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一直在毛的股掌中过着小媳妇的日子。十月，他有幸看见季米特洛夫给毛的电报，里面问了十五个严厉的问题，包括：中共准备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打击日本，以阻止日本与德国夹攻苏联？手上有了莫斯科对毛不满的证据，王明胆子壮了，抓住这个机会打算东山再起。政治局会议上，他拒绝表态说毛一贯正确，反而批评毛的抗日政策，说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不是毛，而是他。他要求跟毛在党的大会上辩论，说他决心与毛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毛本来计划在政治局所有人都表态臣服后，召开已延迟多年的“七大”，名正言顺地当党的领袖。毛做事实上的中共领袖已近七年，但一直还没有正式头衔。王明这么一闹，毛的如意算盘便散了架。如果倔强的王明在“七大”上挑起论战，辩论抗战政策，输的准是毛。毛不敢在这时开“七大”。

事态发展出乎毛的意料，他又气又急，一腔怒火从笔尖宣泄而出。这段时间，他写了九篇骂人的文章，痛骂王明和王明从前的盟友，包括周恩来，哪怕周早已倒戈成了毛的忠实助手。这些迄今尚未公诸于世的文章，据毛的秘书胡乔木说，“的确写得很尖锐”，“咄咄逼人、锋芒毕露”，“用词辛辣、尖刻”，是毛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刺人的过头话不少”。有一节称王明等人为“最可怜的小虫”，说他们“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或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也没有”。

毛把这些文章改了又改，然后收了起来。这些他花了大量心血的心爱之作，三十多年后仍念念不舍，心头痛恨他的同事时，用读它们来发泄。一九七四年六月，王明在莫斯科刚去世不久，周恩来身患膀胱癌而毛又不得不让他动手术，这时眼睛几乎失明的毛叫人把文章找出来读给他听。一九七六年他死前一个月，还让人又给他读了一遍。

王明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向毛挑战之后，突然病倒了，住进医院。王明说是毛泽东给他下了毒。这有待查证。确有证据证明毛给王明下毒的，是第二年三月，王明准备出院时。那时王明仍不屈服，在医院里还做诗说：“自是凛然争气节，独逢乱谄不低头。”说毛“一切为个人，其他都不管。”“反对苏共和苏联、反对中国共产党”，甚至直点其名：“毛泽东制造毛泽东主义，建立个人党内专制和个人军事独裁。”这样一个敢于反抗的王明，出院后准会给毛带来无穷的麻烦。毛决心除掉他。

替毛下毒的是一位姓金的大夫。他最初跟红十字会的医疗队来延安，因为是妇产科和小儿科专家，共产党把他留下了。王明住院后，他被派任主治大夫。他给王明下毒的事实，有一九四三年七月延安医生会诊总结（“对于王明同志病过去诊断与治疗的总结”）白纸黑字为证。这份会诊总结是中共捂得最严实的秘密之一。

会诊总结说：三月初，王明病好转，准备出院。但金要把他留在医院里，“金主任主张拔牙、割痔疮、割扁桃腺”，这后两个手术在当时的条件下都是“大手术”“是危险的”。由于别的医生反对而作罢。十三日，王明出院那天，金大夫给他吃了一片药，吃下去王明就出不了院了。会诊总结说：“三月十三服一片即头晕，三月十四服二片，即呕吐头晕、肝剧痛、脾肿大、心区痛”。金“三月十五日又叫病人吃一片”，“第二天的诊断就发现急性胆囊炎及肝炎，肝肿大”。

会诊医生始终没从金那里问出他给王明的是什么药。药“是由金主任直接拿给王明同志的，没有第三人证明，也没有药方。”“金主任的答覆是模糊的，一会说是 Streptocide，一会又说是Sulfamilamid，一会说是○·三一片的，一会又说是○·五一片的。药是什么形状大小也都谈不清楚”。但会诊确定：“服此药后病人的中毒症状与某些其他药品中毒症状是相同的，例如砒制剂”。
王明滞留在医院后，金大夫给他开大剂量的甘汞加小苏打。这样的配合是有名的禁忌品，因为它会产生升汞，使服用者汞中毒。会诊总结列举了王明一系列“汞中毒现象”，说金给王明吃的汞“超过极量”，“足以引起数人中毒或致死”。

王明自然开始怀疑金了，停止了吃药，否则他早死了。六月，金大夫不再给王明毒药，原因是延安来了新的苏联联络员孙平（Pyotr Vladimirov）。孙曾在东北工作过，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又跟好些中共领导认识。他的级别很高，是个将军，报告直达斯大林。跟他同来的还有苏军情报局大夫阿洛夫（Andrei Orlov），外加一个电台报务员，直接给莫斯科发电报。

