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改良派的失敗、革命派的勝利和清王朝的覆亡
歷史的事實是，政治改良派的失敗、民主革命派的勝利和清王朝的衰亡，均歷經了三個重要的歷史階段。
第一階段（一八八八 —— 一八九八）
第一、政治改良的轟然興起與專制改良的初級階段
如前所說，由於清王朝的改革開放運動非但沒有治癒它的腐敗，卻反而使它的腐敗歧生歧長，變本而加厲，因而，由經濟改革運動所給清王朝帶來的“表面繁榮和虛假繁榮”，也就不可能真正起到富國強兵的作用。特別是北洋海軍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海戰中的全軍覆滅，以及一八九七年德國與俄國分別強占膠州灣及大連灣所給予國人的強刺激，終於使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們有了痛徹心脾的感覺。由痛定思痛而引起的，對於清政府前三十年改革開放運動的反思，終於使他們認識到僅僅是實行經濟改革，而不實行政治改革，就不可能實現“圖強禦侮”的歷史願望。由是而將三十年來主要是向西方學習科學技術的風氣，逐漸地，並且是猛烈地發展成為對於西方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政治的新追求。而作為近代中國政治改良運動之發動者和代表者的康有為，猶鑑於“觀萬國之變，能變則存，不變乃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和“及今而不思變，恐數年之後，大局更不堪設想”，乃懷着對“ 祖宗之法莫敢言變”的深刻不滿，把東漢以來為歷代帝王奉為經典的“古文尚書、今文尚書、逸禮和左氏春秋”統統說成是湮滅了孔子“托古改制”原意的“偽經 ”，企圖突破清政府把“西學為用”只用在經濟改革上的限制，要借孔子之名在政治上實行“中學為體和西學為用”，即要求清政府實行政治改革。康有為繼一八八八年上書光緒帝不得之後，先於一八九一年在廣州開辦萬木草堂，授徒講學，以倡政治變法；後於一八九五年在京聯合千名舉人第二次上皇帝書，即“公車上書”，以求政治改良。
要求政治改良的呼聲，不僅迅速地獲得了天下共擁，激勵了一大批有志於推動清王朝進行政治改良的知識分子，並且觸動了“深恐將來求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的光緒皇帝。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諸要求變法維新人物，亦因光緒皇帝的寵幸而從清王朝專制統治“體制外”，一躍而成為清王朝專制統治“體制內”的改良派官員。於是，在他們的建議和要求下，光緒遂頒布“定國是詔”，決心變法；上諭十條新政，決意維新。主要是在政治上取消滿族貴族的特權；在言論上准許辦報辦刊和上書言事；在法制和官制上改革律例，取消重疊的行政機構；在經濟上改革財政、編制國家預算和決算；在實業發展上設立農工商局以保護和獎勵農工商業及發明創造，發展鐵路與採礦業，舉辦郵政，裁撤驛站；在軍事上，統一制度，裁撤綠營，力行保甲，改練洋操，使用洋槍，訓練海陸軍；在文教上，改革科舉制度，廢八股，改試策論，廣設學堂，提倡西學，創辦京師大學堂並選派留學生出國留學。
戊戌變法的主要內容雖然多為君主政體之下政治行為的改良，故亦稱為“新政”，但其所以被稱為“維新”，就是新在要搞政治上的改革，它相對於前三十年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改革開放，無疑具有相當的進步性。尤其是它允許民間辦報辦刊以倡西方的精神文明，和提出要廢除滿族特權等變法內容，相對於百年之後，中共在改革開放期間仍然要反對“西方資產階級文化”，不僅堅持不予人民以辦報辦刊自由，甚至反而乘改革之機以一再擴大其層層統治集團特權等倒行逆施而言，其歷史的進步性，更是顯而易見。但是，這個政治變法，因仍舊要保留君主制度，並要在保留君主制度、即在維護大清朝統治的前提下，推行專制政治行為的局部改革即維新，因而，這個變法，才非變制，才僅僅是專制政治行為的改良，屬於專制改良的初級階段。
第二、戊戌變法的失敗原因和西太后的四個不能變
歷史的無情事實是，戊戌變法僅僅只推行了“百日”，便被腰斬在西太后的皇權之下。光緒帝從此在幽禁中度完了他短暫悽慘的一生，力倡力行變法的六君子則命亡京師，康有為、梁啓超等二十二名被通輯的變法人士卻亡命海外。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維新運動，雖就此而魂斷中國，但它失敗的原因，還是足以為後人鑒。
就變法失敗的原因而論：一是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們，絕不甘心讓出絲毫的權利。他們不僅決意維護大清朝的君主統治本身，而且更要借維護這個統治來維護自身的特殊權益。所以，以湖南為先的百日維新運動，固使朝野震動，天下共擁，但因它觸動了、更觸痛了頑固派和一切守舊勢力的利害和神經，而招致朝野上下物議洶洶。特別是西太后一再地要在明里堅持三個不能變，即“堅持三綱五常不能變，堅持大清朝的統治不能變，堅持祖宗之法不能變”，暗裡卻要堅持四個不能變，即要再加上一個“西太后垂廉聽政的最高權力不能變”，所以，西太后仍以其無上的權力，將為光緒皇帝所支持的第一度政治改良運動，腰斬在滿清專制王朝的龍陛之下。
二是變法排斥了真正皇權在手的西太后。實事求是地論之，大清朝是西太后的大清朝，皇權也是西太后的皇權。在帝黨絕非後黨所堪比的情形之下，不能爭取到西太后的支持，甚至只能遭到西太后的反對，直至變法竟被看成是對她最高權力的挑釁，變法失敗的命運已不能免。西太后那一句“康有為要變法，為什麼不來找我”的話，實已道出了她的“心白”。
三是作為變法的制度局。制度局為康有為所設計，為變法改良志士所組成，更為轟轟烈烈變法的策源地。雖然，無制度局，變法便失去了它睿智的思想庫和強幹的班底，但是，唯因制度局被認為將樞密院之權、六部之權和督撫將軍之權“奪盡”，使“百官皆廢”，幾已代替了整個朝廷，因此，變法就必然要遭遇朝廷上下幾乎所有舊官僚的反對。這就為保守官僚與後黨同氣相求，與康梁為敵，直至群起而反對變法，製造了藉口。而這個反對力量，非但是康梁所戰勝不了的，也是光緒皇帝所無力戰勝的。
四是戊戌變法的理論根據，僅是“祖宗之法可以變”。作為變法主要提倡者的康有為，非但要借孔子之名以倡變法，甚至要從“西洋有教、而我無教”的巨大遺憾出發，要“撫聖教以塞異端”，直至將“亟立道學”當作變法的重要思想內容和強國的根本辦法。康有為不僅不懂得西方在近代之所以能夠走向進步的前提，恰恰是思想解放，即反對天主教思想統治和宗教改革的結果，卻反而將張揚和獨尊孔子之學，當成了這一場變法的思想基礎和根本追求。這就不僅還了康有為作為一個傳統儒家知識分子的本相，使他拿不出真正的新思想來指導自己所提倡的變法，從而只能導致變法的失敗，直至為他在辛亥之後，一意獨尊孔教以倡君主制度的復辟，作成了他在思想和人格上的鋪墊。
