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毛主席”：血染的顶子 1929～1931年 35～37岁
自一九二九年初离开井冈山以后，毛泽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全控制了两支军队：朱毛红军和彭德怀军，以及闽西红区。但他眼睛一直盯着井冈山东边的江西红军和他们的根据地。
红色江西1领袖是颇有魅力而相对温和的李文林，指挥着一支几千人的队伍。毛二月从井冈山来到他们的地盘时，他们曾热情地接待这批“阶级弟兄”。毛呢，马上就宣布自己是他们的上级，派他的么弟泽覃做红色江西首府东固的党委书记。这些都是自我委任，没有中央的授权。江西人心里不舒服，但没有跟毛争执，因为国民党军队追来了，毛得转移。（1不包括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
留下的泽覃没有毛似的权力欲跟争斗的劲头。中央巡视员曾描述说，他干事像害疟疾，“高兴时即努力干，不高兴即不干，有些小孩子气，而且怕负责。”毛只得在三个月后重新派来个得力的亲信作泽覃的上司。此人是毛的湖南老乡，叫刘士奇。
刘士奇一来就把泽覃的女朋友贺怡夺走了。贺怡是贺子珍的妹妹，于是刘跟毛成了连襟。刘和毛在性格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他自己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江西共产党人说他“没组织〔观念〕，脾气太坏，爱骂人，态度不好”。他也像毛一样手很长，会不择手段地抓权，不到半年就抓到好几个重要职务。一九三○年二月古田会议后，朱毛红军成了毛的工具，毛再度来到江西，要一举吞并红色江西。
毛宣布在一个叫陂头的地方，召开与红色江西的“联席会议”，时间定在二月十日。一俟通知发出，毛就把开会时间提前到二月六日。等抵制刘士奇抓权的江西代表赶到时，会已经于九日结束了。
这就是史书上的“陂头会议”，实质上是两连襟唱双簧。一唱一和的结果，“联席会议”授权毛“统一领导”红色江西，作总前委书记，刘土奇作红色江西地方党组织首脑（赣西南特委书记）。江西红军创始人李文林只得到一个低级地方职务：赣西南特委下属的赣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
江西共产党人当然不服。毛于是用恐怖手段来吓唬他们。在陂头，四个有名的江西领导人被打成“四大叛徒”，以“反革命”罪名枪毙。这是第一批有名有姓的被毛为了夺权而杀掉的共产党人。从此，毛和刘士奇用杀头来威胁不听话的人。中央巡视员报告上海说，刘“时常有不满的地方即乱骂，在乱骂的言词中带有‘枪毙’的话语”造成了“党内的赤色恐怖”。连襟们特别爱用的罪名是“反动富农”，当时正是斯大林斗争富农的时期。毛声称红色江西“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 ”，根据是红色江西的领导们都出身地富家庭。其实毛本人出身也是富农。
中共那时已有不少人以革命的名义报私仇。1为了权力而杀人，在中共党内，毛似乎是始作俑者。
（1在井冈山宁冈县，抓国民党县长张开阳的第一届共产党政府主席文根宗在就任七个月后被仇杀。）
中央没有授权毛管辖江西红军，把江西红军编为十三个军之一，跟朱毛红军平行，连军长都物色好了：蔡申熙。据江西的报告，蔡到江西后，毛“用手段打击蔡申熙同志”，不准蔡就职，而是派一个听他话的人任军长，连襟刘士奇当政委。江西跟上海之间没有电讯联系，全靠巡视员、汇报人在几百公里的长途上，凭两条腿传书带信。毛竭力封锁与上海的联系，很可能还跟刘士奇谋杀了反对他们抓权的巡视员江汉波，后来冒用江的名字写了一份支持抓权的报告给上海。
毛对付中央的另一个办法是不再积极给上海写报告。他打算先夺权，再迫中央承认既成事实。中央不断给他写信，催他去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大会，他置之不理。这时一条消息在报上广为传播，说毛病死了。上海跟莫斯科久不闻毛的音信，真以为毛死了。三月二十日，共产国际的杂志发表了一篇镶着黑框的讣告：“中国消息：毛泽东……红军的创始人，在长期肺病后逝世于福建前线。”
但不到两个星期，中央就发现毛原来还活着，活得很带劲，而且抓了江西红军的权。中央急了，四月三日发通知给全国红军，措辞严峻地命令他们不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中央：“各地已组织的正式红军，一切指挥权完全统一于中央军委。”通知特别不点名地批评毛擅自编管江西红军。
