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整風中，毛的另一個目標是叫整個中共領導層匍匐稱臣，使他永遠不再需要莫斯科的認可。
德國入侵蘇聯不久的一九四一年秋，毛召開一系列政治局會議，要所有過去反對過他的人，引起過他不快的人，都卑躬屈膝地譴責自已，唱他的頌歌。大多數人，如張聞天、博古，都乖乖照辦。★周恩來當時在重慶。只有一個人拒絕從命，他就是王明。（★博古在一九四六年死於飛機失事。）

王明一直在毛的股掌中過着小媳婦的日子。十月，他有幸看見季米特洛夫給毛的電報，裡面問了十五個嚴厲的問題，包括：中共準備採取什麼實際行動打擊日本，以阻止日本與德國夾攻蘇聯？手上有了莫斯科對毛不滿的證據，王明膽子壯了，抓住這個機會打算東山再起。政治局會議上，他拒絕表態說毛一貫正確，反而批評毛的抗日政策，說在這個問題上正確的不是毛，而是他。他要求跟毛在黨的大會上辯論，說他決心與毛爭論到底，到共產國際去打官司。

毛本來計劃在政治局所有人都表態臣服後，召開已延遲多年的“七大”，名正言順地當黨的領袖。毛做事實上的中共領袖已近七年，但一直還沒有正式頭銜。王明這麼一鬧，毛的如意算盤便散了架。如果倔強的王明在“七大”上挑起論戰，辯論抗戰政策，輸的準是毛。毛不敢在這時開“七大”。

事態發展出乎毛的意料，他又氣又急，一腔怒火從筆尖宣泄而出。這段時間，他寫了九篇罵人的文章，痛罵王明和王明從前的盟友，包括周恩來，哪怕周早已倒戈成了毛的忠實助手。這些迄今尚未公諸於世的文章，據毛的秘書胡喬木說，“的確寫得很尖銳”，“咄咄逼人、鋒芒畢露”，“用詞辛辣、尖刻”，是毛的“鬱悶情緒的大宣泄，刺人的過頭話不少”。有一節稱王明等人為“最可憐的小蟲”，說他們“儘是些假馬克思，或死馬克思，或臭馬克思，連半個真馬克思，活馬克思，香馬克思也沒有”。

毛把這些文章改了又改，然後收了起來。這些他花了大量心血的心愛之作，三十多年後仍念念不舍，心頭痛恨他的同事時，用讀它們來發泄。一九七四年六月，王明在莫斯科剛去世不久，周恩來身患膀胱癌而毛又不得不讓他動手術，這時眼睛幾乎失明的毛叫人把文章找出來讀給他聽。一九七六年他死前一個月，還讓人又給他讀了一遍。

王明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向毛挑戰之後，突然病倒了，住進醫院。王明說是毛澤東給他下了毒。這有待查證。確有證據證明毛給王明下毒的，是第二年三月，王明準備出院時。那時王明仍不屈服，在醫院裡還做詩說：“自是凜然爭氣節，獨逢亂諂不低頭。”說毛“一切為個人，其他都不管。”“反對蘇共和蘇聯、反對中國共產黨”，甚至直點其名：“毛澤東製造毛澤東主義，建立個人黨內專制和個人軍事獨裁。”這樣一個敢於反抗的王明，出院後準會給毛帶來無窮的麻煩。毛決心除掉他。

替毛下毒的是一位姓金的大夫。他最初跟紅十字會的醫療隊來延安，因為是婦產科和小兒科專家，共產黨把他留下了。王明住院後，他被派任主治大夫。他給王明下毒的事實，有一九四三年七月延安醫生會診總結（“對於王明同志病過去診斷與治療的總結”）白紙黑字為證。這份會診總結是中共捂得最嚴實的秘密之一。

會診總結說：三月初，王明病好轉，準備出院。但金要把他留在醫院裡，“金主任主張拔牙、割痔瘡、割扁桃腺”，這後兩個手術在當時的條件下都是“大手術”“是危險的”。由於別的醫生反對而作罷。十三日，王明出院那天，金大夫給他吃了一片藥，吃下去王明就出不了院了。會診總結說：“三月十三服一片即頭暈，三月十四服二片，即嘔吐頭暈、肝劇痛、脾腫大、心區痛”。金“三月十五日又叫病人吃一片”，“第二天的診斷就發現急性膽囊炎及肝炎，肝腫大”。

會診醫生始終沒從金那裡問出他給王明的是什麼藥。藥“是由金主任直接拿給王明同志的，沒有第三人證明，也沒有藥方。”“金主任的答覆是模糊的，一會說是 Streptocide，一會又說是Sulfamilamid，一會說是○·三一片的，一會又說是○·五一片的。藥是什麼形狀大小也都談不清楚”。但會診確定：“服此藥後病人的中毒症狀與某些其他藥品中毒症狀是相同的，例如砒製劑”。
王明滯留在醫院後，金大夫給他開大劑量的甘汞加小蘇打。這樣的配合是有名的禁忌品，因為它會產生升汞，使服用者汞中毒。會診總結列舉了王明一系列“汞中毒現象”，說金給王明吃的汞“超過極量”，“足以引起數人中毒或致死”。