五是變法未能欣遇一個可以造就其成功的時代條件。這個時代條件就是“只有民主革命才能帶來王朝的妥協，和只有民主革命才能為在根本上改變專制制度帶來可能”。雖然民主革命有着各種各樣的形式，並非只有暴力形式而已。英國等歐洲君主立憲的國家，在民主革命逼迫下走上君主立憲直至虛君共和的歷史，便是明證。誠如孫中山先生所言，“君主憲政乃為革命之所賜”。然而，戊戌變法的時代，孫中山的革命正遭遇天下共棄，八國聯軍尚未兵臨城下，變法又是由一批走進了清王朝體制內的知識分子和一個年輕無權皇帝的“自覺變法 ”。因此，僅僅依靠他們來“自我更新”，其之不可能，也就可想而知。這也是一九零零年之後，當王朝命運飄搖之時，西太后雖仍拒絕康梁變法，卻又要推行康梁新政的主要原因（參見下文）。
六是變法的失敗乃為時為勢所決。如本章開篇所述，清王朝在歷經鴉片戰爭和天國之亂以後，國勢早已由盛而衰，不僅已經走上了一個君主王朝的末世，而且正“運交”整個君主制度的末路。因此，一場意在變法而非變制的政治改良運動，即仍然要在君主制度之下，以推行專制政治行為改良的變法，也就失去了它獲得成功的歷史依靠和時代條件。這既是清王朝力行改革開放運動已不能救其命的根本緣由，又是一場只想在舊專制體制內改革政治弊端、倡行新政的變法無以成功的基本原因。由是，一場要求專制政體自己實行政治改良的運動，只能“ 折戟而沉沙”。
第三、革命的悄然發生與天下共棄
一、革命的悄然發生
一八九五年，幾與康有為率領千名舉人“公車上書”、以求政治改良的同時，孫中山不僅將一八九四年在檀香山成立的“興中會”與“香港輔仁文社”合併，確立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民族民主革命目標，而且密謀廣州起義未遂。
孫中山，這個廣東香山農民的兒子，一方面因自小就聽夠了洪秀全反清的農民革命故事；另一方面因少年時曾隨兄赴美國夏威夷讀書，而在西方受到了民主和自由的教育及薰陶。後來，這個既未與傳統的中國文化斷了源頭和聯繫、又飽受過西方文化影響的年輕人，也就在漢族受滿清專制之苦和中國受列強欺凌之甚的時代，既深藏排滿知心，又初萌民主之志。再加上清政府的前三十年改革開放運動，在他的眼裡，又無非是“單單是引進鐵路、火車、電報、電話等歐洲現代物質文明的任何這類措施，由於它們打開了新的敲詐勒索和貪污盜竊的門路，反而只會使事情更壞”，07 所以，他“自乙酉中法戰敗後”，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並且“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闕詞，無所忌諱……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其“生平所志，以革命為唯一天職”。08
由是，“自甲午中日戰起”，孫因“時機可乘，乃赴檀島”，聯合華僑二十餘人成立“興中會”，確立了推翻滿清王朝的民族民主革命目標。中國的民主革命，這個幾乎與名噪一時的康有為所發動的政治改良運動同時而起，卻又在一開始就成了政治改良派對立面的革命，就是這樣地因為一位傑出青年知識分子的覺醒與立志，而悄然地發生了。
二、革命為天下共棄
第一次廣州起義的失敗，卻使孫中山發動的革命遭遇了天下共棄。用孫中山自己的話說，就是：“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洪水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09
革命初起，不單遭遇國人的唾罵，而且遭到海外華僑，特別是美、日華僑的冷遇。孫中山雖於中日戰起，即赴檀島創立興中會，“欲糾合海外華僑一收臂助，不圖風氣未開，人心錮塞，應者寥寥”。而美洲華僑之風氣蔽塞，較檀島尤甚。他說：“予由太平洋東岸之三藩市登陸，橫過美洲大陸至太平洋西岸紐約市，沿途所過多處，或留數日，或十數日，所至皆說以祖國危亡，清政腐敗，非從民族根本改革無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責。然而勸者諄諄，聽者終歸邈邈，其歡迎革命主義者，每埠不過數人或十餘人而已。”10 至於萬餘日本華僑，“聞革命而生畏者，則與它處華僑無異也。吾黨同人有往返於橫濱、神戶之間鼓吹革命主義者，數年之中而慕義來歸者，不過百數十人而已。以日本華僑之數較之，不及百分之一也。向海外華僑傳播革命主義也，其難固已如此……”。11
斯時，革命一難於國人未醒，二難於華僑風氣未開，三難於“由乙未初敗至於庚子，此五年間……適於其時有保皇黨發生，為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庭為尤甚”。12 雖然，“當此之時，革命前途，黑暗無似，希望全絕，而同志尚不盡灰心者，蓋正朝氣初發之時代也！”13
第二階段（一八九八 —— 一九零零）
本階段自戊戌政變至一九零零年孫中山發動惠州起義失敗，是為政治改良的低潮期，王朝命運的飄搖期和民主革命的鬆綁期。
本階段，在清王朝，因百日維新失敗，以大阿哥溥儁為首的清王朝頑固派因以而得勢，志在改革開放的洋務派因以而失勢，政治上既重現專制王權的全面強化，經濟上則使得持續了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運動裹足難前。然而，空前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已經使清王朝在經濟上走到了崩潰的邊緣，曾想利用義和團“扶清滅洋”的西太后，更招致了八國聯軍的侵占北京，西太后本人亦只能逃往西安。清王朝的命運，似乎在菜市口的刀光劍影之間，就已經走上了王朝命運的飄搖期。
本階段，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政治改良派已逃到海外。康有為等於一八九九年在加拿大成立了“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 ”，簡稱為“保皇會”。梁啓超等也在日本創辦了“清議報”，鼓吹保皇。唐才常等則於上海成立了“正氣會”，後改為“中國國會”，謀請光緒皇帝復辟，以建立君主立憲的“新自立國”。一九零零年，康有為在海外華僑、特別是北美華僑的經濟援助下，支持唐才常建立自立軍即“勤王軍”七個軍，決於長江中下游數省同時起兵勤王。八月，因被清王朝改革派大吏張之洞於一日之內即捕殺二百餘人，唐本人亦遇難，遂使康、梁、唐為代表的保皇改良事業慘遭失敗。由是，一場意在專制改良的政治運動，雖然不惜發動大規模武裝起義以進行武裝改良，甚至並不在意這一場武裝改良所可能造成的動亂、暴亂、混亂、直至國家分裂的結果，但因它僅僅是少數人要保救大清皇帝所致，所以，它才必然會遭遇徹底的失敗。由是，政治改良乃陷入了它的低潮期。
