挑戰式逃避而已。並且，即便它另有圖謀和另有企求，它亦一定會隨着中國大陸人民推倒專制政治、建設民主政治的實現，以及中華民國國統在全中國的重續，中華民國法統在全中國的重建，而成為一個過時的“政治誤區”。誠然，這是一個值得同情的政治誤區，但又是一個必須引導和一定能夠得以解決的政治誤區。歷史的發展將會證明，在這個世界上將只會存在着一個包括台灣在內的、統一而且是民主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一百年來，東方強國為其侵略的野心，一直致力於中國的分裂而不是統一；西方列強為了一己的利益，同樣希望中國不是統一而是分裂。近百年來，中國在從專制向民主的艱難過渡中，因民主和專制反覆較量的歷程，又一再地造成了中國的分裂與分治，誠所謂“專制仆而統一成，民主敗而分裂生”。然而，隨着全中國的民主過渡必然要走向它最後的成功；隨着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特別是中共在革命名義下的全方位專制復辟，一定要走向敗亡；隨着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歷史的持久反思和深入反思，必將使他們重新認定新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中國的民主統一不僅一定要實現，而且一定能夠實現。一個由孫中山先生所親手締造的，由蔣介石先生曾堅定捍衛過的，並必將為台海兩岸人民所共同建設起來的民主、統一、強大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將一定會治癒它自身的創傷和裂痕，帶着它古老的文明和文化，和今日的進取與進步，屹立在這個世界之上，為促進這個世界更新一輪的進步和繁榮而盡心盡力。
　　作者願為台灣人民五十年來因“堅守民主國體、致力民生發展”而得以“全面推進民主、實現還政於民”的偉大成功，予以最為深沉的祝福。

　　中華民國台北政權對於中華民國國統與法統的承繼和堅守，和蔣介石以其個人的威權對這一承繼和堅守所進行的保證，不僅帶來了台灣的政治安定與和平發展，而且推動了民生主義理想在台灣的追求和實現。“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思想，不僅成為失敗者 —— 中國國民黨人治島的原則和方向，同時更將“非實行民生主義，難以富國裕民；非實行民權主義，難以民主法治”作為重大失敗教訓的一種，以激勵中國國民黨人在台灣勵精圖治。而勵精圖治的重心，便是推動民生主義在台灣的發展和實現。
　　如前所說，是中華民國固有的自由經濟制度和市場經濟體制，才為台灣的經濟發展奠定了政治基礎。而土地改革的全面成功，又為其“發展農業、培養工業”的方針，帶來了可行的社會基礎。同時，遷台之初，為穩定經濟而實行的一系列改革，如改革金融管理，改革財政稅制，實施貨幣改制，整頓公營事業，實施單一匯率，有效運用利率，抑制通貨膨脹，恢復和開創各項生產事業等等，則使因戰亂和“涌台”所造成的經濟恐慌景象，得以撫平。此後，政府不僅設立一系列經濟建設的綜合機構，一系列科學研究機構來制定經建計劃，以推動和實現經濟的發展，而且抓住歷史機遇以求經濟的高速發展。韓戰固然有助於台灣人心的安定，六十年代世界經濟蕭條則為台灣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機遇，越戰又為台灣中小工業的發展製造了契機。之後，十大建設既為台灣現代經濟的發展，奠定了歷史性發展的基礎；嗣後進行的二十二項大規模經濟建設，又在交通、能源、造船、制鋼等重工業發展上建立了雄厚基石。並從此邁向已開發國家行列。五十年代初期對於教育的極大重視，不僅迅速地提高了教育水準，更為經濟發展造就了人才；對外貿易的迅疾擴張，則使全島經濟得以高速發展。八十年代英國著名的《歐元》雜誌，在它對世界作第五次經濟評估時，已將台灣經濟對內對外表現評列為世界第六位，就發展中國家而論，則為第一。埃及作家德特亦在“台灣能，為何埃及不能”一文中說：“如果日本經濟發展是奇蹟，台灣就更了不起。”美國專家顧柏克則在《中國現代：兩個中國的比較》一書中說：“台灣沒有馬歇爾計劃協助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開發，但台灣卻成長快速，現已成為美國第五大貿易夥伴。自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七年，工業每年平均增長百分之十六，社會並能做到均富，私人企業繁盛，中產階級正快速興起。”美國史丹佛研究所發言人迪西納於一九八六年曾對美國議員和專家們說：“台灣的成就，與其說是奇蹟，不如說是合理的策略，勤奮的工作和耐心所至。”
　　台灣 —— 一九五三年對外進出口貿易總額僅有三億二千萬美圓，一九八八年則增為一萬一千零二百四十一億美圓，三十六年間增加了三百四十四倍，成為世界貿易大“國”之一。
　　台灣 —— 一九四九年人均收入尚不如中國大陸，一九五零年代人均收入還在一百美圓以下，一九六七年亦只有二百四十九美圓，但自一九六八年起即已快速增加，至一九九零年已達人均八千美圓的紀錄，四十一年間增加八百倍，超過大陸數十倍之巨。
　　台灣 —— 一九五零年代，外匯存底尚不能進入世界排行榜，至一九八六年，外匯存底已達世界第二位。
