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以辛亥为胜利发端的中国国民革命，要想战胜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乃有着特别的艰难性，但是由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创建所开创的崭新历史条件，所蔚成的良好时代风气，所普及的民主共和思想，所交待的“护国护法”重任，不但正在使得中国人民更加地“懂共和，解民主”，而且能够义无反顾地坚决反击和坚持反对清王室、特别是袁世凯和张勋的公然复辟，从而夺取了第一轮护国护法的历史性胜利。

第一、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的由来和经过

　　清王朝固因积弱既久而崩解过速，但是，辛亥之后被逼退位的逊清王室所怀抱的复辟愿望，却持之以恒，历久难泯。自满清崩解直至满州国建立，溥仪固然从未停止过他的复辟活动，而散落在南北各地的清宗室人等亦因深怀亡国之恨，而心心念念都在复辟之中。他们或是成立孔教会、孔道会、读经会等，以宣传“非复辟不能救中国”；或是以祖国的山林、土地、牧场、矿山作抵押，企求日、俄等外敌支持他们的复辟行动；甚至以允诺满州独立为条件，收买蒙古马贼巴布如布的蒙古军以发动武装叛乱。曾参预张勋复辟的前陕甘总督升允，在失败时就曾说过“一息尚存，此心不已，留身以待，后会有期”的决绝之词。
　　虽然，清王朝因气数已尽，时势难逆，而复辟无望，然而，复辟的危险却没有因此而减弱。辛亥之后，复辟的最大危险，无疑来自那个既能够权倾当朝，又能够兵迫革命的袁世凯。由于日、俄、德、英、美、法等列强对他的支持，更因他拥有一支由他自己训练出来的王朝军队，还因他出山之日，便是他心怀叵测之时，⁰⁵ 因此，自他衔命镇压武昌“叛乱”起，便一步一步地向着“帝制自为”的方向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直至黄袍加身、一朝覆亡而后已。他先是拥遗朝之兵，要求清廷与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时解散，以由他来组织一个“共和政府”；后则假言“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而借用国际国内支持力量，以逼迫南京政府让权。及至民主宪政、政党内阁和国会政治日倡，他竟暗杀宋教仁以废除政党内阁和全国大选。一旦阴谋入序，又立即逼迫国会先选他做正式总统，再制定宪法。随即罢免三位革命都督 ，⁰⁶ 称将军、改官制。然后便下令解散国民党，宣布解散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总统权即等于皇帝权的“中华民国约法”。既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又撤销国务院，设政事堂于总统府内……及至阴谋就绪，乃号令祀孔祭天，亲率百官赴孔庙祭孔，以为他复辟帝制的“先声”。阴使组织“筹安会”和“全国请愿联合会”，⁰⁷ 召开“一致恭戴他为中华帝国皇帝的全国代表大会”。直至他登帝位接受百官朝贺之日，竟成为云南军政府成立，全国“护国讨袁运动”铺天盖地之时。