然而，本階段在民主革命派，卻因為政治改良的慘敗和王朝命運的飄搖，而使得孫中山所發動的民主革命走上了它的鬆綁期。一九零零年，由孫中山親自發動的惠州起義雖然仍舊失敗了，但是，國人不僅不再罵民主革命派為亂臣賊子，不僅不再指責民主革命派為大逆不道，相反，如孫中山自己所說，則是：“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多為吾人扼腕嘆息，恨其事之不成。前後相較，差如天淵。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14
辛亥前中國社會在政治改良力量和民主革命力量興起之後，所形成的三大政治力量，終於在各自的力量上和前景上發生了一個根本的變化。這個變化，特別是在政治改良派和民主革命派的力量對比和民心所向上，開始產生了一個歷史性的轉折，即，以革命思想代替改良思想的時代終於來臨。 誠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雖然，這個轉折，也還會出現一波三折，但是，這個轉折的方向卻難以改變了。
第三階段（一九零零 —— 一九一一）
第一、立憲改良的興起和失敗
一、保皇改良的沒落與立憲改良的興起
逃亡海外的前政治改良派們，雖然將一場意在推動清王朝進行專制政治改良的政治運動，變成了少數人要保救大清皇帝的個人願望，並再一次遭遇了慘敗，但是，以康、梁為首的前政治改良派們，因仍然要把保皇改良當作他們的天職，把能否救出光緒皇帝和能否保住光緒皇帝的帝位，當作政治改良能否成功和他們個人的身家性命能否重見光明的前提及保證，所以，他們才會將孫中山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視為仇敵。為了攻擊革命，為了保衛光緒皇帝及其帝位，更為了他們自身的政治前途，康有為於一九零二年發表《答南北美洲諸華商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書》，堅決反對革命，誓言保護大清朝。梁啓超亦在日本纂文鼓吹“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不如開明專制”。用孫中山的話來說，便是他們“為虎作倀，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庭為尤勝”。然而，光緒皇帝之不救既為“命定”，保皇改良的不通亦已成為事實。由是，保皇改良便只能成為康、梁等人的一個夢幻。一九零三年，一批新興的民間改良人士，已開始公開拋棄保皇改良，要求君主立憲，即將要求清政府進行專制政治行為的改良，改變和發展成為要求清政府用立憲的方法進行專制政治制度的改良，即要求從變法走向變制。這便是立憲改良派的歷史由來和政治要求。
二、立憲改良的發展和失敗
一九零四年，因老大的專制俄國敗給了蕞爾之邦的日本，民間的立憲改良派遂以日本改良成功為藉口（指日本為改良成功的誤識參見上卷第六章第一節 —— 作者），聯合清政府體制內出現的立憲改良派官僚，相繼奏請“變更政體，實行立憲”。一九零六年因清政府詔告“預備立憲”，著名改良派人士張謇、湯壽潛、鄭孝胥等遂於上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一九零七年康有為被迫順時勢改“保皇會”為“中華帝國憲政會”，梁啓超則於日本組建“政聞社”。戊戌之後的政治改良派們至此乃步調一致，為推動政治改良，實現君主立憲，更自覺地和拼命地反對孫中山的民主革命。他們甚至將立憲改良當作撲滅革命的良藥來勸進清政府說：“若夫政治日益暴惡，雖日取革命黨而殺之，而革命黨之發生如故。傳曰：敵可盡乎？此之謂也。以其無術靖革命黨也。”15 因此，唯有“改革之機真動，其革命黨何由生存？”16
一九零七年至一九零八年，因清政府亟需敷衍改良以撲滅革命，才一再許諾君主立憲。一九零九年，清政府更以成立各省諮議局為名，第二度將一批改良派人士從清王朝體制外接納入清王朝體制內。體制內外的政治改良派們遂趁機頻繁上書，要求從速立憲，雖然規模日大，卻一無所得，四次請願立憲，均遭清政府藉故壓迫。改良派雖迫切期待成立責任內閣，臨了卻出現一個皇族內閣（參見下文）。由是，改良派自覺顏面丟盡，乃發表“宣告全國書”，痛哭流涕地宣布“希望全絕”。及至武昌事起，改良派始大部匯入革命洪流，竟從助清政府滅革命，一變而為助革命滅清政府。至此，中國的第一代政治改良派們，終於走完了他們兩興兩衰的歷史之路。嗣後除曾進身復辟政權內之冥頑不化者，或利益既得者，或銜恩舊主者，或投降反間者，在辛亥之後乃成為臭名昭著、危害非淺的專制復辟派以外，改良派亦因辛亥的成功，大都匯入了保衛民主革命成果即護國、護法的洪流，而名亡實亡。著名的政治改良派人士梁啓超，從他變改良而贊革命，棄專制而擁共和，甚至因此而與乃師復辟派康有為分手，直至他絕袁氏之誘嚇，導蔡鍔之護國，堅決地反對專制復辟，都說明從改良走向革命的完全可能性，從而彰示了政治改良之作為革命 —— 這個普遍歷史進程的初級階段，而並非只能與革命形成絕對對抗的理論內涵。然而，歷史的明監是，改良非敗於革命，實敗於清庭。其悲劇的癥結，是在於政治改良派只能要求、請求、甚至哀求清政府改良，而不能自己進行改良。如是清庭改，則改良成，清庭不改，則改良敗。因此，政治改良派們縱有最美最好的政治改良藍圖，別人不識，不受，不改，其也只能是徒喚奈何。
第二、清王朝誘以立憲改良、旨在撲滅革命、直至一朝崩亡
一、西太后退守三個不能變
戊戌之後兩年，清王朝的飄搖命運，終於迫使西太后不僅重倡改革開放，而且要推行曾被她腰斬的部分戊戌新政，以挽救她的大清朝，以再造“大清長治，人民久安”的社會政治局面。一九零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慈禧在西安發表了她的“變法上諭”，稱：“世有萬古不變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成法……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不仿如琴瑟之改鉉……”“上諭”明確表示：三綱五常不能易。這就等於是說，君為臣綱不能變，因而君主專制制度和滿清君主的統治就不能變，唯不再堅持祖宗之法不能變而已。由是，西太后雖從三個不能變退守兩個不能變，但實際上仍是從四個不能變退守到了三個不能變，因為西太后的“垂廉聽政”還是不能變。於是，政治上，西太后乃黜退以大阿哥溥儁為首的頑固派，重新起用洋務派，並由自己來推行部分康梁新政，雖然為時已晚。經濟上，則迅速推起第二度改革開放運動，振興商務，獎勵實業（甚至以官獎商），大量引進外資，雖意在解救財政困難，卻再造貪污公行和腐敗益深的社會政治局面。軍事上，計劃練新軍三十六鎮，並非為強國，而是為強權，藉以維繫王朝統治，卻為袁世凱練成私家之軍，構患於辛亥之後。在對外關繫上，竟循“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賣國路線，藉以獲得國際間的支持和援助，對內以鞏固王朝統治，對外以絕革命之助力。此外，早期雖允許局部開放言論，後期則苛以限制言論。唯“廢科舉、興學堂、派留學”的做法，為後來的知識分子們反叛滿清和投身革命，在客觀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這便是清王朝第二度改革開放的內容和成效。這個內容和成效只能說明，清王朝的垮台已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誘以立憲改良、旨在撲滅革命