　　台灣 —— 以其居於世界第二的人口密度（第一為孟加拉國），在數十年間的經濟發展成就，將中共專制復辟統治之下的中國大陸，遠遠地拋到了後面。這裡沒有任何特殊的原因，有的只是“社會制度不同所帶來的巨大、而且是本質的差異”。台灣的經驗顯然有力地證明了：沒有一個基本的民主政治體制，和由這個民主政治體制所決定的自由經濟形態，其現代經濟的真正發展，遲早都只能成為一句空話和假話。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曾一再地向中國大陸人民“解釋”說，台灣人民今天的好日子，主要是因為“國民黨反動派”從大陸捲走了二百萬兩黃金所致，和“美帝國主義”曾給了台灣以極大的支持。前者誠屬可笑，因為大陸地下埋藏着的黃金，又豈止二百萬兩；更何況中國向有一句古話，叫做“坐吃山空”呢。至於後者，如果“美帝國主義”當真能夠對“國民黨反動派”予以極大的支持，大約“國民黨反動派”的大陸江山也就不見得會失去了。況且台灣根本就沒有馬歇爾計劃協助其在二次大戰後的開發。因此，直言之，台灣如若不能自強以度艱難，如若沒有前文所說的那一張“政治底牌”，如若沒有韓戰的爆發而使美國又有了對於“國民黨反動派”的需要，則美國的所謂支持，只怕仍舊是“千呼萬喚難來台”了。
　　隨着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理想的實現，台灣又全面地推開了政治民主化進程。鑑於台灣人民對於自身信念的持續增強，和參預社會政治願望的不斷增強，隨着增選、補選中央政府和民意機構、保證言論自由和反對派政治合法化等一系列民主改革的次第實現，八十年代後，中華民國政府決定宣布“解嚴”，決策開放大陸探親，全面放開輿論，給予人民出版、集會、結社及組黨的完全自由，並終於從五十年代初全體人民直接選舉縣、市長，走向了全民直接選舉省長，特別是在中共飛彈威脅下，堅持全民直接選舉中華民國總統，並獲得了舉世讚嘆的成功。中華民國台北政權乃以此作為訓政的全面及徹底結束和憲政的全面及輝煌開始。由是，辛亥革命的民主政治目標已經達成，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理想終於實現，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終於在中華民國台灣得以確認和確立。如果沒有中共的武力顛覆，專制復辟在台灣已經永無可能實現。以辛亥革命為勝利發端的中國民主革命，中國自近代開始的由專制向民主的過渡，終於在我們偉大祖國的一個地區 —— 台灣，首先走向了最後的成功，從而為實現中國的民主統一，而不是專制一統，打開了現實的通途，帶來了歷史的希望。
　　今日，雖然台灣在其民主政治的全面拓展與迅速實現中還存在着、並出現了形形色色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甚至出現了台獨的傾向，但是，前者固因民主制度的確認和確立，而完全可以將之視為歷史遺留的問題和前進中產生的問題，而期望在民主政治的體制內，用改革或改良的辦法逐步加以解決。後者，說到底，無非是對於中共大陸專制政權的一種挑戰式逃避而已。並且，即便它另有圖謀和另有企求，它亦一定會隨着中國大陸人民推倒專制政治、建設民主政治的實現，以及中華民國國統在全中國的重續，中華民國法統在全中國的重建，而成為一個過時的“政治誤區”。誠然，這是一個值得同情的政治誤區，但又是一個必須引導和一定能夠得以解決的政治誤區。歷史的發展將會證明，在這個世界上將只會存在着一個包括台灣在內的、統一而且是民主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一百年來，東方強國為其侵略的野心，一直致力於中國的分裂而不是統一；西方列強為了一己的利益，同樣希望中國不是統一而是分裂。近百年來，中國在從專制向民主的艱難過渡中，因民主和專制反覆較量的歷程，又一再地造成了中國的分裂與分治，誠所謂“專制仆而統一成，民主敗而分裂生”。然而，隨着全中國的民主過渡必然要走向它最後的成功；隨着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特別是中共在革命名義下的全方位專制復辟，一定要走向敗亡；隨着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歷史的持久反思和深入反思，必將使他們重新認定新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中國的民主統一不僅一定要實現，而且一定能夠實現。一個由孫中山先生所親手締造的，由蔣介石先生曾堅定捍衛過的，並必將為台海兩岸人民所共同建設起來的民主、統一、強大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將一定會治癒它自身的創傷和裂痕，帶着它古老的文明和文化，和今日的進取與進步，屹立在這個世界之上，為促進這個世界更新一輪的進步和繁榮而盡心盡力。
　　作者願為台灣人民五十年來因“堅守民主國體、致力民生發展”而得以“全面推進民主、實現還政於民”的偉大成功，予以最為深沉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