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蘇聯跟納粹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瓜分了波蘭。對斯大林與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勾搭切齒痛恨的中國人中有中共的創始人陳獨秀。陳因觀點獨立被中共開除,在國民黨監獄裡坐過幾年牢。在一個“無月的黑夜”,他悲憤之餘,寫下一首長詩,用古傳說中的大疫厲鬼比喻斯大林,譴責斯大林“是非旦暮變,黑白任其情。雲雨翻覆手,信義鴻毛輕。”
蘇德條約的簽訂打開了通向蘇日條約的大門。蔣介石擔心中國可能成為另一個波蘭,就此警告蘇聯。毛澤東卻非常高興。毛在整個抗日戰爭中的戰略基點就是希望蘇聯捲入,現在柳暗花明,終於有了實現的可能。
這年九月底,斯諾問毛對蘇日條約可能簽訂的反應,毛答道:“可以簽訂”,如果不妨礙“世界解放運動的利益”,“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民族革命的利益”。這些利益在中國除了指中共的利益,還有什麼呢?當斯諾問:蘇聯對中共的幫助是否會採取占領半個波蘭那樣的形式?毛積極肯定地答覆:“按照列寧主義,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波蘭模式是毛的期待。★斯大林要是跟日本瓜分中國,毛本人自然會當上半壁江山的統治者。(★毛關于波蘭模式跟蘇日條約的這段談話引起了莫斯科的不滿。季米特洛夫給毛打電報說:“這個訪問記的破壞性實質必須揭穿。我們緊急要求毛澤東和其他中國同志不要對外國記者發表像對斯諾那樣的談話,因為這已經被用來為搞破壞服務。”毛也明白他說漏嘴了,從此不再接近斯諾,直到中蘇公開分歧的一九六○年要再利用斯諾時,才讓他重訪中國。)
第二年,毛為蘇聯通過蘇芬條約奪取芬蘭一大塊領土而興奮。他在給中共高層的秘密指示中說:蘇芬條約“保證了世界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勝利”。在法國被劃分為德國占領區跟維琪政府時,毛又看到了把一個國家一分為二的可能。在十一月一日給高級軍事領導人的指示里,他用隱晦的語言說:“蘇聯出面調整中日關係的可能性仍是有的,中國要爭得比較法國優勝的地位,只有蘇聯出面調整與我們堅持努力才有可能。”毛設想的一個前景是:日本扶持國民黨傀儡政府,蘇聯出兵,幫助中共,“國共劃界而治”,以長江為界,“隔江而治” ,搞“南北朝”。
按波蘭模式跟日本瓜分中國,正是斯大林此時的中國政策。蘇德條約簽訂後,蘇聯開始了跟日本的談判,中國問題是中心。談判中,中共實力越強,占地越多,斯大林討價還價的空間就越大。毛澤東看準了他的擴展對斯大林的好處,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年之交,他給莫斯科的報告在調子上有了明顯的轉變,開始直言不諱地談論跟蔣介石軍隊的內戰。蘇德條約簽訂前,毛總是把火併說成是國民黨要殲滅中共,中共都是自衛。而現在,他火藥味兒十足,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報告說,在內戰中,“勝利一般都是我們的”,“在河北我們殲滅了六千人,山西一萬人。”
斯大林沒有制止他,相反地,他用實際行動表示了對毛的默許。三天后他批准了給中共每月三十萬美金的資助。周恩來離開莫斯科回國時,帶給毛一座新電台專為跟莫斯科聯繫。毛的助手師哲回憶道:“我們同莫斯科建立了非常可靠的空中聯絡,但只有毛主席一人有權使用”,“往來的電訊,不但都由毛主席親自處理,而且全存在他那裡,向誰傳達或傳閱,也由他決定。”
有了蘇日條約簽訂的前景,毛開始了同日本情報機關的合作,目的是打擊蔣介石,保存、發展中共。負責這項工作的是潘漢年,他聯繫的對象有日本駐上海的副總領事、高級情報官員岩井英一。岩井給了潘漢年一張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簽發的特別證件,上面明確寫着:凡日本軍、憲、警如對持證件人有所查詢,請先與日本總領事館聯繫。延安派去的情報幹部一度還在岩井公館裡架設了電台,以便直接同延安聯繫,後因 “困難太大”而沒有使用。
潘漢年給岩井提供蔣介石的抗戰能力、他與中共的矛盾衝突,以及他與列強的關係等情報,還有英美情報人員在香港、重慶的活動訊息。日本方面對這些情報評價很高,其中一份曾讓日本駐華大使“高興得發狂”。日本侵占香港時,岩井派專人把中共在那裡的情報人員安全撤走。潘漢年對岩井說:這些人將“一部分去內地,繼續幫助我搜集那邊的情報,一部分轉到上海來幫助我們搞和平運動。”所謂“和平運動”是日本脅迫中國投降的非武力運動。有個著名的“興亞建國運動委員會”,由潘漢年參與組織,裡面主要成員都是中共派去的。
日本人的手被用來更直接地打擊國民黨。一位當時的中共情報人員回憶說:“‘用敵人的手,來打擊敵人,瓦解敵人,這是最機動最巧妙的革命策略。’康生同志過去曾屢次對我們這麼說。然而,只有這次在杭州,我才看到如此生動的例子:在敵人的偽組織機構中,大量的充斥着我們的同志”,“據我直接知道的,上海兩次破獲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和一次在江南日本人對忠義救國軍的圍剿,都是我們的黨在日本人的合作之下的傑作。”★(★據現有資料,中共沒跟日本人在戰場上具體合作。只有一份蘇軍情報局駐延安組長對莫斯科的報告說:一九四三年夏天一次中共軍隊在山東“與日軍配合”進攻國民黨軍隊。)
除了打擊蔣介石以外,潘漢年的另一項任務是使日本人放過中共。經岩井介紹,他會見了日本在華最高情報首腦影佐禎昭,向他建議在華北停火。這一建議終因日方沒有反應而無結果。但在華中,潘漢年與日本方面(通過日本華中派遺軍謀略科長都甲大佐)達成默契:新四軍保證鐵路交通線的暢通安全,日本人對新四軍在鄉間發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數年來,日本火車通行無阻,新四軍也成長壯大。日本人為什麼要容忍中共?我們問日本天皇的弟弟三笠宮崇仁,他曾是日本侵華軍隊的軍官。他答道:日本認為中共不具備戰略重要性,只能搗亂。日本始終把蔣介石作為主要敵人。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