清王朝的二度改革既然只能再造腐敗公行，腐爛益深，危機加劇，則一心只想維護大清朝統治的清政府，面對着革命風雲四起，君主立憲的呼聲日熾和整個社會的動盪不安，乃決心抓兩手，即：一邊誘以立憲改良，一邊決心撲滅革命。前者，是為利用；後者，才為本心。當時的法國報紙就公開地譏笑說：“清政府之立憲，實清太后愚民之術也。”17
就前者論之，一九零五年，清政府決派出五大臣赴歐美考察憲政。因五大臣考察歸國，帶回者乃是“皇權永固、外患漸輕和內亂可弭”這樣一些“立憲的好處”，一九零六年，清政府方在“尊崇國體、鞏固君權”的本意之下，宣布“預備仿行憲政”，即預備立憲，要旨卻是“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並將立憲日期定於九年之後。一九零七年，清政府又宣布改革官制，卻藉機“黜漢員、擢滿臣”，造成大權、實權大部為滿族貴族“ 掌控和接班”的政治局面。一九零八年，清政府迫於民主革命派和政治改良派來自兩個不同方面的逼迫，為進一步誘改良以滅革命，乃宣布“欽定憲法大綱”，卻以 “君上大權”為大綱的核心；宣布“議院選舉法要領”，竟使作為民意機構的“議院”成為皇帝一人的諮詢機構；詔告“逐年籌備憲政清單”，所列條目竟全然與憲政無涉。一九零八年西太后和光緒皇帝先後崩殂，於時因革命風潮大張，其勢已不可遏，攝政王載灃才一邊假意敷衍改良，詔令辦理立憲事宜，成立各省諮議局，將九年立憲改為六年，意在收買改良人士，以共同撲殺革命；一邊再度集權力於滿人和皇族一身，以鞏固皇權和滿權。載灃本人除以監國攝政王身份代理大元帥、親統近衛軍以外，又命其弟載洵任海軍大臣，弟載濤任軍咨大臣，皇族蔭昌任陸軍大臣，更黜退袁世凱等漢員大吏，將軍政大權集於滿族皇族一身。同時，面對着體制內政治改良派 —— 各省諮議局議員日益高漲的立憲要求和四次請願行動，清政府或以國民知識不齊等藉口以拒絕之，或以橫議干政為由革職查辦體制內官員以壓迫之，或乾脆以押送赴京請願的議員回籍以絕立憲之要求。一九一一年四月，清政府在革命形勢的節節逼迫下和政治改良派的步步要求下，被迫成立責任內閣，但十四名閣員中竟有九人為皇親國戚，乃得“皇族內閣”之稱。至此，所謂政治改良，所謂預備立憲，已全然翻作一篇篇假話，終於逼使許多改良派人士哭於窮途而轉向革命。
就後者論之，簡單地說，清王朝所實行的便是一個“殺”字，即殺革命黨。自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廣州起義起，至一九一一年三月廣州起義失敗止，清政府對革命派起義的鎮壓是不遺餘力的，也是極端殘酷的。一九零七年黃岡起義失敗後，清政府因得到了同盟會的花名冊，乃按圖索驥，殘殺革命黨二百多人。一九零八年安慶新軍起義失敗後，因清方大事搜查，革命黨人范傳甲、張勁夫、田激揚等都被捕被害，連起義中的臨陣畏縮者薛哲，在為人告發後亦遭殺害。安徽一省因牽連而被殺害者達三百餘人。徐錫麟在刺殺恩銘被捕之後，竟被挖心以祭恩銘。至於非起義狀態下的革命黨人，之被抓、被殺、被嚴刑拷打折磨和遊街示眾，實屢見而不鮮。著名民主鬥士、湖南商會會長禹之謨，在獄中就曾以血作書曰：“要知清政府下詔立憲，專制的凶暴卻有進無已。”
歷史的明鑑是，清王朝只推行經濟改革，放縱經濟改革，不但拒絕專制政治行為的改良，尤其是拒絕專制政治制度的改良，特別是它瘋狂地和殘酷地殺害革命黨人以撲滅革命的所有做法，不僅彰明了專制改良此路不通，而且昭示了其自取滅亡的歷史過程，從反面證明了民主革命派的堅定和清醒，證明了孫中山堅持民主革命、反對專制改良和志在建立中華民國的政治科學性和歷史正確性。
第三、孫中山堅持革命、反對改良、志在建立民國，“於斯竟成”
一、孫中山三民主義革命理論體系的形成
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曾亡命海外，開始了他的第一度考察歐美。他要以一個有過失敗經歷的革命者身份，去考察、研究歐美的民權革命和獨立革命，探索發動中國革命的科學理論，追尋中國革命的成功道路。這一次歐美之行，雖然使他在英國冒了風險，幾為滿清所困，但是，脫險後，他卻在對歐美的實地考察中，得出了一些革命的“真經”。這些真經，一是來自於他對歐美革命經驗的學習，二是來自於他對歐美革命得失的思考，三是來自於他將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和西方近代政治科學的融會和貫通。其成果具體表現在：（一）認識到“革命 —— 無論採取任何形式，都是歷史的一個普遍變革進程”。18 這裡所指的革命，自然是他所親自考察和深入思考過的“歐洲民主革命與美國獨立革命”。
（二）認識到君主立憲既“為革命之所賜”，亦是革命的一個“不完不備”的結果。他說：“革命之名詞，創於孔子。中國歷史，湯武之後，革命之事實，已數見之不鮮矣。其在歐洲，則十七、十八世紀以後，革命風潮遂磅礴於世界，不獨民主國惟然，即君主國之所以立憲者，亦革命之所賜也。”19 同時，他還從歐洲一些國家歷經革命與復辟反覆較量才得以實現“君主立憲”的歷史中，得出了革命與改良關係的科學結論。他說：“世界之真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稱為真立憲。”因此，“同一流血，何不為直截了當之共和，卻為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20
（三）從少年起即親身感受過歐美民主政治和自由制度的孫中山，終於在對歐美革命歷史和現實社會的深入考察中，形成了嶄新的三民主義理論體系，從而為中國國民革命奠定了科學的理論基礎和實際的行動綱領。
這個新理論體系就民族主義而論，則是：“余之民族主義……不以復仇滿清為事，而務與之平等共處於中國之內，此為以民族主義對國內之諸民族也。對於世界諸民族，務保持民族之獨立地位，發揚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以期與諸民族並驅於世界，以訓致於大同，此為以民族主義對世界之諸民族也。”21
這個新理論體系就民權主義而論，則是：“余之民權主義，第一決定者為民主，而第二之決定者則以為民主專制必不可行，必立憲然後可以圖治。”22