王明自然開始懷疑金了，停止了吃藥，否則他早死了。六月，金大夫不再給王明毒藥，原因是延安來了新的蘇聯聯絡員孫平（Pyotr Vladimirov）。孫曾在東北工作過，說一口流利的中文，又跟好些中共領導認識。他的級別很高，是個將軍，報告直達斯大林。跟他同來的還有蘇軍情報局大夫阿洛夫（Andrei Orlov），外加一個電台報務員，直接給莫斯科發電報。

七月十六日，孫平、阿洛夫向莫斯科報告，王明“治療九個月後瀕於死亡”。王明沒有告訴他們他懷疑自己被下毒，他既沒有證據，又身在毛的掌心裡。

一九四三年初，王明病情惡化。延安的醫生們跟阿洛夫大夫一致建議送他到國民黨地區或者蘇聯去治病。毛拒絕放王明走。為了能去莫斯科，王明一月八日向孫平口授了一份直呈斯大林的長電，裡面列舉了毛“許多反蘇反共的罪行”，最後“請求是否可能派飛機接我去莫斯科治病，屆時我將向共產國際領導匯報毛澤東罪惡的詳情。”

王明的尖銳的話被孫平去掉些鋒芒後發往莫斯科，二月一日到了季米特洛夫手上。毛顯然得知王明的這封告狀電報，馬上也給季米特洛夫發了封電報，反告王明。儘管如此，季米特洛夫答覆王明說：“我們將派飛機接你來莫斯科。”

二月十二日，金大夫又一次給王明開致命的甘汞加小蘇打。一星期後，他給王明開單寧酸灌腸，開的濃度高到“有嚴重危險”（據會診總結）。王明既沒有吃藥也沒有灌腸，將處方留了起來。

毛感到危機在即，採取緊急措施。三月二十日，他秘密召開排除王明在外的政治局會議，把自己正式任命為政治局兼書記處主席。決議給毛絕對權力，說中央的任何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王明被趕出書記處。

毛就這樣第一次當上了中共主席。然而，他當得鬼鬼祟祟，沒有向全黨宣布，也對莫斯科保密。這件大事在毛一生中都是國家機密，知道的人寥寥無幾。

三月二十二日，王明第一次告訴俄國人他被下毒。他把金大夫開的處方交給阿洛大大夫，孫平隨即電報莫斯科。莫斯科馬上回電說處方“導致慢性中毒”，“嚴重時死亡”。王明這時又把處方給延安的醫療負責人傅連暲看，這樣有了會診。

毛澤東的伎倆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他不便阻止會診，就利用它為自己服務：會診期間，王明是不可以離開延安的。

毛也早預備下了替罪羊，就是金大夫。孫平記載道：三月二十八日，江青“突然來拜訪我”，“她長篇大論地對我談金大夫如何不可靠，說他也許是個特務”。

五十六年後，在北京城一幢千篇一律的水泥樓房裡，當年延安會診的十五個醫生中唯一活着的Y大夫接受了我們的採訪。這是一九九九年，大夫高齡八十七歲，但頭腦仍然敏捷，動作毫無老態。他靜靜地端坐着等我們擺弄好錄音機，然後莊重地開始他顯然準備好的為歷史留下紀錄的敘述。

會診決定一作出，Y大夫就領到任務去觀察王明的病情。他說：“我在王明家裡住了一個月，住在他隔壁房間的書房，我為他熬了一個月的尿。拿很薄的金片子丟進尿里，再夾出來，放在顯微鏡下看，看金片如果有紅的顏色，那就是汞沾在上面，說明尿里有汞。”“裡面有幾次陽性。他是慢性中毒。”Y大夫把他的發現報告給上級。若干星期沒有下文。

六月三十日，會診終於開始。七月二十日結論作出：金大夫給王明吃了毒藥。金本人也在結論上簽了字。他在旁邊打括弧寫道：“其中數點另外聲明。”但他從未發表任何聲明。一次開會時，當着一屋子醫生，大夫親眼看見金“跪在孟慶樹（王明的夫人）面前，哭了很久，又哭又求，求諒解他，說他是錯了，但不是故意。”王明夫婦和醫生們都知道，金身上常揣着國民黨軍隊編的小辭典，叫《軍醫必攜》，裡面明明寫着甘汞不能跟小蘇打配用，而且金還在下面用紅筆畫了線。Y大夫質問他說：“你看你那裡面都有寫着，禁忌藥，危害又大，你還劃了槓子！”金啞口無言。

金不但沒有受懲罰，反而被保護在棗園，跟特工人員吃、住在一起。他繼續做毛跟其他中共領導人的醫生。江青的流產和結紮手術是他做的。中共掌權後，他當上了北京醫院院長，負責給中共領導人和他們的家人看病。毛的大兒媳婦患闌尾炎送進北京醫院，做手術要家人簽字，岸英不在場，是金代簽的。這一切都說明，毒害王明根本不可能是金個人的決定，或醫術問題。

王明的會診報告自然隻字未提毛。但蘇聯人毫不懷疑毛是後台：“王明被下了毒。毛澤東和康生參與其事。”(待續)