七月十六日，孙平、阿洛夫向莫斯科报告，王明“治疗九个月后濒于死亡”。王明没有告诉他们他怀疑自己被下毒，他既没有证据，又身在毛的掌心里。

一九四三年初，王明病情恶化。延安的医生们跟阿洛夫大夫一致建议送他到国民党地区或者苏联去治病。毛拒绝放王明走。为了能去莫斯科，王明一月八日向孙平口授了一份直呈斯大林的长电，里面列举了毛“许多反苏反共的罪行”，最后“请求是否可能派飞机接我去莫斯科治病，届时我将向共产国际领导汇报毛泽东罪恶的详情。”

王明的尖锐的话被孙平去掉些锋芒后发往莫斯科，二月一日到了季米特洛夫手上。毛显然得知王明的这封告状电报，马上也给季米特洛夫发了封电报，反告王明。尽管如此，季米特洛夫答覆王明说：“我们将派飞机接你来莫斯科。”

二月十二日，金大夫又一次给王明开致命的甘汞加小苏打。一星期后，他给王明开单宁酸灌肠，开的浓度高到“有严重危险”（据会诊总结）。王明既没有吃药也没有灌肠，将处方留了起来。

毛感到危机在即，采取紧急措施。三月二十日，他秘密召开排除王明在外的政治局会议，把自己正式任命为政治局兼书记处主席。决议给毛绝对权力，说中央的任何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王明被赶出书记处。

毛就这样第一次当上了中共主席。然而，他当得鬼鬼祟祟，没有向全党宣布，也对莫斯科保密。这件大事在毛一生中都是国家机密，知道的人寥寥无几。

三月二十二日，王明第一次告诉俄国人他被下毒。他把金大夫开的处方交给阿洛大大夫，孙平随即电报莫斯科。莫斯科马上回电说处方“导致慢性中毒”，“严重时死亡”。王明这时又把处方给延安的医疗负责人傅连暲看，这样有了会诊。

毛泽东的伎俩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不便阻止会诊，就利用它为自己服务：会诊期间，王明是不可以离开延安的。

毛也早预备下了替罪羊，就是金大夫。孙平记载道：三月二十八日，江青“突然来拜访我”，“她长篇大论地对我谈金大夫如何不可靠，说他也许是个特务”。

五十六年后，在北京城一幢千篇一律的水泥楼房里，当年延安会诊的十五个医生中唯一活着的Y大夫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这是一九九九年，大夫高龄八十七岁，但头脑仍然敏捷，动作毫无老态。他静静地端坐着等我们摆弄好录音机，然后庄重地开始他显然准备好的为历史留下纪录的叙述。

会诊决定一作出，Y大夫就领到任务去观察王明的病情。他说：“我在王明家里住了一个月，住在他隔壁房间的书房，我为他熬了一个月的尿。拿很薄的金片子丢进尿里，再夹出来，放在显微镜下看，看金片如果有红的颜色，那就是汞沾在上面，说明尿里有汞。”“里面有几次阳性。他是慢性中毒。”Y大夫把他的发现报告给上级。若干星期没有下文。

六月三十日，会诊终于开始。七月二十日结论作出：金大夫给王明吃了毒药。金本人也在结论上签了字。他在旁边打括弧写道：“其中数点另外声明。”但他从未发表任何声明。一次开会时，当着一屋子医生，大夫亲眼看见金“跪在孟庆树（王明的夫人）面前，哭了很久，又哭又求，求谅解他，说他是错了，但不是故意。”王明夫妇和医生们都知道，金身上常揣着国民党军队编的小辞典，叫《军医必携》，里面明明写着甘汞不能跟小苏打配用，而且金还在下面用红笔画了线。Y大夫质问他说：“你看你那里面都有写着，禁忌药，危害又大，你还划了杠子！”金哑口无言。

金不但没有受惩罚，反而被保护在枣园，跟特工人员吃、住在一起。他继续做毛跟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医生。江青的流产和结扎手术是他做的。中共掌权后，他当上了北京医院院长，负责给中共领导人和他们的家人看病。毛的大儿媳妇患阑尾炎送进北京医院，做手术要家人签字，岸英不在场，是金代签的。这一切都说明，毒害王明根本不可能是金个人的决定，或医术问题。

王明的会诊报告自然只字未提毛。但苏联人毫不怀疑毛是后台：“王明被下了毒。毛泽东和康生参与其事。”(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