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蔣介石決以“攘外必先安內”的被迫性與正確性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辭典里，在中國共產黨的“國共關係史”中，大約除掉由“四一二”所代表的國民黨“清黨”，曾使共產黨對國民黨恨之入骨以外，大概只有國民黨於三十年代上半期決策並實行“安內攘外”的國策，方為它所痛恨不已的了。由是，中國唇每一本御製的現代史教科書，從標題到內容都必把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狠批臭罵一通。其恨恨之言，何止溢於言表，確是涌自肺腑。
　　然而，國民黨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究竟從何而來？究竟正確與否？是否如中共所經年謾罵的那樣，乃是一個“賣國”的國策呢？

第一、“安內攘外”是為現實逼迫所產生的正確國策

　　如前所說，自一九二八年北伐告成、中華民國初獲統一，直至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其間十年，外有蘇俄和日本對我國的顛覆與侵略，內有軍閥殘餘勢力的武裝叛亂和中共在蘇俄指揮下的武裝叛國。由是，日本帝國因中國的內亂而擴大侵略，國內的叛亂者又因日本的侵略而擴大叛亂。誠所謂“叛徒軍閥唯恐赤匪之肅清也，乃出兵以援之，叛變以應之；帝國主義唯恐軍閥之消滅、中國之統一也，乃惹起外交糾紛以牽制之”。如是而給中華民國“外求和平與內求統一”的歷史要求和她建國、治國與繼續護國、護法的歷程，帶來了內外受敵、交相煎迫的艱難時勢。然而，如前所述，也正是這樣一個艱難時世，才逼使國民黨和蔣介石因警覺而產生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思想，並於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即九一八事變前夕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始號召“我全國同胞當此赤匪、軍閥、叛徒與帝國主義聯合進攻、生死存亡間不容髮之秋，自應以臥薪嘗膽之精神作安內攘外之奮鬥；以忍辱負重之毅力雪黨、國百年之奇恥……惟攘外必先安內，去腐方能防蠹。此次如無粵中叛變，則朝鮮慘案必無由而生，法權收回問題亦早已解決，不平等條約取消自無疑義……故不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乃不能攘外”。“為不使國家於憂患痛苦之中增分崩離析之懼”，“安內攘外”的思想，遂由此而生。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國民黨於南京召開“四大”，蔣介石於會上提出了要“團結內部，抵禦外侮”的思想，指出“我們要對外面不屈服、不妥協，唯有對內講求團結的方法”，並認為“黨內團結，熄滅黨爭”同樣是“攘外安內”的重要前提。彼時，既因錦州一戰而致東北全境陷日，又因日軍挑釁上海而爆發第一次淞滬抗戰。此後國民黨雖因國難當頭而黨爭漸息，粵亂漸平，但中共卻乘國難當頭迭生叛亂，公開叛國：非但乘機建立“國中之國”以附蘇俄，以亂祖國，所建鄉村俄屬“蘇維埃”政權，更已擴張至豫、鄂、皖、贛、湘五省。時因國人已漸能明燎中共“乘國難以發難”的意圖和作為，蔣介石乃於一九三二年六月宣布了“安內攘外“的國策。是年六月十八日蔣又於江西廬山召開上列五省剿匪會議，決心剿共以求擺脫“兩面作戰”的困境，先求國安而後能禦敵。由是可知，在蕩平了新舊軍閥叛亂，熄滅了國民黨內部的黨爭，平息了粵亂之後，應該說“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之對內所指，就主要是剿滅“乘國難以擴大叛亂和叛國的中共”了。

