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固然沒能挑起全面內戰，但他贏得了一系列勝利。首先是他的宿敵項英死了。項英在蔣介石下令停火後逃了出來，三月十四日深夜，在一個山洞裡睡覺時，被副官開槍打死。這名副官本來就對共產黨不滿，打死項英後，他拿走項英身上的金條財物，後來投向國民黨。

還在項英剛剛擺脫國民黨的包圍圈時，毛澤東就迫不及待地以中央名義發決議，給項英冠以種種罪名，把皖南事變說成是他“一貫機會主義領導的結果”，甚至影射項英是內奸：“此次失敗是否有內奸陰謀存在，尚待考查，但其中許多情節是令人懷疑的。”直到今天，皖南事變的帳仍算在項英和蔣介石身上。

毛的第二個勝利是蔣介石因為害怕大打內戰，無奈之下，允許新四軍留在長江流域。崔可夫將軍威脅蔣說，要想蘇聯繼續提供軍火，他就得這樣辦。潘友新大使注意到蔣憤怒得難以自制：蔣“非常神經質地接受了我的聲明。他在書房裡走來走去……我把問題重複了三遍他才聽見。”

壓力還來自美國。蔣要擺脫對蘇聯武器的依賴，只有靠美國。羅斯福總統也跟斯大林一樣，想要中國牽制日本，把日本陷在這個大泥沼中，所以不希望中國內戰。對中共，美國完全沒有影響力，羅斯福便把壓力都加在蔣介石頭上，警告蔣要援助就不要打內戰，不管是誰發動的都不行。皖南事變時，美國媒體報導，華盛頓打算把準備給中國的五千萬美金貸款壓下來，等中國不打內戰了再說。一月二十五日，飛越喜馬拉雅山的航線“駝峰”開航，美國軍事援助由希望變成現實。美國人的態度對蔣至關緊要。

羅斯福總統關於中國的消息大多來自一批非官方人士，包括斯諾，主要人物是海軍陸戰隊軍官卡爾遜（Evans Carlson）。卡爾遜對中共充滿天真的幻想，而羅斯福把他的報告囫圃吞下，並轉發給相關人士過目。其中一位告訴總統，斯諾的書證實了卡爾遜的看法，也就是說報告是可靠的。皖南事變時卡爾遜正在重慶，他奔回華盛頓去親口向羅斯福報告中共方面的說法。

英國沒有援助可給，但是蔣介石崇尚英美，英國的壓力對他也就不無份量。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討厭蔣介石，認為他軍事上無能，政治上對英國在華利益是個威脅。英國大使科爾（Clark Kerr）直言不諱地對蔣說，要是打起內戰來英國不會支持蔣，管它是誰挑起的。皖南事變時他給倫敦的匯報強烈偏向中共。他也曾公開說，所有國民黨人加起來也抵不過周恩來一個人。

皖南事變後，莫斯科在西方組織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蔣宣傳，稱蔣介石屠殺了一萬新四軍。實際數字是死亡兩千餘人。三千新四軍成功歸隊，原因是他們掙脫包圍圈後，轉身走皖東路，渡過長江。他們走的是蔣介石指定的路，一路安全，沒人騷擾。

蔣介石並沒有給新四軍設陷阱，但他很不會做宣傳。他的政府不明智地宣布解散新四軍，給人的印象是他已經把新四軍全都殺光了。對蔣更不利的是，他一向不肯公布中共軍隊圍殲國民黨軍隊的消息，也不准媒體報導，所以人們都不知道，其實他的損失比皖南事變中新四軍大得多。蔣怕打內戰的消息影響國內士氣和國際援助。他的沉默正合中共的意。朱德說：“他們不做聲，我們也不做聲。他們打敗了不做聲，我們勝利了，何必那樣來宣傳呢！”由於這種種原因，人們部以為皖南事變是抗戰中唯一的大規模內戰，而且是國民黨屠殺無辜的共產黨人。

共產黨宣傳機器的效率是國民黨難以望其項背的。在重慶，這架機器的合奏指揮是周恩來，毛設陷阱的唯一知情人。毛的這位配合者迷惑了無數西方人。美國記者馬莎·蓋爾霍恩（Martha Gellhorn）是在這時認識周恩來的，她馬上拜倒在周的魅力下。她對我們說，當年要是周召喚她，她會追隨周到天涯海角。她的丈夫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倒是把周看得很準：“共產黨的觀點是什麼他就賣什麼，而且賣得不錯。”
在周指導下，中共在香港對付外國人的情報人員給斯諾提供了大量中共方面的說法，斯諾都發表在美國《紐約先鋒論壇報》上，第一句話就是：“這是最近衝突的第一篇可靠的報導……”