红色江西人有了中央指示，五月分就反了，有的地区的干部甚至鼓励农民起来反对毛跟刘士奇的统治。毛来了以后，把江西共产党人的注重生产谴责为“建设主义”，不断逼迫农民开大会，严重影响生产，农民不胜其扰。刘士奇实行严酷的高压控制，他的命令包括要老百姓“不要顾至亲戚朋友关系，凡是来到自己家里或发现其他地方有行动不对的人不论亲戚朋友，应报告苏维埃拿办……”
一区又一区农民起来反抗。刘士奇宣布反抗是由所谓AB团领导的。AB是“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英文缩写，过去江西有过这么一个反共组织，现在早巳没有活动了。刘士奇借用AB加罪于反对他的红色江西人，一个月不到，几千“地主富农”、“AB团”就死在他的屠刀下。
八月初，毛泽东带着部队北上长沙去吞并彭德怀了。江西共产党人抓住这个机会，在老领导李文林的主持下召开代表大会，把刘士奇选掉了。
开会时群情激愤，人们不断站起来指斥刘，矛头同时指向毛。据刘士奇后来自己给中央的报告，人们针对他和毛说：“我们党内危险，负责人好当官，会变成军阀。” 说他们俩“不许别人发言，任意加入机会主义的名词”，“枪毙”了太多人，“逼成了党内浓厚的赤色恐怖”。大会作出决议，要求中央开除刘士奇。但这些红色江西人不像毛、刘那么心狠手辣，他们没杀刘，让刘去了上海。中央把刘派到另一块红色根据地鄂豫皖。在那里他遇上了一样嗜权好杀的张国焘，他也就做了刀下鬼。他走后，妻子贺怡跟毛泽覃结了婚。
刘士奇既被解职，毛泽东便失去了掌握红色江西的手。二打长沙后，他打马回头，要重新控制江西。他也是回来报仇的。十月十四日，他在归途中给上海写信说，江西共产党“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为AB团富农所充塞”，“非来一番彻底改进，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
就是在这时，毛得知莫斯科内定他为即将成立的红色政权首脑。既然莫斯科宠他，他不妨杀掉那些反对过他的人，制造大恐怖，使将来没人再敢反对他。
十一月下旬，毛从红军开刀。他把部队集中到红色江西的中心，以便没人能逃。他宣布彭德怀军里发现了AB团组织，首领叫甘隶臣，罪名是“煽动官兵脱离前委领导”，也就是说，企图摆脱毛的兼并。逮捕和处决就此开端。
朱毛红军里，毛也有不少的帐要算。一年多以前，这支红军曾把他选下了台。一个名叫刘敌的军官给上海写信说：“我对毛素来是不太信仰的……中央八月一日来信宣布，中国临时政府的主席是向忠发同志，而毛总是用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出布告，尤其是打开吉安以后，会到各军素识的各级干部，都感觉得非常不安，带着灰心的样子，觉得在共产党里面做工作还要学会溜勾子，真划不来。那时我也同情，感觉得党的布尔什维克精神一天一天的削弱……”毛知道人们厌恶他，自己在一九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给上海的“答辩”信中，承认人们说他是“阴谋家”，“喜欢用政治手段‘拉一个打一个’”，“陷害同志”。
毛打AB团，主要用的人叫李韶九。此人被不少人认为“素来卑鄙龌龊”。一个巡视员写道：“李在一纵大部分人不满意他，因李只于未出发前的训话非常的勇敢，作战则畏惧怕死”。
在李韶九具体主持下，“首先是总政治部，接着就在各军、各师开始了。”朱毛红军的萧克将军回忆道：“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他〔们〕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朱毛红军“共打了一千三四百人”。
毛给上海的信中自己说，一个月的工夫，在他管辖下的整个“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以上”。大多数被杀，所有的部受到严刑拷打。毛说刑讯是天经地义，受刑不过乱供本身就有罪：“是忠实的革命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他的同志呢？”(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