這個新理論體系就民生主義而論，則是：“歐美自機器發明，而貧富不均之現象隨以呈露；橫流所激，經濟革命之焰，乃較政治革命尤烈……余欲為一勞永逸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以塞經濟革命之源……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23
（四）“五權憲法”思想形成。孫中山先生說：“歐洲立憲之精義，發於孟德斯鳩，所謂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是已。歐洲立憲之國莫不行之。然余游歐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知選舉之弊，決不可無以救之，而中國相傳考試之制、糾察之制，實有其精義足以濟歐美法律、政治之窮，固主張以考試、糾察二權，與立法、司法、行政之權並立，合為五權憲法；更采直接民權之制，以現主權在民之實。如是余之民權主義，遂圓滿而無憾。”24
顯然，一個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理論體系和民主體制建設藍圖，由是而成。所以，孫中山先生自己也說：“余之革命主義內容，概括言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是已。苟明乎世界之趨勢與中國之情狀者，則知余之主張，實為必要而可行也。”25
二、中國民主革命迎來了她的發展期
孫中山先生發動的中國革命，雖然於悄然發生之際，就遭遇了失敗，遭遇了“天下共棄”，遭遇了國人的謾罵和華僑的冷遇，甚至連他本人也只能夠亡命海外，然而，“不以挫抑而灰心”的孫中山先生，卻於亡命之途，考察歐美，采東西方革命之長，集古今政治文化之優，建立並完成了他“以民權革命為中心、以民族革命為助力、以民生發展為方向和以五權憲法為制度”的嶄新理論體系，從而為在艱難中推動和發展由他所領導的民主革命，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論基礎，凝聚了巨大的思想理論力量。其後，隨着清王朝的一再拒絕政治改良和政治改良派的兩興兩衰，孫中山所致力的革命終於迎來了她的發展期。自一九零零年至一九零五年，一是革命“已多為有識之士恨其事之不成”，於民間已漸成風潮，“自惠州起義失敗以至同盟會之間，在粵則有李紀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則有黃克強、馬福益之事，其事雖不成，人多壯之”。26 二是開始吸引部分原改良派人士走向革命，如曾追隨改良的章炳麟和青年壯士吳樾等。三是清王朝“廢科舉、興學堂、派留學”的新政，不僅使知識分子失去了讀書取士之途，從而不再以王朝政治為依靠，使留學生數目大增，而且使東京、上海等主要由留學生及知識界所創辦的民間刊物，竟如雨後春筍般蓬勃興起。“留東學生提倡於先，內地學生附和於後，各省風潮從此漸作。在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鼓吹革命……”。27 一時間宣傳歐洲革命、鼓吹美國獨立、號召排滿興漢的聲浪，始大張於中國。四是海外華僑漸受東京留學界及內地革命風潮之影響。“鄒容的《革命軍》一書，為排滿之最激烈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之風氣，為力甚大”，孫中山再赴海外，“凡有華僑處，莫不表示歡迎，較之往昔大不同矣”。28
一九零三年，孫中山正式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平均地權、創立民國的十六字綱領，中華民國的國名，從此載入中國國民革命的史籍。
一九零四年，孫中山發表了“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一文，滿懷信心地指出：“中國正處在一場偉大的民族運動的前夕，清王朝的統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勢。”
一九零五年，孫中山在二度考察歐美的過程中，不僅因三民主義思想體系的成熟，而吸引了一批志在中國民主革命的歐美留學生，而且在他輾轉抵達日本後，更受到了數百名留日學生的熱烈歡迎，開始了他與留學生的歷史性結合，為嗣後的中國國民革命，準備了以優秀青年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民主革命力量，極大地提高了革命的品質。對此，孫中山先生自己也說道：“時（按：指一九零零年以後）適各省派留學生至日本之初，赴東求學之士，類多頭腦新潔，志氣不凡，對於革命理想感受極速，轉瞬成為風氣。故其時東京留學界之思想言論，皆集中於革命問題……乙巳春間，予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予於是乃揭櫫吾平生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號召力，而組織革命團體焉。於是開第一會於比京，加盟者三十餘人；開第二會於柏林，加盟者十餘人；開第三會於巴黎，加盟者亦十餘人；開第四會於東京，加盟者數百人；中國十七省之人皆與焉……因當時尚多諱言革命二字，故只以同盟會見稱，後亦以此名著矣。”29
一九零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成立，標誌着中國國民革命力量的大聚集，及其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開始走向成熟。是年十一月《民報》創刊，由孫中山正式在《發刊詞》上闡釋三民主義精義，標誌着中國國民革命從此擁有了正確的和科學的思想理論基礎。中國的國民革命亦從此走向了她的高潮期。對此，孫中山自己也說：“及乙巳之秋，集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於是乃敢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布於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而傳布中華民國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萬人，支部則亦先後成立於各省。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同盟會成立未久，發刊《民報》鼓吹三民主義，遂使革命思想瀰漫全國，自有雜誌以來可謂成功最著者。其時慕義之士，聞風興起，當仁不讓，獨樹一幟以建義者，徐錫麟、熊成基、秋瑾等是也。”30