海明威皖南事變後在中國，對中共有一些深刻的觀察：“為他們的黨着想，中共當然要想法擴展，不管他們在紙面上接受什麼領土限制。”由於中共“善於宣傳，使美國對他們在抗戰中起的作用，產生了名不副實的印象。中共是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中央政府軍隊的作用勝過他們一百倍。”海明威還說，“根據我在西班牙〔內戰里〕的經驗，共產黨總是拚命給人假象只有他們在努力作戰。”

海明威的名望使他的這些見解一旦曝光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可是，這些見解直到二十多年後的一九六五年才見天日。一九四一年，在羅斯福助理居里的勸說下，海明威沒有把這些見解公之於世。居里的理由是：“我們的政策是不要他們打內戰。”

居里是白宮主要經濟助理，在皖南事變後訪問中國。美國截獲蘇聯情報的檔案表明他總在幫蘇聯的忙，有人說他是蘇聯間諜。最近一份權威研究下結論，說他是個“容易受人利用的同情者”，不是間諜而是蘇聯在白宮的“朋友”。這位朋友的中國之行極盡為中共服務之能事。比方，他對蔣介石說他除了帶來羅斯福的書面信件以外，還帶來總統口信，口信是這樣開頭的：“在一萬英里外的美國，我們看中國共產黨其實就是我們那裡的社會主義者。我們喜歡他們對農民的態度、對婦女的態度、對日本的態度。”居里叫蔣介石不要把口信告訴美國國務院的人，也不要告訴美國大使約翰遜（Nelson Trusler Johnson）。

在給羅斯福的報告裡，居里大講蔣介石的壞話，粉飾中共，說“中共是唯一受大眾擁護的黨”，說這是它擴展的原因。對皖南事變，他把中共的說法照本宣科。

由於居里從中作梗，蔣介石未能建立一條直達羅斯福的通路。蔣介石請居里轉告羅斯福，給他派個能夠在他與總統之間“毫無隔閡地傳達意見”的政治顧問，使他能“ 與總統直接聯繫”。蔣中意的人選是美國駐蘇聯第一任大使蒲立德（William Bullitt），一個對共產主義沒有幻想的人。居里當場一口否決這個人選，以後也沒有向羅斯福匯報。他回美國後給蔣介石找了個學者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此人連羅斯福的面部沒見過，更不用說符合蔣的要求了。結果，蔣介石與羅斯福之間的聯絡掌握在居里手中。

迫於一系列國際上的壓力，皖南事變後，蔣在一月二十九日叫他的駐蘇聯大使請克里姆林宮調停，也就是說讓蘇聯人出價，問他們到底要什麼。蘇聯人要蔣介石讓新四軍留在長江流域，中共奪取的別的地盤也都照樣不動，蔣介石一一答應。毛不無得意地對中共將領說：“蔣介石無論他怎樣造反，但鬧來鬧去，只會把他自己鬧垮台的。”毛已經使用“造反”，這樣的字眼兒了，好像蔣介石已經在野，他已經坐擁江山了。

英美政府在束縛蔣介石手腳上起的作用，毛澤東相當遲緩地才意識到。雖然他老早就看出斯諾這樣的記者對他的用處，但對英美政府他向來是極端敵視。一九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他給周恩來的電報說：“最黑暗的情況是日本對新加坡久攻不下，美海軍控制新加坡，德攻英倫不下……美國海軍集中力量，打敗日本海軍，日本投降美國，日本陸軍退出中國，美國把中國英美派從財政上軍事上武裝起來”，“最黑暗莫過如此。”

英、美影響中國，在毛看來遠比日本占領糟糕得多。但突然，他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十一月六日寫信給周恩來說：“江〔三日〕電所示重要情報今晨才閱悉。蔣加入英美集團有利無害，加入德意日集團則有害無利，我們再不要強調反對加入英美集團了”，“而且應與英美作外交聯絡”。
周恩來顯然給了毛什麼情報使毛豁然開朗，原來英、美政府對他很有用處。從這時起，周花巨大精力在西方官員中做工作，特別是在美國官員中。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在中國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周恩來的魅力攻勢也越來越爐火純青。

一九四一年四月，蘇聯同日本簽訂了“中立條約”，條約使日本得以放手進攻東南亞，襲擊珍珠港，但用毛的話說：“對中國問題沒有解決”。也就是說，蘇、日沒有瓜分中國，中國沒有當上波蘭。(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