第二、“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具有歷史的正確性

　　縱觀自晚清至民國的歷史，於中國人民意在圖強禦侮的艱難奮鬥歲月里，亦無不浸透了“先安內而後攘外”的精神和策略。晚清時代，面對着“ 外敵駸駸內向和內亂此起彼伏”這樣一個艱難時世，清王朝能員大吏李鴻章所提出的“外需和戎、內需變法”的主張，以及由中國近代優秀知識分子們所提出的，“ 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富國強兵之道，乃是最早地浸透了“攘外必先安內和攘外必先強內”的精神。及至一八九四年甲午一戰，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國殤之情，方使孫中山等新一代革命知識分子更加明確地認識到，必須先推翻“洋人的朝廷”即滿清王朝，才能“安內”與“強內”，然後才能去爭國際間的平等，才能達成民族獨立的革命目標。由是孫中山才為中國同盟會制定了一條“先治國本，再御外侮”的革命方略，即以建立共和的中華民國來取代專制腐敗的滿清王朝，徹底革命以求新。這無疑又是“攘外必先安內”之精神與思想的重大體現。及至辛亥首造成功，袁氏復辟亂國，日本迫我接受亡華的“二十一條”之際，雖然民主力量中，尤其是海外華僑曾反其道地提出過“助袁以強國，方可反對日本二十一條”的糊塗思想，然而，一是孫中山先生堅持必先除國賊才能禦侮，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立場；二是袁逆為謀公然復辟帝制，竟接受日本“二十一條”，從而才使國內外幡然共識“攘日必先去袁”的正確性。一九二六和一九二八年的兩度北伐，雖然遭遇日本和西方列強於公開、於暗中的種種挑釁和阻撓，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革命軍亦本着“攘外必先安內”的精神，或化解衝突，或忍辱負重，甚至繞道北伐，方才迅疾地達成了北伐推倒軍閥的成功，然後再迫使日本在“濟案”的談判中讓步，並迫使列強承認中華民國的統一。相反，歷史的事實亦告訴了我們，只有中國國民革命和中華民國的一切公開和暗藏的敵人，只有他們，才會“揭櫫對外之旗幟，以動搖統一之根本”，以要求“先攘外而後安內”，其意乃在挑起列強對我國國民革命的干涉和阻撓，與對我國和平統一的破壞，以便乘機擴大叛亂和叛國。由此我們竟可以說，“攘外必先安內”的決策，不僅因現實的被迫性而獲得了現實的必要性，而且因其歷史的科學性而獲得了現實的正確性。
　　但是，這一正確國策卻遭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攻擊、詛咒和謾罵。這自然是因為“先安內”的決策，實在是擊中、更擊痛了中共“圖乘國難以擴大叛亂和叛國”的陰謀，更使得中共在國家逐步獲得“內安”的政治局面之下，越來越失去了叛亂、叛國和“革命”的條件。政府軍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圍剿固因兩次對日抗戰而被迫停止，但由忍辱負重而簽訂的“何梅協定”，⁰⁷ 卻贏得了第五次圍剿的時間和勝利。中國共產黨因此而亡“蘇維埃共和國”，並為了投奔蘇俄而輾轉逃竄西北，瀕臨旗倒人散的絕境。如是，中國共產黨攻擊“攘外必先安內”的正確國策，實因它深懷切膚亡命之痛而不足怪也。然而，反對這一正確國策的中國共產黨，在它終於奪取了中國大陸政權之後，卻在“外患內憂蕩然不存”的絕對和平時期，極端地和持續地推行着“攘外必先安內”的“黨策”（參見下卷）。再者，如果今天的日本國敢於再一次發動對中國大陸的侵略戰爭，則和平時期就在高喊“穩定壓倒一切”的中國共產黨，將一定會“先安內而後攘外”，並將為了“先安內”，而不知又要殺掉多少無辜的生靈，就更不用說還會容許國人去建立一個“附俄亂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以乘機擴大叛亂和叛國了。⁰⁸
　　時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當之外患內憂齊相逼來，中華民國政府鑑於“未有國不能統一而能取勝於外敵”這樣一個至理，為不至於因“家不和而外人欺 ”、“家亂而外人更欺”這樣一個人盡解之的常識，而在日人侵我、軍閥叛我、蘇俄壞我、中共叛國的交相煎迫之下，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意在肅清或舉槍以反叛、或橫刀以割據、或竟敢公開號召武裝保衛蘇聯的內奸，以造成“統一方能禦侮”之真正團結抗戰的局面，難道竟是錯誤的、而不是正確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