有必要指出的是，三民主義之民主革命理論體系和五權憲法之民主建國方略的成熟及傳播，使得中國的國民革命從此更加具有了民主革命的根本性質，從而將推翻滿清專制統治、結束數千年君主專制制度與創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 中華民國，定奪為中國國民革命的根本方向。孫中山說：“中國數千年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忍受的。就算漢人當君主，也不能不革命……要廢除君主制度，不是專靠民族革命，必須進行政治革命” 。31 他還說：“這次革命除‘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尚當與民變等，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32
從此，由孫中山先生所發動的“中國國民革命”，亦在上述之根本意義上，與中國民主革命獲得了“同一”。只是就範圍而言，中國國民革命才較作為其本體內容的中國民主革命，更具有革命內容的廣泛性，即外反列強欺凌和內反滿族專制統治之民族革命內容的加入。本書為標明中國民主革命乃為中國國民革命的本體和本質，故在全書的章節標題上，決用中國民主革命這一概念，以使中國民主革命獲得她在革命性質上的明確性。但又在全書的內文裡面，部分地沿用中國國民革命的概念，以求在行文之中，表現她歷史過程和歷史內容的真實性。
三、革命與改良的兩場大論戰
第一場大論戰發生於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前
如果說，自龔自珍、林則徐、魏源始的中國近代優秀知識分子，為追求富國強兵而推動起來的思想解放運動，歷經清政府數十年的經濟改革，和康、梁等對於政治改良的追求、實踐及失敗，而終於從正反兩個方面為共和主義思潮的興起及民主革命目標的確立，奠定了必要歷史基礎的話，那麼，戊戌之後，恰恰是在民主革命的理念和目標已經愈來愈成為中國人民的嶄新歷史追求時，一九零二年，由康有為發表《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書》，所公開挑起的保皇改良派對民主革命派的大論戰，卻遭遇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對於保皇改良派的第一次大反擊。
在這一場大論戰中，因康有為將大清朝吹捧成“唐虞至明之所無、大地各國所未有”，更歌頌光緒皇帝為“至仁至德”，誣衊中國人民“愚昧無知，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因而不可倡導民主共和，否則只能造成“天下大亂和亡國滅種”的後果，尤言“彼之保皇才是真正的革命，否則無非是殺人放火而已”，所以，孫中山首先指出“革命、保皇二事，決分兩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東西之不能易位。事理相反，背道而馳，互相衝突，互相水火”。33 其後，章太炎不僅寫出了《客帝匡謬》一文，以自責曾經追隨改良的思想和行為，而且寫出了著名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針對康有為指責中國人民“公理未明，舊俗具在”，因而“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的荒謬主張，乃有力地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具在，即以革命去之”。更歌頌革命為“啟迪民智、除舊布新的良藥”。同時指責康有為已經墮落成為一個“利祿薰心、甘當奴隸、為一時之富貴甘冒萬億不韙而不辭的封建市儈”。年輕的民主革命家吳樾不僅暢言“反枝葉改革、倡非常改革”，更以謀炸出洋考察五大臣來表明他與改良思想徹底決裂的精神，不惜犧牲了自己年輕的生命。另一個年輕的革命家鄒容則着有《革命軍》遺書，竭力讚揚“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共和主義思想，主張“掃除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的積弊”。又一個年輕的革命家陳天華則以“壯夫躍海”的英雄行為，用年輕的生命敲響了他的《驚世鍾》，希望追隨專制改良者們能夠《猛回頭》。
在這一場對保皇改良派的反擊戰中，民主革命派除掉揭穿了前政治改良派“彼之愛國，無非是愛專制政體”的本質，尤其批判了“君權不可侵犯”的君主專製法統，和旨在維護這一法統的封建禮教道統，指出了“禮之耗人血、消人氣不至死亡不止”的殘酷專制本質。不僅有力地轟擊了宋明以來意在維護君主專制統治的理學基礎；而且為中國同盟會成立後革命與改良的那一場更加廣泛和深入的大論戰，鋪墊了共和主義的思想基石；更為辛亥以後中國知識界發動那一場反覆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及其對孔孟思想文化體系中專制思想文化成份的批判和清算，埋下了歷史性的伏筆。
第二場大論戰始於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初
一九零五年底，面對着清政府誘改良以滅革命的陰險手段，和政治改良派要君主立憲不要民主立憲的頑固立場，民主革命派早在《民報》創刊伊始，即指名道姓地指責康有為、梁啓超是為滿清政府製造“欲使吾民族誠心歸化之立憲改良論的禍水”。34
一九零六年初，梁啓超在《新民叢報》上先後發表了“開明專制論”和“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兩篇長文，並將兩文合刊出版，題名為《中國存亡之大問題》，對革命派展開全面反駁。大論戰勢在必發。
梁啓超主張改良和反對革命的重要論點，一是“中國人未有共和國民之資格”；二是“只能經過開明專制以移於立憲”；三是為“不至助長衝突”，只能“相率以要求立憲”，並“必須為彼（指清政府 —— 作者按）所能行”，才是“唯一正當之手段”，“若為彼所不能行，則是宣戰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導致流血、內亂”等。
