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卷

第二章

第一、新文化運動是在思想文化上反覆辟的革命

　　如果說袁世凱、張勳的公然復辟，因全中國人民的“共擊之”而先後歸於敗亡，那麼，當之“再造共和”的大英雄，竟於馬場誓師到執掌國柄的轉瞬之間，就又成為再造假共和真復辟的大軍閥時，應該說，它給予國人的強刺激，實不亞於袁、張的公然復辟。尤其是北洋軍閥製造一系列混戰和混亂的行徑，不單使國人痛心疾首，特別使得中國的優秀知識分子們“寶愛共和之心，因以勃發；厭棄專制之心，因以明確”（陳獨秀語）。
　　再者，如前所說，辛亥之後清王室的宗親貴要就曾到處成立孔教會、孔道會、經學會等等，以宣傳“非復辟不能救中國”。而袁氏復辟帝制的先聲便是“通令學校祀孔，親率百官祭孔，下令所有衍聖公暨配禮賢哲後裔，膺受前代榮典，均仍其舊”，所謂“欲遏橫流，在尋正軌 ”，試圖以獨尊“孔教”，來改變所謂“波邪充塞、法守蕩然”的“共和現實”。康有為既在一九一六年九月上書北洋政府，要求“定孔教為國教”；又於一九一七年七月張勳復辟時，因身封“弼德院副院長”（院長徐世昌），而親擬宣布復辟的上諭。並稱：“自今以往，以綱常名教為精神之憲法，以禮儀廉恥收潰決之人心 ”，實際是要在思想文化上首先實現復辟。至於滿清的遺老遺少們，不僅為推動復辟而大肆鼓吹尊孔讀經，意在“倡明周公孔子之學”，而且還“亂鬨鬨你方唱罷我登場”地從辛亥前一直鬧到辛亥後，甚至從袁氏復辟一直鬧到北伐推倒軍閥乃止。由是，國中賢者便不難發現，凡復辟，必與獨尊孔教有關。孔教不僅是為專制復辟鳴鑼開道的精神法寶，而且是專制賴以復辟的政治法寶，更是專制已經實現復辟的一劑“思想保和湯”。因此，國中賢者們也就不論他們是提倡科學與民主的新型思想家，還是要反對文言文和舊文學的新型文學家，便都將孔教當作他們志在批判和打倒的對象。這，便是新文化運動狂飆伊始，就會喊出“打倒孔家店”的真正原由所在。它無疑是革命與復辟艱苦較量時代的思想產物，也是革命思想和復辟思潮的一場必有較量，更是辛亥前那兩場批判封建綱常名教和專制改良的共和主義思想運動，在辛亥後的繼續和深入。再加上共和國統之下的數度專制復辟，又給社會生活帶來了極大的混亂和痛苦，²⁸ 這就使得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學的提倡者們，不僅能夠認識到批判專制思想文化的必要性，而且能夠理解到提高人民思想文化素質，進一步普及共和主義思想的重要性。特別是他們又在一個特殊的痛苦時代 —— 革命與復辟艱苦較量的歷史時期，獲得了思想靈感和文學創造的深厚生活基礎及豐富情感泉源，因此，在思想有了，生活有了，痛苦也有了，追求亦更明確和更堅決的反覆辟時代條件下，思想革命和文學革命的先後兩聲吶喊，既開啟了對“孔家店”的大膽批判，又開始了對革命與復辟較量時代社會生活的文學表現。前者繼承辛亥前共和主義思想運動對封建綱常名教的批判，志在思想戰線上為反對專制復辟、推進民主革命而盡其功；後者則以晚清的文學革新為前瞻，繼承和發揚了它敢於批判現實的精神，勇敢地直面社會生活，以“引起療救的注意”。如是，一場在後來被託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文化革命，便在思想和文化兩個方面，並在革命與復辟正在艱難較量的中國大地上，被轟轟烈烈地推動開來了。

