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開始後，毛政權在香港也搞起了對毛個人崇拜的活動，受到港英當局的壓制。毛感到有必要讓全世界看見他才是香港真正的主人。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澳門葡萄牙軍隊對抗議的人群開愴，打死打傷二百多人。隨後，葡澳總督被迫在毛的大肖像下當眾認錯道歉。毛想在香港重演這一幕，用香港左派的血，來迫使英國人低頭。

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一場勞工糾紛後，毛政權鼓勵香港左派搞暴力示威，以誘港英鎮壓，造成死傷。當有人被警方打死後，中國外交部馬上向英國要求賠禮道歉。英國沒有按中國說的辦。

為了繼續擴大事端，北京給香港左派打氣，公開暗示會提前收回香港（《人民日報》六·三社論，周恩來六月二十四日講話等），使香港左派有恃無恐。在持續的暴力衝突中，又有數人死亡，但港英當局仍拒絕道歉。

《人民日報》七月五日社論號召香港左派把目標對準警察：“要嚴厲制裁這些壞傢伙，殺人要償命，血債要用血來還。”七月八日，周恩來派中共士兵穿着便衣偷越邊境，在當天的衝突中槍殺了五名警察。這次行動是外交部的人在中國境內的沙頭角監督實施的。殺警察的目的是刺激警方報復，以造成更多的死傷，壓港英當局認錯。

港英當局寸步不讓，對付辦法是大肆逮捕香港左派。中方能做的，除了從北京發抗議，就是組織人在香港到處放“真假炸彈”。港英當局的回答是繼續抓人。英國人在顯示：我才是香港的主人。
毛的最大弱點是：他不能收回香港。用周恩來引他的話說：“香港還是那個樣子。創周解釋說毛的意思是：香港現狀不變。周還特別擔心英國人會歸還香港，幾次在內部憂心忡忡地說：“搞不好，要搞出一個提前收回香港。”

英國人摸准了毛的底牌，將了毛一軍。中方騎虎難下。八月二十日，周恩來不明智地批准了一份“最後通牒”，要港英當局四十八小時內釋放被逮捕的十九名新聞記者。英國人置之不理。時間到了，毛下不了台，只得在北京進行報復。

八月二十二日，一萬多暴民放火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把英國外交官和他們的家人陷在裡面幾乎燒死，英國代辦被粗暴地揪斗，英國婦女被流氓侮辱。

這段時間，一連串其他國家駐華使館、機構也同樣成了毛泄憤的對象。遭到圍攻打砸的有蘇聯、蒙古、印尼、印度、緬甸大使館，都是官方批準的，由外交部告訴紅衛兵誰可圍，誰可攻，誰可砸。從百萬人遊行示威把使館圍得水泄不通，密密麻麻地貼滿大字報、大標語，到在毛巨幅畫像下用高音喇叭破口大罵；從砸家具燒汽車，到對外交官和夫人孩子推搡恫嚇，一邊喊：“打死他！打死他！”
就連北朝鮮也未能倖免。金日成不服毛管，毛曾支持北朝鮮領導中的“延安派”設法推翻他。金把這些人抓的抓，殺的殺，其餘趕到中國。據北朝鮮官方文件，毛後來“再三為中共不正當地干涉朝鮮內政表示歉意”，按金的要求把留在北朝鮮的中國軍隊全部撤回。中蘇分裂時，金又不站在毛一邊。毛怒上加怒。一九六七年一月，專管在國外搞顛覆的康生對阿爾巴尼亞領導人說：“金日成應該被推翻，這樣朝鮮的局勢就能改觀。”在圍攻使館的浪潮中，紅衛兵衝着北朝鮮大使館高呼：“打倒金胖子”。金日成以牙還牙，給平壤的“毛澤東廣場”改了名字，把朝鮮戰爭紀念館中關於中國的部分全部關掉，跟蘇聯靠得更近。

到一九六七年九月底，中國同建交或半建交的四十八個國家中的近三十個都捲入了外交紛爭，有的外交關係降格，有的關閉大使館。“十一”國慶節的時候，天安門城樓上只有稀稀疏疏的幾個外國人。毛後來說這段時間是“極左派當權”，都是他們的錯。事實上，中國外交從來沒有離開過毛澤東的掌握。