一九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民報》印行《第三號號外》，刊出“《民報》與《新民叢報》辯駁之綱領”，首先列出兩報辯論的主要條目，35 然後針對其第一種重要論點批駁曰：“自由、平等、博愛三者，人類之通行也……夫我國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而民權立憲則本乎此精神之制度也。故此制度精神必適合吾國民，而絕無虞其格格不入也。”是故，“我國民必有民權立憲之能力”。同時，為國民能夠達到民權立憲之能力，又提出應以“革命和教育來促成中國人民做共和國民的資格”。就革命言之，則“若在實行時代，去專制之苦，嘗自由之樂，夷階級之制，立平等之域。國民主義，民族主義，昔存於理想，今現於實際。心理之感孚，速於置郵而傳命也”。就教育而言，則“教育無論於革命前，革命後或革命時，均極為重要……更對浚發國民自由、平等、博愛的天性有大助力”。36
針對其第二種重要論點，《民報》首先指出：“即以君主立憲而論，亦由國民革命之結果。未有國民不革命，而政府自能立憲者也。政府怵於國民之革命而讓步焉。君權民權，相與調劑，乃為君主立憲。若該報專望政府開明專制，而國民舍勸告以外無他事，其結果只能成野蠻專制政體，若望君主立憲，真羝羊生乳之類耳。”由是，民報乃批駁徒望清政府由實行“開明專制而至君主立憲”的論點說，清政府“所處之地位，只能與國民為敵，不能與國民為助明矣。故吾不以改革之能事望諸政府，而望之於國民。國民既能改革矣，則民權立憲當然之結果也”。37
正因為如此，針對改良派“只能要求清政府立憲”的論點，《民報》則乾脆批駁說：“彼政府之所以能專擅者，以其權力足以束縛人民也。人民苟不能脫其束縛，則其發言懸於政府之聽否，無絲毫自主之權也。不汲汲養成民力，而惟望其要求，各國政治革命之成例恐無此兒戲也”。更何況，“今日之政府，豈惟已絕無可望，直國民之仇讎而已”。38
就改良派所稱的“革命只能導致流血內亂”之說，民報首則慷慨言之曰：“為國而死，不愛其生，此國民之天職也。胡乃以殺人流血相怵？”繼則直言批駁曰：“革命不免於殺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殺人流血之禍可以免乎？”39
此後，各家民主革命派刊物，乃於中國本土和新加坡、檀香山、舊金山、香港等地參加了這一場大論戰。他們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綱領，遵循孫中山先生“必須進行政治革命”的民主革命思想，圍繞着“要不要推翻清王朝的統治和要不要建立一個主張民權的民主共和國” 等大是大非問題，對立憲改良派“只要改良、不要革命”，“只想哀求清王朝立憲、不想推倒清王朝君主專制政體”等錯誤思潮，特別是針對清王朝“虛以敷衍改良、實為撲滅革命，立憲為假、專制為真”的維護專制手段，予以了廣泛而又深刻的批駁。胡漢民在為《民報》纂文時便寫道：“舊日為異族政府所有者，固當傾覆之；而數千年君主專制之政府，亦必同時改造而後可以保存而竟存。”同盟會員汪東亦發表文章呼應說：“單純的殺人放火，根本談不上是革命，烏可以辱我莊嚴、寶貴之革命二字。”40《夏聲》與《河南》兩家雜誌，更從清王朝四十年來推行改革開放和空喊立憲入手，駁斥立憲改良派們說：“四十年來，言新法者，非今日之政府乎？無日不為之，而究其所為者何事？新法之收效於今日者安在？有能舉起大者示之於人乎？……夫以如是之政府，而日日言立憲，五年，十年，十五年之預備期限，常視吾民之舉動如何以為伸縮。而又於立憲預備之時期，宣布言論集會之苛虐條件，以為摧抑吾民之具。”41 而且，“以預備立憲時代即演出如許慘禍，吾不知實行立憲，則民禍將伊於胡底也！”42 “國民之普通自由，彼不能於預備立憲時代保護之，乃反於預備立憲時代剝奪之。國民政治上的權力，彼不能於預備立憲時代促進之，反於預備立憲時代限制之。非喪心病狂，奚為行動不倫，一至此極！”43
由是，革命派乃對改良黨人批駁曰：“彼保皇立憲黨人，不按以往之事實，不衡方來之時勢，終日抱乞求、哀求之目的，甚而泣婦其行者，更何異痴子愚蒙。對兇猛之獸，曰是可以笑容親猛獸也，是可以嫵媚近猛獸也。”44 鼓吹共和的《醒獅雜誌》在《醒後的中國》一文中，就曾指責一心追求君主立憲的政治改良派為“野老不知亡國恨，喃喃尤頌聖朝恩”。《二十世紀支那雜誌》則以“不到臨崖絕命時，強權政治有誰知”的沉痛呼喊，期望改良派能夠在強權統治的迫害中猛省過來。徐錫麟在刺殺恩銘的《光復文告》中更揭穿清政府的立憲說，“今則名為立憲，實乃集權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殺戮志士，苛虐無道，暴政橫生”，因而號召“重建新國，圖共和之幸福，報往日之深仇”。名聲卓著的《河南》雜誌尤對清政府的“預備立憲”大膽駁斥道：“嗟夫，預備立憲者，尚不如直其名曰預備殺人流血之直接了當也！”
這一場大論戰，因革命派據理力爭，民眾擁護，改良派因“大清朝不改”，非但窮於應付，而且益不堪擊。故時有論者稱“《民報》出現，國民主義和民族主義，漸浸溢同胞之腦海，向之與《新民叢報》有關係者，莫不倒戈相向而敵國之……數月以來之《新民叢報》，已為梁啓超一人之《新民叢報》，黨派之機關雜誌，忽變而為獨夫之機關雜誌，此真千古未有之慘狀也！”45 而它最為積極的效果，便是促成了共和主義思想的大普及。嗣後，廣西會黨領袖王和順即在《告粵省同胞書》中宣稱“接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並號召“建民主憲政之政體，行土地國有之制度”。而在江西萍、瀏、豐起義中，龔春台部的洪江會眾也已在文告中自稱：“奉中華民國政府命……不但驅除韃虜，不使少數之異族專其權利，且必須破除千年專制之政體，不使君主一人獨享特權於其上，建立共和民國，與四萬萬同胞，共享平等之利益。”
這一場大論戰，雖然在圍繞着“土地國有”等問題的爭論中，革命派因受到西方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而表現出一些不盡正確的思想，梁啓超亦表現了一些未必是錯誤的觀點，但因這一場大論戰真正的論戰重心，是在要共和還是要專制和要革命還是要改良的根本問題上面，並使得共和的思想戰勝了專制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戰勝了改良的思想，所以，它的積極意義也就無庸贅述。
四、中國民主革命迎來了她的高潮期、並且“於斯竟成”