第二、新文化運動是以民主批判專制、科學批判愚昧的思想文化革命

　　作為新文化運動主體部分的思想革命，它萌動於袁氏復辟的歲月，呼喊於張勳復辟的前後，如潮如涌在軍閥復辟混戰的年頭，結果於北伐成功的輝煌年代。
　　一九一五年九月，陳獨秀已在《青年雜誌）創刊號上以“敬告青年”為題，為這一場反對復辟的思想革命，豎起了“科學和民主”兩面大旗。他說，“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一九一六年二月，他又在“吾人之最後覺悟”一文中，公開指出“中國欲求生存，必須拋棄官僚的專制的個人政治，實行自治的國民政治”。一九一九年一月，面對着復辟派非難《新青年》“破壞禮教、禮法、貞節、倫理”之等等罪名，他又發表了綱領性的“自辯書”，宣稱“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能不反對禮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塞先生，便不能不反對那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塞先生，便不能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並誓言“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才可以救治中國……若因為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能辭”。²⁹
　　由是，面對着在辛亥之後已經墮落為復辟派的康有為，和他一再力倡“尊孔、復古、讀經”所推起的一波波逆流，陳獨秀則在“孔子之道德與現代生活”等文章中，嚴正標明了“封建禮教與民主政治不可兩立，孔子之道與共和制度直接對立”的思想立場，豎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
　　由是，李大釗乃大聲疾呼“君與民不兩立，自由與專制不並存。是故君主生而國民死，專制活而自由亡”。³⁰ 吳虞則繼承了辛亥之前民主革命派對於綱常名教的批判，以在思想上和理論上進一步清算“維繫了二千年專制政治和家族制度之根本的孔子孝悌思想”，指出了禮教的吃人本質。
　　魯迅亦尖銳地抨擊了要借保存國粹而維護專制政治的“國粹派”們，指出“我們要保存國粹，須得國粹也能保存我們”。同時還鞭笞了仍然在叫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偽革新派們，批判了他們“既說是應該革新、卻又主張復古”的兩重思想。
　　可以說，既高舉起民主的大旗，以反對專制政治和整個專制制度；又高舉起科學的大旗，以反對數千年來專制思想、專制觀念和專制文化所造成的種種愚昧 —— 這在革命與復辟、即民主與專制激烈較量的時代，不僅已經是名副其實的新文化運動，而且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反覆辟思想文化革命了。

第三、新文化運動的成就和影響

　　顯然，由於新文化運動的先導部分和主體部分，乃是一場在政治上反對專制復辟的思想革命，這個革命在它一開場，便帶頭對於一切復舊、復辟的思潮和行為，進行了大膽的、並且是堅決的批判和清算，所以，作為新文化運動重要組成部分的白話文運動和文學革命，才有可能在一開場便生機勃勃地高舉起“反文以載道”的文學革命旗幟，更只在短短的幾年中便獲得了那樣大的成就。說到底，幾位留學生在美國關於“新潮之來不可擋，文學革命其時矣”的閒話，³¹ 之所以能夠在國中誘發起“文學革命”的時代大潮，無非是這個關乎文學的“閒話”，適應了辛亥之後國人在思想文化上反對專制復辟的時代需要，它，才有可能因為 “一點因由”，而被“着意點染”，從而在反覆辟的思想革命已經蓬勃開展的時代條件下，推動起了一場真正的文化和文學革命，結出了白話文運動和文學革命的碩果。這也是胡適之先生所小心翼翼提出來的“文學改良芻議”，到了陳獨秀的手裡，便不僅還了胡適之先生“新潮之來不可擋，文學革命其時矣”的本意，而且能就此做成一篇“文學革命論”，並喊出了“三推倒和三建設”之文學革命主張的根本原因。³²
　　新文化運動的第一個成就是白話文運動的勝利，即白話文的被正式公開提倡和被迅疾地推廣普及。³³ 這不僅對於文學革命和中國新文學的發展成形具有決定的意義，而且對於推動民主理念，普及科學知識，提倡革命精神，號召反對復辟，即在更為廣泛的規模上批判專制思想、專制政治和專制制度，推廣新思想、新觀念、新文化和新知識，直至推動北伐在全國的迅疾成功，均起到了無以低估的歷史作用。
　　新文化運動的第二個成就是文學革命的實績。首先，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便是在批判“吃人禮教”的新文化運動中應運而生的。緊接着，魯迅又從批判專制政治的“上下”兩個方面入手，以對孔乙己命運的深刻描寫，猛烈地批判了專制統治之精神枷鎖 —— “科舉制度”的罪惡；又在對鄉村遊民 —— 阿Ｑ形象的塑造中，深刻地揭示了專制制度之所以能夠維繫其長期統治的社會基礎，即中國傳統農民無思想、無文化，卻有着根深蒂固之封建專制觀念的本相。胡適、劉半農、郭沫若開始以白話詩歌的形式詠嘆社會的痛苦，人民的不幸，歌唱一個古老民族的方死和方生；以魯迅為代表的一批文學新人，則以重大的社會問題作為自己創作的主題，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中國的新小說、新詩歌、新戲劇終於爆發開來，其作為一場文學運動，不僅為白話文的迅疾推廣與普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巨大作用，為我們民族現代語言的形成建立了莫大的功勳，而且它開山之日便是結果之時，誕生了迄今為止，不僅在思想上，而且在藝術上都無愧於後人的不朽之作。尤其是它在革命與復辟公開較量的時代，作為那一場反覆辟思想文化革命的一個部分，確乎揭出了病痛，也引起了療救的注意，引發並堅定了人民、特別是青年反對專制復辟、追求民主政治的信念。這一切無疑都是文學革命的重大成就。
　　新文化運動的第三個成就是它對於整個社會生活所產生的巨大影響。由於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反覆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它雖由少數知識分子所倡導，卻又為廣大青年和普通民眾所參加。加上辛亥之後中國人民已經擁有相當的思想言論出版自由，分裂混戰中的軍閥又不可能在思想文化上再造專制一統，以強行取締這一自由，因而，這一場反覆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就不僅在思想上、文化上及文學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獲得了廣泛的響應。其影響之深，之廣，之所向披靡和只進無退，實是將革命與復辟公開較量時代的整個社會生活氛圍，引向了一個空前的質變階段。不僅予舊思想、舊文化以重創，特別予剛剛誕生、還在鮮血和痛苦中掙扎的新中國，在思想文化以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注進了新鮮的歷史氣息，使之迅速地出現了推陳出新的思想文化局面。尤其是它所表現出來的“崇尚自由、反抗權威，排斥專制、追求民主，批評傳統、肯定現代，破除迷信、推崇科學，深懷理想、一意求新，和要積極、不要消極，要個人主義、不要專制主義”之種種嶄新的時代精神，不僅在迅疾地改變着那個時代的面貌，而且對中國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巨大歷史影響。因而，在更加廣闊的社會生活與更為久遠的歷史範圍內，將它視作在各個方面均要推陳出新的一場“思想啟蒙運動”，也就言之不過。