推銷毛主義在西方獲得一些成功。小紅書在知識分子和學生中一度走紅，有人把毛當作“哲學家”。深具影力的法國作家薩特（Jean-Paul Sartre）甚至說毛的“革命暴力”是“道德”的，“道德”二字他還加了着重號。

可是，大多數“毛主義者”，不是對毛抱着不實際的幻想，就是喜歡標新立異，再不就是“吃毛飯”的。他們並不真聽毛的話。毛主義黨成員屈指可數。一九六八年西方學生鬧事時，不少打着毛的旗幟，毛滿懷希望地說這是“歐洲歷史上的新氣象”，把在中國受訓的西歐人派回去搞組織領導。結果一事無成。

在亞非拉，毛派組織帶來的也只有失望。在非洲，扎伊爾（Zaire）總統蒙博托（Joseph Mobutu）告訴我們，毛見到他時半開玩笑地對他說：“真是你嗎？蒙博托？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錢來推翻你啊，甚至要把我幹掉。可你還是活着。”毛提起他曾資助的蒙博托的對手，說：“我們給他們錢和武器。就是他們不會打，打不贏啊，那我有啥辦法啊！”

毛在中東也白費心血。在一九五六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中，他曾想扮演指導者的角色，十一月三日給埃及一份“反侵略戰爭的軍事部署和戰略方針”。可納賽爾總統沒當作一回事。納賽爾的主要顧問赫克爾（Mohamed Hasanein Heikal）告訴我們，毛的建議被擱在一大堆來往電報的底層。毛提出派給埃及二十五萬“志願軍”，納賽爾沒有接受。毛還向埃及提出：“我們可以給無代價的援助。”“你們能還就還，不能還就算了”，如果埃及硬要還，“過了一百年以後再還吧。”中國贈給埃及兩千萬瑞士法郎的現金，並在中埃貿易上故意讓中國吃虧，埃及得利。納賽爾要的是軍火，毛指示“無償援助”。可是，中國只能出產步兵輕武器，埃及不需要。毛心有餘而力不足。

一九六七年六月的“ 六日戰爭”中，毛又給納賽爾寄了一份“人民戰爭”計劃，要納賽爾“誘敵深入”，退到西奈半島，甚至退到另一個國家蘇丹的首都喀土穆去。納賽爾謝絕了，耐着性子解釋說：“西奈是塊沙漠，打不了人民戰爭，那裡沒有人民。”毛一怒之下轉過頭來支持反納賽爾的勢力。可毛始終未能在中東建立起任何毛派組織。

毛失敗的原因之一是他硬要別人在他和蘇聯之間做出選擇。拉丁美洲就是如此。他在古巴身上花了不少錢，要拉古巴反蘇，但卡斯特羅不聽他的。卡斯特羅在毛活着時從未訪問過中國。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他在群眾大會上抨擊中國，說中國在供應大米的問題上向古巴施加經濟壓力，以逼迫古巴跟着它走。一個月後，他進一步指責中國企圖在古巴軍隊中策反。毛說卡斯特羅是“豺狼當道”。卡斯特羅說毛是“一堆大糞”。

毛把希望寄托在卡斯特羅的戰友格瓦拉身上。格瓦拉一九六○年第一次訪華時，毛對他異常親密，拉着他的手問長問短，說他讀過格瓦拉的文章，很讚賞他。格瓦拉也恭維毛，但毛最終未能拉住他一起反蘇。一九六七年他被殺害後，康生對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長說：“拉丁美洲的革命進行得很不錯，特別是在格瓦拉失敗以後。”

毛一生都沒能看到一個像樣的拉美毛派組織。秘魯的毛派“光明之路”（Shining Path），是在毛死後四年的一九八○年才成立的，領導人加日曼（Abimael Guzman）也自稱“世界革命領袖”。成立那年，他們紀念毛的生日，在首都利馬的街燈上吊着死狗，狗身上里着標語，罵鄧小平是“狗崽子”，背叛了毛的路線。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