上述的兩場大論戰，特別是後一場由革命派挑起的，對改良派的大批判，不僅使康、梁為代表的保皇改良派鋒芒失盡，而且使立憲改良派在對革命派和清政府的兩面作戰中，痛苦地迎來了它們最終的失敗和分裂。由是，革命風潮乃愈起愈猛，革命派更以“軀殼雖死、我志長存” 的精神，前仆後繼、萬難不辭的意志，連續發動了萍、瀏、豐起義，饒平、黃岡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九月防城起義，鎮南關起義，欽州起義，雲南河口起義，以及光復會於浙、皖的兩次起義，直至一九一零年十月和一九一一年四月的兩次廣州起義。其間，一是安慶新軍的起義，乃為革命之重要轉折，時論曾贊之曰：“安徽之役，事雖未成，然霹雷一聲，革命黨運動軍界起事之聲浪，已足以寒一般清吏之膽……安徽一役頸血未乾，廣東軍界之事又層見疊出……夫軍人者，彼專制君主平日所恃為心腹，而藉以壓抑平民保全皇位者也。為大勢所驅趨，雖恃為心腹者，畢竟亦不可恃如是。至是而一般以專制治其民者，遂不得不聲顫氣喘，手足無措矣！”46 辛亥革命終以武昌新軍起義而為其端緒，便是明證。二是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的廣州黃花崗起義，誠如孫中山所言：“是役也，集各省之革命黨精英，與彼虜為最後之一搏，事雖不成，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概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已造成矣！”47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自一九零五年以後，在中國同盟會包括其它革命團體所發動的歷次起義中，革命志士們萬難不辭、前仆後繼、英勇奮戰、一懷壯烈的犧牲精神，實為我中華民族千秋萬代之楷模。著名革命志士熊成基在失敗被捕“招供”時所說的話，尤代表了千萬革命烈士的心聲。他說：“各國革命之歷史，皆流血多次，而後成功。我此次失敗也，普通社會中人不知附和也。推其不能附和之原因，蓋因自由之血尚未足耳。比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發達。我們之自由樹，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48 安慶講武堂學生、革命烈士張勁夫在起義失敗後被捕“招供”時，曾直呼堂審的清吏曰：“爾速拿筆來，將我為漢族復仇之大意錄下，裨人人皆知殺滿人復仇為任務”。49 安慶新軍起義烈士周振豐，在被捕審問時亦從容笑曰：“我死之後，當化生千百萬之革命黨……以後須多派偵探，嚴密防範，否則有不堪設想之一日，爾細思之！”50 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在被捕前得知徐錫麟失敗的消息時，非但不逃，反而對勸她離開的人說：“我怕死就不會出來革命，革命要流血才會成功……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51 青年革命志士、黃花崗烈士林覺民，給妻子所留下的著名遺書，豈止摧人淚下，實能給人以無盡的勇氣。他在遺書中曾這樣寫道：“……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之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天下人人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鍾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此吾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 當時的中國，正是因為有了吳樾、徐錫麟、熊成基、秋瑾、禹之模、佘英、劉慎終、喻培倫、宋玉琳、陳可君、李文甫等一大批視死如歸的民主革命志士，方才能夠在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魂牽革命不足半歲之日，乃有武昌事發，即偉大辛亥革命的爆發。由是而使清王朝一仆而難起，瓦解崩垮於不數月之間。
應該說，清王朝的迅疾覆亡，既功在革命，亦功在改良，更“功”在清王朝自身一意拒絕政治改良的反動行徑上。因為無革命，清王朝便能苟延而殘喘；無改良，則不知清王朝堅拒改良以從善；而若無清王朝一再拒絕改良和一再撲滅革命，革命和改良又何能匯而合之，以一朝推翻之與瓦解之？甚至使中國數千年的君主專制政體，即帝制，亦終於隨着大清朝的滅亡而永劫不復了。
上卷總注釋
第一章：
07、英文版《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雙周評論》〔一一六〕第四三八頁。
08、《孫文學說》，卷一，《行易知難》第八章。
09、10、11、12、13、14，同上。
15、觀云：“人人皆革命黨，人人非革命黨”，《政論》第一號第七八頁。
16、一民：“改革之動機安在”。《政論》第一號第三九頁。
17、李建龍：《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第一二零頁。
18、參見〔美〕史扶鄰著《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一書。
19、孫中山：《中國革命史》。《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專刊。
20、21、22、23、24、25，同上。
26、27、28、29、30，同08。
31、孫中山：“於民報發刊大會上的講演”
32、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通過的“軍政府宣言”。
33、孫中山：“敬告同鄉書”。一九零四。
34、精衛：“民族的國民”。《民報》第一號第二六頁。
35、第一條：《民報》主共和，《新民叢報》主專制；第二條：《民報》望國民以民權立憲，《新民叢報》望政府以開明專制；第三條：《民報》以政府惡劣、故望國民之革命，《新民叢報》以國民惡劣、故望政府以專制；第五條：《民報》主張政治革命，同時主張種族革命；《新民叢報》主張政府開明專制，不知如何方副其希望；第七條：《民報》以為政治革命必須以實力，《新民叢報》以為政治革命只須要求。第十一條：《民報》以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叢報》以為革命反以得專制等。
36、精衛：“駁新民叢報最近之非革命論”。《民報》第四號第二八至三十頁。
37、精衛：“再駁新民叢報之政治革命論”，《民報》第七號第五四頁；“駁新民叢報最近之非革命論”，《民報》第四號第二八頁。
38、精衛：“再駁新民叢報之政治革命論”。《民報》第七號第五十、五四頁。
39、精衛；“駁革命可以生內亂說”。《民報》第九號第四六、四九頁。
40、胡漢民：“民報之六大主義”。汪東：“支那立憲必先以革命”。
41、皮生：“策國民之前途”。《夏聲》第五期。
42、不白：“警告同胞勿受要求立憲者之毒論”。《河南》第五期。
43、明民：“預備立憲之矛盾”。《河南》第三期。
44、征軒：“專制君主又將去其一”。一九零九年四月二七日《中興日報》。
45、《民報》第五號第一四零至一四一頁。
46、一九一零年四月十四日新加坡《星洲日報》。
47、 孫中山：《中國革命史》。
48、49、50、51，《辛亥資料叢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