第二、中国人民坚决反击袁氏复辟帝制的胜利

　　面对着袁世凯亦步亦趋、步步紧逼的复辟行径，已经“懂共和、解民主”的中国人民，不仅将反对专制复辟、推进国民革命的历史任务，义无反顾地担当在自己的肩头，而且反对公然复辟的成功、迅速和彻底，实为世界各国所不能相比。由袁刺杀宋教仁而猛醒的孙中山，因已经意识到袁氏复辟的危险，从而指出“非去袁不可”。由是，孙发动了二次革命（参见第五节）。二次革命虽然失败，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却绝“不因挫抑而灰心，不以失败而退却”，而是“日夕共谋”，旨在武装倒袁。国中广大民众以及各派政治力量，亦要求“除恶务尽”。诚如孙中山所论，“自经此役（按 —— 指辛亥革命）中国民主政治已为国人所公认，此后复辟帝制诸幻想，皆为得罪于国人而不能存在”。⁰⁸ 中国人民因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深恶痛绝，同仇共愤，绝不以袖手旁观为己任，从而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全国人民共击之”的感人政治局面。知识分子中的先进者，固因“慧眼识天仇”，很早便识破了袁世凯妄图帝制自为的野心，因而指责袁是“假共和之名而拥兵力以行专制的魔王”。⁰⁹ 《北京时报》更公开刊文，揭穿“袁世凯通令祀孔祭天无非是帝制复辟的先声而已”。知识界和舆论界如此，广大民间莫不如是。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五日，河南宝丰人白朗在起义的布告中就公开指出：“我国自改革以来，神奸主政，民气不扬。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本都督辍耕而太息者久之。因是纠集豪杰，为民请命。”并提出要“逐走袁世凯，以设立完美之政府”。及至袁氏复辟帝制的行径日趋公然，黄袍加身的日子指日可待之时，全国五百多家报纸遂以铺天盖地之响，与袁不共戴天，所谓袁氏乃被“气死”之说，由是而来。
　　幸运的是，正是因为共和主义的理念，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的政治理念，中华民国的共和国统，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拥护的国统，所以，于此大势之下，连曾力倡改良，反对革命，并曾为袁世凯鞠躬尽瘁的梁启超，亦终于在不寒而栗之中翻然醒转过来。梁不独敢于《大中华》杂志发表洋洋万言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的大文，以对古德诺之流邪言中国“只能行专制、不能行共和”的助袁复辟谬论，予以坚决地反击和揭穿，而且拒诱惑、蔑威胁，公然上书袁氏称：“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出中国过去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辱与中国以俱长，不愿我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俱斩。”梁启超以“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地”的巨大魅力，¹⁰ 扬反袁护国之正气，斥袁氏复辟之反动，并亲自护送蔡锷秘密赴日转滇，以发兵“护国”。蔡锷抵滇后，遂宣布云南独立，组“护国军”，更在袁氏于北京新华宫接受百官朝贺之日，发布讨袁檄文，公布袁氏罪状，揭开了反袁护国战争的序幕。
　　蔡锷决心反袁护国的消息传出，昆明人民遂到处悬挂中华民国国旗，张贴“拥护共和万岁”的标语，缴纳捐款者争先而恐后，要求参军者涕泣而不能止。全国人民的支持使蔡锷意气风发。蔡遂以“不斩楼兰誓不还”的精神，既以二万反袁之旅对阵袁氏三十八万皇家军队，又以六千入川之军与袁氏激战于川南。由是而使海内外人心奋起，反袁的声浪响彻神州，护国的胜利遂成定局。蔡锷挥师出兵不过二旬，贵州与广东已相继宣布独立。山东居正起兵护国不数日即已克十余城。当此情势之下，国务卿徐世昌遂辞职而去，袁氏心腹大将段祺瑞与冯国璋 —— 前者抱病隐居西山，不愿为袁一助；后者则以江苏将军之身，先拥兵南京以观望时局，继则与江西、浙江、山东、湖南等省将军共同压迫袁氏取消帝制。袁世凯被迫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撤销帝制，于三月二十三日废除洪宪年号，复任总统。四月初，下令改组内阁。五月八日，因各独立省份军人已于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宣布指挥全国军政，发表《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充总统书》，并称：“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养痈蓄疽，实为乱基。愿国人速以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五月九日，孙中山发表“讨逆宣言”，号召“除恶务尽”，尤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驱袁为毕事，决不使有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于时，曾一度支持过袁的海外华侨也纷纷致电国中，要求将袁“执行国法”。五月十九日，袁世凯发表“宣布帝制始末案”，企图嫁祸于人，并策划由川湘向西南反攻。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袁心腹爱将四川将军陈悖、湖南将军汤芗铭亦相继宣布独立。六月六日，袁遂于全国人民同仇共愤、一致声讨中病死。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由此而告惨败。

第三、中国人民反对张勋拥戴宣统复辟的迅疾成功

　　应该说，正因为辛亥革命之后，共和主义思想已经成为全国上下莫敢一辩的新思想，中华民国已经成为举国上下共同体认的新国家，是故，在反袁护国之役中，连大大小小的军阀，直至袁逆的亲信爱将，都不得不在“护国”的旗帜下响应共和，反对帝制；维护民国，反对复辟。所以，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当张勋竟敢乘黎元洪、段祺瑞争夺之际，率辫子军赴京以公然拥戴宣统复位时，不仅北京十几家报纸“一律停刊，表示抗议”，而且上海的印刷工人也拒不排印唯一鼓吹张勋复辟的《国是报》。上海商界更为反对张勋复辟而一体悬挂中华民国国旗，以示拥护中华民国共和国统的决心。其时，反对张勋复辟的通电，“一日之内不仅高可盈尺，更有血性男儿，多有不避鼎镬者，乃执笔痛言”，以反对复辟。伪学部尚书沈增植在沪住所，既被“义愤之士”投掷炸弹，而参预张勋复辟的主要人物万绳轼、刘廷琛，因南昌人和九江人“无不唾骂其人为祸胎与甘心从逆，其两家人因不堪众矢之集，只好举家避去”。在广东，因 “张勋复辟，中断共和，电报传来，人心悲愤”，竟发起“国民哭灵大会”，后改名“国民护国后援会”，以表示他们反对张勋复辟的痛绝之心。舆情如此，国情如是，段祺瑞遂于马场誓师，决驱张以推倒复辟，从而使这一场清王室的公然复辟，成为一场闹剧，仅仅十一天就亡殂于人心共讨之中。此后，一切欲拥遗朝之兵，据私家之军，以觊觎复辟专制者，都不得不以维护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为旗号，却又借阉割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为手段，来达到他们“假共和、真复辟”的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