第四、新文化運動在文學革命和思想革命方面的負面影響

　　其一、文學革命方面。由於中國數千年傳統思想文化的重要成份 —— 專制的思想文化體系，絕非是一朝一夕所能批判、清算得了的；由於剛剛認同科學和民主理念的批判清算者本身，同樣背負着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的影響；由於辛亥之後的中國正處在革命與復辟反覆較量的特殊歷史時期，他們既身置其時，又身在其中；因而，他們對於時代發展的本質，也就很難認識得十分清楚。由是，那一批在舊時代為舊文化所培養起來的新文化人，即“新青年”，就自然而然地會把由專制復辟所造就的社會災難，和由剛剛覆滅的專制王朝所遺留下來的社會痛苦，與辛亥革命是一場失敗的革命聯繫起來，甚至反轉過來認為，這一切都是辛亥革命沒有獲得成功所致。這就使得魯迅等一批作家於文學革命後期，將對數千年專制社會的批判與辛亥革命所必然要引起的時代陣痛劃了等號，不僅混淆了辛亥前後中國社會發展的本質區別，而且混淆了民主革命和專制復辟的政治界限。從而為不僅要推倒專制制度，甚至要否定辛亥革命的錯誤思潮，作了文學上和心理上的鋪墊。比較一下法國波龐王朝復辟時代的巴爾扎克、福樓拜等偉大作家，重新認識一下他們在文學上一心要批判的復辟貴族，竟恰恰是他們在政治上一心要維護的心愛者 —— 這樣一個“根本矛盾”，我們就能明白，他們對復辟時代社會心理與時代風情的描寫，實在是對那個“革命與復辟正在艱難較量的”時代，作了相當本質、相當鮮明，即相當深刻和準確的文學概括。於連·索黑爾，包法利夫人，德·拉·木爾侯爵的女兒馬特爾小姐 —— 應該說，正是從這些不朽的文學形象身上，我們才看到了法國社會民主進步和專制倒退的激烈衝突，以及這個衝突之必然要解決和必然能夠解決的歷史前途，即“聖·瑪麗街修道院裡的共和主義英雄們”一定能夠戰勝專制復辟的勝利前景。這固然是法國文學已經走向成熟的表現；同樣是法國民主革命前漫長的思想啟蒙運動，曾對專制主義實行過廣泛深入批判的一個積極成果；更是法國傳統農業社會已經並正在解體，民主與科學已經先走一步這一歷史進步性，所帶來的進步文學現象。
　　其二、思想革命方面。由於新文化運動在思想革命範圍內，沒有能夠積極地區分傳統思想文化與其中“專制思想文化成份”的界限，從而將所有的傳統思想文化都當成了批判和打倒的對象，這就不僅為對手的反擊帶來了可乘之“理”，而且表現了對於民族文化遺產的不公正態度，更為嗣後在共產革命思潮的侵擾下，不加鑑別地動輒便要否定和打倒傳統文化，甚至以批判和打倒傳統文化來取代對於當代共產專制思想文化的清算，提供了似是而非的理由。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在中國大陸出現的，某些人不能、不敢、甚至是不願批判共產專制政治，卻樂於批判、直至全面否定民族傳統文化，並堅持鼓吹民族虛無主義的奇異文化現象，雖然不過是一種改良主義的文化現象而已，但是，這一改良主義的文化現象，卻在維護共產專制制度，鼓吹共產專制體制內的政治改良，淡化共產專制制度的罪惡，特別是它在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上，對新一代青年所產生的惡劣影響，實在不能不說是新文化運動“負面影響”的一個至為悲哀的歷史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